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在焦躁中迷茫:长久殖民史塑造畸形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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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的殖民史塑造畸形社会结构,独裁统治雪上加霜

作者/赵山河

近日,东盟与日本召开的“10+1”峰会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当东道主柬埔寨首相洪森开始总结陈词时,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突然举手插话,否认东盟内部曾达成所谓共识,即要一致与中国尽快展开关于《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排除域外国家的干扰。这则新闻被国际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围绕东盟会否因此分裂的猜测再次被搬上台面。

阿基诺三世不满柬埔寨“袒护”中国可谓由来已久,但一国元首以如此决绝之方式在公开外交场合向会议主办国发难着实极端,不能不令人侧目。而几乎与此同时,在菲律宾国内,震惊世界的马京达瑙大屠杀11月23日迎来3周年纪念日,菲律宾多个记者团体和民间组织在首都马尼拉举行游行抗议,扛着棺材模型上街表达对案件审判进展缓慢的强烈不满。

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起事件实际上有着微妙的联系。菲律宾独立之初曾迎来飞速的经济成长,现代化程度仅次于当时的日本,傲视整个东南亚。而在短暂的光鲜背后,其深层次的经济社会结构从开始就埋下了隐患,其后的马科斯独裁统治更是将菲律宾送入了深渊。这被压缩进短短几十年历史中的民族情感起伏中夹杂着由曾经的辉煌而带来的内心的某种傲慢(特别是面对东南亚国家)、对惨淡现状的巨大无力感,加剧了菲律宾国民的焦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阿基诺三世的冲动正是源于如此对立的民族心理状态。

“菲律宾”一名取自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1521年麦哲伦奉西班牙国王之命到达菲律宾,1565年该地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人占据总督位置,总揽绝大部分权力,此外也任命一批当地人担任地方长官,形成了殖民当局和天主教会“政教合一”的封建集权统治。西班牙殖民者常把大片土地赠给有功的军官、官吏、天主教修道院和支持政府的地方士绅。受封者实际上相当于地方长官,拥有在封地内征税和分派劳役以及维持治安、协助教会传教等权力。久而久之,菲律宾便形成了土地高度集中的大田庄制。西班牙人还垄断了对外贸易,大量掠夺资源和财富,并逐渐为菲律宾植入单一畸形的殖民地经济结构。

1901年美国通过美西战争将西班牙人赶出了菲律宾,建立了新的殖民政权。新殖民者为换取菲精英阶层的支持、缓和菲社会的反殖民运动,在菲推行以“菲化政策”为中心的政治策略,提出“菲律宾人的菲律宾”口号,逐步实行“本土化”和“宗主国化”并行的政策。在美国的培植下,菲律宾形成了一个人数不多、受过教育的上层集团,包括地主、自由职业者、律师、法官和政客等等。而当时,只有少数受过教育、拥有财产的阶层才拥有选举权。这种既要遵循一定的民主程序又要依靠裙带关系的半民主半传统的选举制度一确立,地方政治立刻被本地区的少数地主家族所把持。此后,这些家族又通过自己掌握的公共资源巩固家族地位,并进而形成政治家族。因此,在美国殖民统治时期,特权阶层在菲律宾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得到巩固,建立起“政治精英操控政府、资本家聚敛财富、地主掌握土地并以与佃农的私有契约关系作为参与政治角逐的选票基础”的经、政权力相结合的复杂塔型结构。有碍于现代民主发展的庇护制和主从依附关系不仅没被消除,反而在菲律宾政治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由于实行“训练菲律宾人使之自治”的统治政策,美国殖民者在思想上俘虏了菲律宾地主资产阶级。而这种表面上朝着“自治”方向发展的政策,软化了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使菲律宾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从武装斗争转向渐进的、“合法”的道路——用和平请愿、民意测验等方式向美国表达菲律宾要求独立的愿望。因此,菲律宾从美国殖民统治下独立,不是走武装斗争道路,也没有发生一场伟大革命,更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旧的殖民社会模式;相反,独立后菲政治发展与殖民时期一脉相承在政治生活背景、政治机制的运转、政治发展轨迹等方面暴露出种种问题。

1946年7月4日菲律宾获得独立,此后菲国公民权利逐渐扩大。独立后的头15年里,菲经济发展迅猛,一度成为二战后东南亚最富有的国家,在整个东亚的经济发展程度也仅次于日本。新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出现,呼唤政治结构的变革:那些想要保护国内市场并得到政府赞助的新企业家和那些希望经济更加开放的专家官员相持不下,可是菲律宾立法机关腐败无能,人们对那个由地主占支配地位的狭隘且妨碍议案通过的国会普遍感到绝望。

1965年底,费迪南德·马科斯上台。他担任总统初期大借外债,启动了雄心勃勃的公共工程项目,在其任内,公路和学校普遍兴建。1969年,马科斯再次当选总统,成为菲律宾独立以来首位实现连任的总统。但在他的第二任期内,菲律宾内乱陡增。马科斯的独裁,给了菲律宾政治现代化进程最致命的一击。

马科斯独裁期间,其家族及朋党对国家财富大肆侵占,成为了“发展”和“建设”的主要受益者。另外,独裁统治还让菲律宾一次又一次地错失保持经济增长的大好机遇。

为了维护独裁统治,马科斯不得不依靠军队。而在实行军管后,军队成了掌管政权、治理国家的核心支柱。由此对菲国民主政治造成的严重后果是,高度政治化的军队凭借自身的武力特性随时对政局施加影响,而各种政治力量出于利己目的,常常践踏民主和法律,寻求强大而又没有完全职业化的军方支持。频发的军事政变渐渐成为菲律宾民主游戏规则的一部分。

独裁政权的“稳定”表象之下,社会裂痕逐渐显现。独裁政权依靠军队、感恩戴德的朋党和一家独大的专业集团建立了专制统治,社会矛盾和政府的失能都在 “稳定”和“发展”中被掩盖起来了。1960—1970年间菲律宾GDP年均增长5.1%,1970—1976年间为6.3%,1973—1979年间曾达创纪录的6.9%,高于联合国设定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标准。然而,主要依靠债务和垄断维持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从70年代后期开始,菲律宾经济增长速度连年下降,80年代初世界经济衰退所引发的初级产品需求和价格下跌更是全面恶化了菲律宾的财政和国际收支状况。马科斯终于撑不住了。以1983年8月贝尼格诺·阿基诺被暗杀事件为导火索,菲律宾国内对马科斯的强烈不满迅速爆发,经济、社会和政治陷入动荡。从1984年开始,菲律宾积重难返的经济和失败的工业化模式全面崩溃。1986年,声势浩大的“人民力量”运动一举把马科斯赶下了台。

马科斯独裁统治的崩塌不可谓不快,但他留给菲律宾的只是一堆烂摊子,从根源上制约菲律宾发展的政治经济结构仍然存在。这也是民主化至今的菲律宾发展态势仍然飘忽不定的主因。2009年11月23日,菲南部马京达瑙省发生一起57人遭残害的血腥绑架案。这场由争夺2010年大选而引发的惨案曝光后震惊了世界,以至于《泰晤士报》当时评论:“菲律宾正成为东南亚的一个失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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