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前期的新马华文禁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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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时事

 

冷战大致始于1947年,以二战后美苏之间的意识型态对立为起点1949年初,美国国家政策顾问乔治·佛罗斯特·凯南奉命起草《美国对东南亚的政策》,开始关注东南亚国家作为美国在东方经济与政治战略的地位。1956年7月,美国政府有感于东南亚华侨问题的重要性以及目前华侨政策的不协调,决定由行动协调局制定统一的东南亚华侨政策,称为“美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海外华人政策和当前行动”(U.S. Policies and Current Actions Toward Overseas Chinese of the Governments in Southeast Asia, July 7, 1956, CK3100159358, DDRS )。

 

冷战前期的新马华文禁书情况

发表于 2018年11月14日下午1点00分  |  更新于 2018年11月14日下午1点13分

【前夕乍晓】

冷战大致始于1947年,以二战后美苏之间的意识型态对立为起点。1949年初,美国国家政策顾问乔治·佛罗斯特·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奉命起草《美国对东南亚的政策》,开始关注东南亚国家作为美国在东方经济与政治战略的地位。

1956年7月,美国政府有感于东南亚华侨问题的重要性以及目前华侨政策的不协调,决定由行动协调局(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制定统一的东南亚华侨政策,称为“美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海外华人政策和当前行动”(U.S. Policies and Current Actions Toward Overseas Chinese of the Governments in Southeast Asia, July 7, 1956, CK3100159358, DDRS )。这时候,东南亚华侨成为美国反共必须争取的对象。因此,美国揉合内政与外交管道,对东南亚华人展开全方位的宣传攻势。

这股攻势首先诉诸直接对抗的方式,即争取华侨参与反共,鼓励华侨(尤其是新马华侨)支持台湾国民党政府。这股战略引起东南亚国家的不满,而且多数东南亚国家已独立建国,美国于1956年改弦易辙,鼓励华侨融入居住国,并有限度给予华侨结社自由,一直到1964年,美国的宣传攻势才逐渐缓和。

这段期间让我们见证了东南亚华侨如何被卷入美中的亚洲冷战,以及美国善加利用文化冷战策略,以抑制东南亚华侨靠向共产中国。

禁书令冲击华人文化

1957年12月11日,出台长70页的文件《美国对东南亚华侨政策的指导方针》(Guidelines for United States Programs Affecting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OCB Report, December 11, 1957, CK3100159358, DDRS),其内容是鼓励东南亚国家以温和的方式促进华侨融入当地社会。为了贯彻这项政策,首先是切断他们与文化母国的关係,俾加速华侨的融入乃至同化。

一直以来,华侨文化滋养获得母国文化的补给,尤其是华文学校的开办和华文读物的供应。进入1958年,东南亚国家一方面鼓励华侨融入当地社会,一方面颁佈禁书令,禁止中国与香港出版的书籍在新马两地流通、传播与收藏。另一方面,美国以香港美新处为中心,向东南亚华侨社会提供文化出版的资助,以填补禁书令留下的空白(包括教科书)。

在东南亚国家从内部的严打(禁书、禁歌曲/唱片、禁影、查封社团)与外部强势的美元战略,扭转了以寻求经济安稳为首要考量的华人移民社会的态度。说五十年代(即冷战前期)雷厉风行的禁书令对华人文化存亡构成巨大冲击,其实并不为过。

禁止中国香港出版物

根据资料,战后新马禁书令最早出现于1949年。是年2月26日《南洋商报》第5版刊出一则新闻《教科书一种被禁止》,即英军实际向新马两地左翼人士、左翼政团宣战(俗称紧急状态)八个月之后。

换句话说,军事围堵和文教围堵同时进行,马来亚全国华校教师会总会(简称教总)在此时成立,林连玉在此时登上马来亚历史舞台,这些皆并非偶然。同时也说明东南亚冷战和殖民主义互为表里、相互依存之事实。发动冷战是为了反共、打共、灭共,是意识形态对决(不巧都是以华人为主要牺牲品,包括普通华人百姓),殖民主义则为冷战提供便利。不难理解,冷战延续了新马两地的殖民统治。

隔年(1950年),英殖民政府开始雷厉执行禁书令。1950年7月至9月,新加坡连续三次发布禁书令。首先见于7月8日新闻,题曰《禁止刊物一批》,7月15日和9月30日新闻颇为耸动,题作《禁书又一大批》。紧接着,9月21日联合邦政府也发布39种禁书。这是第一波禁书令。

