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卅运动和国家罪行(二十五)苏哈托政府的民主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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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为什么要屠杀数十万华人?

本书是根据萧玉灿所有有关9·30运动的文字和录音的记录整理出来的。9·30是发生在五十年前的事件,它彻底改变了印尼的政治体制,并导致在印尼的数百万无辜人民的痛苦。而这一切,是由苏哈托将军所领导的国家实施的。期望本书得以与其他有关9·30运动的许多出版物一道,提高历史学家和年轻一代客观地研究和分析9·30运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本书将鼓励子孙后代努力争取确保不再发生如苏哈托们所犯下的国家罪行.

9·30运动和国家罪行(二十五)苏哈托政府的民主的涵义

 萧玉灿  
来自专辑
930和国家罪行

 


第七章  民主的消失

 

苏加诺把自己的政治存在建立在纳沙贡的基础上。观察历史便可证明这一结论。1955年举行的第一次大选结果如下:

 

印尼民族党 —— 民族主义者得票率 22.3% 伊斯兰教师联合会 —— 穆斯林得票率 18.4% 印尼共产党 —— 共产主义者得票率 15.4% 天主教和基督教党得票率 4.6%

 

上述结果表明,纳沙贡的理念是实实在在的。印尼政治确是由三大部分组成: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

 

在苏哈托从苏加诺手里接管政权以后,其政治存在的基础则是不同的。在苏哈托执政初期,他高度依赖陆军高级将领的支持,其中包括三派:

 

1、以前支持苏加诺的高级将领群体,如阿米尔•马哈茂德和巴苏基·拉赫马特。

 

2、口头上支持苏加诺但实际上总是反对苏加诺政策的高级军官群体,如苏集普托将军。

 

3、反共并完全支持美国政策的高级军官群体。

 

这三个群体的结合是苏哈托统治初期的权力来源。他们也是苏加诺政治权力的阉割者。

 

通过建立由苏哈托直接领导的安全和秩序恢复指挥部,所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行动都能顺利实施。从颁布戒严令开始,便无需请示仍然是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苏加诺。随后,通过建立印尼大学生行动联盟和印尼学生青年行动联盟,动员群众袭击印尼共产党及其群众组织。通过陆军军团以武力推动各个地区的居民进行大规模屠杀。安全和秩序恢复指挥部以安全为借口逮捕了数以十万计的人。这样有组织有系统地侵犯人权,也没有人敢反对。

 

安全和秩序恢复指挥部的存在本身就像洪水猛兽。那些没有被取缔的政党的领导人,心怀恐惧并准备对安全和秩序恢复指挥部言听计从。这就是为什么一眨眼的功夫,重组政党的领导班子便能实现,而没有任何抵抗或抗议的缘故。

 

各政党领导班子必须经过筛选。不利于苏哈托地位者被取代,留下的是愿意合作者。

 

因此,民主的基本条件,即不受当局干扰而自由组织和决定行动计划的能力,消失了。

 

在成功地把愿意支持苏哈托的人取代了各政党的领导班子后,安全和秩序恢复指挥部重组了人民代表大会和临时人民协商会。所有亲苏加诺的成员都被换成了愿意支持苏哈托的人。

 

就这样,通过宪政路径,苏哈托代替了苏加诺。苏加诺因为失去了可以巩固加强自己总统地位的机构的支持而被轻易地推翻了。

 

而这一切都是在“净化1945年宪法和潘查希拉的实施”的口号下完成的。

 

苏加诺下台后,安全和秩序恢复指挥部并没有解散,而是保留,苏哈托还继续当其领导。安全和秩序恢复指挥部的绝对权力导致了苏哈托永远不会让其他人当他的领导。这个职务他始终把持着,直到他当上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并且统治地位已经十分牢固。只有到这时候,他才把这个指挥部交给苏米特罗将军。苏米特罗在1974年“1·15暴乱事件”犯错误后,这个职位给了海军上将苏多莫。

 

安全和秩序恢复指挥部在1972年第二届大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每个获准参加大选的党必须向安全和秩序恢复指挥部提交候选人名单,以避免印尼共分子混入为由,进行筛选。同样,这个政策也是违背民主原则的。

 

在1955年第一届大选时,每个政党自由选择其候选人并确定候选人的排名,没有党外的干预。没有由国家机构来进行筛选的。

 

因此,各政党已被苏哈托转化为当权将军们的工具。他们没有力量来反对安全和秩序恢复指挥部所采取的政策。自由结社从印尼土地上消失了。

 

