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卅运动(二十一)对1945年宪法和潘查希拉的践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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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运动和国家罪行(五)是谁领导了9·30运动?

本书是根据萧玉灿所有有关9·30运动的文字和录音的记录整理出来的。9·30是发生在五十年前的事件,它彻底改变了印尼的政治体制,并导致在印尼的数百万无辜人民的痛苦。而这一切,是由苏哈托将军所领导的国家实施的。期望本书得以与其他有关9·30运动的许多出版物一道,提高历史学家和年轻一代客观地研究和分析9·30运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本书将鼓励子孙后代努力争取确保不再发生如苏哈托们所犯下的国家罪行.

9·30运动和国家罪行(二十一)对1945年宪法和潘查希拉的践踏[下]

 萧玉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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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和国家罪行

 1973年有一个团队对分布在8个省份的30个村的村民作了健康调查。调查结果包括:

 

1、100个婴儿中有14个在1岁之前因为不合标准的生活条件

 

所造成的疾病而死亡。

 

2、在0~4岁的儿童中有32%摄入热量不足。

 

3、50〜92%的孕妇患有贫血症。

 

4、16~50%的成年男性患有贫血症。

 

1945年宪法保证公民有收入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工作权。但失业问题一直不能得到解决。石油出口价格上涨的暴利也未能帮助解决失业问题。据罗盘报1976年6月16日报道,劳工部总干事塔唐·马哈茂德指出,根据1971年人口普查,印尼劳工的数量有4500万人。失业人数满打满算占9%,但此劳工数量的三分之一被登记为就业不足。

 

劳工的61%在农村,而农村的发展却不可能消除失业。每年的劳工人数增加100万人,这是根据人口总量每年增加300万人计算的。

 

除了失业数字不能不继续增加外,我们还看到另一个难题,即弃儿的住所问题。社会康复部主任阿里·布斯塔姆对新闻媒体解释说,在印尼有1500万儿童流离失所和300万儿童残疾。而在1981年4月1日结束的第二个五年发展计划中,只有接收16850个弃儿的能力,由分布在26个省份的347家孤儿院实施。东帝汶“省”并未计算在内。这些描述是可悲的,不能反映实施了宪法第34条“由国家抚养穷困者和弃儿”的规定。

 

1976年10月19日《罗盘报》报道称,在大雅加达地区有571,186个家庭,即占70%的家庭,是需要帮助的穷困家庭。而“家庭援助项目”只能够帮助123个家庭,仅占0.2%。

 

另一个可悲的事情,是印尼进口了大量印尼自己就能生产的商品,甚至外国资本涌入印尼之前就已经是印尼的出口产品。例如木薯淀粉、大豆、花生等。

 

1976年,印尼从美国、加拿大和巴西进口了14万吨大豆。从印度、泰国和中国进口花生。从泰国进口木薯淀粉。各大酒店也经由新加坡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鸡肉和牛肉。

 

问题在于:为什么印尼必须进口上述商品?一般来说,官员们的答案是:进口价格仍低于国内产品。这答案是不合逻辑的,因为印尼的劳动力成本显然比许多出口产品到印尼的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要低得多。

 

如果进一步深究,便是在各级各部门以及生产层面滋生腐败的问题。为了打通关系需要行贿受贿,从而提高生产和配送的成本。其结果是:国内生产萎缩,其他国家则从印尼的购买中受益。

 

侵吞公款问题也应观察和分析。据印尼民主党议会党团称,在1977年,腐败导致的公款流失是7000亿卢比,相当于20亿美元。这超过了印尼问题政府间小组每年提供的援助资金总额。

 

除了贪污造成的资金损失外,政府实施的信贷体系也出现了损害国家的违法乱纪现象。信贷的实施分为两部分,小额贷款和永久流动资金贷款。所采用的标准是信贷的接受者必须是来自于“弱势经济”群体,其实际意思是“原住民”。

 

显然有很多获得此信贷者没有还款能力。布米达雅银行称,在1977年,拖欠还款的信贷总额为5亿美元或2000亿卢比。

 

据印尼央行的阿里耶夫·卡尔纳迪称,从1974年至1977年,印尼央行的小额贷款投放量达到1680亿卢比。最大的一笔给了小巴士运输业务。

 

1977年9月,永久流动资金贷款量在贸易业达到了390亿卢比,工业180亿卢比,其他行业54亿卢比。

 

这样的信贷有利于其获得者,尤其是把这些钱用来挥霍。其结果是,该干的事没干,还无法还清贷款。由于授信标准与有没有个人关系、职务关系及腐败搅和在一起,最后便出现大量的公款流失。

 

支持苏哈托的技术官僚们实施计划把国有企业解散,以用上述信贷所建立起来的私营企业来代替。然而,许多这样的私营企业都未能发展成为民族经济力量。其中包括在林绍良等华商协助下的苏哈托的兄弟们的私企。虽然他们设法控制了丁香卷烟厂所需丁香的配送,控制了面粉厂和水泥厂,但其存在和运行仍有赖于国有银行的信贷和有合作关系的跨国公司的帮助。