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取得独立,为了巩固统治政权,亲英的新兴权贵加强反共措施。1949年共产中国崛起以及执政大陆,东南亚当地政府更把华侨视为中共在海外潜伏的第五纵队。到了1958年(即前期冷战第二阶段),新马两地的禁书令更有针对性,打击范围也更大。

新加坡政府于10月23日援引《不良书刊法令》禁止中国及香港五十三家的出版物输入新加坡,同时撤销六家小报和一家杂志出版执照(南洋商报,1958.10.23)。同年11月8日,刊登新闻《中国香港出版社出版物,星马分别予以禁止,六十八家中只新中国一家出版物星马俱准输入。星禁止五十三家马禁止三十家,其中受双方禁止者共达十六家》。

显然,本次禁书令是针对出版社以及该出版社的所有出版物,因此,引起新马华社的的质疑与不满。新马虽分属两个不同自治区,各有禁书条例。然而,两地华文书业相互依存。新加坡作为国际交通枢纽,进出口贸易频繁,马来亚联合邦则有不少的华校和华人子弟,因此成为新加坡华文书业者的市场。

马来亚联合邦则更早实施禁书令。1955年8月18、19两天公布禁书名单,新闻称凡拥有或收藏者将以违法论。此后,几乎每年都颁佈禁书。最严峻的是从1958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分四天五版于《南洋商报》刊登禁书名单。甚至新加坡的五家华文刊物申请在联合邦出版亦遭当局拒绝发给准字(南洋商报,1958.10.31b)。(1)

默许文化协会反共宣传

事无凑巧,马来亚联合邦政府于独立建国前夕颁布禁售廿九家出版物。这发生在东南亚冷战正酣之时,显然殖民政府开始改变策略,进行文化围堵。

对这大规模的禁书令,星加坡一位读者亚里对当局给出的理由不可理解,因为当局是打着“红色书籍”的理由禁售华文书,但同时却允许英文赤色书籍售卖,同时指出了问题的真相:“联合邦政府甚至于不问是否共产主义书籍,凡中国大陆廿九家出版社的出版物一律禁售。……”华文教育被歧视,连华文书籍也遭殃。

另一位署名两地人的作者在其文中没有否定禁止廿九家出版社的红色出版物或政治书籍,对于禁书目的——“危害本邦之治安”,亦为建立和平康乐的“马来亚国”设想也表示认同。然而,当局禁书的手法,是典型的“有杀错,没放过”的冷战思维。简略说,当局将禁书出版社出版的其馀书籍或代理的其他书籍一概禁绝之。

此外,马来亚联邦政府一方面禁止政治书籍,另一方面却默许“文化协会”(指英国文化协会)配给华校一批具有宣传意味的政治书籍,如《共产主义运动简史》、《中共的干部教育》、《中共政权第五年》、《史达林罪行秘史》等等,可见殖民政府开始着力打击中国和苏联共产主义阵营,图隔离华人华侨与它的关系。

而“文化协会”包括美国新闻处,有读者揭露这个单位曾“把许多新闻片借给各学校放映” (两地人,1957.04.24)。此做法固然“使学生们对于运动及卫生方面得到很多的益处”(同前),但它藉此进行宣传的意味再明显不过了。

禁书令造成庞大的损失

紧接着,新加坡自治政府于1958年10月22日援引“不良出版物法令”颁布禁止共产中国四十三家,香港十家,合计五十三家出版社出版的书刊和唱片(中国厂的唱片)输入新加坡,或在新加坡销售与流通。

该法令第三节所赋予的法律权限,宣告政府有权随时宣佈禁书。犹有进者,“收藏和拥有”有关禁书在第四节条文第二小段之下亦属违法。翌日的新闻又报导,在被(新加坡)禁止的共产中国的四十三家出版社当中,包括科学、卫生、教育、技术、邮电、美术、唱片、财政经济、体育、工程、电力工业、机械工业、音乐、戏剧,以及文艺的出版社(南洋商报,1958.10.23)。可知这项禁令的冲击不小。

《南洋商报》记者郑秀民撰写了一篇特稿《收藏禁书是不是犯法?》,分析了该禁书令影响之层面。“政府上个月22日颁佈的禁令,不但影响到书店,而且影响到无数拥有禁书的人或团体。”该文继而指出书业积存的“禁书种类多至千种以上,价值可能在一百万元以上,……至于无数个人拥有的禁书,其影响就大得多了,可能在数千万元以上。”(郑秀民,1958.11.03)

