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0运动和国家罪行(十六)9·30 运动之后的印尼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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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根据萧玉灿所有有关9·30运动的文字和录音的记录整理出来的。9·30是发生在五十年前的事件,它彻底改变了印尼的政治体制,并导致在印尼的数百万无辜人民的痛苦。而这一切,是由苏哈托将军所领导的国家实施的。期望本书得以与其他有关9·30运动的许多出版物一道,提高历史学家和年轻一代客观地研究和分析9·30运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本书将鼓励子孙后代努力争取确保不再发生如苏哈托们所犯下的国家罪行。

9·30运动和国家罪行(十六)9·30 运动之后的印尼共产党

 萧玉灿 印尼视角 4 day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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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和国家罪行

 

 9·30 运动之后的印尼共产党

 

01


批评与自我批评

9·30运动之前,在学生中,阿里尔汉姆学说和艾地的《两个方面》的论文,已得到广泛的讨论。《两个方面》指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的力量由两个方面组成。一个方面是亲人民的力量,第二个方面是反人民的力量。为此,艾地指出,印尼共产党应该努力加强亲人民的方面。

 

当苏吉奥诺在1965年获得博士学位从平壤返回时,有关《两个方面》论文的争论变得更热烈起来。平壤反对《两个方面》论文,认为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而苏吉奥诺却完成了基于“两个方面”理论的博士论文。尽管朝鲜并不乐意,但还是把博士学位授予了苏吉奥诺。

 

9·30运动之后,1965年10月,来自西爪哇的印尼共产党的杜东和伊斯梅尔·巴克里积极推动对9·30之前印尼共领导层的各项政策进行分析,但无法联系到仍健在并藏匿在雅加达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迪斯曼。一些印尼共的主要人物,如曹德崇、艾哈迈德·苏马迪、杜东和苏马尔索诺等,决定在雅加达巴刹名谷开几天讨论会。会议产生了一份书面文稿,最后通过一个华人交通员送交苏迪斯曼审核。

 

文稿送交苏迪斯曼后没过多久,曹德崇和艾哈迈德·苏马迪被捕。

 

苏迪斯曼收到此文稿后,便忙着修改完善它。其中苏迪斯曼研究的资料之一是毛泽东的文章《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该文深入剖析了议会斗争不可能实现胜利的问题。

  

由此诞生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文件,称《两个方面》论文是错误的,应该支持开展武装斗争。

 

由于工作上的疏忽和监狱内有人叛变,很多参与提供开会地点的人和印尼共产党领导人的交通员,都进了监狱。

 

 

02

武装斗争

《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印尼共产党领导层的文件发表并秘密流传后,尚未被捕的印尼共领导人觉得有义务执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中的指示或号召,于是便产生了南勿里达项目。

 

南勿里达遂成为印尼共产党进行武装抵抗的根据地。此行动始于1967年年底。由于在短时间内准备不充分,此军事行动在1968年被苏哈托军事当局摧毁。参与南勿里达的印尼共领导人和党员被捕。领导人之一奥罗安·胡塔佩亚在战斗中被枪杀。南勿里达事件推动苏哈托将军更猛烈地进行大规模逮捕,被捕人员中还包括很多武装部队的军官。

 

在监狱中,有关南勿里达武装斗争的讨论十分热烈。一些人认为,南勿里达行动是冒险主义的行为,是靠不住的。还有些人认为,因为南勿里达事件,苏哈托将军取消了释放大批政治犯的计划。囚犯中最猛烈抨击南勿里达项目的是印尼共中央委员西达尔托佐。

 

还有些人认为,南勿里达项目应根据各种事实来进行分析,不能只是因为它失败了而被谴责为冒险主义。这些人认为,如果同意和支持《批评和自我批评》,就应该进行类似于南勿里达的活动。在农村,农民和工人被动员起来参加武装对抗苏哈托军人政权的活动。

 

全印尼劳工组织中心领导人穆罕默德·穆尼尔也是南勿里达项目领导者之一,他在受审时明确指出,根据伊斯兰教教规,被追捕的个人或组织有权抵抗。因此,他宣称,南勿里达武装行动是不应被谴责的活动,因为印尼共产党受到苏哈托军事政权的残酷追捕和攻击。

 

1968年政府军突袭南勿里达时,穆尼尔等许多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被捕。他在狱中给了我很多有关南勿里达的信息。

 

失败问题的根源之一,是到达并居住在南勿里达的印尼共领导人无法适应农村生活。他们不习惯于做乡下人。

 

当地居民很欢迎并热情接待印尼共产党领导人。当有会餐时,当地百姓总是把这些领导人当作尊贵的客人,把食物献给他们。

 

