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卅运动和国家罪行(二十四)反华的活动和政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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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根据萧玉灿所有有关9·30运动的文字和录音的记录整理出来的。9·30是发生在五十年前的事件,它彻底改变了印尼的政治体制,并导致在印尼的数百万无辜人民的痛苦。而这一切,是由苏哈托将军所领导的国家实施的。期望本书得以与其他有关9·30运动的许多出版物一道,提高历史学家和年轻一代客观地研究和分析9·30运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本书将鼓励子孙后代努力争取确保不再发生如苏哈托们所犯下的国家罪行.

9·30运动和国家罪行(二十四)反华的活动和政策(下)

 萧玉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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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和国家罪行

 

族统一建设机构在更改华人姓名方面的努力终于因得到内政部部长巴苏基·拉赫马特的支持而取得了成果。1967年2月27日,巴苏基·拉赫马特和民族统一建设机构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肯定民族统一建设机构分支机构应当得到支持,尽可能多地鼓励中国血统的印尼公民改掉自己的名字。改名的手续也简化了。

 

规定填写改名申请表并缴纳25卢比,便可完成手续。但实际上,所需成本比25卢比高得多,有的达到75卢比,再加上其他各种费用。

 

有了上述指示,民族统一建设机构希望实现100%的目标,即每一个中国血统的印尼公民都将有一个“非华”的名字。

 

但是这并没有实现。1967年7月进行机构调整,民族统一建设机构归内政部直属。民族统一建设机构未经内政部长批准不能采取行动。这抑制了民族统一建设机构的许多计划,尤其是改名运动。

 

从反华运动和政策的整个发展过程,我们可以推断,最激进反对苏加诺政策的人物成为了最激进的推动和实施反华政策的人物。

 

1967年,反华人和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示威还在继续。1967年4月24日,政府把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徐仁和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姚登山驱逐出境。

 

但是,要真正断绝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并不那么容易。这当然惹恼了许多方面,包括台湾。他们积极推动印尼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断交而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建交。还有一个传闻指一些印尼的官员在准备迎接这种可能性。外交部长亚当·马利克在1967年5月5日否认了这一传闻。

 

但是,渐渐地,印尼对中国的态度发生变化。印尼驻联合国大使鲁斯兰·阿卜杜加尼参与制定了新的议案,以防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当局成为联合国会员国。该议案需要三分之二以上联合国会员国通过才能生效。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入联合国的支持率仍不够三分之二。

 

政府成立了一个负责研究华人问题和解决方案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由苏纳索将军领导,由苏基斯曼中校任秘书。

 

当时该委员会有许多关于印尼华人社会方面的问题需要考虑:

 

1、第一种考虑很极端:认为华人在经济上的作用太大,所以必须大幅度改变。因此,必须强化总统第10号令,立即把华侨从印尼驱逐出境。这样才可彻底消除华人对经济的影响。

 

2、第二种考虑比较有建设性,但被认为是亲华。华人自荷兰殖民时代以来便已在零售业和配送业发挥积极作用。正因为如此,他们在经济方面的贡献很大并应该继续保持下去。

 

3、第三种考虑是上述两种考虑的折衷。此考虑拒绝实施没有认真计划而大幅度改变现状的建议,支持有计划而缓慢的变化,同时逐步培养出能力来接管华商所拥有的东西。

 

苏纳索主持的这个委员会随后颁发了如下指导意见:

 

1、不允许有新的华人进入印尼。

 

2、已在印尼的华侨必须有生计,有合适的工作维持此生计,而且必须持有工作许可证。

 

3、已离开印尼的华侨不准返回印尼。只给他们签发出境签证。

 

4、双重国籍条约必须重新研究。

 

5、入籍过程必须复杂化。但是,对那些符合条件者,程序应该简化。

 

6、中国血统的印尼公民和华侨之间的分界线必须清楚。但是在有中国血统的印尼公民和“原住民”之间没有分界线。包含种族主义的政策必须停止。

 