有一署名徐乃锵的作者在《南洋商报·新语》发表一篇散文《我是个倒霉的书店老板》,表达对前述禁书令对书业者的冲击:“我在报上得悉了这消息,下意识地感到一切都完了。我费了一整天的时间,暂时关门营业,把全店书籍作一彻底检查,竟然发现我以将近一千元血本新采购的书籍,竟有九十巴仙是属于被禁销售的,这简直是对我的书店判了个死刑……无已,只好将书店关门大吉。”(徐乃锵,1959.01.15)

联合邦政府两次的大规模禁书在华人社会与华文书业者的争取之下,终以折衷方式解决。虽然有关方面否认它有意抑制华人文化的发展,但禁书令造成的破坏与创伤的确是一个事实。首先是书商与读者因售卖、发行或收藏禁书,惹上无妄之灾。无论是遭罚款或书籍被充公,都造成庞大的损失。其次,是黄色书刊乘虚而入,占据禁书令留下的空白,华人文化一夕之间变得轻浮与庸俗,1953至1956年被方修定位反黄运动时期恰好说明当时的社会现实。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局对《毛泽东选集》的处理手法。中文本被禁止公开销售而英文本却不受禁令所限。当局给出的理由是“中文本的《毛泽东选集》是因为书名被禁止的,而此禁令适用于此书的任何译本。如果英文本的书名与中文本同或事实上由中文本翻译的都属禁止的书籍。”(南洋商报,1958.06.22)。这分明是因文害义,难道英文书名不同就能保证本邦的安全与利益不发生问题或不被损害?

审视文化冷战的禁书令

中国人移民南洋虽可上溯唐代,但中国南方闽粤琼三省出现大量华工移民南洋,尤其是星马两地,是清末民初以后的事。由于移民者以草根阶层为众,少部分人士致富之后上升为商绅阶层,知识阶层似有还无。

星马华人研究学者颜清湟曾指出,华人社会结构中并没形成“仕”的阶层,此自然是受历史条件所制约。因此,华侨文化的建设始终倚赖文化母国的滋养和补给。而华侨文化阵地主要是华校和华报,禁书令对马来亚华社冲击之大不难想象。

譬如1957.01.08《南洋商报》的一篇报导中,马来亚民众图书馆去函联合邦辅政司,请求收回禁止中国廿九家出版物之成命。报导云:“函中请当局视书籍之内容而个别决定某书籍是否适合马来亚情形,而决定是否准予在联合邦售卖及流通。”

至于禁书令的冲击,马来亚民众图书馆道出了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倘如目下扫数不准该廿九家书局之刊物在马售卖及流通,则现时之民众图书馆及学校之图书馆,将不能存在。尤其,战前出版之开明书局书籍,其中不乏优良者,倘予以禁止,实为联合邦文化发展之一大损失。”(南洋商报,1957.01.08)

同年1月23报导又云:“书籍乃文化之延续工具,在上述廿九家出版社所出版社之上万本书籍中,以学术及教育性之书籍居多,间或有若干不适合于本邦环境者,但大部分乃为无政治性而以学术性为中心者……。”(南洋商报,1957.01.23)

禁书令原来的目的是打击共产党势力渗透新马华侨社会,然而,无视内容的盲目禁书令无疑是对侨社文化建设进行釜底抽薪,是致命的打击。学界谈文化冷战往往聚焦于美元文化或美元策略,禁书作为文化冷战的另一个面向,多被研究者忽略。

作为殖民/后殖民移民社会,族群文化建设除了受主观条件制约,客观条件限制形成最大的阻碍,它甚至可以改变移民文化的航道,对移民文化的改造与形塑。星马冷战前期的禁书令是一个有效的工具。

注释:

1. 以下胪列战后至70年代星马两地禁书的新闻报导:

