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72%没有资产的大马人是土著。在40%最贫困的家庭中,有70%是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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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时事

 

新经济政策成功将贫穷线下的群体从49.3%缩减到今日少于5%。当时,处于贫穷线下的马来人是64.8%、华人26%、印度人39%,土著和其他44.8%。不仅成功缩小贫困差距,也让大马人生活繁荣,从而提升马来人的经济表现。 事实上,马来人的经济仍然疲软,2014年的数据显示,马来人的每月平均收入是5548令吉,华人是7666令吉、而印度人则是6246令吉。相比起21%的华人和7%的印度人,有72%没有资产的大马人是土著在40%最贫困的家庭中,有70%是土著

 

  阿旺阿兹曼·马大副教授·2018.09.09

 

阿旺阿兹曼·土著经济的历史因素

敦马哈迪的大部分演讲内容是政府为协助提升土著经济所作出的各种努力,如批准更多执照、合约、准证以及奖学金。但他认为除了奖学金以外,其他的做法都不太成功,因为土著只想快速致富,导致他们愿意转售他们的合约。这种态度导致土著无法取得成功,而成功的却是非土著。
 

土著与国家未来大会在希望联盟入主布城后首次举行。一般民众希望看到政府对土著经济未来的态度和立场,尤其是敦马哈迪这位国家发展之父的看法。

敦马哈迪的大部分演讲内容是政府为协助提升土著经济所作出的各种努力,如批准更多执照、合约、准证以及奖学金。但他认为除了奖学金以外,其他的做法都不太成功,因为土著只想快速致富,导致他们愿意转售他们的合约。这种态度导致土著无法取得成功,而成功的却是非土著。

除了转售合约和走捷径赚钱之外,也有各种因素导致土著经济疲软。从历史因素来看,土著经济早已成型并在帝国经济主义崛起后才开始落后。早期开始,马来人就参与了农业和渔业并自给自足。

很少或几乎没有商业活动,这导致农民非常贫困。

他们对在大老板或英国人的园丘或煤矿山工作也不感兴趣。

在村里拥有宽阔土地的马来人不愿意出外打工。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土地的主人且不愿意依赖或与不是他们主人的人合作。他们拥有一个足以让他们种植蔬菜和水果的环境。此外,他们不需要赚取太多的利润,因为他们各自的家庭已经拥有自己的土地以进行耕种活动。

此事导致英国人必须大规模聘请印度人和中国人以进行他们的商业活动。久而久之,从事农业、渔业和割胶行业的马来人越来越贫困,他们无法与现代化经济和科技竞争。这群人成了居住在乡区的贫困居民,他们拥有分配不均的土地,还产生了地主制度,以及土地租赁、典当或抵押的制度。与此同时,家庭成员之间的土地分配和债务问题,导致他们越来越贫穷。

由于马来人对挖矿和割胶没有兴趣,导致越来越多的外国工人来到马来亚工作,因此马来人继续留在农业领域或不繁荣的地区工作。而在橡胶园和矿场周边地区则发展成为城市或半城乡。这导致大多数的马来人居住在乡区,而非马来人则住在商业地区如工业区、战略地点或城市。

结构因素英国外交官与学者弗尼瓦尔(J.S.Furnivall)曾经就此描述说,土著经济的衰退是因为殖民者在东南亚建立了一个繁荣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殖民者在结构的顶端,而土著就在该结构的最底层,而移居到此的华裔就在中间并成了中产阶级。

殖民时期的多元社会,有许多民族聚居在一起但彼此缺乏交流,各族之间都有着经济和文化的差异。这群人只有在巴刹进行交易时才有较多的互动。这种缺乏互动的情况往往容易产生冲突,因此需要进一步干预并加以控制。这种情况随时在未来会引起种族问题。

这也是伯克(Boeke)所指的二元经济结构,即同时存在西方引入的现代化社会制度以及地方上的传统制度。现代化经济领域由殖民者如Guthrie、Horrisons&Grosfield公司掌控,而低效益的经济则由土著主导。现代化经济领域专注在资本主义市场,拥有更多现代化设备,通过银行进行进出口贸易。

