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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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时事

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

有的史学工作者曾提出,毛主席对重大问题的决策,都是先全面分析形势,提出论据,形成相关的文献。但从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到1971年基辛格访华期间,在毛主席的讲话、写作和党中央的文件中,都没有为何要打开中美关系的系统分析和论述。相反,作为权威文献的九大政治报告中对国际形势的论断,以及1970年5月20日毛主席发表的声明,都把美帝看作最主要的敌人,从中找不出打开中美关系的任何依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历史空白”? 其实,并不存在这种“历史空白”,本文介绍的内容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

 

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

来源:经济导刊 作者:熊向晖 时间:2019-05-23
 

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

打开中美关系是毛泽东主席的重大战略决策,影响深远。这一决策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它的前奏是1969年在陈毅主持下,四位老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一些文章对此有所提及,但与事实颇多出入。作为知情者,现写出这段史料,以免湮灭。

毛主席交给四位老帅的任务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意见,1967年参与所谓“二月逆流”而长期靠边站的四位老帅被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叶帅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会后,毛主席交给四位老帅两项任务:一是分别在北京四家工厂“蹲点”;二是共同研究国际形势,由陈总负责,提出书面看法。

按照毛主席的意图,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周到的安排。他指示外交部和其他外事部门将涉外文电及时分送四位老帅;他亲自选定四家靠得住的工厂,让四位老帅每周在工厂“蹲点”三天,其余时间自行支配,看看有关国际问题的材料,由陈总主持,每月讨论两三次。

总理对四位老帅说: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做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各部门集中力量进行“斗、批、改”,只能应付“门市”;熟悉国际问题的干部大部分尚未解放;我一天到晚忙于处理日常工作,实在挤不出时间过细地考虑天下大事。主席没有让你们回到原岗位,除了“蹲点”,你们可以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每星期有几天时间专心考虑国际形势。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世界风云天天变,但是战略格局不是天天变,一个月讨论两三次就可以了。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请陈总归纳几条送给我,我帮你们参谋参谋再转呈主席,但讨论的内容要保密。

5月27日下午,陈总找我谈话,告诉我上述情况。陈总说:我们四人带了各自的秘书开了一次会,我报告了总理,总理批评了我。总理说:为什么要带秘书?以后开会讨论,只限于你们四位,不许其他人参加。我对总理说:总理的批评、指示,我完全理解,非常感谢,坚决照办。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努力做好。只是我们四个人都上了年纪,有些事力不从心,请总理给我们派个帮手。总理“点将”,“点”了你。总理说:就让熊向晖协助,他还可以帮你们看些英文材料。总理让我直接同你谈。你看可以不可以?

我说:总理给了我向四位老帅学习的机会,我一定按照四位老帅的指示,全力以赴。但这两年多来我脱离外交实践,不了解外交内情,建议再请外交部派一位现职工作的同志参加,使静态材料和动态材料结合,对研究工作更有益处。

几天后,陈总告诉我,总理让姬鹏飞同志从外交部司局长以上干部中推荐一位同志,要求政治历史清楚,熟悉国际情况,组织性纪律性较强,不是造反派。姬鹏飞推荐欧美司司长姚广,总理批准了。

陈总主持“国际形势座谈”

