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和聲:大馬經濟增長的約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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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擔心的反而是年輕人難找到順心順意的體面就業機會,若他們不能調整心態與學習跟上時代的實用知識與技能,就有可能成為一股抗議力量,如阿拉伯之春或法國的黃背心暴力示威,進而為政治添加更多的不確定因素。

孫和聲:大馬經濟增長的約束因素

2017年, 大馬的經濟增長率為5.9%,2018年是4.7%,預計2019年會在4.5%左右。自1998年以來,年均增長率在5%上下徘徊,相信未來幾年不會有太大的變化。長期來看,若無重大內外突發事件,應會出現進一步的遞減趨勢。如何力圖減緩這個趨勢則取決于如何消減約束增長的因素。

當前,主流經濟思路是,結構性改變(structural reform)是出路。這個思路不限于大馬,而被主流經濟機構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貿組織等視為必要的改革。

簡單地說,結構改革是一種市場友善的改革,也就是放寬約束增長潛能的因素。主流經濟學家認為,一國的增長可分為實際增長與潛在可能達到的增長兩類。若去除約束條件,釋放潛能;那可達到的增長會較實際增長高。

 

至于什麼是約束條件,不同國家具體情況不一,不能一概而論。在發達國通常會包括強硬性的勞動力條規(印度也是如此);政府福利支出;稅率太高;投資不足;人力資本趕不上技術進步,以致出現技術性失業;近年來呈強化趨勢的保護主義等。

新經濟政策成阻力

就大馬言,新經濟政策多被視為約束增長的阻力;公務員人數過多,且過去10多年來,公務員調薪速度與幅度高于民營部門;缺乏適用的人材;腐敗;政府效率不高;生產性技術不足;官聯公司排擠民營;教育與培訓與發展需要脫節;缺乏創新;不重視研發;過多消費性補貼,及日趨民粹化的政治等。

從純經濟角度看,一國的增長主要取決于消費,投資與出口三大發動機。在1997-98年,大馬主要靠投資與高速出口推動增長。1998年后的轉向內需。由于大馬市場規模不夠大,且內需也已用老,其可持續性頗可疑。具體來說,若2017年大馬可取得5.9%的增長率,主因在于當年全球主要經濟體出現同步增長的利好現象,可進入2018年及2019年后,這個同步增長又轉趨弱。

如在2017年,全球增長率為3.8%,全球貿易增長率也高達5.3%,這就使高度依賴國際貿易的大馬在當年取得9.4%的出口增長率與10.9%的進口增長率。由于大馬也是個「以進養出」的經濟體,如中間商品(半加工品原料等)占進口的50%以上。因此,世界經濟大好,大馬便跟著水漲船高,若太壞,大馬也會跟著水落船低,這是貿易國的特點。

如新加坡私人投資是9.3%的增長率,可2018年則跌到4.5%,公共投資甚至從0.1%,跌到-5.3%,也難怪2018年的增長只有4.7%,遠低于2017年的5.9%。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在2019年,全球增長率可能是3.2%,而貿易增長率則是2.5%。

棕油價漲落影響深遠

依據IMF預測,在2019年全球增長率可能是3.2%,而貿易增長率則是-2.5%;此外,2019年大宗商品的價格會下跌4.1%;2020年甚至可能是-2.5%。對高度依賴單一棕油出口的大馬言這不是好消息,實則棕油價格對小市鎮經濟非常關鍵,其漲落不僅是經濟性的,也會衝擊到政治特別是選舉。

在大馬棕油價的漲落比原油重要得多,因為大馬也是高石油消耗國,國內注冊車輛便有約1300萬輛,另外摩哆也是約1300萬輛,油價漲,政府也得補貼石油,結果是對公共財政助益沒想像中那麼重要。

從國際比較看,過去20年大馬能取得年均約5%的增長率,算是不俗。因為除了東亞新興市場,其他國家的平均增長率低于5%。就2019年言,IMF預測,美國可能是2.6%;歐盟約1.5%;日本1%;中國6.2%;印度7%;只有亞洲新興市場可以達到約6%。其中,東盟主要國家約5%,即印尼、菲律賓、越南約6%-6.5%,大馬4.5%及泰國3.5%。據此而論,大馬也算不俗。

大馬的問題在于,過去20年均主要靠內需驅動增長。如過去10多年,國內消費均可取得約7-8%年均增長率。可這是難以持續的,因為家庭債務也因此節節上升,一度高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94%,最近才遞減到83%。這也突顯出,內需已用到盡頭了。外加上公債也節節上升,使得聯邦政府採取一定的緊縮政策。

2017與2018年的公共支出為3.3%與0.1%,且公共消費中,行政開支占了80%以上,以至排擠了生產性投資。沒有生產性投資,何來增長?政府支出有兩大類,一類是可增加資產(如生產性投資),另一類為消耗性支出,用了就沒有未來的收益,而大馬因公務員過多,待遇好,使得生產性投資被排擠掉,不利未來增長。這將是一個尾大不掉的長遠趨勢。

結構性改革效應不大

進而言之,隨著民粹政治的崛起,政治會日趨福利化,可政府又不敢加稅,以免得罪人民與鈍化經濟活力。在這種情況下,可以預算,大馬也會像多數發達國家一樣,公債節節上升。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有勇氣搞真改革如結構性改革,成果也會有限。因為,結構性改革較偏向友善的供給面改革,若沒有需求面的擴大內需的配口,其效應也會有限。

可由于公債與民債也節節上升,外加上全球經濟充滿不確定性,國行與政府也不敢大開水喉,以防備危機爆開時更難收拾。在這樣的約束條件下,增長自然有限。此外,隨著人口日趨老化,公共醫療支出會更吃力,經濟也更缺之活力。普羅的工資也因區域化全球化作用,而難有大幅改善。

 

據此而判斷,未來大馬的經濟形勢應會日趨嚴峻。只是由于大馬得天獨厚,只要調整心態與生活方式,依然可以過得去。至少我國有好幾百萬的廉價外勞可起緩沖作用,值得擔心的反而是年輕人難找到順心順意的體面就業機會,若他們不能調整心態與學習跟上時代的實用知識與技能,就有可能成為一股抗議力量,如阿拉伯之春或法國的黃背心暴力示威,進而為政治添加更多的不確定因素。

在這全球化的時代,一國的問題已不在限于一國,而必須從全球互動的視角來觀察,特別是像大馬這樣的開放經濟未來的政治也可能更為激進。

孫和聲

時事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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