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卅运动(九)苏哈托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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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时事

本书是根据萧玉灿所有有关9·30运动的文字和录音的记录整理出来的。9·30是发生在五十年前的事件,它彻底改变了印尼的政治体制,并导致在印尼的数百万无辜人民的痛苦。而这一切,是由苏哈托将军所领导的国家实施的。期望本书得以与其他有关9·30运动的许多出版物一道,提高历史学家和年轻一代客观地研究和分析9·30运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本书将鼓励子孙后代努力争取确保不再发生如苏哈托们所犯下的国家罪行。

9·30运动和国家罪行(九)苏哈托的角色

 萧玉灿 印尼视角 1 week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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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和国家罪行

 


 

 苏哈托的角色


 

哈托扮演的什么角色?当然是很大的角色,甚至比苏加诺在这一事件所起的作用更大。

 

在9·30事件前几天,拉蒂夫曾来向苏哈托汇报,计划拘捕一些反对苏加诺政策的将领。苏哈托表示同意支持这一计划。

 

9月30日晚,实施绑架行动前几个小时,拉蒂夫又来见苏哈托,报告说,当晚会有绑架行动。苏哈托再次向拉蒂夫表示支持。

 

据说在此之前几天,苏哈托从雅加达之外调来了几个营部队,理由是来参加10月5日武装部队日庆典。苏哈托在雅加达亲自视察了这几个营。

 

问题在于:他作为陆军军官,在知道有计划要损害自己的上司时,有义务向陆军参谋长艾哈迈德·亚尼作汇报。

 

原来,他不只是不报告,而是一面承诺支持那个将绑架自己上司的群体,一面秘密地准备采取行动,以提高自己成为在印度尼西亚最有权力的人的可能性。

 

据说,夏姆是艾地与武装部队领导人之间的桥梁,而且还与苏哈托有关系。问题是,为什么苏哈托并不在9·30运动的绑架将军名单中?难道这不是意味着他被认为是印尼共产党的同情者,或至少不会损害9·30运动?

  

苏哈托将军实际上很擅长于利用形势,为自己赚取好处并提高自己的地位。他并不像许多人所想的那么简单,那些人认为他是过分依靠“巫师”及其神秘学的人。

 

纳苏蒂安将军虽然逃脱了9·30运动的绑架,却控制不了苏哈托。苏哈托精心利用纳苏蒂安的支持和影响力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地位。当他不再需要纳苏蒂安时,就让他靠边站了。所有被苏哈托视为竞争对手的或对其地位不利的高级军官,被逐一清除,甚至在必要时把他们投入监狱,例如普拉诺托·雷克索萨穆德罗将军。

 

让我们来看看苏哈托在陆军中是怎么发迹的。

 

在1946年7月3日事件时,还是中校军衔的苏哈托曾表示他支持苏达索诺将军,于是他加入了企图推翻沙里尔内阁的陈马六甲派的部队。

 

当苏达索诺派成功绑架沙里尔,陈马六甲的政治地位不那么稳固时,苏哈托巧妙地改变方向。他甚至与印尼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势力合作,挫败了陈马六甲领导的1946年7月3日政变。因此,苏哈托成了左翼政党包括印尼共产党和日后参与9·30运动的中级军官们所信赖的人。

 

1948年发生茉莉芬事件时,中校苏哈托被哈达总理派到茉莉芬,以确定是否有印尼共产党叛乱。

 

苏哈托因为参与镇压1946年7月3日政变有功,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兼茉莉芬事件的主要人物苏马尔索诺关系良好。苏马尔索诺在茉莉芬欢迎苏哈托,并带他四处考察茉莉芬的形势发展。苏哈托证实,在茉莉芬并没有哈达政府广播所说的印尼共产党叛乱。城市运行从容有序,无任何叛乱迹象,红白旗依然飘扬在所有国家机关的建筑上,看不到锤子镰刀旗。监狱也没有被印尼共抓捕的解除了武装的士兵。一切运行正常。