6月7日下午3时半,四位老帅在中南海武成殿开会,姚广和我列席。

陈总讲了“开场白”。他说:主席指定我们议议天下大事,让我牵头。现在材料很多,有价值的不多。一些单位的调研报告,差不多都是上面怎么说,自己做注脚。这种“二路货”可以不看。要重视第一手材料。《参考资料》每天两大本,内容很丰富。香港、台湾的几家报纸杂志,有时透露一些内幕消息。对有用的材料要认真看、过细看。对这些材料要按照主席的教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形成看法。开会的时候交换意见。总理让我们每个月讨论两次到三次。地点就在武成殿,或者紫光阁。每次开会,由我这个牵头的人打电话分别通知。我们这个会,就叫“国际形势座谈”,我们四个老家伙,增加两位“壮丁”“强劳力”。一位是熊向晖同志,他不再当驻英代办,总理让他专门协助我们,包括从英文书报里选择材料。另一位是姚广同志,他的工作比较忙,不一定每次都参加,他可以向我们通通情况,提供外交动态。开会的时候,每人清茶一杯,我请客,算是一点“物质刺激”,“刺激”大家踊跃发言。欢迎长篇大论,也欢迎三言两语。现在北边苏修磨刀霍霍,会不会向我们发动大规模进攻?南边美帝虎视眈眈,会不会把侵略越南的战火向中国烧?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安危的大事,我们要做出明确回答,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词。总理的指示很重要:第一,脑袋里不要有框框;第二,要密切注意世界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一次议不出名堂,就多议几次。由向晖同志做记录,议有所得,加以整理,再请大家复议。意见比较一致,上报总理。总理为我们把关。如果总理认为有可取之处,他会呈送主席参考。讨论的过程和内容要保密,这是总理规定的纪律,大家都要遵守。

陈总讲完“开场白”,四位老帅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毫不冷场。他们没有稿子、没有提纲、侃侃而谈、高瞻远瞩、语言生动、条理分明,显然事先都做了认真准备。这年叶帅72岁,聂帅70岁,陈总和徐帅都是68岁,但他们精神都很好,连续讨论三个半小时,中间不曾休息。此后每次开会,他们都提前几分钟到达。讨论的次数超过预定的计划,有时星期天也开会讨论。从6月7日到7月10日,他们进行了6次共19小时的讨论,写出书面报告,由陈总定稿,上报总理。

在此期间,《人民日报》的宣传报道造成的印象是:大规模侵华战争迫在眉睫。但是,四位老帅并不这样看。

四位老帅上送《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书面报告

7月11日,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签署,将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上送总理。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

国际上两大阶级的对抗,集中地表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这既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七强”并立,也不同于战后初期的美苏对峙。

(1)中国代表世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2)美帝、苏修是国际资产阶级两种牌号的代表。一方面,它们均以中国为敌;另一方面,它们又互以对方为敌。美帝、苏修敌视中国,散布中国“扩张”“侵略”的谰言。但社会主义中国并无一兵一卒在外。中国20年来的实践,特别是在反击印度侵略战争和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中的实践,充分表明中国并无任何“扩张”“侵略”的意图。帝、修、反并不是真的担心中国会对它们发动武装进攻。它们最为害怕的,是威力无穷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各国人民革命,把它们送进坟墓。就中国本身而论,尼克松认为还是“潜在的威胁”,而不是现实的威胁。对于美帝和苏修,现实的威胁是在它们相互之间。对于其他各国,现实的威胁更是来自美帝、苏修。美帝、苏修互相勾结和互相争夺,往往在反华的掩护下进行。并不因为它们的互相勾结而使它们的矛盾有所缓和。相反,它们的互相敌对更为剧烈了。

(3)其他国家,或主要受制于美,或主要受制于苏,尚未形成匹敌美、苏的力量。它们基于各自的利害,在对中国的国家关系上,除少数追随美帝、苏修反华者外,多数采取不同于美帝、苏修的态度。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强大和美帝、苏修的进一步削弱,这种情况还会发展,使美帝、苏修在政治上难于组成反华的统一战线,在军事上难于找到反华的打手。

(二)对反华大战的看法

我们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不大。

(1)美帝不敢轻易进攻中国。主要理由是:

①中美之间隔着辽阔的太平洋。美帝侵朝、侵越两次战争的失败,加深了它的内外困境,使它有了沉痛教训,申言不再参与朝鲜式或越南式的战争。中国不同于朝鲜、越南,美帝更不敢贸然动手。

②美帝战略重点在西方。美帝长期陷在南越,已使它在西方的地位大为削弱。如与中国作战,需时更长,结局更惨。美帝尤其不愿单独和中国打,使苏修渔利。

③美帝想把亚洲人推上反华大战第一线,特别想利用日本打先锋,但日本自己有侵华失败的切肤之痛。新中国远非昔比,日本反动派对中国不敢轻举妄动。日本不愿当反华炮灰,美帝就更不会亲自上阵。