A、新加坡禁书

1949.02.26,《教科书一种被禁止》,《南洋商报》第5版。
1950.07.08,《禁止刊物一批》,《南洋商报》第6版。
1950.07.15,《禁书又一大批》,《南洋商报》第6版。
1950.09.21,《政府宪报昨日公佈,勒令南侨报停刊,警探四十名今晨搜查该报,三名职员被警局扣留輷讯》,《南洋商报》第5版。
1950.09.30,《禁书又一大批》,《南洋商报》第6版。
1958.10.23,《防弭颠覆宣传,扑灭色情文化,政府援引不良书刊法令禁止共产中国及香港五十三家出版物输星撤销六家小报一家杂志出版准字》,《南洋商报》第5版。
1958.11.07,《书业公会编列禁售出版社名单新加坡联合邦禁书不同,一为五十三家,一为三十家,两邦同禁之出版社只有十六家》,《南洋商报》第7版。
1958.11.08,《中国香港出版社出版物星马分别予以禁止六十八家中只新中国一家出版物星马俱准输入星禁止五十三家马禁止三十家其中受双方禁止者共达十六家》第6版。
1963.02.05,《内政部禁止十种出版物》,《南洋商报》第5版。
1965.06.19,《文化部长下令禁止一批黄色书籍销售》,《南洋商报》第5版。
1965.07.25,《宪报昨宣布禁止四种中文书籍出售》,《南洋商报》第12版。

B、马来亚联合邦禁书

1950.09.21,《联邦政府发表三十九种禁书》,《南洋商报》第7版。
1955.08.18,《联邦公布禁书名单称凡拥有或收藏者以违法论》(未完),《南洋商报星期刊》第9版。
1955.08.19,《联邦公布禁书名单称凡拥有或收藏者以违法论》(续完),《南洋商报星期刊》第10版。
1956.12.28,《联邦禁止新报输入》,《南洋商报》第9版。
1956.12.31,《联合邦政府明令禁止卅种出版物售卖流通》,《南洋商报》第9版。
1957.01.16,《禁售廿九家出版物》,《南洋商报》第8版。
1958.10.30a,《中国香港卅家出版书籍政府禁止售卖全部名单》,《南洋商报》星期刊第9版。
1958.10.30b,《中国香港三十家出版书籍政府禁止售卖全部名单》(续),《南洋商报》第14版。
1958.10.31a《中国香港三十家出版书籍政府禁止售卖全部名单》(续),《南洋商报星期刊》第9版。
1958.10.31b,《星洲五家华文刊物申请在联合邦出版政府当局拒绝发给准字》,《南洋商报》第9版。
1958.11.01,《中国香港三十家出版书籍政府禁止售卖全部名单》(续),《南洋商报星期刊》第13版。
1958.11.02,《中国香港三十家出版书籍政府禁止售卖全部名单》(续完),《南洋商报星期刊》第11版。
1961.08.26,《内长昨日公布一批违禁书刊》,《南洋商报》第10版。
1961.12.31,《联合邦宪报公布《火的回忆》被列为禁书》,《南洋商报》第13版。
1962.05.25,《宪报昨公布三种书籍禁止输入》,《南洋商报》第9版。(书名:《生活的目的》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卢明《给青年们》香港世界出版社出版、方江《工作和学习》香港世界出版社出版)
1962.09.21,《《马来亚民族运动简史》联邦宪报公布禁止入口》,《南洋商报》第10版。
1963.01.18,《马政府宪报公布禁数种刊物包括《文艺与正火》一书以及《改革马来亚》歌曲》,《南洋商报》第10版。
1963.07.26,《内政部长颁布《青春之歌》列为禁书》,《南洋商报》第9版。(作者宏鸿,吉隆坡出版)
1963.08.25,《因损害国家利益及本邦安全内部安全部颁禁《回忆片片录》一书》,《南洋商报》第11版。
1964.11.13,《清帝溥仪着作《我的前半身》被列为禁书》,《南洋商报》第10版。
1965.04.30,《北京音乐出版社出版革命歌曲大家唱禁止在大马印行内长拿督义斯迈昨宣布》,《南洋商报》第13版。
1966.03.24,《内政部长昨颁令禁止十三种书籍输入马来亚各州》,《南洋商报》第11版。
1966.05.07,《内政部长在宪报公布五部华文禁书名单》,《南洋商报《第6版。
1967.10.13,《马内政部长在宪报公布禁止十本黄色书籍入口》,《南洋商报》第6版。
1971.07.18,《三十九本黄色书籍被禁入西马来西亚,星社阵出版《伟大的革命文献》则禁在马印行出版拥有及销售》,《南洋商报》第6版。


庄华兴,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讲师。习惯于风云卷荡,见不惯优雅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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