 

苏哈托已经把他在茉莉芬调研的结果向哈达总理作了汇报。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哈达对印尼共产党的立场。哈达继续按照美国的意愿,以印尼共产党在茉莉芬制造叛乱为由镇压印尼共产党。

 

苏哈托关于茉莉芬情况的汇报,使他进一步成为具有人民精神和坚定反对帝国主义立场的武装战士们所信赖的军官。

 

拉蒂夫上校是9·30运动中央指挥部的二号人物,与苏哈托关系非常密切。他在革命时期进攻日惹首府时曾帮助苏哈托获得好名声。当时,拉蒂夫在现场指挥战斗,但苏哈托获得了认可,其功绩被突出表彰。

 

1948年,荷兰在其第二次侵略中成功占领日惹。苏哈托领导的部队被普遍认为是抵抗荷兰最顽强的部队,成功从荷兰人手中夺回了日惹。在战场上指挥战斗的正是苏哈托最钟爱的下属拉蒂夫。许多当年顽强战斗夺回日惹并使得苏哈托声名鹊起的军官们,在9·30事件后被苏哈托拘捕。拉蒂夫上校被判处无期徒刑。印尼国民军的历史只提到苏哈托的名字,指他是从荷兰人手中夺回日惹的功臣。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是对历史的片面歪曲。

 

9·30运动中央指挥部的第一号人物翁东中校,也曾经是苏哈托最喜欢的下属之一。他在1963年印尼从荷兰人手中收复西伊里安的“曼达拉行动”中为苏哈托立下了汗马功劳。苏哈托和他的妻子茜蒂·哈蒂娜是翁东的媒人。苏哈托和茜蒂·哈蒂娜还作为嘉宾出席了翁东的婚宴。

 

如果没有翁东这样的勇敢和自愿的官兵空降到西伊里安,苏哈托将军作为曼达拉行动的指挥官肯定招架不住。本来并没有部队愿意空降到西伊里安。由于时间紧迫和为了维护苏哈托的好名声,翁东中校主动请缨,要求空降西伊里安。苏哈托十分感动和赞赏,亲自送翁东和他的部队到机场,并在翁东登上飞机之前拥抱他。

  

苏哈托与翁东中校以及拉蒂夫上校之间的亲密个人关系,似乎是苏哈托的名字没有出现在9·30运动的绑架将领名单上的原因。拉蒂夫上校在被审讯时清楚地表明,他们认为苏哈托仍然是他们的上司,甚至是运动的指挥官,致使拉蒂夫认为在实施9·30运动计划之前有必要向苏哈托报告此计划。

 

1978年,拉蒂夫上校在雅加达的高等军事法庭上清楚地揭示,9·30运动之前他拜访了苏哈托将军两次。第一次在他家,报告有将军委员会要发动政变推翻苏加诺政府。第二次在1965年9月30日晚上。拉蒂夫上校承认是在加托·苏布罗托医院见到苏哈托将军,向他提交一份逮捕7位将军的计划。当时苏哈托将军由于儿子被热水烫伤而在加托·苏布罗托医院。

 

曾任美国合众国际社驻雅加达新闻局首席代表的记者阿诺德·布拉克曼在其《共产党在印尼的崩溃》一书中描述了她对苏哈托的采访:“……1965年9月30日晚上,在9·30运动开始

 

前几个小时,拉蒂夫上校在雅加达陆军医院拜访了苏哈托将军。苏哈托将军的儿子被热水烫伤后正在那里治疗。苏哈托将军说,拉蒂夫来见他说是关心他儿子的伤情,但实际上是想弄清楚他究竟在医院里干什么。确认苏哈托将军在医院忙着照顾儿子,于是,他便被调去实施运动,这样,苏哈托将军便不可能采取行动阻止将在几个小时内发起的运动。”

 

