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会取代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吗?越南专家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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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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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中国的制造业在往越南转移,看上去似乎是要取代中国,但我们不能光看表面,更得看究竟转移的是什么。我又进一步问Felix,你认为越南未来会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你们对标的是谁,越南会是下一个中国台湾吗?还是下一个韩国呢?Felix回答我说,怎么可能呢我们(越南)发展最好不过的结果也就是介于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之间的水准所以我们所要追求的就是在中国的高速列车上,找到一个我们应该有的位置,然后借着中国的势头发展起来。

 

越南会取代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吗?越南专家却说……

 
2019-10-18 07:42:19  来源:微信号“施展世界”
 
 
 

【2019年9月8日,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主办“安泰问政特别活动——2019经济·快来秀”活动,本文为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在活动上的主旨发言,讲述暑期东南亚考察的感受和启发,探讨中国制造业在贸易战背景下的现状和未来。】

活动现场图

1.

考察越南的动因:验证或否证《枢纽》的理论框架

今天的题目是“如何理解当前的国际政治局势?”,之所以大家现在对国际政治局势如此之感兴趣,首先的动因是最近一年多来的贸易战;而要理解贸易战,又很难回避国际经济问题。

有关未来的国际经济走势,我在去年出版的《枢纽》里提到过一个假说:在技术条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变迁的情况下,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在可预见的未来是终局性的,因此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可能是终局性的。

《枢纽》这本书是2018年元旦发布的,发布不久便发生了“贸易战”。随着贸易战愈演愈烈,国内媒体上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消息说中国的制造业正在向越南转移且转移的规模越来越大。

高速发展的越南 @视觉中国

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消息,越南即将替代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业的地位即将不保。这一系列说法出来之后,似乎在预示《枢纽》里给出的假设,基本快破产了。

我肯定不会这么甘心,为了更好地验证或否证我的假说,我想真正实地看一下,究竟中国的制造业往越南转移是怎样的一个逻辑。

于是,今年暑假,我往越南跑了两趟,在将近20天的时间里 ,我在越南做了仔细的考察。

2.

对越南的初步印象:势不可挡的经济发展速度

先说第一个问题,越南会是下一个世界工厂吗?

今年7月份我第一次到越南的时候,感觉和九十年代的中国非常像。

比如在河内,市面非常喧闹,晚上街道的人特别的多,整个城市非常之有活力,我住在市中心还剑湖的位置,深夜了街头还是人来人往,马路边上摆了好多塑料小板凳,无数人坐在小板凳上吃水果、聊天、喝酒,以及还有人在那卖艺,走到跟前看,是一位白人姑娘在越南街头用汉语弹唱着《月亮代表我的心》,卖艺收钱。

河内夜景 @视觉中国

如此混搭的节奏,意味着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已经高度国际化了。如果它想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位置,这样高度的国际化肯定是非常必要的前提。

对越南有了这样的初步印象,接下来又去越南的工业园区考察了一下,先是去了VSIP的工业园,这是一座新加坡在越南修建的工业园,离河内大概四五十公里的车程,途中的路况还是像中国的乡道,和中国差太远,但是进了工业园马上感觉完全不一样。

越南考察

直观的感受就是,这跟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太像了,里面的道路非常平直,建筑非常之整齐,接待我的越南人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跟我介绍越南的招商政策、税收政策以及招商状况、发展的效率等等,又开着车带着我们在园区里转了一大圈。

考察完新加坡工业园之后,我又去了另外一座工业园,那座工业园令我更加吃惊。这个工业园投资建设的时间不长,建设方刚刚投资建设的时候,对它并没有特别大的期待,也不会觉得越南会发展特别快,所以是作为长线投资,期待二十年能够收回投资就可以了。

但是,他们没想到工业园初步建设的有了点样子之后,突然之间,贸易战来了,这座工业园一年就收回二十年的投资。

看到这个之后,更让我感到越南的发展速度不可阻挡,真的是给中国造成了实实在在的挑战,我不禁问自己,难道《枢纽》的寿命就只有这一年了?

3.

