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志鋒:種族政治與社會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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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时事评论

2018年5月9日,第14屆全國大選不僅改變了大馬種族政治的面貌,也對社會改革帶來深遠影響。但新秩序還未來得及確立,就被反撲的舊勢力取代,導致得來不易的政權輪替果實被盜走。我們又回到舊秩序,甚至比舊秩序更雜亂無章的情況.

藍志鋒:種族政治與社會改革

2018年5月9日,第14屆全國大選不僅改變了大馬種族政治的面貌,也對社會改革帶來深遠影響。

509前,在野黨和公民社會認為兩線制是各種問題的解藥,特別是化解困擾大馬的種族政治問題和促成社會改革。自1990年,時任董總主席林晃昇提出和推動兩線制概念,當時一批社運人士加入行動黨,參與和壯大在野陣線,對抗一黨獨大的國陣。

原以為改朝換代,希盟上台執政後,改革步伐會逐步落實,走向淡化種族政治之路,改以績效和能力取代,無奈情況恰恰相反。

 

改革步伐是進兩步(執政第一年),退三步(執政第二年)。「馬哈迪主義」復辟,希盟內缺乏制衡力量,放任馬哈迪的「獨大」,我們錯過改革黃金期。

操弄民粹形成對立

希盟執政22個月有其貢獻,但也面對體制內不配合,以及體制外則有以巫統和伊黨為主的在野黨炒作族群情緒,讓局勢變得更為複雜。這不包括,右翼和排外組織,如大馬穆斯林聯合會(ISMA)和其他社交媒體群組的興風作浪又添亂,滋擾公民社會。

509大選打破舊秩序,但新秩序還未來得及確立,就被反撲的舊勢力取代,導致得來不易的政權輪替果實被盜走。我們又回到舊秩序,甚至比舊秩序更雜亂無章的情況。

代表新勢力的希盟和沙巴民興黨,因為內部問題,以及盟友對關鍵課題(首相人選)的立場分歧,各別政黨本身亦有不同層次的矛盾,未能凝聚成一股推動制度改革的強大在野力量。

淡化種族政治和促成社會改革,無法一步登天。政黨過去以民粹方式,收穫支持率,但難以永續經營。建立在民粹和鼓動情緒基礎的支持力,必然非常脆弱,可輕易被更民粹和煽動的言行影響,以及在期望落空後,虛脫放棄。

目前出現和發生的情況,遠比2008年政治海嘯至2018年政權更迭後更嚴峻,其帶來的反彈和挑戰,超乎大家的想像,我們未能擬出有效解決方案。

希盟過去兩年掌權期間,所有反希盟的勢力以不同形式和模式彙集一堂。當中有巫伊組成的全民共識(MN),也有保守排外的黨團,還有網紅伊斯蘭傳教士,他們把族群關係對立起來,根據膚色和宗教劃清界限,甚至連本身宗教的信徒也被劃分為,捍衛族群利益和出賣族權權益的標籤。這些右翼保守排外的黨團人士,未必全然支持巫伊兩黨,但他們在種族和伊斯蘭課題上結合力量。他們把華人與行動黨劃上等號,而行動黨則被視為支配希盟,加上他們故意扭曲行動黨領袖的言論,擴大分歧,形成對立。

希盟政府未能有效回應,分裂和瓦解這股力量,反而本身被舊勢力牽著走,作為捍衛多元世俗力量的公正黨被分裂;行動黨則急著擺脫華人色彩,以全民角度看待議題。惟,馬來社會對行動黨的偏見已成形,連帶把華裔一併視為火箭粉絲。

看清政治人物局限性

希盟沒能及時糾正各種偏見,重奪輿論掌控權,失去先發制人優勢,處在被動解釋和防衛模式,而非主動引導輿論。這期間發生多宗,故意染上「3R」(宗教、種族和王室)的議題,似是而非的言論,放在種族對立的脈絡,有很大市場。結果,我們期待的淡化種族政治與社會改革面對比以往更嚴峻和難測的局面。

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便利,自媒體時代催生大批網紅意見領袖,各種直播講評,出位言論把種族政治推向更保守,社會改革則荊棘滿路。輿論開放,看似有利民主發展,明顯偏見和製造矛盾的言論卻不受治理,脫序的觀點,令族群關係惡化。

大馬的種族政治,變種為更複雜的身份政治。同族內因為不同的成長和接觸背景,形成不同身份。身份政治成了新挑戰。當公民社會提出訴求時,保守右翼黨團也在同樣的民主空間下,推廣本身的議程。

我們必須接受此常態,在爭取種族平等和社會改革的道路上,避開地雷。若過於偏執和理想化,只會拉開距離,對推動進步議程的幫助不大。

民眾也須意識到,政黨和政治人物的局限性,不能把推動公民議程的工作,交由政客承包。要打造中庸進步思維,由公民社會領導的進步聯盟運動,人民為主,政客為輔,兩年內兩次換政府,讓人民看清更多政治現實和局限。哪怕前景不明朗,也須呵護灌溉進步聯盟的幼苗,讓它成為主要選項,迫使朝野以更普世價值觀,看待和處理問題,尊重憲法賦予的權益。

(本文為2020年華教節特輯系列文章,由林連玉基金組稿。)

藍志鋒

電台的內容和新聞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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