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卅运动和国家罪行(二十三)反华的活动和政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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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9·30屠华事件真相勾结美国诬陷中国- 军史纵横- 聚影视界

本书是根据萧玉灿所有有关9·30运动的文字和录音的记录整理出来的。9·30是发生在五十年前的事件,它彻底改变了印尼的政治体制,并导致在印尼的数百万无辜人民的痛苦。而这一切,是由苏哈托将军所领导的国家实施的。期望本书得以与其他有关9·30运动的许多出版物一道,提高历史学家和年轻一代客观地研究和分析9·30运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本书将鼓励子孙后代努力争取确保不再发生如苏哈托们所犯下的国家罪行.

9·30运动和国家罪行(二十三)反华的活动和政策(下)

 萧玉灿 
来自专辑
930和国家罪行


 

 3月11日命令书发出后,反华示威活动急剧增加。印尼大学生行动联盟和印尼学生青年行动联盟被动员起来示威,要求政府断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示威在雅加达主要大街上进行,引起人们的注意。路边许多人见证了示威游行,这些人看起来是被动的,没有自发的反应。许多参加天主教党的土生华人青年或其支持者参加示威,看起来很积极。

 

1966年4月15日民族统一建设机构率先在雄牛广场举行华人的示威。此次约5万人的公开集会,也有便衣军人参加。在听完一些演讲和书面讲话,包括时任外交部长的亚当·马利克的书面讲话之后,大会发表了一份声明:

 

1、声明效忠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2、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干涉内政。

 

3、要求政府结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

 

4、要求政府关闭所有在印尼的中文学校。

 

5、支持驱逐所有定居在印尼的中国公民的要求。

 

该声明宣布后,继续到中国大使馆前举行示威活动。

 

但是,“原住民”群体的反应并不那么热烈。有些人认为示威游行是虚伪的。例如印尼全国经济会议(要求全面取代华商的原住民商人团体——译者注)便指出,忠诚并不需要搞大规模示威来表明。忠诚应以具体行动来体现,也就是要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提高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

 

反华人和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的升级迫使印尼驻华大使查禾多辞职。他说,他无法继续履行职责,因为政治形势不允许。

 

1966年5月反华运动变得更严重。亚齐省的军事指挥官发出指令,要求所有在该地区居住的中国公民在1966年8月底离开。结果,大部分华侨搬到棉兰,其他的去了中国。

 

1966年5月7日至5月10日,印尼全国经济会议召开大会。大会结束时,发出一项载有下列内容的计划:

 

1、加强实施总统第10号令,禁止华人在乡下经商。

 

2、禁止中国公民从事以下行业:食品生产行业,包括碾米,交通运输行业,包括公交车和货车。

 

3、对居住在印尼的中国公民征人头税,每人2美元。

 

同月不久后,民族统一建设机构发出通知,其中提出:

 

1、把华侨从社会分离。中国血统的印尼公民必须同化融入印尼民族群体。

 

2、华侨的人数应尽可能减少。

 

3、所有华侨办的中文学校必须被关闭。

 

4、华人学生必须集中在政府办的学校。

 

5、所有中文出版物必须被关闭。

 

6、华侨在世界贸易中的作用必须受到限制。

 

民族统一建设机构发起人之一鲁斯兰·阿卜杜加尼承认,民族统一建设机构与印尼武装部队合作,特别是与其名为“粉碎马来西亚指挥部第五组”的地区情报和治理部门。

 

1966年5月28日,民族统一建设机构和粉碎马来西亚指挥部第五组向政府提交了联合提案:

 

1、减少华侨人口的数量。

 

2、限制外籍居民的行动。

 

3、划定印尼公民和外国居民之间明确的法律分界线。

 

提案的基础是敦促外国居民离开印尼,因为他们在印尼不再有舒适感。或者,如果想定居在印尼,那就必须归化成为印尼公民。他们认为,归化为印尼公民必须是一个涉及到大规模考验的过程,以确保只忠诚于印尼,而不得有双重忠诚。

 

显然,临时人协的成员不可能接受民族统一建设机构和印尼全国经济会议的所有要求。1966年6月20至7月5日举行临时人民协商会大会协商的结果,并没有提到华人和华侨的问题。反而是关系到总统第10号令和经济的问题,以第23号决议提出:

  

1、总统第10号令必须提到法律的高度。仅作为政府法规是不够的。

 

2、外资包括外国人所拥有的国内资本,对印尼的发展必不可少。

 

“外国人拥有的国内资本”的定义不可能不是意味着有外籍身份的华商所拥有的资本。其实这是包含在1964年临时人民协商会的国家政策纲要中的内容,是国籍协商会斗争的结果。这些规定在法律上尽量减少了反华的含义。

 

但是,民族统一建设机构关闭所有外国学校的努力却是成功的。临时人民协商会的第27号决议规定所有外国学校必须关闭。

 

临时人民协商会大会开完后,民族统一建设机构发起了改名换姓运动。这一运动隐藏了反华元素。只因为是华人就必须被强迫改变父母给的名字,给人的印象是中文名是坏的,应该被丢弃。

 

民族统一建设机构再次转向军方要求支持这项运动。1966年6月1日,在苏加巫眉,地区军事指挥官邀请所有有中国血统的印尼公民共同庆祝潘查希拉的纪念日。此前两天民族统一建设机构已经散发改名的表格,要求填好在6月1日开会时提交。由于担心有人不出席,或没有填表,参加此次大会的6662个华人已经在一天之内统统改了名。

 