因此,美帝不致轻易发动或参与反华大战。

(2)苏修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我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帝大。在中苏漫长的边境,苏修不断制造紧张,发动武装入侵,集结大量兵力。它大造反华舆论,在国际上呼号奔走,对一些亚洲国家软硬兼施,企图建立反华包围圈。这都是苏修准备挑起侵华战争的严重步骤。但真和中国大打,苏修还有很大顾虑和困难。

①中、美都各以苏修为敌。苏修不敢同时进行两面作战。美帝对中苏矛盾故作超然,宣称不表态、不介入。实际上它在西边和苏修搞和缓,力求把苏修推上反华大战第一线,自己坐山观虎斗,使中、苏互相削弱,便于它乘虚接管东欧,甚至直捣苏修的老巢。

②如果苏修决心大举进攻中国,它将力图速战速决;或仿效日本侵华的故技,采取对中国逐步蚕食的作战方案,以便及时休整,随时观察美帝及各方动静,保持机动。但它一旦大打,我们绝不会让它速战速决,绝不会给它喘息的时间和行动的自由,而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一直打到底”,形成地面持久战,这就造成苏修极大的困难:第一,苏修反华大失人心。迄今它是以“防御”的口号欺骗人民。如它大举进攻中国,更会引起人民的反对。苏修多年来进行战争恐怖宣传,对它发动战争也有不利影响。

第二,苏修工业布局都在欧洲部分,西伯利亚补给困难,一切要从欧洲运来,只有一条铁路线,劳师远征,不能持久。目前苏修生活必需品已经奇缺,打起仗来更难维持。

第三,作战要有巩固的后方,苏修后方不巩固,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很尖锐。侵华战争必是长期战争,长期中必有变化,主要是它后方出乱子。前方未解决,后方祸起萧墙。一旦欧洲部分被美军突破,更使它进退失据。

③我们认为,和美帝一样,苏修兵力东移,并不意味它的战略东移。苏修的战略重点仍在欧洲。东欧各国是它的主要市场和重要屏障,它不会掉以轻心。它的反华战争准备虽是真的,但它主要是想以军事体制维持其政治统治,镇压国内和东欧的反抗;并且摆出盘马弯弓的姿态,一面妄图以实力地位和我谈判;一面骗取美帝相信它真要和中国大打,求得西线安宁,使美帝同意它组织反华包围圈,以此掩盖它向东南亚等地的扩张,把手伸向美、英的口袋,乘机重新瓜分世界。而美帝则要推动苏修打中国,乘虚接管苏修的地盘。

(3)美帝、苏修会不会突然对我发动核袭击?我们对此要做充分准备。但核武器并不是可以轻易使用的,要使用核武器来威胁别的国家,也就把本国置于核武器的威胁之下,必然遭到本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即使悍然使用核武器,也不可能征服不屈的人民,而战争的最后胜负,归根到底,还要决定于地面部队的连续战斗。因此,核武器救不了它的命。

(4)从目前情况看,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打中国,或纠集日本、印度等国一起打中国,现在都有困难。目前鼓吹单独或联合打中国,都有别的作用。实际上谁都知道中国不好欺侮,陷进去就出不来。美帝、苏修都要别人当出头鸟,自己在后面捡便宜。我们严阵以待,不论是单独来打,或联合来打,都一定使侵略者彻底垮台。

(三)对美、苏矛盾的分析

(1)苏修在建设上采取一条腿走路的方针,始而片面发展重工业,继而畸形发展军事尖端工业,使它具有对外扩张的可能。而美帝陷身于南越,英帝决定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退,又为苏修的扩张提供了机会。苏修还假借反帝的名义或利用反华的掩盖进行扩张。它往往从薄弱处下手,在北非、中东、东南亚等地占领了一些阵地,甚至伸手到美帝的后院拉丁美洲。苏修扩张的突出表现之一是拼命发展海军。海洋原为美英所控制,苏修向海洋大力扩张,引起它和资本帝国主义的新冲突。