维特海姆教授在其一本书中指出,苏哈托接受德国《明镜》周刊杂志采访时给出了不同的版本。苏哈托回答《明镜》的问题时说:“1965年9月30日晚上大约11点,拉蒂夫上校从反叛阴谋集团来到医院要杀了我。但显然他由于有所担心而不敢在公共场所实施谋杀。”

 

苏哈托将军这两种不同说法肯定是被外国专家包括维特海姆教授注意到了。苏哈托这两个版本与拉蒂夫上校所亲自披露的完全相反。

 

拉蒂夫上校在高等军事法庭上提出:

 

1、呈请苏哈托将军及其妻子作为证人,他们可以减免对他的指控。法院拒绝了这一请求。

 

2、在运动开始前两天,他去过苏哈托将军的家,并向他汇报了有关有将军委员会打算推翻苏加诺政府,还汇报了有一群年轻军官在策划挫败将军委员会的这项企图。

 

3、1965年9月30日晚上,当他在加托·苏布罗托医院见到苏哈托将军时,汇报了要在几个小时后执行挫败将军委员会政变企图的计划。

 

4、拉蒂夫确认,苏哈托将军在听完拉蒂夫汇报后,完全有机会并有能力防止9月30日运动的发生。而苏哈托将军并没有阻止其发生。

 

5、在回答为什么苏哈托将军领导镇压“9·30日运动”后来会扩大为粉碎“印尼共产党9·30运动”的问题时,拉蒂夫上校提出,可能是苏哈托将军感到失望。失望的原因是亚尼死后苏加诺总统不任命他为陆军参谋长。

 

值得注意的是,拉蒂夫上校在法庭上所说的话原本是保密的。

 

他在庭审之前也从未谈论和揭露这些事。

 

显然,拉蒂夫上校仍然觉得应该保持忠实于他所尊重和信任的前指挥官苏哈托。在1978年庭审他本人之前,他其实有机会在其他许多场合揭露这些重要秘密。有一次,他充当他的下属、情报步兵旅军官苏拉迪上尉受审时的证人。苏拉迪在法庭上说,在9·30运动之前两天他曾送拉蒂夫上校去苏哈托家。当法官问拉蒂夫他访问苏哈托谈论了什么时,拉蒂夫说,讨论的是他在雅加达的住房问题,因为他刚刚从三宝垄搬过来。法官说拉蒂夫的回答不太合逻辑。在9·30运动之前的决定性时刻,拉蒂夫作为9·30运动中央指挥部第二号人物,怎么可能会去面见陆军战略后备司令部指挥官苏哈托,只是谈论住房问题呢?

 

1978年拉蒂夫在高等军事法庭所揭露的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此事在1971年大选之前,即苏哈托当选为总统之前被揭露出来,印尼政局的发展可能会有所不同。

 

许多武装部队的中、高级军官被指控参与了9·30运动并被审判和监禁,仅仅是因为他们知道有将军委员会的存在而没有向上司报告。

 

例如,廖内群岛海事指挥官苏亚迪准将。他被判处18年徒刑,因为他没有向他的上司报告他从下属知道有将军委员会的存在。

 

警察准将苏瓦诺被判刑也是因为他既没有向上级报告将军委员会的存在,也没有对将军委员会采取行动。

 

那么苏哈托将军怎么样呢?他并非只是从拉蒂夫那里知道有将军委员会的存在。他还在9·30运动实施之前便知道了此运动的具体方案。但是,他并没有报告给他的上司艾哈迈德·亚尼将军。他甚至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绑架和杀害他的上级领导。

 

于是出现了怪现象。苏哈托将军知道有将军委员会,也知道有9·30运动将绑架他的上司亚尼将军和纳苏蒂安将军,但不采取任何行动,却没有受到起诉和判刑。而上述的其他中高级军官都受到严厉的惩罚。苏哈托不仅没有被追究和惩罚,反而扶摇直上当了很长时间的总统。

