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和聲: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

打印
分类:时事评论

在這個競爭激烈,每個國家均要力爭上遊的時代,如何突圍已成了很大的挑戰。大家都說要創新入手,可創新需要有適合的環境。按理說,大馬做為一個多元文化、語文、宗教的國家應具有更多的創新資源。只是能否人盡其本則取決于執政精英的思路

孫和聲: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

經濟增長是現代國家所追求的主要目標,目的是為了創造就業,提高生活水平,充實社會福利與加速國家現代化與國力等。

在1850年之前,即便在歐洲,年均增長率也只有1%以下,到了1850-1940年,少達到約1.5%。在1950-1966年西北歐諸國因為百廢待興,重建國家,才實現了約4%年均增長率。美國則維持約2%。進入1970年代,發達國家的年均增長率一般在2%,近年來則靠超低利率甚至是負利率政策來推動增長(日本與歐洲)。

至于非西方國家,基本上處于停滯或半停滯狀態,以至陷入治亂循環的周期中,就是和平盛世一久,人口大增,便會出現土地不夠與農民造反的亂。之后又進入另一個循環。這是傳統經濟的基本特征。現代經濟增長則能打破這個治亂循環。儘管如此,不少非西方國家依然尚未擺脫傳統經濟模式,進入現代增長模式。主因在于生產力與技術沒有突破。

 

就現代國家而言,東亞一些國家,是經濟增長的明星,如1950-60年代的日本,可實現年均約8%增長。主因之一在于美國打韓戰與越戰及美國開放市場。惟進入1970年代后,便從高速轉入約3%的低速。1990年經濟泡沫破裂后,更進入約1%的低速增長。韓國、香港、台灣、新加坡只能在1966-1990年期間,維持約6%年均增長率。之后,也進入低速增長。

中國自1978年搞改革開放后,雖也能在2015前實現近10%的增長率,可之后,也逐步遞減到6-7%。這顯示出,高速增長只是特定階段的現象,是無法持久的。

經濟增長有3動力

大馬在1987-1996年間可達到年均近9%的增長率,可自1998年以來,便進入約5%的中速階段。目前,東盟國家中,越南、菲律賓、印尼尚可維持6%增長率,印度亦然(約7%)。

為何一國會出現高速增長,之后又掉入L型平原期,原因當然是多重的。從經濟角度看,推動增長的動力基本上有三,即需求、投資與淨出口,其中高投資與高淨出口,是高速增長的動力來源,兩者又是相互推動的。因為有足夠的需求(主要是商品而非服務),才有可持續的投資與出口,若單靠內需是難以實現高速增長的。

原因很簡單,一是國內市場尚未充份開發,市場容量小或人民人均收入低,只有借國外需(即出口)才可能維持高速增長,如日台韓新中便是。可這也只是階段性現象,無法持久。大馬在1987-1996年的高速增長,也是靠內外資的高投資與出口來實現的。只是這個內外資自1998年后逐步撤資。一方面是發達國搞保護主義,他方面是新的競爭者崛起,分散或取代了大馬的角色。

除了投資、需求與出口外,一國能否持續增長也取決于其他非單純的因素,特別是社會與政治穩定。沒有一個缺乏社會與政治穩定的國家可實現中高速增長。實事求是地說,跨國企業也是很現實的,雖然大家都口中大談民主人權,可跨國企業就是愛到民主人權不足的威權國家搞長期投資,如中國與越南。理由也很簡單。跨國企業是唯利是圖的逐水草而居的遊牧民族,資本無祖國,也不談民主人權只考慮社經穩定與可預測性。

落后國家潛能更多

其次是起點的高低。理論上言,越落后的國家起點越低,未開發的潛能也越多,以大馬與越南為例,在2018年大馬的人均收入高達近1萬美元(4.07萬令吉)而越南只有約2000美元(8140令吉)。對勞動力密集的產業言,如電子電器這類需要大量勞動力來組裝與包裝產品行業,大馬就無法與越南競爭。外加上越南人口有9000多萬,勞動力供應可維持較久兼有效供給。其他如土地價格,經商成本也低于大馬,這就是大馬無法在低工資產業方面,與越南競爭的理由之一。

另外,人口紅利也是重要原因。人口紅利是說一國人口的年齡結構中,工齡人口占比高,被扶養人口(如小孩與老人)占比低。這個紅利就提供了有效的勞動力供應。當然,這也是個階段性的优勢,人畢竟遲早會老化,過了人口紅利階段,就會出現高齡少子化現象,進而鈍化增長。

其中高齡化與少子化又是一體兩的。因為少子化,年輕人占比高,才突顯出老人多,而老人多年輕人少,就會出現一個生之者少,食之者眾的現象。發達國家近20年來經濟放慢主因之一也是在人口老化,如日本的65歲或以上人口,占了總人口的26%之高。也難怪增長長期不振。這個現象還會造成嚴重的社會政治動盪,如法國便因要改革養老金與退休年齡,而引起了大規模罷工。

越發達國家人口老化越嚴重,可說是個繁榮的悖論,越重視個人權利與享受的人,一般來說越不願意犧牲小我成就大我。這是個人主義走過頭的后果。這也突顯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權利與義務是應該有所平衡,不宜偏向一面。發達國雖然也出台了生育獎勵,可效果不彰。

深層地看,這也涉及了一個為人生而工作或為工作而人生的選擇。第一代可能為了生活困苦而埋頭苦幹,可到了第二或第三代,則可能失去了奮鬥心而選擇安逸。

 

對中高收入國如大馬言,追求高速增長已不合時宜,要求的是更高素質的增長,即中低速,中高素質的增長,要實現這,並不能單靠低工資,而要靠中高技能與中高增值的產業來維持。這里的關鍵是人口素質,也就是教育與培訓要與發展階段配套,避免造成學非所用,用非所學的錯配。與市場開放,引進大量外資的批發式改革相比,這是比較精緻的零售式改革,需要更精準的對策。

在這個競爭激烈,每個國家均要力爭上遊的時代,如何突圍已成了很大的挑戰。大家都說要創新入手,可創新需要有適合的環境。按理說,大馬做為一個多元文化、語文、宗教的國家應具有更多的創新資源。只是能否人盡其本則取決于執政精英的思路。

孫和聲

時事評論人

Wednesday the 1st. . Joomla 3.0 templates.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