9·30运动和国家罪行(七)艾地的角色

发布于 2020-06-04 09:05

本书是根据萧玉灿所有有关9·30运动的文字和录音的记录整理出来的。9·30是发生在五十年前的事件,它彻底改变了印尼的政治体制,并导致在印尼的数百万无辜人民的痛苦。而这一切,是由苏哈托将军所领导的国家实施的。期望本书得以与其他有关9·30运动的许多出版物一道,提高历史学家和年轻一代客观地研究和分析9·30运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本书将鼓励子孙后代努力争取确保不再发生如苏哈托们所犯下的国家罪行。

9·30运动和国家罪行(七)艾地的角色

 萧玉灿 印尼视角 1 week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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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和国家罪行

 

艾地的角色

 

一些人证实,艾地曾获悉已经成立了一个将军委员会,在1965年10月5日武装部队日纪念大会之前将采取不利于印尼共产党的行动。

 

因此,可以猜测,艾地一定会认为印尼共必须在1965年10月5日之前对将军委员会采取行动。

 

这个说法并不能解释这就是选择9月30日原因,因为如果选10月3日,那么在10月5日之前也还有两天。

 

艾地在策划9·30运动中的角色和在9月30日实施计划的逻辑,并不能确定。但是,如果根据1965年9月30日之前的几个事件,我们应该能找到艾地的逻辑。

 

许多政治犯都知道9月毛泽东主席和艾地在北京有会晤。此事似乎可以被用来说明为什么要在9月30日这天实施运动。艾地为自己是社会主义阵营之外最大的共产党的领导而感到自豪,据说是受到毛泽东提出的一些问题的刺激。

 

毛泽东和艾地的会谈时,印尼共中央委员曹德崇作为翻译也参加了。据曹说,会谈的内容大致如下:

 

毛:印尼共产党党员来自工人阶级的占百分之几?

 

艾地:不知道确切的数字,我们从未统计过。

 

毛:印尼共产党中央委员来自工人阶级的占多少比例?

 

艾地:也不能说准确,从来没有调查。

 

毛:那政治局呢?

 

艾地:目前还不确切知道。

 

毛:艾地同志来自哪个阶级?

 

艾地:我的父亲是个宗教导师。

 

毛:如果是这样,艾地同志领导印尼共产党必须非常小心,不能犯第三次危害性的错误。犯第三次错误后果会很严重。

 


 

据曹说,在进行此会谈之前,还有一些关于在日本时期谁领导印尼共地下工作的问答。毛泽东的问题艾地也没有明确地回答。

 

艾地显然没法回答,因为,日本占领时期印尼共产党的领导者是维达塔,但在承认这个事实的问题上,印尼共一直没有达成共识。维达塔在帕穆吉被日本人抓获并死在日本人的监狱后接手了印尼共最高领导权。

 

茉莉芬事件的重要人物苏马尔索诺讲述说,当慕梭抵达日惹并与印尼共领导人会面时,曾痛骂所有印尼共的领导,因为维达塔被印尼共“判了死刑”。

 

慕梭在会议上进一步说明:共产党不可以判其党员死刑,即便他犯了大错。对共产党员最重的处罚是永远开除出党。判维达塔死刑的做法违反了这一规定。

 

帕穆吉咽气之前,写了一张的纸条交给一起被日本人关押在同一监狱的苏迪斯曼,上写“继续战斗!”

 

那张纸条被认为是他的遗嘱。它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有权继续领导地下的印尼共产党?

 

苏迪斯曼从日本人的监狱释放出来后,遇到了帕穆吉被日本人俘虏后领导地下的印尼共产党的维达塔。苏迪斯曼觉得他手里有遗嘱,有成为新的领导者的权利。据传,维达塔表示,最好是等待包括地下的和公开的印尼共产党员举行会议来选举自己的领导人。维达塔希望新的领导由党员选出,并不愿意把领导权交给苏迪斯曼或其他刚从日本监狱里出来的印尼共骨干分子。

 

在等待开会时,在三个地方(直葛、八马兰、北加浪岸)发生了从日本所培植的腐败和压迫人民的文官政府手里夺权的“三地事件”。

 

这三个地方的人民已经在日本占领时期受够了苦难。从日本所培植的文官手里接管地方政府领导权的运动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

 

但是,印尼共和国政府指责此行动是分离主义,不利于印尼共和国。因此,政府采用武力镇压。

 

参与此行动的印尼共领导人成了被告。阿米尔·沙利弗丁通过社会党的印尼中央国民委员会工委委员苏本诺进行干预,导致三地事件的政治解决。卷入此事件的印尼共领导人萨尔吉托、陈仁锦等人被释放,此后还参与领导印尼共产党。

 

然而领导此运动的维达塔失踪了,后来才发现他被印尼共产党的领导判处了死刑,因为他被认为是煽动印尼共产党反对印尼政府,犯了大错。为此,由于维达塔被党判处了死刑,党就不可以说,他是日本占领时期的党主席。这就是艾地不能回答毛泽东“谁日本占领时期领导印尼共产党”这个问题的缘由。

 

据了解,9·30事件前维达塔已经得到平反,用他的名字命名印尼共产党干部特殊教育学院,与阿里尔汉姆及巴赫塔鲁丁齐名。

 

毛泽东问的另一个艾地很难回答的问题,是1948年茉莉芬事件时艾地在做什么。

 

正如众所周知及前文所述,艾地与阿利敏一起被捕,但在抵达梭罗之前逃脱,而其他印尼共产党领导人在加托特·苏布罗托的命令下都被杀害了。艾地和鲁克曼后来到了雅加达。不过,据安塔拉通讯社在1950年初的报道,在丹戎不碌港已经举行了欢迎艾地和鲁克曼刚从越南和中国回来的仪式。艾地肯定不能告诉毛主席他那时是在中国,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宣布成立。

