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志:中国政府为何打击整治大民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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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月来中国对大民企的打压和整治,是在贫富差距扩大、国内经济出现难题、美国不断向中国施压下,对民营膨胀发展又藐视中央领导的杀威棒。民营资本与外国资本联合发展也被看成外国资本将会威胁到中国国家的安全。须知民企的成长,仍然离不开类似中国封建时代与官府紧密联系并取得庇护这一运作机制。

黄大志:中国政府为何打击整治大民企?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便著手社会主义改造民营企业。1950年初,采取的策略是通过“公私合营”,将私有的民营企业改成公私共有,到了1956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建立前夕,民营企业者基本已丧失了经营管理权,而所有资本也变成国有化。改革开放前,在没有民营企业的中国,所有国营企业的生产运营按计划经济准则办事,市场货源普遍匮乏,城市工人过著大锅饭的均贫日子,厂长的几十块钱工资可能比一个老练工人还少。

毛泽东逝世两年后的1978年,以邓小平为首的经济改革措施开始起步,首先在农村废除人民公社集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稍后在城市采用市场经济原则,将本地市场向外资开放,允许恢复民营企业,而所有国有企业都经过改革的洗礼,向高效率和高科技应用水平迈进。

除了银行和金融业、石油化工、国防、传媒、海空港以及大型基建等关键行业,大批国企不是私有化,就是以承包制等方式出让给私人企业经营,以营造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市场供应很快便蓬勃展开。

 

改革开放40多年下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就像一大批小树苗,长得支杆厚实,遍地开花。据估计,民营企业今天为国家提供超过一半的税收、6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70%以上的创新,以及80%以上的城镇就业。成功的民营大企业,其活力之蓬勃、获利之丰厚,令人惊叹。更令人注目的是,中国国家资本也选择入股民营上市企业,分享利润。

民营企业之所以能快速茁壮成长,累积巨额资金和利润,除了政策支持、中国和海外吸纳中国相对廉价商品的庞大市场、企业家的拚搏精神,以及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滞后而赋予的后发优势等因素,我们不得不提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即不对等的劳资关系。

改革开放前夕,受到优先照顾的城市户籍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18%。另外82%的农村户籍人口是“自雇农民”,但必须以粮食缴交税收、另外还得按照政府规定价格,卖一部分给国家来支撑城市人口的消费。改革开放后,农民被允许进城务工或做生意,但保留农村户籍,基本不能享有城市户籍的政府福利。由于中国农村地少人多,农民工进城的人数近年来达到两亿多人。

进城农民工的劳资关系和条款,并没有根据社会变革变化,按照社会主义原则调整,而是按市场“你情我愿”由资方制定劳资关系和待遇。这个我们可以从三方面的考虑来理解。

第一,改革开发适逢全球国企私营化、全球化加剧、国际市场趋向竞争白热化时代。中国为了需以中低价产品取得国际市场,不得不舍弃马列主义,任由企业以最廉价工资雇用农民工。此外,对于民企的管控条款,例如与外资合作的限度,也乏善可陈,带著走一步看一步的态度。
    
第二, 农民工人数众多,随意让农民工加入城市户籍,并随著携带家眷入城定居,大城市的各项服务和住房供应将无法负荷,农民工工资低,城市廉租房严重短缺,很可能会出现类似印度或巴西大城市的贫民区,非中国政府愿意看到的丑相。
    
第三, 中国原有城居人口,在改革前既无资产也无积蓄。即使有储蓄,改革后的高通胀和高物价,储蓄也几乎会化为乌有。这一大群城市居民,包括政府高官干部,政府必须安抚照顾晚年生活,维持政局稳定。如将部分福利资金转移给大批农民工,将削弱对城市户的福利基础,对政权不利。

民营大企业就在政府没全面制定新劳工法下,以规模压低成本建立了世界工厂,迅速助中国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对外贸易,中国是出超国,外汇储备日增,但国内的贫富差距也快速扩大。

根据彭博社今年9月6日报道,中国的基尼系数自改革开放以来便不断上升,2008年达到0.5顶峰,之后稍缓但2015年之后又攀到0.47,比几乎所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系数都高出许多,也就是说贫富差距比起西方国家更大。中国既是全球贫富鸿沟最巨大的20%国家之一, 又怎能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优越性?