(2)苏修进行扩张实际是挤美帝的地盘。它力图和美帝平分秋色,共管世界。美帝则一定要保持优势。它的世界霸权和霸主的地位不能让。美帝不让苏修在中东最后站住脚。美帝并不相信苏修真会和中国大打,也不因此而听任苏修扩张。

(3)美帝、苏修都在布局。苏修要向西欧伸手,美帝要向东欧插足。双方针锋相对,彼此都要争夺对方的东西。真正的、现实的利害矛盾还是在它们之间。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

(4)美帝、苏修内外交困,但它们不会知难而退。苏修在东边积极布置,在西边不会放松,在南边还要发展。美帝也还要扩张。它们之间的矛盾必然日益加剧。

(5)欧洲和中东是美、苏矛盾比较集中的地区。德国统一是欧洲问题的核心。西德力量日增,东欧原是德国的传统市场,而现在法国力量又有所削弱。在中东,阿、以战争已有美、苏间接交锋的性质。在欧洲,如果矛盾进一步加剧,发生美、苏火并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对此,应予密切注意。

四位老帅在这个报告的最后一部分中说:我们早已森严壁垒,随时可以战胜任何来犯之敌。但推迟战争,对我更有利。我们要抓紧时间,加强各方面的准备,“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推动工农业生产的持续大跃进,把我国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有更加强大的经济力量,有更加强大的陆海空军。在对敌斗争中,军事上积极防御,政治上主动进攻。继续对苏修、美帝进行揭露和批判。加强我国驻外使领馆的力量,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扩大反对美帝、苏修的国际统一战线。在同美帝、苏修的斗争中,争取更大的胜利。

对中美苏“大三角”战略关系的探索

在《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中,四位老帅全面分析“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指出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明确提出“苏修扩张是挤美帝的地盘”,“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从而勾画出刚刚形成并延续十余年的国际战略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提供了依据。从7月29日至9月16日,四位老帅对相继发生的重大新情况又进行了十次共29个半小时的讨论,概述如下:

(一)7月11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最高苏维埃做报告,一方面倡议苏美举行最高级会晤,以发展两国间的“广泛合作”,并在国际问题上“寻求一致的立场”;一方面大肆攻击中国。7月21日,美国和柬埔寨恢复代办级外交关系(1965年柬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因美对柬进行军事威胁和政治挑衅,宣布与美绝交)。同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对美国旅游者购买中国货物的限制;放宽美国公民去中国旅行的限制。7月25日,尼克松在观看了美国首次进行登月飞行的宇宙飞船“阿波罗”号返回船舱溅落后,在关岛发表谈话,承认在越南战争中“受挫”,宣布将在印度支那收缩兵力、使战争“越南化”。7月26日,尼克松动身访问菲律宾、印尼、南越、泰国、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就在这一天,发生两件事:(1)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突然约见我驻苏代办,面交苏联部长会议给中国国务院的内部声明(未公布),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2)西哈努克派人见我驻柬大使,面交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6月17日写给周总理的信,要求访华,会见周总理或其助手。信中说,中美“二十年长期交恶”不应继续下去了。

四位老帅立即进行研究。叶帅说:美帝不得不从南越逐步撤军,苏修却在大力推动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尼克松访问亚洲五国,是怕苏修接管“真空”。同时,美乘与柬复交时,转来曼斯菲尔德的信,苏修可能侦悉此事,美国国务院宣布“两个放宽”,步子虽然不大,但表明尼克松想拉中国、压苏修。聂帅说:葛罗米柯反华的调子那么凶,刚刚半个月,就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它是害怕中美和缓。徐帅说: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在东欧会引起连锁反应,苏修怕后院出问题,不得不向我们递出橄榄枝。陈总说,“二十年长期交恶”,真是慨乎言之!美国人可以上月球,就是接近不了中国,接近中国比登天还难,这是美帝自己造成的。现在美帝憋不住了,苏修也憋不住了,它们的矛盾不可开交,都向中国送秋波,都向对方打中国牌。局势到了转折关头,后面还会有文章。我们要继续观察,必要时向中央提点参考性的建议。