由于参加“印尼共和国革命政府/全面斗争约章”叛乱而被苏加诺取缔的马斯友美党和印尼社会党,有意在第二届大选前恢复组织活动,被苏哈托拒绝了,因为他不希望出现有已被解散的政党可以复活并参加大选的先例,惟恐印尼共产党也会走这条路。为此,马斯友美党的领导改弦易辙,成立了印尼穆斯林兄弟会。当印尼穆斯林兄弟会大会选举纳特习尔、沙弗鲁丁·普拉威拉尼加拉和莫赫·卢姆为党的领导人时,安全和秩序恢复指挥部也不同意。最终当选为主席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敏塔尔贾。这样,印尼穆斯林兄弟会在大选中失败,得票甚少。

 

对民主的侵犯在大选之后更加明显。选举结果,各政党得票率如下:

 

专业集团党

   

62.8%

   

伊斯兰教师联合会

   

18.7%

   

印尼穆斯林兄弟会

   

5.4%

   

印尼民族党

   

6.9%

   

基督教和天主教党

   

2.4%

     

在360个席位中,成为苏哈托“御用马车”的专业集团党赢得了236个席位。

 

国会通过的大选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国会)由大选选出来的360个议员以及由总统任命的100名议员组成,后者中75人来自武装部队;人民协商会(人协)由所有国会议员和由总统任命的460名议员组成。

 

在这个时代有什么样的民主形式便很清楚了。根据法律,决定谁当总统的机构便是最高机构,它有360个人民选出的成员,而其他的560个成员,即大多数,由总统任命。就这种情况,有外国观察家指出,在印尼只有40%的民主。

 

这当然与苏加诺时代在最高评议院里的政治领袖们的做法完全相反。苏加诺成立了一个小型委员会制订大选法。此小型委员会研讨了国会和人协的关系。人协被认为是最重要和最高的机构。因此,必须保证通过这一机构实施“主权在人民手里”的原则。那么,协商会议员数量两倍于国会议员的数量是否正确?1945年宪法规定,人协由国会加上地方代表和由法律规定的界别团体组成。

 

所有政党界别的代表人物是最高评议院小型委员会的成员。陆军的代表是加托·苏布罗托将军。我也参加了。在小型委员会会议上,我提出:

 

在印尼共和国统一国家临时宪法中规定制宪议会的组成是国会的两倍,在成立临时人协时,朋加诺也坚持有关临时人协人数必须是国会人数两倍的规定。这个主张是否正确?

 

国会和人协的政治成分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人数增加了一倍。结果自然是浪费了国家资源,因为一件事在国会能办到的,在人协也能办到。国会和人协之间不可能有任何不同意见,因为政治成分一样,意味着意见平衡的结果也是一样的。那么宪法的制定者们举办人民协商会的意义是什么呢?人协存在的理由是有一个更高的机构可以纠正国会,特别是国会和总统在立法和行政工作中犯了错误的时候。以前,印尼中央国民委员会知道其成员人数比其常务委员会要多得多。每次印尼中央国民委员会会议上,常务委员会呈交进度报告,并在必要时由印尼中央国民委员会机构纠正其常务委员会。中央国民委员会和其常务委员会的组成是不一样的。

 

因此,我建议安排如下:

 

1、国会是政治的代表。国会的大选基于各政党的党徽。

 

2、人协也必须在大选中直接选举。其成员代表不同的地方和界别。法律规定必须选举什么地方和什么界别的代表。名单可以来自这些地方和界别。

 

这样安排之后,必要时人协便可以纠正国会。最高评议院的所有成员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决定把它用于大选法的制定。可惜由于1965年政权更迭,此事便中止了。

 

第二届大选后不久,以阿里·穆托坡将军为首的特别行动队推动政党合并。若干伊斯兰政党被“推荐”加入团结发展党。另外,基督教和天主教各党与印尼民族党合并成印尼民主党。新的政党领导班子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但领导班子名单必须由安全和秩序恢复指挥部批准,有关人选必须通过安全和秩序恢复指挥部的筛查。当然,反对苏哈托军事政府政策的人无法进入领导层或是达到党内推举大选候选人的水平。

 

因此,在本应坐着人民选出来的代表的地方,即所谓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协商会的机构中,人民根本没有机会被能表达自己愿望的人所代表。

 

在1977年举行的第三届大选中,只有三个政党可以参加。其结果是:

 

专业集团党得票率 64.4%,232席团结发展党得票率 27.8%, 99席印尼民主党得票率 7.8%, 29席人民协商会的编制是这样安排的:武装部队24%,再加上专业集团党30%和由苏哈托直接任命的成员,苏哈托的政治势力在宪法上是绝对的。没有反对派,因为其他各党也都是支持他的工具。

 

但是,民主的消失,对于支持苏哈托维护在印尼的军事统治的那些国家来说,那都不是问题。国内苏哈托的支持势力也依然强劲。他从以下几方面能得到忠实的支持:

 

1、武装部队的上层,尤其是发展成官僚资产阶级的陆军。双功能生养了这个强壮的群体。

 

2、获得各种信贷便利和武装部队保护的高级军官的家人和亲戚。

 

