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卅运动(十四,十五)侵犯法律和践踏人权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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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根据萧玉灿所有有关9·30运动的文字和录音的记录整理出来的。9·30是发生在五十年前的事件,它彻底改变了印尼的政治体制,并导致在印尼的数百万无辜人民的痛苦。而这一切,是由苏哈托将军所领导的国家实施的。期望本书得以与其他有关9·30运动的许多出版物一道,提高历史学家和年轻一代客观地研究和分析9·30运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本书将鼓励子孙后代努力争取确保不再发生如苏哈托们所犯下的国家罪行。

9·30运动和国家罪行(十四,十五)侵犯法律和践踏人权的行为

 萧玉灿 印尼视角 1 week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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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和国家罪行

 

第四章

侵犯法律和践踏人权的行为

 

度尼西亚的独立战士们立志要建立在印尼人民手中拥有完整主权的独立国家,并且要发展成为一个维护人权的发达国家。独立战士们也渴望建立一个基于“法治”原则的国家,是rechtstaat(荷兰语:法治国家),而不是machtstaat(荷兰语:权治国家)。

 

但是,历史记录表明,以苏哈托将军为首的军事当局以“安全和秩序恢复指挥部”之名,以保障国家安全、坚持1945年宪法和潘查希拉为由,迫害、追捕、监禁和杀害印尼共产党人及其群众组织的成员,共产党嫌疑和共产党同情者,实施了无法无天的暴行,可能是二战之后世界上最骇人听闻的对人权的侵犯。

 

实际上,被镇压的印尼共产党和各个群众组织在9·30事件之前都是正式的合法组织。他们是国家的大政方针“纳沙贡”的一部分。党和这些群众组织的领导和成员是由合法国家元首即苏加诺总统所倡导的民族团结方案的忠实拥护者。没有任何法律法规禁止他们成为这些组织的领导者和成员。

 

9·30运动后取缔共产主义的军方领导人,在前9·30运动时代也是纳沙贡的支持者。然而,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他们对自己所支持过的、也是民族团结一部分的那些人竟犯下了恐怖、迫害、逮捕和杀戮的罪行,却没有任何法律来制裁。仿佛消灭共产主义和捕获或杀死尽可能多的支持这个主张的人,是了不起的、令人感到骄傲的行为。

 

自1965年年底以来,在印尼的所有人都被赋予权力,可以对被怀疑是共产党的人随意进行抄家、拘留、逮捕,甚至杀戮。因此,到处都在发生拘留、逮捕甚至残酷杀戮,尤其是在1964年至1965年间没收地主土地的单边行动进展顺利的许多地方。苏哈托将军作为安全和秩序恢复指挥部指挥官,不仅没有试图恢复安全与秩序,反而是煽动对印尼共产党及其群众组织所有成员的复仇欲望。

 

犯法是毋庸置疑的。而这犯法的,恰恰是安全和秩序恢复指挥部的指挥官,后来成为陆军参谋长和国防部长,甚至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的苏哈托将军。

 

法律规定,只有警察部队有权搜索、拘留或逮捕平民。另外,只有宪兵队,作为武装部队的警察,有权搜索、逮捕武装部队的成员。

 

而在1965年至1967年,有许多房屋被无权搜查的单位搜查。我家在1965年底被印尼大学生行动联盟和印尼学生青年行动联盟的成员多次搜查。还经常发生“栽赃”事件,来自被搜房子以外的文件,说成是搜查发现的。这些文件的发现成为后来逮捕或进一步搜查的借口。成千上万的人被任意拘留。这就是造成所有监狱拥挤不堪的原因。

 

监狱人满为患,大多数囚犯都不能躺下睡觉。他们只能坐着甚至站着,身体互相靠着睡觉。所提供的食物严重不足。许多囚犯挨饿。一包米饭四、五个人分着吃。送来的米饭经常是馊的,不能吃。

 