然而,当地居民对这些印尼领导人的欢迎却使他们忘乎所以,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不能和乡下人融洽相处,不愿和他们一起住,不与他们合作。他们甚至把自己当成应受人伺候的土皇帝。

 

在南勿里达他们还想继续过城里的资产阶级生活。最简单的例子是卫生问题。村民的房子没有水泥或瓷砖的地板。脚下就是夯实了的土地。乡下人习惯在自家地上吐痰。这些大人物感到恶心,害怕踩着地上别人吐出的东西,所以他们要求与他们住在一起的乡下人停止随地吐痰,并给他们空罐头当痰盂放在屋角。

 

有些高级干部,尽管已经在乡村,仍然希望享用城里的食品和香烟。他们通过交通员从大城市购买所需商品,如 Gudang Garam、Bentoel、Djie Sam Soe牌的香烟,Lip Lip Hiong牌的花生。这些城市商品包装的垃圾吸引了国家安全人员的注意。他们发现了有城里人在这里出没,因为乡下人不太可能买这些物品。这使得镇压部队很容易找到印尼共领导人藏匿的地点和指挥武装斗争的根据地。

  

参加南勿里达集团的一些华人青年则有助于增进这些城里人和当地村民之间的关系。他们用针灸技术成功为村民治病,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健康问题,而无需他们所买不起的药品。

 

穆尼尔说,如果所有的武装活动推迟半年进行,而让印尼共产党领导人有足够的时间适应乡下老百姓的生活,不在被追捕的情况下在南勿里达地区仓促部署武装力量,情况的发展会有所不同。

 

最明显的问题是印尼共产党的领导缺乏部署武装斗争的经验。实际上,在抵达南勿里达之前,他们都不是打游击的高手。游击战的知识是从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的书上学来的。但他们没有正确而谨慎地遵照这些书上所说的去办。武装力量小而分散。在最关键的时候指挥中心不能及时发出明确的命令和指导。

 

选南勿里达为“根据地”,只因为这里是印尼共产党在大选时得票最多的地区。如此定义根据地肯定是不恰当的。只有在印尼共产党的所有决定在南勿里达绝对有效时,才可以说此地区是印尼共的根据地。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最严重的错误在于部署武装力量的方法,都是在仓促之中进行。没有耐心,只想速胜。

 

不耐心必然造成准备工作粗糙。武装力量的部署应该能在第一次进攻便获得胜利。而事实是武装力量的部署是在领导者们被追捕的情况下进行的,以致于部队并没有得到周密、严谨、细致的巩固和加强。

 

苏卡特诺和哈尔多约在仓促中带领同情印尼共的士兵们携带武器离开了印尼武装部队,加强在南勿里达的武装运动,印尼共却没有做好接收他们的准备,没有考虑怎样给来到南勿里达的这么多部队提供食物。

  

他们最终被迫抢劫。原先被抢的被认为是残忍的有钱人。但是,因为抢夺量增加,残忍的定语不再使用,甚至许多普通百姓也被抢。对自己根据地的居民进行抢劫,当然不是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的作为。

 

这些武装抢劫本身也引起了国家安全人员的注意,苏哈托军人政权很快便得知在南勿里达有武装活动。苏哈托军事当局立即展开调查并加紧围攻南勿里达。本来可以帮助南勿里达武装运动的富裕居民,由于经常被抢,已成了印尼共的敌人。他们帮助军人政权摧毁了印尼共在南勿里达的军事行动。

 

南勿里达失败的速度很快,因为一些被捕的印尼共领导人的叛变非同一般。南勿里达印尼共主要领导人苏万迪向敌人披露了已建成的基地和隧道。他不仅叛变,而且还为军事当局工作。他还积极鼓励南勿里达人民帮助政府镇压印尼共产党的武装队伍。除了印尼共产党内的人背叛之外,军政府也很容易派人潜入南勿里达印尼共组织。因此,政府能很方便获得并跟踪武装力量的动态情报。

 

当1968年军队开始进行追捕时,许多印尼共产党领导人显然已经动摇了。他们竟离开了自己所领导的队伍,只顾自己逃命。

 

这使当地人很失望。他们不再愿意帮助抵抗运动及其领导人。

 

袭击从地面和空中进行。主要袭击发生时,南勿里达的领导人正聚集在一起开会计划在外南梦和万丹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加里曼丹和苏拉威西的干部也参加了武装斗争的课程。奥罗安·胡塔佩亚和苏拉赫曼在袭击中丧生,所有与会的印尼共领导人被捕。许多被捕的印尼共领导人成了叛徒,泄露了该党在准备南勿里达运动期间所有的秘密和组织,有的甚至在审查其他被捕的印尼共成员时充当审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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