(二)据外电报道:(1)尼克松在出访中,多次表示美国准备开始同北京交往,反对苏联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并说,如果让中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他出访罗马尼亚时强调不应孤立中国,并称,美国愿意同苏联和中国都建立友好关系。回国后,尼克松表示,明年春天以前不再出国。外电评称,这意味着尼克松不愿匆忙与苏联举行最高级会晤。一家英国报纸认为,尼克松此次出访六国,是要利用中苏矛盾,改善欧洲局势。(2)8月8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堪培拉发表演说,声称,“台湾的中华民国和大陆上的共产党中国都是生活中的现实”,“大陆中国终有一天会在亚洲和太平洋事务中起重要作用”,“这就是我们在一直寻求打开来往渠道的一个原因”。(以上各点,以及美国宣布对中国两个“放宽”,新华社均未报道。)(3)原定1968年5月举行的“中苏国境河流第十五次航行例会”,因苏方破坏,延至1969年6月18日至8月8日在苏联伯力举行。8月11日新华社报道:

【“中国代表团本着开好会议、解决问题的精神,同苏方进行了耐心的协商,就中苏国境河流航行的某些具体问题达成了协议,并签订了会议纪要。”(我代表团未带密码,八岔岛事件后,苏修在伯力搞示威游行,他们打电报要求回来。总理指示用明电回答:要沉住气,争取达成一两条协议。)】

四位老帅讨论时认为:(1)在总理指导下,就中苏国境河流航行达成若干协议,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可以驳斥苏修说我“好战”的谰言,表明我们在坚持原则下谋求和缓;另一方面使美国担心中苏改善关系,有利于增强我们在对美斗争中的地位。(2)美要利用中苏矛盾,苏要利用中美矛盾,我们应有意识地利用美苏矛盾。苏渴望同美举行首脑会晤,尼克松迄未同意。苏要同我们举行高级会谈,目的之一是想捞取资本压美。它知道我们不会当砝码,因此没有声张。我们不宜急于表态,以免造成我屈服于其武力威胁的错觉。可拖些时候答复,指出举行高级会谈条件不成熟,可举行部长或副部长级会谈,只谈中苏边界问题。苏坚持顽固立场,谈判难以有成果,但抓住和谈旗帜对我们有利,力争避免边界武装冲突,维持较正常的国家关系对我们有好处,这也可加快美接近中国的步伐。(3)对曼斯菲尔德的访华要求不予置理。美急于同我们接触,我们应保持高姿态,再憋它一个时候。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原定1968年5月28日举行,由于美扩大侵越及美、越和谈,我们借故三次延期。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可恢复华沙谈判。

(三)四位老帅的建议未及写出,局势出现重大变化:(1)8月13日,我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指出该日上午苏军侵入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中国政府为此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2)8月15日,《人民日报》以《苏修头目声嘶力竭发出反华战争叫嚣》为题,刊载新华社的报道说:

【“勃列日涅夫诬蔑中国‘策划武装冲突’,叫嚷要‘把防御能力保持在最高水平’,猖狂地对我国进行战争威胁。苏修军事头目格列奇科•雅库鲍夫斯基更是歇斯底里地叫嚷什么‘军事威力’,公然威胁要进行核战争。”“最近,苏修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不断大量增兵,并且肆无忌惮地不断进行各种‘军事演习’。目前,苏修还在接近中国边境的地区赶修战略公路和铁路”,“把住在靠近中苏边境的苏联居民赶走,沿边界线建立一条宽达二十公里的无人地带”。(3)】

8月16日,《人民日报》以《苏修美帝紧锣密鼓大搞反革命全球勾结》为题,刊载新华社的报道说:

【“对于苏修的步步加紧反华,尼克松政府欢迎唯恐不及”,“苏修叛徒集团抛出的所谓‘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黑货”,“苏修这个黑货也是同尼克松近年来一直在鼓吹的加紧拼凑反华军事联盟、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罪恶阴谋遥相呼应的”。(4)】