许多大规模逮捕的故事听起来很离谱。在雅加达抓了几十个来自沃诺基里的卖草药和卖肉丸的小贩。沃诺基里在1947年抵抗荷兰军事入侵略斗争时代曾经是左派的基地。由于此地的坚定抵抗,苏迪曼将军决定将它作为抗荷总部基地。这些肉丸和药材小贩被羁押了十几天后被释放。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们充当了印尼共产党的交通员。

 

当我在监狱里被提审提到这一点时,审讯官说,我这是在人民的愤怒中被“保护”起来了。如果不是被“保护”起来,我的安全便得不到保障。这种说法确实可用来把未经审判而逮捕关押的行为合法化。在“保护”的借口下,数以万计的人被关押,不少人一关就是十几年。

 

必须注意的是,3月11日命令书发出后,在押军官人数增加了。

 

他们分为两个主要的类别:

 

1、在押军官大部分是那些平息“印尼共和国革命政府/全面斗争约章”叛乱有功人员。他们平息了“印尼共和国革命政府/全面斗争约章”叛乱并逮捕了叛乱领导人:艾哈迈德·侯赛因、穆罕默德·纳特习尔、沙弗鲁丁·普拉威拉尼加拉和阿萨特。这表明,“印尼共和国革命政府/全面斗争约章”叛乱被平息之后,其势力得以反弹,他们要求把曾经镇压过他们的军官投入监狱。

 

2、第二类包括曾经同印尼社会主义青年团(抵抗荷兰侵略的印尼共产党外围青年组织)民兵合作的军官。他们被指控参与 9·30 运动而被囚禁。

 

大规模屠杀完全不受约束。有很多故事描述了各种暴行。许多无辜百姓被残酷地杀害。他们的头被砍下来,尸体被扔进河里。

 

当时苏集普托将军领导的最高作战司令部第五组公布了有关在鳄鱼洞发生事件的新闻,成功激起很多人复仇的欲望。后来在苏哈托军事当局的驱动下,发展成在印尼的土地上消灭共产主义的运动。

 

这些煽动成功激发了人们的怒火,使他们犯下了违反现行法律、违反人道主义规范的行为。苏集普托将军的煽动所取得的成果使其获得苏哈托将军的嘉奖。他后来在苏哈托的第一届内阁被提拔任命为农业部长。

 

超出人道主义界限的残酷程度可描述如下:

  

1、大屠杀在布兰塔斯河、梭罗河边和北苏门答腊省的一些河边进行,这些河的水都变成了红色,惨遭杀害的无辜百姓的尸体挤在河面上。

 

2、未经法律程序的大规模逮捕使到几十万家庭陷入混乱和痛苦。许多未成年孩子失去了父母,无家可归,流浪街头。

 

3、导致胡作非为违法乱纪:

 

a、为了抢夺工作岗位把别人抓去坐牢

 

b、为了抢夺妻子把别人抓去坐牢

 

c、为了抢夺房屋汽车等财产把别人抓去坐牢

 

d、为了泄私愤把别人抓去坐牢

 

受害者的人数从未确定。许多人认为已经超过一百万人。数十万的人被拘留。许多被杀害者和被监禁者根本不知道有9·30运动,也并不了解共产主义。

 

进行审查和询问的监狱官员也很困惑,因为没有拘留的依据。一些国家官员也懂得,当局在拘留人之前必须有被逮捕者的犯罪证据。但这些官员都无能为力。他们不敢释放被拘留者,因为害怕自己被指责支持印尼共产党和参与9·30运动,也得坐牢。

 

法律和人权被践踏。囚犯必须写个人历史。从这些个人历史中找出这些囚犯与印尼共产党的关系。程序是颠倒的。囚犯并非是因为有明确和完整的犯罪证据而被捕。他们必须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的情况下先去坐牢,然后国家官员才询问被拘留者,找出拘留他们的理由。就这样,数十万人以同样的方式被关押,其中数万人坐了十几年监牢。

 

