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中国制度成功是西方最害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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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时事评论

张维为:中国制度成功是西方最害怕的_中华网

应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几乎所有可比的领域内,这次都完胜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尽管西方主流媒体还在继续黑中国,但这无济于事,正说明他们心慌了,中国制度的成功是他们最害怕的事情。

张维为:中国制度成功是西方最害怕的

 

 

张维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研究院院长,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10月1日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2周年华诞。

回顾72年发展历程,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今年又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一场疫情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制度所具有的优势和韧性,也让我们对祖国未来发展更有信心。

值此国庆之际,观察者网专访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共谈“共同富裕”、中国话语建设,共同祝福祖国生日快乐。

 

以人民为中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观察者网:今年我们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现在又迎来国庆72周年。建国72年,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完成了脱贫攻坚战,在8月中旬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中又提出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您怎么理解社会主义中国语境下的“共同富裕”?

张维为: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克服平均主义,加速中国现代化事业,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表述: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其他地区富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今天回头看,“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带动其他地区富裕起来”,我们基本做到了。发达板块与欠发达板块现在已经形成了良性互动机制,过去20来年,整个中西部地区发展都比沿海地区要快,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消除了极端贫困,实现了全面小康,这是多少代中国人的梦想。

但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我们还在探索,现在还没有做到理想的状态。不久前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长期以来有一个说法,初次分配是效率原则,靠市场;再次分配是公平原则,靠法律(主要通过税收、社会保障等);三次分配是道德,靠自愿捐款到公益事业等。现在看来为了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一二三次分配都有可以改进的余地。

关于三次分配现在议论比较多,我想它会是一个过程,还需要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共同富裕不会是平均主义,不是劫富济贫,而是在人民普遍富裕基础上允许有差别的共同富裕。而且共同富裕不只是一个经济概念,也涉及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道德、生态文明、公益慈善等许多方面。今年6月,中央决定选择浙江省来建设我国首个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我自己不久前去浙江人均GDP最低的一个县做了一些调研,很受鼓舞。浙江已经做到的和正在做的许多事,其它地方也可以借鉴。

观察者网:走向共同富裕离不开对资本的监管。近期,从平台监管到整治饭圈,从双减政策到限制游戏,中国政府本轮对资本市场的整治,也被外界解读为是“向资本开刀”,外媒也刮起了“唱衰中国”风。如何看待中央提出的“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张维为:中央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及时。我们现在都看到了资本力量在一些领域内的无序扩张,如互联网金融的乱象、义务教育领域内资本的渗透、房地产的盲目扩张、资本对娱乐圈的操弄等。我自己长期研究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形成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人民的平衡,这与美国资本力量独大,左右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最富的100个人是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策的,而美国最富的50个人可以左右白宫的决策了。发挥资本力量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保持政治力量对资本力量的必要规范和引领,这是中国模式的核心优势之一,中央提出并采取措施“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再一次体现了这一点。

 

制度成功是西方最害怕的,我们要敢于“亮剑”

观察者网:新冠疫情还在全世界肆虐,但同样面对德尔塔病毒,我们很快就控制住了疫情。疫情期间,我们也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态度,积极援助发展中国家。经历疫情也快要两年了,回顾这两年,您觉得中国和西方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抗疫结果,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张维为:新冠疫情“世界大战”突发,对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都是一场大考,中国以较高的分数通过了这场全方位的压力测试。应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几乎所有可比的领域内,这次都完胜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尽管西方主流媒体还在继续黑中国,但这无济于事,正说明他们心慌了,中国制度的成功是他们最害怕的事情。

这次中西方抗疫模式的最大差别就是,中国模式从一开始就明确:人民的生命和健康高于一切。相比之下,西方主要国家的做法几乎都是商业利益高于一切,决策者在抗疫行动上举棋不定、心存侥幸,抗疫的结果自然也就完全不一样了。

中国抗疫模式所进行的阻击战、总体战、人民战争等等,涉及到政治制度的指挥能力、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协调能力等,涉及到众志成城、权利与义务平衡的中国文化,涉及到人民与政府同心同德,攻克艰难的广泛共识。

这一切都是西方制度和文化所难以做到的。我老说,这场疫情防控的国际比较,使中国人民获得了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这是一种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心胜”,美国模式走下神坛,极度崇拜西方的中国公知群体走向崩溃。

观察者网:从直面西方媒体的话语挑战,到积极参与全球和地区性事务,中国在外交领域已经开始展现“积极有为”的作风。中国外交作风的转变,是否意味着我们想要谋求新的大国地位?

张维为:邓小平30年前讲“韬光养晦”的时候,中国的经济规模比俄罗斯还小,今天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只相当于广东省。而且即使邓小平当年讲“韬光养晦”,那也只是手段,目的是“有所作为”。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外部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早就把中国当做大国,甚至超级大国。你是130来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你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你的一举一动,自然影响整个世界。我一直说,你已经长成了姚明的个子,还想躲在潘长江后面,那是不可能的,你的利益已经覆盖全球,你就要勇敢地出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我们的外交风格自然要反映这些变化。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平视这个世界,杨洁篪主任说,美国没有资格从实力的地位出发与中国谈话,都说明了这一点。

观察者网:您曾经提到过,中国的迅速崛起震撼了世界,我们需要建立中国自己的政治话语和标准体系,把中国的成功经验推荐给整个世界。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中美国力竞争和世界影响力竞争白热化的时期,中国已经到了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关头。要实现中国在全球话语权、全球影响力和参与度的提升,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张维为: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崛起一定要伴随中国话语的崛起,否则这种崛起是靠不住的,甚至会前功尽弃。没有话语自信,自己做对的事情也会被看作是做错了,或者只被看作是过渡阶段的事情,最终还是要放弃的。我们中国研究院这些年一直致力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话语的原创性研究,并且积极推动中国话语走向社会、走向世界。我是全世界最早预测“阿拉伯之春”将变成“阿拉伯之冬”的学者,你可以不知道谁发明了“阿拉伯之冬”,但你只要使用“阿拉伯之冬”这个概念,你就接受了中国话语,接受了我们的判断:一个非西方国家或地区,照搬西方模式,一定会因水土不服而失败。

要扩大中国话语在全球的影响,我认为首先还是要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你的思想要有力量,要敢于在国际话语舞台上亮剑。中国今天的媒体平台,论硬件早就超过绝大多数西方国家,早就超过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了,但我们传播内容的力量、思想的力量、话语的力量,与中国取得的成就还有很大的差距,与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还有很大的差距,与人民的期待,包括世界上所有热爱和平正义事业人民的期待还有很大差距。我们的学者和媒体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们要打好官方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的组合拳。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官方话语,这非常重要,对于我们坚持中国道路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但在今天仅靠官方话语是不足以应对西方话语挑战,因为西方今天对中国的话语围剿是官方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和国际话语的组合拳,所以我们的反击也要打好这四种话语的组合拳,我们要利用好互联网,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特别是年轻人的积极性,把中国话语建构和传播变成一个生机勃勃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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