传统领域则是小规模的农业,采用传统方式,不以出口为目的,没有种植特定的农作物,家庭成员就是其劳动力且低技术。现代化领域是井然有序的,而传统领域则是没有规划的。

华裔处在中产阶层的情况,就如同弗尼瓦尔所指的在欧洲人之下形成一个经济阶级。独立之后,经济结构变化不太,很多经济领域都由华裔掌控。

再加上身处在结构中间的华裔拥有更多经验,他们作为英国的承包商在和中国经商时更加顺畅,导致经济与贸易出现变化。本地华人参与并学习重工业如铁和运输、进出口、建筑行业的经验,且在外资或殖民者撤出殖民地后加以发展并接手该行业。换句话说,他们不仅有足够的经验,还在整个现代化经济领域的发展过程中累积了大量的资金。

这与处在结构底层的马来人和土著形成强烈的对比。马来人在现代化领域中最显著的一件事就是加入公共服务部门,并在独立之前拥有协助殖民者管理马来属邦的经验。

社会政治对于生活在19世纪初的作家阿都拉文西(Abdullah Munsyi)来说,自殖民时期开始,马来领袖的弱势因素导致马来人在经济领域出现阻碍。在此之前,阿都拉认为政府不够透明,而马来人在封建制度下变得更加落后。贵族(bangsawan)非常强大,而人民害怕财产会被他们夺走等等。贵族或封建社会本身形成歧视。这群人必须确保本身的财富不会超过贵族所拥有的。人民没有动力工作,统治者没有兴趣发展马来属邦,而大家的生命与财富也不受保障。阿都拉指出,莱佛士(Raffles)政府保证大家的生命与财产都会到保护。

文化价值20世纪初,马来知识分子Zainal Abidin binAhmad(1895-1973),或者被称为Za\'ba的伟大学者曾经写道,马来人的进步与衰退都由文化价值因素决定。他说,马来人在物质、心灵或行为上非常贫穷。这是因为他们对伊斯兰的理解不足,而大多数人依旧相信超自然因素。许多人只知道背诵可兰经却不理解其含义。

他们也误解了命运的概念,例如他们相信贫穷是注定的,因此不必努力工作。马来人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正确的教导,只会死背并缺乏批判性思考。也有人因为知识和文化的贫乏而无法摆脱贫困。这导致他们继续生活在甘榜或城市边缘,直到新经济政策打开城市,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才让马来人大举迁移进入城市。

政府计划改善人民的经济措施可以在第一个5年计划(1960-1965)直到第5大马计划(1970-1990)看到。这些计划间接改善了马来人的经济并消除贫困。联邦土地发展局(FELDA)、联邦土地统一与复兴局(FELCRA)、橡胶小园主发展局(RISDA)的开发土地计划,协助乡区马来人改善经济地位。

新经济政策成功将贫穷线下的群体从49.3%缩减到今日少于5%。当时,处于贫穷线下的马来人是64.8%、华人26%、印度人39%,土著和其他44.8%。

不仅成功缩小贫困差距,也让大马人生活繁荣,从而提升马来人的经济表现。在21世纪,延续新经济政策的国家发展政策(DPN)目的是为了策略性地消除贫困,并提高土著企业家的竞争力。

事实上,马来人的经济仍然疲软,2014年的数据显示,马来人的每月平均收入是5548令吉,华人是7666令吉、而印度人则是6246令吉。相比起21%的华人和7%的印度人,有72%没有资产的大马人是土著。在40%最贫困的家庭中,有70%是土著。

在2008年,由现任首相经济顾问慕哈末阿都卡立(Muhammed Abdul Khalid)领导的调查数据显示,有70%月入1千令吉以下的大马人是土著。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马来人和土著企业家都需要帮助,因为他们有些已经在各自的领域中拥有出色的表现,尽管这些表现远远低于华裔商人和企业家的成就。但也有部分需要得到帮助的,比如提供培训、机会、建立专业知识和经验。事实上,大马的经济蛋糕很大,并可以让所有种族受益。因此,各族之间应该进行合作,以和谐和繁荣的方式探索和发展国家。

这种合作不是消极合作,而是以互补的形式,不是买卖合约、执照或准证。应该避免任何拥有大量的资源、经验和能力的一方趁机垄断执照或合约。反之,真正的合作可以提升国家经济发展。没有了这样的发作,很难确保健康的竞争环境。

事实上,帮助马来人和土著不是退步。这是因为经济衰退和贫困是政府需要解决的国家问题。反之,这是打造一个丰富国家经济、政治、社会、精神世界和文化的前进步伐,如同2020年宏愿所规划的那样。如果国家进步意味着只有一方受益,那么还有什么意义呢。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可能会影响种族和谐,并致使国家出现社会和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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