统治者无视囚犯的死活。提供的食品和药品根本不够维持囚犯的最低生活。囚犯家属送饭也靠不住。这些政治犯的亲属也是受害者。戴上“政治犯亲属”的帽子意味着被剥夺了现有的合法权利。他们失去了工作,无法获得新的工作。他们无法获得一份证书来证明自己与“印尼共产党9·30运动”无关。他们被隔离在社会之外。许多家庭支离破碎,自身难保,其给政治犯送饭的能力更差,甚至完全丧失。

 

因此,因缺乏所需食物和药品而死亡的政治犯人数与日俱增。从1966年到1967年,在萨伦巴监狱,每天都会有一两个人饿死。在唐格朗监狱,形势更加严峻。每天都有2至3个囚犯死亡。

 

人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印象,即苏哈托将军领导军事当局所实施的大屠杀政策,是不给几十万政治犯提供食物。他们所干的是极其残忍的肉体上的折磨。遭受过此类酷刑的囚犯们常常表示,希特勒在二战中使用毒气的方法实施大屠杀,比起这种缓慢饿死的折磨,只是小巫见大巫。这是残酷的种族灭绝罪,理应受到全世界的谴责。

 

3月11日命令书发出后,追捕变得更加猛烈了。同样,野蛮的大屠杀变得更加惨烈。其结果是,家人能送来的食品和药品更少了。这种情况逼迫囚犯向各个监狱当局提出要求在监狱里的土地上耕种,使他们能够补充营养。于是囚犯们开始种植苋菜、空心菜、木瓜。囚犯们还要求监狱当局批准医生教青年囚犯学针灸,以便能在监狱里进行各种治疗而无需依赖监狱当局所不能提供的药物。

 

政治犯们倡议自力更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食物营养改善了。许多生病的政治犯得益于针灸。另外还开发了多种手工艺品加工,消磨在监狱里的时间。

 

但这也产生了消极的一面。许多监狱当局滥用这些自力更生的建议。这些建议本来是政治犯们因为监狱不能提供足够的食物而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而提出的。监狱当局却因此强迫政治犯们不仅要自力更生,而且将其劳动成果商品化以中饱私囊。

后来演变成强迫劳动。年轻力壮的囚犯被迫在监狱内的土地上劳作,生产大米、木薯和甘薯。这种情况发生在有充足土地的唐格朗监狱。

 

许多囚犯们从未被审判,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他们不仅没有得到应得的食物,反而被迫劳动为自己提供食物,同时将劳动所得盈余给监狱当局出售私分。

 

这种行为不仅是剥削,而且违反了国际法。印尼已签署了国际劳工组织公约(ILO)。所以军事当局显然违反了必须遵守的公约。无罪证,即未被法庭定罪的囚犯不能无偿劳动。即便是已被法庭定罪的囚犯,其劳动也必须根据规定的标准给予报酬。

 

让囚犯无偿劳动还不仅限于“自力更生”。例如在萨伦巴监狱,囚犯必须打扫在贡土尔大街的宪兵队总部。囚犯还被迫缝制陆军军官的制服。许多囚犯必须修理和美化军官们的房子。许多人被迫无偿为军官们建造房屋。有时,所给的报酬是准予请半天假回家。总之是没有工资的。

 

如此情况,军事当局不可能有热情去释放这些对他们有好处的囚犯,反而希望多多益善,尽可能长久地保持这些可以被强迫劳动并能够提供额外收入的囚犯的人数。

 

唐格朗监狱项目的成果促使以苏哈托将军为首的军事当局开展更残酷的项目,即众所周知的流放地南马鲁古的布鲁岛项目。

 

十几万来自爪哇岛各个监狱的囚犯被送到布鲁岛。布鲁岛是缺粮区,没有物产可以养活如此多的囚犯。

 

囚犯们被迫劳动以维持生活。他们只在前八个月有最低补贴— —定量大米和两套棉服。之后取消补贴。

 

此不人道行为可以与荷兰殖民者把囚犯放逐到伊里安查亚的波文蒂古时的行为进行比较。荷兰殖民者的囚犯无需被迫劳动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殖民者为流放到波文蒂古的囚犯提供必需品。囚犯出发之前,殖民者批准他们与家人见面。

 