 

拉蒂夫上校在高等军事法庭的陈述本应该是指控苏哈托卷入9·30运动的法律依据。比起其他因卷入9·30运动而被起诉的和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就被监禁的高级军官来,苏哈托有严重得多的错误。作为陆军战略后备司令部指挥官,苏哈托事先已经知道9·30运动的计划,拥有很多机会和军事实力可以阻止和破坏9·30运动的发生。

 

显然,苏哈托在他的上司被绑架并杀害之前不去阻止或破坏9·30运动的原因很清楚,他希望有机会升迁到顶端。

 

苏哈托为了从他所介入的各种事件中获取个人利益,不惜伤害信任他的亲密战友,并且无需任何掩饰。他的这种个性和能力十分昭然。

 

 

9·30事件证明了这一切。苏哈托假装站在年轻军官一边,不赞成那些成立将军委员会的将军们的立场,也忠于苏加诺。但暗地里,他却利用他们来铲除他在军队里的所有对手,包括他自己的上司。一旦把他们都除掉了,苏哈托便坚决而毫不留情地从背后袭击这些年轻军官。事实上,他残酷彻底地消灭了印尼共产党,然后推翻了苏加诺总统。

 

值得注意的是,事态发展表明,苏哈托起在9·30运动中扮演了直接关系到消灭印尼共产党的重要角色。以下几点足以支持这一结论:

 

1、苏帕尔佐将军执行总统命令,在1965年10月1日停止了一切军事行动。而苏哈托将军正相反,展开了长时间的军事行动,直至大逮捕和大屠杀。针对印尼共产党的军事行动继续进行,直至苏加诺总统发表了苏哈托也未能全部遵照执行的《3月11日命令书》。

 

2、我们稍加注意便能发现,9·30运动领导人被判刑罚的轻重,并不取决于其在印尼共产党内地位的高低,或者是在对苏哈托势力进行武装抵抗中的角色是否重要。衡量的标准是在庭审中辩护的内容。当辩护词的表达较多地提出对印尼共的自我批评时,作出的判决便较轻。例如祖吉托和勒旺被判处无期徒刑。而那些揭露苏哈托势力谎言的人,如穆尼尔、鲁斯兰·维查亚萨斯特拉、伊斯坎达尔·苏贝克提和马尔若科等人,则被判处死刑。他们的辩词被诬为煽动叛乱。

 

在20世纪70年代形势的发展变得有意思。当时有一些陆军军官不能接受苏哈托将军当国家元首。一些认识苏哈托的、因9·30运动而坐牢的中级军官多次被监狱里的调查组传唤,以说明苏哈托当蒂博尼哥罗指挥官和曼达拉指挥官时的行为。有关苏哈托的下属阿里·穆托坡中校在破坏苏加诺总统在“粉碎马来西亚”时期政策中所起作用的证明材料在这些调查中也受到质疑。但是,苏哈托的敌人当然是从未也根本不可能使用这些在监狱里的军官们的证明材料来推翻他。

 

1977年第二大选前夕,出现了萨维托事件。萨维托被起诉受审,原因是他揭发了苏哈托家族大量敛财的问题。对萨维托的指控是:他进行颠覆活动,企图发动一场政变。

 

萨维托成功收集了许多显赫人物的签名,其中包括穆罕默德·哈达、西玛图庞将军,天主教领袖达摩朱沃诺红衣主教,以及穆斯林领袖哈姆卡和前警察总长苏卡姆托等,要求改变经济政策。

 

他们指出,当时的经济发展政策显然加剧了人民的痛苦,却使苏哈托家族更加富得流油。他们还要求苏哈托把政权交给哈达。交权的手稿按照《3月11日命令书》的模式书写。1966年此命令书成了苏加诺总统把政权交给苏哈托将军接管的基础。

 

但是,苏哈托实在是太强大了,继续当他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萨维托等人根本动摇不了他的地位,只能去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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