越南专家给我的反馈:越南的规模不够大,要产业政策也没用

我进一步拜访了越南的专家,越南国家大学的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所长以及其他几位学者,跟他们进行现场调研讨论。

我先恭维了一下说,到越南考察的这几天,感觉越南非常之有活力,越南发展的非常棒,确实有很大的机会等等。

之后,我问他,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年发展这么快,一方面有中国民间力量的不懈努力,一方面也有中国官方的一些产业政策的推动。即便这些产业政策的结果和政策出台的初衷之间有可能不一致,但是产业政策毫无疑问是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时非常重要的变量。

所以,我很好奇,也很有兴趣,想听您跟我讲一下越南产业政策是什么样,对未来有什么样的产业规划?

越南考察

这位所长个子不高,面容清癯,留着山羊胡,我看到他的第一反应是胡志明来了,他说你就叫我Felix好了。

我问Felix,你们的产业政策是什么?Felix说:“要什么产业政策?有广州呢。”“什么意思?”“我们缺少什么东西去广州买,要产业政策干嘛?”

这让我大吃一惊,突然之间我明白了,越南跟中国的规模事实上还相差的太远,人口上差了一个数量级,但就整个经济发展的规模、完善程度等方面,差得不止是一个数量级。

那么,所谓的“我们缺什么去广州买,自己不需要产业政策”,这个话反过来一听就是,“我们的规模差太远了,我们有产业政策也没用。”

当然了,这所说的“广州”不是指具体的广州,而是一个象征,指的是整个中国东南沿海。

越南跟中国的经济关联太深,本身体量又太小,一旦“广州”的政策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这边一打喷嚏越南肯定会感冒,即便越南自己做了产业政策也没用。

我也进一步想明白了,大量的中国的制造业在往越南转移,看上去似乎是要取代中国,但我们不能光看表面,更得看究竟转移的是什么。

我又进一步问Felix,你认为越南未来会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你们对标的是谁,越南会是下一个中国台湾吗?还是下一个韩国呢?

Felix回答我说,怎么可能呢,我们发展最好不过的结果也就是介于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之间的水准。所以我们所要追求的就是在中国的高速列车上,找到一个我们应该有的位置,然后借着中国的势头发展起来。

 

4.

中国经济成长的大背景:美国的创新经济

为什么Felix会说“我们有广州”?实际上这个就是紧跟着回应的话题,中国的经济崛起究竟是怎样的逻辑?把这个逻辑搞清楚了,也许Felix的说法就相对好解释了。

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以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速度崛起,这方面的解释很多,我在我的《枢纽》里给过一个解释,有的朋友应该读到过。中国经济成长是全球大的经济结构转型的延伸,大的经济转型的起点是美国的创新经济所拉动的。

美国的创新经济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经历过一次结构性的变化。

在此之前,美国创新的新技术等等,主要是掌握在大公司手里,因为大公司有能力做大规模的研发投入,更有能力维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大公司以这个技术作为基本的竞争壁垒。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美国通过《拜杜法案》,对于发明创造等等的知识产权做了一系列新的权利界定,结果是创新的新技术逐渐转移到小公司甚至个人手里。

对这些掌握特别牛的技术的小公司或个人来说,最优策略是什么?

就是把这个技术卖给尽可能多的别的公司。

美国苹果公司

类似于苹果这样的大公司,它的产品里没有太多自己的新技术,都是从别人那里买来的技术,它的能力在于能够把买来的所有技术整合为一个事先谁都想不到的特别酷、特别炫的新产品出来。

这种创新不再有过去意义上的技术壁垒,因为技术本来也不是它的,掌握技术的小公司愿意把这个技术卖给更多的人。

类似于苹果这样的公司的壁垒我称之为“速度壁垒”,就是它要做到创新永远比别人快,你永远追不上我,我就能够拿出创新里面最顶层的那部分利润。

5.

承接西方大规模外包的前提:具备兼容弹性与效率的供应链网络

所谓速度壁垒,就要确保创新效率,那就必须把生产流程大规模地甩出去才能做到,于是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就出现了。

供应链网络简图(示意)

紧接着的问题是,谁能够承接这个外包?

