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卅运动和国家罪行(二十六)“回归社会”的真实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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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运动和国家罪行(二)9·30运动的背景

本书是根据萧玉灿所有有关9·30运动的文字和录音的记录整理出来的。9·30是发生在五十年前的事件,它彻底改变了印尼的政治体制,并导致在印尼的数百万无辜人民的痛苦。而这一切,是由苏哈托将军所领导的国家实施的。期望本书得以与其他有关9·30运动的许多出版物一道,提高历史学家和年轻一代客观地研究和分析9·30运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本书将鼓励子孙后代努力争取确保不再发生如苏哈托们所犯下的国家罪行

9·30运动和国家罪行(二十六)“回归社会”的真实涵义

 萧玉灿 印尼视角 Yesterday
来自专辑
930和国家罪行

 

“回归社会”的真实涵义

9·30运动以来苏哈托军事统治者所进行的大逮捕和大屠杀,已经引起了西方国家人民的反应。全世界终于惊醒过来,意识到在苏哈托将军领导下印尼所发生的事情竟是如此令人发指。眼前的现实与1963年全世界在联合国听到的苏加诺总统演讲《重新建设世界》中所获得的认识是多么不同。在那个演讲中,印尼被描述为依靠潘查希拉的宽容的国家。潘查希拉是对各种不同的意见、意识形态和宗教给予宽容的国家哲理。

 

在苏哈托将军的统治下,政府已经犯下了国家罪行,其残酷程度超过了希特勒纳粹消灭犹太人。潘查希拉五项原则被践踏。在9·30事件之前曾经是纳沙贡理念重要组成部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以极其残忍的方式消灭。

 

西方政府最初确实是支持和鼓励在苏哈托将军消灭印尼共产党和推翻苏加诺的政策。9·30运动之前,苏加诺大量接管外资企业的政策肯定损害了西方国家的地位和利益。外国企业对印尼财富的搜刮被迫停止。9·30运动后,消灭了印尼共产党和推翻了苏加诺,给了他们搜刮印尼自然财富的新机会。

 

但是,西方国家的人民后来也意识到苏哈托将军的行为违反人道主义法和侵犯人权。他们认识到苏哈托将军破坏了法治。他们还认识到,没有无罪推定的原则——法院判决前被视为无罪的权利,也没有公正的审判。西方国家也出现了群众运动,谴责必须对大规模屠杀承担责任的苏哈托军事当局,要求释放政治犯。

 

国际特赦组织关注在印尼的事态发展,并坚决要求对印尼政府解决政治犯的问题,停止对共产党人和被怀疑信仰共产主义的人的残暴和不公正的迫害。

 

这就是矛盾。一方面,西方国家希望印尼奉行人道主义和人权。而另一方面,这些政府都严重依赖于跨国公司的支持,这些公司希望印尼为摆脱共产主义的影响,使他们能够不断地搜刮印尼的自然财富。这种情况导致西方各国政府无法对苏哈托将军施加重大压力以解决数以万计政治犯的问题。

 

但西方国家的压力多少有些成效。从1970年到1975年,新入狱者的数量有所减少。1975年后开始逐渐被释放,尽管释放的数量很少。苏哈托政府把这释放称作“让囚犯回归社会”,往往还要举行仪式,邀请美国、荷兰和西德等西方各国大使和新闻媒体来见证。

 

西方国家与苏哈托军事当局之间的“合作”究竟是怎样的呢?这些援助国在印尼投资真的是为了印尼大多数人的利益和维护司法公正吗?

 

西方国家对印尼的要求可以概括如下:

 

1、释放所有 9·30 运动的政治犯和清理印尼所有政治犯,尤其是在布鲁岛的。

 

2、 发布特赦,结束与 9·30 运动有关的拘留。

 

3、 确保落实人权,创造民主环境。

 

这些要求推动苏哈托政府采取如下各种措施:

 

1、给 1970 年之后的出狱政治犯签发一份带有“城市软禁”(不许出城)或“完全释放”蓝色图章的证明书。事实证明,“完全释放”并非完全自由。此类人必须每个月去军分区报到一次。

 

2、军分区口头交代他们:

 

(1)他们仍然没有大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如果想离开军分区管辖范围,必须先申请“通行证”。

 

(3)如果要在同一个军分区管辖范围内搬迁,必须通报新地址。

 

(4)如果要搬到另一个军分区管辖范围的新地址,必须先征得同意。

 

(5)如果要搬到另一个岛,必须得到军区批准。

 

(6)禁止加入任何政党或组织,也不得成立任何新的政党或组织。

 

军分区经常邀请“回归社会”的前政治犯,给他们作指示。军分区明确指出:

 

(1)他们不得就有关他们被拘留期间的经历写书或文章。

 

(2)不得向外国人谈在监狱的不愉快经历,尽管这些外国人获准采访前政治犯。告诉这些外国人的,必须是不会损害印尼好名声的事情。

 