8月18日,外电报道苏驻美大使馆一官员询问美国一专家:如果苏联袭击中国核设施,美国将做何反应?8月27日外电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向记者透露,

【“苏联可能就它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问题,向其东欧共产党同伙进行试探。”(5)】

8月28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恶毒反华,诬我对苏进行武装挑衅,要求全世界在为时不太晚之前认识到中国的危险,并说:

【“在当前拥有最现代化的技术、有效的致命武器和发射这些武器的现代化手段的条件下,如果爆发战争,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6)】

8月28日,中共中央下达加强战备的命令,包括赶修防核工事,但未公布。

四位老帅讨论时,一致认为:(1)在《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中提出的看法没有错,苏修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2)中央决定加强战备非常必要,无论何时都不能放松战备,要立足于打,有备无患。(3)毛主席说,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一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主席从最坏处打算,我们拥护。

四位老帅还反复研究,万一苏修对我发动大规模战争,我们是否从战略上打美国牌。叶帅说: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可以参考。陈总说:当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也可以参考。姚广汇报说:外交部研究了尼克松的对华政策,已上报中央。

(四)胡志明主席于9月3日逝世。越南党和政府决定9月9日举行国葬和追悼会。以周总理为团长、以叶帅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于4日到河内吊唁,当晚回国。外电猜测,周总理此行是为了避免与参加胡志明葬礼的苏联领导人见面。9月8日,李先念副总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去河内,9日在胡志明追悼会上未与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柯西金交谈,10日回京。柯西金通过越方向我方传话,希望路过北京时在机场会晤周总理,越方因故延误,苏驻华代办向我外交部紧急提出,经报毛主席同意后,柯西金已离越回到塔吉克首府杜尚别,知我答复后绕道于9月11日上午9时许飞抵北京,周总理在机场同他会谈。新华社11日发布低调的简短消息: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9月13日,四位老帅集体阅读了周总理同柯西金的谈话记录。总理谈话的要点是:

(1)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两国的问题,只要心平气和地处理,总可找到解决办法。

(2)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今年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争议地区。你们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国内的事情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我们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开发,我们没有军队驻在国外,不会侵略别人,而你们调了很多军队到远东。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核武器的水平,你们清楚。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3)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妨碍两国关系正常化,中苏不应为边界问题而打仗。中苏边界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中苏双方应先就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达成协议。

此外,双方还就重派大使、恢复两国间政务电话、扩大贸易及改善通车通航等问题达成协议。总理还告诉柯西金,准备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

在讨论时,四位老帅认为,总理对柯西金的谈话很典范,充分体现了主席的战略和策略。现在柯西金屈尊就教,主要原因是想同我们缓和一下,借中国压美帝,同时也摸摸我们的底。总理请他吃了一顿饭,同他恳切地谈,称他为同志,还转达主席对他的问候,这是高姿态。美国情报部门限期搜集柯西金在中国3小时的详细情况,可见美帝很着急。尼克松一定会急起直追。陈总说:中苏首脑会谈震动全世界,一旦举行中美首脑会谈,一定更会震动全世界。

(五)为时不久,战争的空气又甚嚣尘上。对柯西金北京之行,有些人认为是苏修大举侵华前施放的烟幕,有如珍珠港事变前日本派特使来栖去美迷惑罗斯福。根据是:(1)柯西金在同周总理谈话中,并未否认苏修同我挥舞核武器,更未保证今后不向我发动核战争。(2)柯西金返回莫斯科时,苏修的主要头目均未出场,只派二三流人物到机场接。说明柯西金所做的若干缓和承诺不代表苏修政治局的意见。(3)外电报道,9月10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一位成员对美国一位代表说,苏联在军事上具有对中国的压倒优势,如果中国对苏联的敌对态度继续下去,一场军事较量无法避免。(4)9月12日《人民日报》在题为《核讹诈救不了新沙皇的命》的文章中揭露,苏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扎哈罗夫说,苏“战略火箭部队”“随时准备立即行动”,“出其不意地进行打击”,“使敌人措手不及”。(5)9月16日,伦敦《新闻晚报》刊载苏联“自由撰稿者”、经常透露苏联重大决策的维克托•路易斯的文章。文中说,如果中苏爆发战争,“世界只会在战争爆发以后才会知道”,并说,苏可能对新疆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