军事当局对放逐囚犯到布鲁岛这件事保守秘密,不告诉其家人。他们没有机会与家人告别。这是又一种对人权的残酷剥夺。对比苏哈托军事当局对待自己的同胞的行为,荷兰殖民者要人道得多。

 

第一批出发去布鲁岛是在1969年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访问印尼结束一天后。它给人的印象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同意苏哈托政府把囚犯流放到布鲁岛的残酷行为,作为在印尼消灭共产主义的手段。

 

还有那些受迫害者,他们的法律地位是怎样的呢,被认为是印尼共产党的同情者?许多人没有被捕,但他们被解雇,成为社会上的祸害。他们无法获得所谓“无关9·30运动证明书”。这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在找工作方面。有几十万人属于这一类。不幸的是,他们的孩子和兄弟们,也不能列入“无关9·30运动”的类别。

 

在审判中,约诺很有担当地表示,虽然印尼共产党作为组织未参与9·30事件,但作为印尼共的领导人和政治局委员,虽然根本不知道9·30运动,但他必须承担责任。据他介绍,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确曾授权艾地采取行动。约诺表示,这个“罪过”只能由政治局委员来承担,不能让印尼共产党的党员和同情者承担。苏迪斯曼在其辩诉中作了同样的声明。但是,这两个主要人物刚正的态度并不能制止迫害行动。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甚至就是在合法军事机构的协调和支持下展开的。

 

我也曾试图把印尼国籍协商会从这些大规模打砸抢和逮捕中挽救出来。我声明,我个人对国协的政策和政治纲领负完全的责任。但没人理睬。国协还是被取缔了,其许多成员被监禁了十多年,或受到不公平的迫害。

 

安全和秩序恢复指挥部所领导的“红色行动”是爆炸性的,尤其是在许多地区,那里的印尼农民阵线曾经在苏加诺“有领导的民主”时代后期的土地改革中采取单边行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在上述发生过单边行动的地区,有许多印尼农民阵线和印尼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同情者被杀害。

 

在此大规模政治迫害中,从1965年末至1968年末,很多军政府威胁自己的同胞说,如果被发现窝藏印尼共产党党员或其同情者,也得坐牢,而且全家人都会有麻烦,其中包括被没收房屋和私产。

 

许多陆军军官自豪地说,印尼是在没有美国帮助的情况下,最成功地摧毁了中国和苏联以外最大的共产党的国家。是的,他们有理由骄傲,因为事实上,美国在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和精力之后也未能消灭印度支那的共产主义。

 

1965年末至1968年末发生的事情是印度尼西亚的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后人应该从中吸取教训,避免再次发生国家对本国人民犯下如此滔天大罪。

 

我们要牢记建立印度尼西亚的国家基础。印度尼西亚是由尊崇“殊途同归”原则的独立战士们建立起来的。“殊途同归”表明,印度尼西亚是不同的种族、宗教和政治派别的统一体。苏哈托军政府宣称始终尊崇的国家基础是潘查希拉五项原则。其中第二项原则是国家必须坚持人道主义,不能不要求政府维护人权。

 

国外的影响、超级大国谋求绝对权力的努力和跨国集团的利益,竟能帮助国内势力使建国者的梦想和愿景破灭殆尽。

 

如前所述,监狱在短时间内人满为患。囚犯人数迅速上升,在消灭印尼共产党的早期阶段达到了几十万人。这种情况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1、许多重要人物被捕,因为担心受到迫害或不能忍受酷刑,他们主动透露被捕前曾窝藏他们的同情者的姓名和地点。很多重要人物成为告密者,向当局透露其黑名单中所没有的成员或支持者的姓名。

 

2、军事当局对于共产党“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这种态度导致了大规模逮捕往往与被捕者是否印尼共产党或其群众组织的成员无关。许多人被逮捕是因为有所指向,或者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媒体极力给印尼共产党抹黑,刺激人们加入追逐和寻找印尼共产党员及其共产主义同情者的行列。

 