 

实际上,中国国民党时代宋家的经验和发展需要研究。因为这是跨国公司主导一国经济的工作特点,即通过执政的军事国家领导人的家庭。

 

值得政府注意的是跨国公司的数量和规模都在增加。跨国公司的定义是一家企业至少在两个国家经营,且年收益达1亿美元。

 

根据联合国的调查,全世界有7300家跨国公司。其中200家在20个国家有分支机构。10家最大跨国公司的收入远远高于80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1971年所有跨国公司的收入估计为5000亿美元,占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的50%用于吸取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财富。

 

得到政府贷款的原住民商人是否能发展起来并抗衡跨国公司的主导地位?如果“原住民”商人愿意充当跨国公司的经销渠道和支持者,发展成资本主义买办,那么这个梦想将无法实现。

 

这里印尼又应该研究中国国民党时代的经验了。当时,中国人民遭受跨国公司及其爪牙、军事官僚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

 

原来期望外资大量涌入后,“原住民”商人便能取代华商,其实不然。虽然各项法规给华商的介入带来困难,他们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幕后,他们仍保持领先地位。而事实上,在从国外获得资金方面,华商更能得到信任。合资企业的所有权仍然是在华商手中。在印尼之外,他们比原住民商人也更“有利可图”。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74年,苏哈托开始实施一项名为“印尼化”的计划,此计划不能不等同于“原住民化”计划。该计划的规定包括:

 

1、在早期阶段,合资公司股权的 30%应在“印尼”人的手中。10 年后,在印尼人手中的股权最起码必须成为51%。

 

2、外籍劳工将被允许在某些领域的工作,其许可证是暂时的。

 

3、外籍劳工必须开展员工培训并把技术转让到印尼。

 

1967年以来实施的门户开放政策影响了华商在印尼地位的发展。如前所述,荷兰殖民体系迫使许多华人以当零售商为生,后来他们控制了乡下产品的集散。进口商和出口商都需要这些华商,因为他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在此领域有经验的人。

 

外资大规模的涌入并没有改变对在产品集散领域的华商的依赖。华人从事贸易的经验和信誉并不能被轻易替换掉。如前所述,外商更相信华商。

 

外资的涌入也推动了自由竞争。这使得有经验的华商更加突出,因为他们早已练就了一身竞争的本领。

 

自1967年以来,在大城市以外地区华商所经营的门店里满是进口货物。原先卖自行车及其零配件的店铺,开始销售摩托车。自行车修理铺也转换成摩托车修理铺。原先的自行车经销商,成了摩托车的经销商。在短时间内,日本击败美国、德国和意大利,独霸了印度尼西亚摩托车市场。汽车轮胎也一样。日本汽车轮胎占领了市场。这一切都因为华商的存在。

 

形势的发展导致了许多华商都在快速增长。他们所拥有的商店在继续壮大,因为进口货物太多了。小店变大。大店变得更大。成功的华商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同样,致富华商的数量也在上升。许多在国外的印尼问题观察家得出结论说,苏哈托政府及其政策实际上给华商带来了极大的好处。

 

这种情况当然引起“原住民”商界的妒忌,他们尽管获得了政府提供的各种方便和军事保护,仍无法竞争成功。

 

当然不是所有“原住民”商家都失败。许多人也是成功的,尤其是那些与发挥重要作用的政府官员有特殊关系者。也有许多华商与当权者有良好关系,但数量不多。大多数印尼华人没达到这个水平。

 

华人的企业和商店有发展并不意味着华人主导了印尼的经济。

 

绝对不是。

 

苏哈托这个军事官僚资本集团的头目和跨国公司的支持者为了转移面临的矛盾,总是宣传华人控制了印尼经济。因此,人民所受的苦便被说成了是华商进行剥削的结果。

 

1977年8月16日,苏哈托在他的演说中指出:

 

1、石油以外的出口商品达到了18亿美元。

 

2、石油出口在过去一年达到25亿美元。

 

这两件事说明,华商的作用并没有那么大,因为他们并不涉足属于印尼经济中主要收入的采矿业和农业。印尼经济仍是由跨国公司主导。人民感到的穷苦,是政府的政策和跨国公司本身的性质带来的,跨国公司在印尼以外的业主要得到尽可能大的利益。

 

那么,有必要质疑这开放政策是否符合1945年宪法吗?难道不是其中第33条确实禁止为私人利益而搜刮自然财富吗?上层真的感到实现繁荣了吗?大多数人的状态是怎样的呢?

 

尽管外资大规模涌入并涌现出不少新的原住民的或非原住民的亿万富翁,贫穷依然在到处蔓延。

 

潘查希拉和1945年宪法不会容忍各机构和政府官员公开实行种族主义。那么,在哪里明显违反了坚持1945年宪法的逻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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