 

包含那些问题的对话显然冒犯了艾地作为世界上一个主要共产党的主席的自豪感。据艾哈迈德·苏马迪等一些熟悉他的人说,与毛泽东主席的对话促使艾地想表现自己作为一个大党主席的天才能力。

 

他希望实现突破,领导一个得以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斗争经验的伟大事件,用以前在世界上从来没有实行过的办法来取得胜利。因此,他想在中国的国庆,1965年10月1日之前实现此胜利。一些人推测,这就是艾地选择9月30日,而不是10月1日和10月5日之间举事,并拒绝通过夏姆所转达的翁东中校关于推迟的建议的原因。

 

这种理论正确与否应进行调研,不能盲目接受。可能还有导致选择9月30日的其他因素。历史可以在以后解释。很难相信,艾地只是为了希望证明自己能超越毛主席,以致于选择1965年9月30日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苏加诺总统不愿使用“9·30运动”这个词。他坚持使用“GESTOK”,即“十一行动”,是考虑到该运动是午夜12时过后开始的,运动发生在10月1日是更准确的。而正是从这个1965年10月1日开始,印度尼西亚军方便打着“净化1945年宪法的实施”的口号,采取行动建立了军事统治和压制民主的政权。

 

翁东中校依照夏姆的命令,仍使用“9月30日运动”这个词,虽然行动是在10月1日凌晨2点开始的。目前还不清楚“9月30日运动”这个名称是夏姆还是艾地创造的。

 

还有人把9·30运动与艾地妒忌约多联系起来,说是妒忌带来了致命的后果。这个理论可以说明如下。

 

印尼共产党和朋加诺之间良好关系的发展已然清晰可见。朋加诺和约多的关系也更加亲近。比起艾地和鲁克曼来,朋加诺显然更偏向约多。

 

朋加诺总是让约多替他起草各种书面讲话。当有机会任命印尼共产党人做内阁部长时,朋加诺首先选择了约多。而接近1965年底时,已有各种传言说朋加诺准备让约多接替苏班德里约担任外交部长,以减轻当时其身兼外长和副总理两职的重担。计划在1965年年底进行内阁改组。

 

有关任命约多为外交部长问题的真相,是从一个名叫布斯·埃芬迪的政治犯那里获得的。他是鲁斯塔姆·埃芬迪的弟弟,凯末尔·伊德里斯的姐夫。布斯·埃芬迪曾被派到一个非洲国家工作,1965年11月被召回印尼,然后被拘留,因为约多的办公桌抽屉里发现了他给约多的信,信中要求,如果约多当上外交部长的话,把他调到欧洲去工作。

 

根据这一理论,是艾地超过约多的欲望导致他设计了9·30运动。

 

还有另外一种与妒忌无关的理论。这种理论是,艾地担心当约多一旦成为外交部长以及他与朋加诺的关系日益密切时,印尼共产党将无法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制约约多。

 

 

印尼共产党认为约多有错,因为他与一名俄罗斯女子有暧昧关系,为此约多没有公事也频繁去莫斯科。这个俄罗斯女子名叫丽塔,是苏联外交部的印尼语翻译。每当约多到莫斯科时,便由丽塔当翻译。

 

约多与丽塔的暧昧关系被公开是因为印尼学生哈尔约诺·萨利赫设法窃取到所有约多写给丽塔的信。这一事实证明,丽塔并非值得约多丧失所有身份地位的女人。约多的信件很容易落入另一名会哄骗他的年轻男子手中。尽管如此,印尼共终止这恋情的努力并没有成功。

 

约多和丽塔之间的恋情关系成了印尼共产党领导的一个问题。据了解,印尼共与苏共两党领导已经联系会晤共同解决不受印尼共领导欢迎的约多和丽塔的恋情问题。然而,此次会晤并没有带来任何结果。约多说,他愿意放弃党内的所有职位,以继续其恋情,并愿意承担给已有婚姻家庭带来的风险。

 

由于此恋情关系,约多被撤销了鼓动宣传部部长及人民文化协会领导的职位。对约多的处分对其后被任命为外长会造成困难。

 

约多和丽塔的恋情问题以及印尼共对约多的各种惩罚措施疏远了艾地与约多的关系。在印尼共政治局会议上,约多坚决反对艾地先于将军委员会采取行动的计划。另一种理论认为,约多的反对反而助长了艾地采取9·30运动,以证明艾地更正确、更敏锐,能确保绝对的胜利,击败将军委员会。

 

然而如前所述,所有这些假设都不能否定这样的事实,即设计和领导9·30运动的实际上是夏姆。而夏姆肯定不同于印尼共产党的领导。

 

根据印尼共产党的章程,特别局主席夏姆作为党主席的工具,并不是党代会上选出来的,不能代表印尼共来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

 

夏姆领导9·30运动的迹象之一,在庭审拉蒂夫上校时夏姆所作的声明中得到了加强。他承认,是他下令杀害那些被绑架并被带到鳄鱼洞的将军们。

 

但是,从来就没有人在法律上证明过:夏姆以印尼共的名义行动和根据印尼共组织的命令行动。

 

印尼共产党全党,包括其领导层的整体,都不了解9·30运动是怎么设计的,要达到什么目的。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全面负责印尼共产党行动的是艾地、鲁克曼和约多。而这三个人物未经任何法律程序便被杀害了。

 

像夏姆和苏迪斯曼这些后来被审讯的印尼共产党员,其实并没有任何职权要对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承担责任。所有这一切都强化了印尼共产党的组织未参与9·30运动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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