3、一旦被捕,很难被释放。捕人者不想被扣上共产主义同情者的帽子,所以不敢释放确实是错捕的人。

 

审讯往往是刑讯逼供。审讯者不以为是在犯法。对9·30运动囚犯使用酷刑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受到支持的,甚至是值得表彰的。

 

无罪推定作为国家的法律基础已荡然无存。

 

有少部分政治犯受审。主要有3类。第一类是直接参与9·30运动的人,如翁东、苏佐诺、苏帕尔佐、苏迪斯曼、约诺和夏姆。他们一般被判死刑,审讯后过一段时间执行。但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对当局非常有价值的知情人。夏姆便是知情人之一。为了苟延残喘,他透露了许多有价值的秘密。显然,每次当威胁他死刑就要被执行时,他便翻开新的一页,造成许多人被逮捕或被修改类别。这是夏姆拖了好多年后才被执行死刑的原因。

 

第二类是苏加诺的支持者,损害或妨碍苏哈托从苏加诺手中夺取政权的人。如苏班德里约、尤素夫·穆达·达拉姆和奥马尔·达尼等人。他们也被判了死刑,但没有执行。他们有些人被判入狱,如艾哈迈迪10年,黄自达13年。艾哈迈迪本来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但在提出上诉后,反而被判到10年。

第三类是在南勿里达洛多佐被逮捕的人物。他们敢于批评军政府并开展武装活动,如鲁斯兰、穆尼尔和伊斯坎达尔·苏贝克提。他们被判处死刑。看起来比较“软”的,如勒旺和祖吉托,被判处无期徒刑。

 

对不同的政治犯,态度也有所不同。在雅加达,有4种差异。

 

第一类是年轻力壮,且被认为能够努力工作的,被关押在唐格朗。他们原来都是人民青年团、印尼农民阵线、印尼学生运动中心等群众组织的成员。也有很多低级别的士兵被关押在那里。他们的级别一般都不高。

 

那里提供的食品很少,因为他们有望比较“经得起摔打”,适合于种植农作物养活自己。在唐格朗监狱里,他们相对自由,能够在监狱周围的稻田、种植园和养鸡场劳作。如前所述,他们多余的劳动成果被贪污,成为监狱官员们特别是监狱长的外快。

 

第二类“落户”在萨伦巴。萨伦巴监狱主要由来自中产阶级的和受过教育的人来住。许多国会议员、国家公务员、印尼共产党从中央委员会到地方各级组织的成员、工会领袖、记者、大学生、武装部队的军官、印尼学士协会会员、人民文化协会会员等。也有将军被关押在萨伦巴,作为对他们违反尼尔巴亚精英监狱规定的“惩罚”。但许多人还年轻,具有与被囚禁在唐格朗的那些人相同的特点。

 

在萨伦巴,最年长的是马库杜姆·萨提,他是荷兰时期被流放到波文蒂古的政治犯,印尼共产党在南苏门答腊的创立者,在1966年已年过八旬。最年轻的是萨利姆·本德马尔,人民青年团团员,在1966年只有15岁。他与父亲祖父一起住在监狱里,他父亲是卖菜的,祖父是卖冷饮的。三世同监。

 

萨伦巴是最拥挤的监狱。我的囚犯生涯大多在此度过。

 

在这里我与家人见面很少。从1967到1968年,不允许我与家人见面。以后才获准每月见一次面,每次10至15分钟。

 

第三类被关押在雄牛广场地区的军事拘留所。一般情况下,关押在那里的人要准备到庭受审或作证。苏迪斯曼、约诺、苏帕尔佐、鲁斯兰、穆尼尔等人都关押在那里等候到庭。我从1969年至1972年也被关押在那里,共3年。

 

在这3年中,我本来准备到庭受审,却经常被询问。原来,当局没有足够的材料来审判我。被审判的却是黄自达。

 

在这所监狱,与家人见面容易得多,可以每周一次。还允许每天送饭。伙食也好得多。由于安置在这里的政治犯在准备到庭,他们应该看起来比较健康。因此,供应的食品比萨伦巴好得多。当庭审进程启动后,有时维生素的提供也会跟上,给人的印象是被告所受的待遇还不错。