目前尚不清楚该委员会的意见是否得到了认真考虑。但显然,没有哪项具体的做法是基于上面所提到的意见,特别是关于去除种族主义政策的意见。

 

1967年4月至5月间的反华人和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示威显然有损于印尼的形象,并影响其获得外援的努力。其结果是,1967年6月7日,苏哈托必须再次发表声明,实际上是重复了1966年9月公布的承诺。这份苏哈托的声明中还提出如下几项意见:

 

1、鼓励外国学生进公立学校。然而,印尼公民在每个班必须是多数。

 

2、外国机构只允许在文化和体育领域运作。由政府批准并监督其存在。

 

3、要动员、开发和使用国内资本用于印度尼西亚的建设。此资本不得汇往国外。

 

1967年7月25日,内阁正式宣布以“支那”一词代替“中华”(华人、中国)的称谓。然而,官方的决定并非完全得到一些报纸领导人的支持。例如《独立日报》,便拒绝使用“支那”。他们仍然保留使用“中华”。

 

《独立日报》的领导人是B·M·迪亚赫,他是一名印尼独立战士。战士当然懂得尊重“中华”这个词。这是斗争的术语,因为它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胜利的象征。作为革命的成果而建设的国家叫做中华民国。“中华”在印尼按照大多数华人的方言闽南语的发音拼成“Tionghoa”。从那时起,一直就用“Tionghoa”来代表“中华”和“华人”。

 

打开英国广播公司电台、莫斯科广播电台和澳大利亚广播电台的印尼语节目,也都还保留使用“Tionghoa”这个称谓。

 

虽然从荷兰殖民时代所用的“支那”带有侮辱性的内涵。但印尼的邻国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确实也用这个词,那是因为受英语的影响。在英语中,中国被称为“China”。而在印尼使用“Cina”一词,却等于在给华人社会“后娘养的”的感觉。

 

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尼政府的目的显然是负面的,是基于反华立场的。

 

1967年8月16日,苏哈托以代总统身份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中国血统的印尼公民不会被歧视,而华侨则将与其他外国人一样,一视同仁。显然,这种说法导致司法部在1967年9月取消了之前于1966年9月颁布的禁令,即禁止接收华侨归化为印尼公民和拒绝执行双重国籍条约。

 

但反华的潮流并未被阻止。雅加达军区司令阿米尔·马哈茂德,1967年9月以颠覆罪名逮捕了60名华侨。被监禁的人没有一个受过审判。

 

与此同时,亲台的华商如马兆龄(后更名为贝·苏林德罗)和黄亚禄(后更名为苏万迪·哈米德),积极建立台湾和印尼的贸易关系。他们还推动印尼政府把驻台湾代表处升级为政府的官方代表处。但亚当·马利克作为印尼外长坚称印尼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尽管如此,台湾和印尼的关系更加密切。从苏哈蒂曼将军所率领的贸易代表团开始。此将军在苏加诺时代曾任印尼社会主义员工组织中心主席,后来为陆军的伯尔迪卡里有限公司的总裁。该贸易代表团签下了协议使印尼获得了2000万美元贷款。当亚当·马利克被问及这一协议时,他说,这是可能的,因为是两家私营公司签约,并非国家间签官方协定。

 

1967年10月1日潘查希拉纪念日这天,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运动达到了顶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遭到的示威者攻击和洗劫。中国外交人员在努力保护馆舍时有人受伤。有一个后来成为重要人物的名叫林绵坤的示威者,据说就是他把大使馆大楼旗杆上的五星红旗扯下来。袭击中国大使馆之后,青年代表团见了亚当·马利克,要求他就与中国的外交关系问题作出决定。

 

1967年10月9日,内阁决定中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中国的专机获准在雅加达降落运走中国大使馆全体工作人员,条件是用同一架飞机搭载在北京的所有印尼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查禾多大使选择不返回印尼。他作为政治难民留在北京。

 

随着这架飞机离开雅加达飞往北京,中国与印尼之间的外交关系正式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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