3、从引进外资赚取暴利并发展成买办资本家的平民商人,跨国公司支持者。

 

4、在各政府机构和私营公司占据了重要的位置的反共群体,

 

无论军或民。他们是苏哈托当国家元首的直接受益者。

 

在苏哈托统治初期,他的支持者包括学者、大中学生、青年和政治家,原先一起推翻苏加诺的,在苏哈托权力稳固后便分裂了。一部分得到了地位和好处的继续支持苏哈托。但是,也有许多人以示威进行抗争并发表声明和传单谴责苏哈托作为国家元首的所作所为。

 

这些反对行为受到了严惩。一些大学生领袖被捕,并被控侮辱总统。在法庭辩护中,存在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当初他们支持苏哈托推翻苏加诺不被抓?虽然他们对苏加诺的谴责比对苏哈托的谴责更激烈。难道批评国家元首不是每一个拥护民主的社会成员的神圣职责,要被指控违反宪法吗?

 

苏哈托的势力不容侵犯。批评他便是罪过,必须受到惩罚去坐牢。他并不在乎那些批评他的人是否有功于支持他当了总统。

 

伊斯兰教师联合会主席苏布汉曾建议解散1945年宪法中所没有的所有机构,特别是安全和秩序恢复指挥部。这些建议没有被考虑。但此后不久,据说他死于意外。当然不能证明他的死亡与建议解散安全和秩序恢复指挥部有关。

 

除了某些政治人物,也有一些将领感到不满。苏哈托动作迅速。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这些人物或军官的不满情绪很快会得到处理。当他发现谁不忠时,便把他调离。那些曾经忠实支持他的将军,如萨尔沃·埃迪、苏米特罗、维多多等,都被撤职。

 

苏哈托的反对派在发展。但只要他们没有得到群众更广泛的支持,他们便不可能抗衡苏哈托,因为他有军事实力和从他那得到好处的国外经济势力的支持。只有当群众的力量大批成长且军方和跨国公司不再支持苏哈托时,他才会下台。而这,肯定会在某个时候发生。

 

新闻界在印尼也不能正常工作。在苏哈托的统治下,任何出版和广播必须获得新闻部的许可证。每一个出版发行者必须严格遵循政府的规定。违反这些规定将导致其出版物被取缔。各种传播政府负面消息的报刊一律被取缔,即使这些消息是准确的,实事求是的。

 

这也是对民主的扼杀。言论自由和表达意见的自由是民主的基础。如果这也不能允许,那么民主便可以说是消失了。

 

事实上,新闻界在新秩序时代没有发展。1965年,在印尼的报纸发行量为150万份。1977年,发行量增加至170万。12年只增加了20万份发行量,可说是相当小,尤其是在外商投资涌入,中产阶级数量大幅增加的情况下——估计有2700万人进入中产阶级的范畴。这意味着在这个阶级有许多人不看报纸。当然不是因为他们看不懂,而是因为不想看。当感觉到所读的不是真正的新闻,而是已经获得政府批准的东西时,的确很难鼓励人们去阅读。

 

但是,政府不在乎这种情况。相反,这种情况支持了其政策。在苏加诺时代,主张群众提高政治觉悟,鼓励各政党通过出版宣传获得支持。而在苏哈托时代,则是要创造一个不关心政治的社会。

 

在乡下,所有政治活动被禁止。社会活动必须服从村长的安排。这样便能达到所期望的政治结构,其中的群众是不受任何政党控制的、不关心政治的。因此,对政府的批评不容易被提出来,从而形成能够推翻政府的政治力量。

 

新秩序政府的一个成就,是让工人保持沉默。苏加诺时代的工会被解散,成立了全印尼工人联合会。这是政府批准的唯一的工会组织。其他工会组织被禁止。全印尼工人联合会有个特殊的任务,就是驯服印尼工人,以避免混乱和罢工有损于外国资本的利益。与其他重要的机构一样,全印尼工人联合会主席不是由其成员选举产生,而是由政府任命的。而此联合会的其他领导人,也必须经过安全和秩序恢复指挥部筛选。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可能让工人的诉求得到满足,如果这诉求是被压迫的群体提出来的。

 

外资涌入印尼10年创造了150万个工作岗位。但是,每年有140万人在找工作。失业人数持续上升,这也意味着贫困在继续肆虐。

 

这样的情况将无法继续下去。贫穷和苦难终将唤醒因愚民政策而沉睡的群众。而当群众觉醒时,有享受民主强烈愿望的支撑,军事力量也将无法遏制。

 

每个军事独裁者都有同样的命运,他们必将会因压迫引起人民反抗而终结。任何军事独裁政权必然要被推翻,所不同的只是军事独裁统治被推翻的时间和方式,也因为还有发挥了很大作用的国内外各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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