 

第四类是要人政治犯。他们被囚禁在离哈林地区附近的尼尔巴亚(意为“危险的拘留”)集中营。这个集中营有250间房,配备了床、书桌、客厅、浴室和卫生间。但政治犯住的大约只有50间房。

 

在尼尔巴亚关押的要人政治犯曾担任过部长、将军、大使,其中有苏班德里约、奥马尔·达尼,普拉诺托、陆克曼、穆勒师德、斯蒂亚迪、阿斯特拉维纳塔、黄自达等。他们都是重量级的。

 

我自己也有幸在这个VIP监狱住了一年,从1972年到1973年,然后搬回萨伦巴。

 

尼尔巴亚的囚犯待遇相当不错。很少有羁押在尼尔巴亚的人遭受过肉体上的折磨。由于有许多将军,监狱官员一直都很有礼貌。每个政治犯可以“拥有”两个或三个房间。在阅读资料的规定方面,虽然有限制,但还是相当宽松的。偷偷带入阅读资料比我经历过的其他监狱容易。家人每天都可以送饭。监狱提供的伙食比起其他的监狱算是相当不错了。此监狱的政治犯不缺吃的。

 

犯人患病时可以送到陆军医院,不同于萨伦巴和唐格朗。重病的政治犯仍然得不到妥善的治疗。这促使监狱里设诊所,由囚犯医生提供最低限度的治疗,主要是针灸或穴位按摩。许多政治犯由针灸医生培训后,在监狱诊所帮忙。

 

于是出现了怪现象。这些重量级的人物别可以享受比那些归类为“追随者”和“普通成员”好得多的囚犯生活。

 

大规模逮捕所引发的怪现象是残酷的。一方面,供应囚犯伙食的资金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军事统治者竟然愿意花大量的资金、人力和设施,以打造这几万名政治犯的形象。

 

供应普通囚犯的食物质量和数量都非常差。从1966年到1967年,给囚犯吃炒面粉,是一种进口的马粮。大多数政治犯由于家里贫困和社会的恐惧而没有家人送饭,只能靠马粮活命。因此,许多人由于缺乏食物和营养不良而死亡。

 

食物对于囚犯当然至关重要。食物不足造成饥饿和营养不良,加速耐力损失,生命将无法维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萨伦巴以及许多其他监狱,有家人送饭的人,被要求组成用餐集体,称为“riungan”。

  

我属于有家人送饭的幸运者。我必须与6到8人分享我家送来的饭。这饭在半小时内被大家消灭光。

 

在新秩序时代初期,相当多政治犯以为拘留期会很短。谁也没想到无辜的自己会被关押十多年,更不要说那些参加过印度尼西亚独立斗争,甚至那些在革命时期和实际战争中曾经是苏哈托部下的人。但他们都失望了,当政治犯遭罪的日子竟长达十多年。

 

各监狱的囚犯越来越多,出现了不舒服的问题。在我住了多年的萨伦巴监狱,囚犯人数是可容纳囚犯人数的4倍。其结果是,本应只住一个人的牢房住进了四个人。大家必须轮流睡在只够一个人躺的小垫上,其他三人坐着。如果有一个人要上厕所,所有人都必须站起来让出走路的地方。

 

审讯期间所犯下的暴行是无法想象的。几乎每一次审讯都有严刑拷打。包括对女政治犯。女政治犯遭到强暴的现象时有发生。许多政治犯因遭受酷刑而不得不去医院治疗。不少人因此落下终身残疾。经常有囚犯在刑讯逼供后死亡,或是在审讯中即被杀害。约诺便是被残酷折磨致死的人物之一。

 

我算幸运,从来没有受过酷刑,虽然有时候当面目睹我的朋友们遭受折磨,或者是我在能听到呵斥声、打击声和痛苦呻吟声的地方。这一切对我来说算是另一种形式的酷刑。

 