造成巨大鸿沟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网络数字、人工智能经济的飞速发展,高薪阶层和相关企业利润速增,而把其他较传统行业挤压下去。的确,中国庞大的民企累积财富的能力和欲望是惊人的。截至2020年8月,胡润(Rupert Hoogewerf)报告称中国拥有十亿美元资产以上的富翁总数达878位,而榜首是阿里巴巴的创办人马云,其财富达到588亿美元。中国也是拥有世界最多初创、快速成长的“独角兽”企业。这类拥有10亿美元以上的企业超越了美国。

中国民企的壮大过程,并非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促成,而是在原本强力压制资本主义的共产党,经过经济改革而成。但中共基本并没大力进行过政治改革,仍保留了一党专政。民企尽可能富可敌国,但绝对不会被允许寻找自己的政治代言人或团体向中国政府要求分权或取而代之。最近中国官媒说的“把资本关在笼子里”这句话,就是针对民营大企业家说的。

马云和其他互联网巨富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不开放外国竞争者进场。反过来说,中国政府也想领导甚至控制民企,要民企认同党的政策,做个政治上的“明白人”,自觉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和维护国家利益。

 

说到维护国家利益,不外是要民企分担政府政策的责任。2014年实施“一带一路”路线以来,国内和国外的庞大基建投资和发展,尚未收到经济回收,一些在国内落后地区或海外开发的基建,均以政治或外交联盟和国际战略为优先考虑、经济回收为次。譬如中国协助斯里兰卡建好的汉班托塔港,因该国无钱偿还债务,已将海港租给中国营运99年,但盈利潜能中短期内还是个未知数。

综合上述中国政府面对的各项问题,再加上疫情发展也加深了财政困难,我们就不难想像今年8月29日在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官媒《人民网》出现的一篇文章,由李光满撰写题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文章措辞强硬,提到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是越来越大的问题,需走共同富裕道路让普通劳动者能够获得更多收入,也论述当前国际环境严峻复杂,美国正在对中国实施军事威胁、经济及科技封锁、金融打击、政治及外交围剿等,并利用中国内部的第五纵队对中国发动颜色革命。民企大资本家被看成是这类第五纵队的代表,会迎合美国的战略,任国家崩溃和财富被洗劫,任人民陷入深重灾难。

不少政治评论员把该文说成是习近平授意李光满发表,意图掀起一场新文革,重新向左转,打击民营资本家,整治中国“臭气熏天”又与上市大民企套大钱的娱乐圈,还包括滴滴打车,校外培训等无序乱象。不过从实情看来,习近平即使威望再高,也不可能独断专行再搞文革。

再说,习近平个人也不会有重搞文革的意愿,这个我们从他施政重点放在扶贫工作、提出创建共富社会就可看出,他不会让中国人重新过均贫的日子。尽管习近平没给“共富”下定义,但从字面看来,只能说是一种虚拟的理想主义。

数月来中国对大民企的打压和整治,是在贫富差距扩大、国内经济出现难题、美国不断向中国施压下,对民营膨胀发展又藐视中央领导的杀威棒。民营资本与外国资本联合发展也被看成外国资本将会威胁到中国国家的安全。须知民企的成长,仍然离不开类似中国封建时代与官府紧密联系并取得庇护这一运作机制。

中国的经济增长绝对不能没有大民企,因为国企经营垄断型生意还行,非垄断生意并不具民企的竞争力。但民企没有自己的政治代言人,没有权贵家族的合作和庇护,民企什么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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