(3)禁止出国。

 

规定所有印度尼西亚公民必须持有居民身份证。根据内政部部长的指示,前政治犯的身份证,应给予特别的标记,在身份证号码之前加上代码“ET”(“前政治犯”缩写)。

 

前政治犯身份证上有“ET”标志,将无法获得“无关9·30运动”证书,因此不可能找到工作。政府颁布了一项规定,1955年后出生的所有人必须持有警方开具的“无关9·30运动”证书,才能获得工作。

 

这意味着前政治犯不能工作,无法过上体面的生活。从本质上说,“回归社会”的意思就是把他们扔进当无业游民的痛苦深渊。

 

像我这样曾经是国会议员和国家公务员的前政治犯们,都经历了这样的怪事。“完全释放”还意味着他们不能领取养老金,因为领取养老金的权利已被政府单方面取消。

 

这些从未在法庭上证明是有罪并已被拘留多年的人,其实并不具备“完全监禁”的法律地位,而在“回归社会”之后仍然要继续受刑罚。哪里来的“完全释放”?连印尼公民的基本权利都被剥夺了!身份证加了“ET”标志,不能找工作,不能挣钱,剥夺领取养老金的权利,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自由也受限制。

 

他们当中许多人是民族独立的先驱,积极投身反抗荷兰殖民主义的斗争,有的甚至还曾被荷兰殖民者流放到波文蒂古。现在,他们在被关押多年之后,却失去了所有印尼公民的基本权利。民族独立先驱的光荣称号也不被承认了。

 

苏哈托将军对无关9·30运动的政治犯给了不一样的待遇。例如,在1979年,有3个重要人物被苏哈托关押了364天,即差一天满一年。他们是前印尼暴动队领导人苏托莫、前伊斯兰教师联合会日报编辑部领导人、公益大使马哈茂德·朱纳埃蒂和雅加达穆哈马蒂亚大学大学校长伊斯梅尔·苏尼教授。这3个人因策划了印尼学生示威的罪名而被捕。他们竟然是被完全无条件释放,而没成为“civiel dood”(荷兰语:剥夺公权终身)。

 

当安全和秩序恢复指挥部指挥官海军上将苏多莫被问及此事时,他向记者解释说,根据法律规定,一名被告的拘留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军事统治者苏哈托将军对他们3个人是依法办事的。

 

相比之下,对待数以万计的9·30运动政治犯,在没有具体证据证明他们有罪的情况下,却不能依法办事,岂非咄咄怪事?答案就是得到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支持的苏哈托将军的基本政策——在印尼消灭印尼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虽然这种政策完全违反了1945年宪法和世界人权宣言——其中规定每个人都有权拥有一定的思想观念,即使是违背了当局所主张的意识形态。

 

1972年8月17日独立节当天,苏哈托在讲话中指出,C类囚犯已经全部获释。这意味着,自1972年8月起,在印尼各监狱应该不会再有C类囚犯。

 

这是真的吗?当然不是。还有数千新囚犯在1975年和1978年之间获得了“完全释放”的身份。他们被正式宣布归入C类。

 

事实上,从来都没有人解释为什么某个囚犯要归入C、B或A类。从来没有一个原则作为分类的依据。据说B类是必须被流放到布鲁岛的犯人。但是有相当多的印尼共产党重要人物甚至中央委员,并没有被流放到布鲁岛。反而是在印尼共产党办公室工作的听差或帮工,可以流放到布鲁岛。

 

1979年年底,安全和秩序恢复指挥部发表声明称,所有的C类和B类囚犯,包括曾被流放到布鲁岛的,已经“回归社会”。仍被监禁的是A类,他们必须出庭受审。归入A类的仍有约500人。而在1979年并没有A类犯人受审,没有与9·30运动有关的案件。显然,是有关大学生反对苏哈托的诉讼案要优先办理。

 

如果考虑现实,政府每年可以审理25名A类囚犯,那么要花20年才能审理完所有A类囚犯。到时候那些被判处死刑者未必能够执行,因为在开庭前便已经死亡。

 

事实上,如果苏哈托政府对所有9·30政治犯颁布特赦和撤销案件,政治犯问题的解决反而会比较迅速彻底。

 

然而,苏哈托将军尽管已经执政了十几年,仍然担心,如果完全释放政治犯,他的统治会受到威胁,因为其统治有很多违反1945年宪法和人权的记录,还有放手让印尼的自然资源被外国公司搜刮,政府官员包括苏哈托本人的腐败等问题。

 

如果说在1965至1966年间大学生维护公正的诉求成了对苏哈托的支持,那么在1978年,同样的诉求却已经足够让苏哈托采取强硬措施。苏哈托将军在执行的是殖民者遗留下来的规定,即对他的抗议可以被视为Lèse-majesté(法语:亵渎君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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