四位老帅紧急讨论后,写出《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由陈总定稿,9月17日报送周总理。

四位老帅《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和陈毅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

四位老帅在《对目前局势的看法》报告中首先指出:

【“国际阶级斗争错综复杂,中心是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目前压倒一切的问题是苏修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正当苏修剑拔弩张,美帝推波助澜,我国加紧备战的时候,柯西金突然绕道来京,表示希望缓和边境局势,改善两国关系。其意何居,值得研究”。】

然后,提出以下几点:

(一)“苏修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苏修的战略目标是同美帝重新瓜分世界。它妄想把我国纳入其社会帝国主义的版图”。“最近,苏修变本加厉地制造反华战争舆论,公然对我进行核威胁,阴谋对我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表明“苏修领导集团中的一批冒险分子,想乘我国‘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核武器尚在发展,越南战争尚未停止时,依靠导弹和‘乌龟壳’,对我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幻想把我搞垮,消除其心腹大患”。

(二)“苏修虽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并且做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但它下不了政治决心”,因“对华作战是有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苏修感到并无把握”。“苏修对侵华战争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帝的态度。迄今美帝的态度不但未能使它放心,而且成为它最大的战略顾虑。”美帝“绝不愿苏修在中、苏战争中取胜,建立资源、人力超过美帝的大帝国”,“美帝多次表示要同中国改善关系,这在尼克松访问亚洲前后达到高潮”,苏修“生怕我国联合美帝对付它。7月26日尼克松出访亚洲的第一天,苏修迫不及待地向我方交出其部长会议给我国政府的声明,充分表现了苏修惶惑不安的心情”。“它对中、美可能联合的担心,增加了它大举进攻我国的顾虑。”文中还列举其他“种种因素”,判定“苏修不敢挑起反华大战”。

(三)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基于反革命实用主义的需要,试图改变对我国的战争边缘政策,打出和谈旗帜,借此摆脱内外困境”,并“探询我方意图,作为苏修决策的依据”。“估计苏修可能同我谈判,要我基本上按照它的主张暂维边界现状或解决划界问题;在继续反华的同时,缓和并改变同我国的国家关系,以便争取时机,堵塞国内漏洞,稳定东欧形势,巩固和扩展在中东及在亚洲等处的阵地;特别是想利用对我国的反革命两手政策,在同美帝的争夺中,增加一点资本,求得一些主动。”

(四)“周总理会见柯西金的消息,轰动了全世界,使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战略思想发生混乱。”“我们坚持打倒美帝、苏修,柯西金反而亲来北京讲和,尼克松反而急于同我们对话,这都是中国的伟大胜利。”“在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中,美对中、苏,苏对中、美,都要加以运用,谋取它们最大的战略利益。”我们“对美、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包括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苏修要求举行边境会谈,我已表示同意;美帝要求恢复大使级会谈,我也可以选择有利时机给予答复。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

在这个报告定稿后,陈总提出他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陈总说:这个报告,主要是分析柯西金来华意图和苏修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的问题,对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没有多讲,只从战略意义上点了一笔。关于打开中美关系,我考虑了很久。华沙会谈谈了十几年,毫无结果,现在即使恢复,也不会有什么突破。我查了资料:1955年10月27日,我们提议举行中美外长会议,协商解决缓和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1956年1月18日和24日,我外交部发言人两次发表声明指出,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证明不能解决像缓和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样重大的实质问题,必须举行中美外长会议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切实可行的途径。这一重大建议被美国拒绝。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我有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

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我们只提会谈的级别和讨论的题目,不以美国接受我们的主张为前提。我估计美国会乐于接受。如果我们不提,我估计美国也会向我们提出类似的建议。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接受。

第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并不是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还可以商谈其他带战略性的问题,这不是大使级会谈所能做到的。