民族统一建设机构自以为这件事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但他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即此次改名并非依照现有的法律程序来办理,因而是无效的。由于他们一般都不可能正式办理需要一定费用的改名手续,他们面临着许多实际困难。例如,他们不能接受挂号信,因为邮局是不会同意把挂号信送给另一个名字,他们不能把房子卖了,因为房子所有者的姓名改了。

 

苏加巫眉的军事指挥官强调了进行“生物学同化”即混合婚姻的重要性。民族统一建设机构则借机传播一种印象,即反对军事指挥官的意见可以理解为对印尼共和国不忠。可以想象那时苏加巫眉的华人居民会感到非常压抑。

 

与此同时,西爪哇的政治形势继续推高反华人和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军方支持的印尼大学生行动联盟和印尼学生青年行动联盟加紧要求把中国公民从印尼驱逐出境。他们发表了一份声明:所有的华人,无论是已入籍的还是未入籍的,都应认识到自己在印尼的地位。他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态度,消除在“旧秩序”时代的习惯。这意味着,必须从内心改变,而不仅仅口头改变和改名。

 

西爪哇的印尼学生青年行动联盟后来要求华商捐出他的部分财产给各“原住民”群体。然后,他们还发表声明:

 

1、名称的改变只是戴上面具阻碍印尼学生青年行动联盟和印尼大学生行动联盟监督华人在政治、经贸、社会等领域的活动。

 

2、允许华人生活在印尼等于允许蚂蟥生活在印尼,吸血,榨取印尼的财富,使人民生活在贫困之中。因此,应该把华人从印度尼西亚赶出去。

 

这些事态发展表明,民族统一建设机构所干的事情不仅没有抑制反华,反而是加剧了反华。而民族统一建设机构的领导看起来并没有意识到。

 

1966年5月25日至8月31日,在万隆举行了陆军军官研讨会,会上决定,把“中华”的称谓改为“支那”。此决定报政府批准。改变的理由是为了消除印尼华人对“原住民”的优越感。

 

这次研讨会的召开据悉是为了讨论华人问题和如何实施反华的政策。会议还邀请了一些非军方的专家,尤其是经济学方面的。有经济学家认为,反华的政策可能会损害到印尼获得经济援助。但为时已晚。反华情绪已然是如此之大,特别是在陆军和右翼势力。

 

在从苏加诺到苏哈托的政权过渡时期,许多地方的军事指挥官颁发了各种反华的法规。其中有东爪哇军事指挥官以安全为借口于1966年12月31日颁发的:

 

1、 禁止华侨在整个东爪哇省从事批发生意,泗水除外。

 

2、 禁止华侨变更户籍。

 

3、 华侨必须缴纳人头税,每人 2500 卢比。

 

4、 禁止在贸易、财务和行政的所有联系方式中使用中文。

 

为了执行这个法规,又于1967年1月3日和1月21日分别颁发了两项配套细则。但执行仍很混乱,因为此法规显然与苏哈托1966年9月的指示相抵触。他指示说:“印尼政府将保护每一个在印尼的居民,无论他是印尼公民还是外国人,只要他接受并遵守印尼所有适用法律。政府也将反对种族主义,并会对犯下种族主义行为和违反潘查希拉的其他行为的任何人采取坚决措施。”

 

发表此声明肯定是要使债权国相信,印尼实行法治,不允许有种族主义。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准备一个计划,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帮助印尼发展经济。内阁于1966年10月接受并颁布了此计划。

 

苏哈托的上述声明,经“粉碎马来西亚指挥部第五组”主席向各省军区司令员传达并补充如下:

 

1、 禁止所有省军区司令员下令驱逐其所领导地区的华侨。

 

2、 对进行颠覆活动的华人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

 

3、没有进行颠覆活动的华人,并已遵纪守法者必须予以保护。

 

当然,苏哈托的指示和“粉碎马来西亚指挥部第五组”主席的指示与东爪哇军区司令员的指示是相抵触的。但东爪哇军区司令员的指示却被执行了。

 

结果在东爪哇造成了混乱,经济下滑,税收征管急剧下降,因为当地居民特别是农民的收入下降了。在南海漳,105家商店有80家关闭。在任抹,423家商店有75家关闭。

 

前副总统哈达批评了东爪哇的反华政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说,在东爪哇,华商已经在贸易方面有经验和资本。因此,它们不可以被没有经验的“原住民”商人所取代。他的建议是成立合作社,其中“原住民”商人可以慢慢积累经验,开展健康的竞争。

 

1967年3月至4月间,有几起示威反对东爪哇的军事政策。有中国公民参加这些示威。他们中许多人被指控从事颠覆活动而被捕入狱。

 

与此同时,东爪哇民族统一建设机构的主要人物,后来改名叫巴苏基·苏贾特米科的林国亮,率先开展活动,鼓励信仰儒教或道教的华人改信“非华人”的宗教,如天主教。他本人是个天主教徒。他说,华人的寺庙和祈祷仪式,是华人希望坚持其中华民族特征的表现。因此,他建议禁止。他本人便拒绝接受儒学为一种宗教。

 

林国亮的态度激起了不同意见者的强烈反应。民族统一建设机构发起人之一,泗水的温清超要求林国亮撤回其言论并道歉。他援引1965年第1号总统令中称儒学为一种宗教的说法。最后民族统一建设机构责令林国亮道歉。

 

不能确定林国亮的主张是否导致了大量的华人改信基督教和天主教。在1967年,儒教最高理事会成立。但其成立并不影响华人改变宗教信仰。

 

改变宗教信仰其实与华人子女的转学有关。国协的学校被接管成为公立学校以及所有中文学校都关门以后,很多华人学生进入基督教学校和天主教学校。这些学校迅速发展,并且以华人

学生为主。尽管教育部颁布了法规规定每所学校至少必须有50%的“原住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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