政治犯有不少来自工农阶级,读写有困难。监狱中的消遣活动之一是教学。没有粉笔和黑板,便在地上用树枝写。我主要教外语——英语、荷兰语、德语和法语。后来还学习和教授西班牙语。

 

监狱内禁止图书和报纸,只有宗教书籍可以带进。这与我当初被荷兰殖民者拘留时不同。那时,我可以自由阅读报纸和政治书籍,甚至也可以听收音机新闻广播。后来,外语教科书被允许带进监狱。此外,我要家人帮助偷偷带进剪下来的外国报纸或杂志。

 

我利用教学的方式讨论政治。有一次活动被人告发了,使我受到惩罚。惩罚是搬到刑事罪犯区,我被投入杀人犯和盗窃犯的牢房好几个月。许多政治犯搬到刑事罪犯区后遭受到其他囚犯虐待。幸运的是我没有受到虐待,甚至还可以与他们交朋友。

 

监狱内的宗教问题也值得关注。许多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被“改造”成伊斯兰教的忠实信徒。许多人变得狂热,以致有政治犯称,在押印尼共产党人比非共产主义的穆斯林还更穆斯林。允许宗教训导也常常带来问题,即有改变宗教信仰的要求。

 

当局显然允许改变宗教信仰,只要不是穆斯林改为非穆斯林。

 

孔教可以改信基督教,反之亦然。基督徒可以改信伊斯兰教。

 

但伊斯兰教必须保持伊斯兰。

 

数万名政治犯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直接参与领导9·30运动者,必须受到审判。

 

第二类是直接参与9·30运动的人以及印尼共产党及其一些外围群众组织(如人民青年团、全印尼劳工组织中心、印尼学生运动中心等)的领导人及成员。他们不能被审判,因为除了政治上左倾外,没有任何犯罪证据。

 

第三类是多数。他们没有直接参与9·30运动。许多人是印尼共产党普通党员,虽然没有扮演重要角色,也不是左派组织领导者和成员。这些人仍然被认为是危险的,因此不能被释放。

 

显然,当局对我属于什么类别很困惑,举棋不定,最后把我归入第三类。于是,我戴着“前政治犯”的帽子于1978年被“回归到社会”,他们不能证明我参与了9·30运动。没有事实支持这一指控。他们也无法证明我是印尼共产党党员,因为我从来也没有进入过这个党。他们也得不到事实来证明印尼国籍协商会是印尼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因此,他们没有任何资料来起诉我。

 

综上所述,在苏哈托统治时期,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变成了一个对自己本国公民犯下罪行的国家。

 

奇怪的是,这滔天大罪的残酷现实在印尼之外并没有引起强烈的反应。尽管其残忍的程度并不亚于二战中纳粹对犹太人那样惨绝人寰。政治犯因缺乏食物而慢慢地死去。慢慢地死所受的罪远超过死于毒气室。但是,干此事的当局仍可稳坐钓鱼台,有关国家继续与其做生意,继续掠夺印尼的财富,他们不仅默许此政权,而且支持其继续发展下去。

 

苏哈托军政府的暴行,包括大规模屠杀和任意逮捕和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最终导致国际社会的抗议和批评,包括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劳工组织会议。此会议坚决谴责印尼强迫政治犯劳动,特别是在布鲁岛的强迫劳动。也有国家以威胁要对印尼政府实施制裁的方式,要求终止这种残酷的监禁和流放。

 

1978年底,苏哈托政府被迫“释放”所有确实不能证明有罪的政治犯,其中包括流放到布鲁岛的第二类囚犯。布鲁岛原本是缺粮区,经过辛勤劳作,政治犯的汗水和鲜血把它变成了余粮区,成为东爪哇、中爪哇和马鲁古争相移民的目的地。

 

自1965年年底开始并持续了多年的对法律的践踏,是印尼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独立战士们一定会感到失望,他们为实现独立而奋斗牺牲并没有让印度尼西亚成为他们所憧憬的国家。印度尼西亚不仅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完全法治的国家,反而成了一个当权者总是有理的国家,成了违反法律、践踏人权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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