外包的承接者有两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

首先,干活必须足够有效率,没有效率,订单拿不着。有效率就要求,你必须足够的专业化,可是一旦你特别专业化了之后,会有一个麻烦,你会被锁死在上游特定的产品创意上,上游一变你马上就死了。

为了不至于承受这么大的风险,你必须得让自己的生产特别有弹性,而弹性的前提是什么?不能专业化,一旦专业化一定丧失弹性。

你要想能够作为大规模外包承接商,就必须效率和弹性同时满足,问题是这两个条件是彼此矛盾的,一个要求你专业化,一个要求你不能专业化,你没法同时满足。

中国找到一个办法,能够同时满足这两个彼此矛盾的条件,说的准确点,不是说中国找到了这个办法,而是中国因为一些特殊的历史机缘,在市场过程中自生演化出了新的变化,这个东西靠任何人设计不出来。

演化出什么呢?首先,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可以看到大量的、极度专业化的中小民营企业,专业化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我在那边考察最极端的案例,见到生产拉杆天线的企业,一个厂只生产其中一节,另一个厂生产另一节,还有一个厂专门负责拼起来。

这种专业化到极致意味着什么?你的产品被拆解为最终产品的极为基础构成性的要素,极为基础的元器件,被拆解到这个层次后,你产品的通配性反倒会变得特别好。

就好像乐高积木,一个企业只生产其中特定形状的乐高积木,你的产品生产出来之后,单个东西没有什么用处,放在庞大的网络里和各种各样形状的乐高积木可以组合起各种形状。

无数家中小企业构成一个庞大的网络,其中每家企业都极度的专业化,就确保了效率的极大化,它们加在一起构成的庞大网络,这个网络内部,可以不断的动态重组相互之间的配套关系。

以网络为单位确保了弹性,因为里面的配套关系可以不断的动态重组,同时以网络里极度专业化的单个企业为单位确保效率。这样就可以把弹性和效率两个不可兼容的东西放在同一个产品上就同时实现了。

以“供应链网络”为前提,中国才获得了承接大规模外包的机会。

6.

中国在全球经贸双循环结构中的地位:枢纽

在供应链网络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变量——规模,你的规模越大,意味着供应链网络里面的单个小企业越多,分工的深度可以达到更深,效率越高;以及规模越大,小企业越多,相互配套组合的可能性越多,网络弹性就越好。

规模越大,效率弹性兼得的能力越强。我在书里进一步提出假说,这个规模一旦过了某个门槛,就会形成某种成本黑洞,劳动、土地这些要素在你成本当中的占比大幅下降,对于供应链网络的管理能力,这个东西很难量化,但是在综合成本控制能力当中占比会大幅上升。

所以,一旦规模超过某个门槛,对于供应链有需求的制造业都会大规模的往这边转移,而转移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我在书中提出的另一个假说“双循环结构”。我对于贸易战的理解也是在这个假说里。

先说双循环结构是啥样的。

双循环结构

之所以制造业都会往中国转移,是西方国家确保自己的比较优势的自然后果。

西方的比较优势是在创新产业上,我非常之不精确地把这称为广义的“高端第三产业”,为了聚焦在“高端第三产业”上,西方必须把它的生产能力外包,第二产业的中低端制造业大量转移到中国,过程中,西方逐渐去工业化,中国和西方之间形成二三产业的循环。

非洲作为代表的不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仍然是在原材料上,原材料没有办法直接和第三产业相对接,只能跟第二产业中低端产业相对接,中国和非洲为代表的不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一二产业循环,而全球的经贸循环必须以中国作为中介,才能完整的运转起来,形成阿拉伯数字“8”字型结构,中国正好处在那个节点上,这是我称之为“枢纽”

7.

中国的崛起与世界秩序的失衡,存在密切的相关性

在这样的结构之下,会引发一系列的全球失衡问题。

一方面,比如现在所看到的全球经济的治理秩序,WTO、IMF、世界银行,最晚成立的WTO是在1995年成立的,IMF是1945年成立的,这都是在中国经济崛起之前设计出来的,而今天中国经济的崛起,已经使得全球经贸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迁,这就意味着全球经济的治理秩序和它所要治理的对象之间已经严重不匹配了。

这种不匹配就会引发一系列的摩擦、冲突、矛盾等等,也就会引发世界对中国要求做出一些改革,要求你做一系列的改变。但是如果这些要求不能被我们有效理解,有可能解读成“亡我之心不死”,于是我们很强硬的回应他,反过来西方世界有可能对你形成某种包围的态势。