第三,恢复华沙会谈不必使用波兰政府提供的场所,可以在中国大使馆里谈,以利保密。

陈总说,他决定将这些“不合常规”的设想向周总理口头汇报。

四位老帅疏散

10月11日下午,四位老帅开会。会上,四位老帅说,中苏边界谈判即将开始,毛主席、党中央为了防止苏修、美帝利用谈判为掩护,对我发动突然袭击,公开宣布了一系列措施,提高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警惕性。同时使苏修、美帝知道我们已有准备。立足于打,才有利于谈。

10月18日上午,陈总邀叶帅、徐帅、聂帅以及姚广和我到紫光阁开会,向徐帅、聂帅作了转达。陈总说:总理讲,主席指示我们4人去的地方都是战略要地,去后在当地工厂“蹲点”,分别研究国际形势,如果战争爆发,协助当地军政首脑指挥作战。陈总说:总理已做了周到布置,并且再三嘱咐,一定要带夫人去,北京的住处保留。陈总说:我们的国际形势座谈到此结束。

就在这一天,新华社报道说:

【“中苏两国政府已经达成协议,中苏双方于1969年10月20日在北京就中苏边界问题举行外交部副部长级谈判。”】

中美关系终于打开

四位老帅疏散离京,中苏边界谈判开始,虽然苏方态度顽固,连“争议地区”也不承认,但正如四位老帅的判断,苏中战争并未发生,边界冲突也未继续,两国关系有所缓和。而尼克松则“急起直追”,他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导致基辛格秘密访华。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尼克松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来京,周总理同他会谈,叶帅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协助,总理让我作为他的助理参加。7月16日,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我对叶帅说:实践证明,四位老帅1969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叶帅说:当时九大政治报告刚发表,主席指定我们研究国际形势,我们很不理解,总理作了指示,我们才明白主席的深意。我们共同提出了书面看法,陈总向总理口头汇报了他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这些看法和设想事关重大。美国长期敌视中国,苏联又不断挑起边界冲突,国际斗争错综复杂,主席在慎重考虑、反复观察之后才做出决定,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可惜陈总患了癌症,大概看不到尼克松访华了。

我到301医院看望陈总,他对中美关系终于打开感到兴奋。他说:尼克松为了美国的利益,居然比我的设想更“不合常规”,这倒出我意外。陈总还说:只有主席才会下这个决心,只有主席才敢于打美国这张战略牌。主席下了这着棋,全局都活了。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到达北京,会见了毛主席,并同周总理会谈。2月27日,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揭开中美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国际上也发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但陈总已于1972年1月6日逝世了。

结语

有的史学工作者曾提出,毛主席对重大问题的决策,都是先全面分析形势,提出论据,形成相关的文献。但从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到1971年基辛格访华期间,在毛主席的讲话、写作和党中央的文件中,都没有为何要打开中美关系的系统分析和论述。相反,作为权威文献的九大政治报告中对国际形势的论断,以及1970年5月20日毛主席发表的声明,都把美帝看作最主要的敌人,从中找不出打开中美关系的任何依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历史空白”?其实,并不存在这种“历史空白”,本文介绍的内容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作为参证,再举出4段文字:

(一)《人民日报》1986年10月30日刊载的《叶剑英同志伟大光辉的一生》中说:

【“1969年4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提议,叶剑英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6月至10月,叶剑英与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全面深入地分析了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

(二)《人民日报》1990年10月18日刊载的《徐帅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中说:

【“1969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同几位老帅一起,全面深入地研究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意见和建议。”】

(三)《人民日报》1991年8月27日刊载江泽民同志《在陈毅同志九十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中说:

【“在被迫离开领导工作岗位以后,他还向中央提出了恢复中美会谈,打开中美关系的建议,得到毛主席的重视。”】

(四)《人民日报》1992年5月26日刊载的《聂荣臻同志生平》中说,聂荣臻同志“1969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与叶剑英、徐向前一起,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

由此可见,打开中美关系是毛泽东主席的重大战略决策,它的前奏是1969年在陈毅同志主持下,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

 

本文链接:http://www.globalview.cn/html/history/info_317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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