这样一种对抗相互升级的过程,你很难说谁对谁错,这是双向的东西,但毫无疑问,中国在其中不是没有责任的。

从另一个角度说,西方在这个过程中,大规模进入到去工业化的节奏。我们看历史上出现新的工业中心崛起的时候,老的工业中心也会出现传统产业瓦解掉了,那些人失业了,会出现社会问题。

但是在过去历史上,时间节奏不像今天这么快,新老工业中心的交替可能四五十年完成,来得及把失业的人消化掉。

而中国的崛起十年时间完成了,半代人的时间,美国传统产业大规模衰败掉了,失业的人根本来不及被消化掉,这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抗议通用关闭在俄亥俄州的一处工厂

这些问题,确实不是中国有意为之,但它们也确实和中国经济成长是有关联的。

这种情况下,人家提出谈判邀约,这相当于对方认为我们也许可以通过贸易过程把这个问题消化掉,那么中国就必须理会也必须接招,否则的话,人家只好以别的手段来回应这个问题。

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近年来西方世界一系列的民粹化转型。在一种相互不信任的关系中,其互动过程大概率会走到这样的结果。

8.

贸易战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会何去何从?

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再来讨论贸易战,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第一个,特朗普说让制造业回流美国,试图通过一系列的贸易战关税的手段,让制造业再回流美国,是否做得到?

实际上在技术条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跃迁之前,基本上做不到。

因为带来中国崛起的底层供应链网络等等一系列逻辑仍然成立,特朗普想要制造业回流的事情基本做不到。

《美国工厂》的纪录片海报

并且最近网上大热的纪录片《美国工厂》,片中可以看到,玻璃这种产品对应供应链没有什么需求,我的理论假说里认为这类产品能够迁走的,但是曹德旺迁过去也是如此的困难,更何况其他对于供应链有需求的产品。

特朗普希望制造业回流,大概很难做到,但是中国的制造业在贸易战的背景之下会往越南迁移,往东南亚迁移。

而迁移究竟是怎样的迁移过程,迁移逻辑,是否是我们在网上所看到的,越南即将取代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我一开始所说的Felix给我的回应,“我们有广州呢”。这个已经给出答案了,迁不过去。

我们所看到的迁到越南的制造业究竟是什么呢?

我这次在越南考察了很多制造业的工厂,最终看到的结果是,那些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占比比较高的,以及对于技术条件需求比较低的,这些生产环节是可以迁到越南的,但除此之外,往越南迁非常之困难。

比如我问在当地生产电动车的企业,你在本地都能完成什么样的采购?

对方回答,如果零部件是现成的,只要往上拧螺丝,这个东西可以完成本地采购,但是如果还要对零部件做一些处理的话,这个东西本地采购不了,必须到中国或是别的什么地方采购。

再比如我访谈的家具厂,我们通常会认为家具产业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我问家具厂负责人,你们是否都可以完成本地采购了?

他说你得分具体环节,什么板可以本地采购,对什么板的加工本地做不了。他说包装箱纸箱是可以完成本地采购的,越南本地可以生产纸板箱,但是生产纸板箱所需要的纸浆得到中国买。

既然是这样,那么中国制造业向越南的转移,实际上就是中国供应链的一种溢出,而根本就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意义上的转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溢出实际上就是可以面对的了。

此时如果我们还是光抽象的说什么企业转走了,就是远远不够的了。我们必须在一个更加复杂多维度的结构下来看待这些问题。

9.

中国制造业向东南亚外溢的过程,是民间经济自发的结果

目前国内网络舆论中对于越南问题的探讨,很多是没有足够好的研究与思考,仅仅是基于一些抽象的数据便得出结论,这实在是不够严肃、有着较强误导性的。

这样一种外溢的过程,不是政府设计的结果,而是民间经济自发的结果。

政治的走向和社会民间经济的自发的走向不一定是同一个走向,有可能是两种走法。而这样一种民间的走法,反倒是对于中国的海外经济影响,是真正深刻、长远的底层基础。

那么,政府政策和民间的自发动作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如何能够让这个底层的基础获得它应有的位置,这些都是我们在未来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本文原刊于微信号“施展世界”,观察者网已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