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0运动和国家罪行(一)编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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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根据萧玉灿所有有关9·30运动的文字和录音的记录整理出来的。9·30是发生在五十年前的事件,它彻底改变了印尼的政治体制,并导致在印尼的数百万无辜人民的痛苦。而这一切,是由苏哈托将军所领导的国家实施的。期望本书得以与其他有关9·30运动的许多出版物一道,提高历史学家和年轻一代客观地研究和分析9·30运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本书将鼓励子孙后代努力争取确保不再发生如苏哈托们所犯下的国家罪行。

9·30运动和国家罪行(一)编者的话

 萧玉灿 印尼视角 1 week ago
来自专辑
930和国家罪行

 


 

 

萧玉灿   著

 

萧忠仁   编

 

陈浩琦   译

 

01

 

编者的话

 

1965年10月1日早上7点钟左右,我与父亲萧玉灿在家里的前廊下国际象棋。这是早上父亲闲时的习惯。其实这是非常特殊和重要的一天,而他看起来平静如常。

 

萧玉灿和孩子们下棋

 

这表明他并不知道有一个“9·30运动”的计划正在实施——绑架陆军将领,也不知道9·30运动计划要从“两项人民命令内阁” 手中接管政府权力交给“革命委员会”。他无法想象,一场大劫难,作为国家罪行的结果,就要在自己的身边发生。他没有意识到,这场浩劫将摧毁他所有的奋斗历程和政治理想。他依然平静地在跟我下棋。我当时才9岁。

 

不一会儿,有辆车开进我家院子。印度尼西亚党的领导人苏尼托从汽车里出来。苏尼托经常来我家,他是印尼国籍协商会(以下简称为“国协”)所办共和大学的秘书。

 

萧玉灿是国籍协商会的主席。他也是互助合作国会、临时人民协商会、最高评议院、四五年运动协会常务理事会和其他一些官方机构的成员。

 

苏尼托握着父亲的手,大声说:“恭喜”。显然,父亲并不知道为什么苏尼托要向他表示祝贺,有什么事可高兴的。他俩简短聊了几句话,苏尼托便告辞了。

 

父亲说,棋别下了,并立即打开收音机听新闻。不一会,他便匆忙出了家门。晚上回到家时,他神情严峻。在与母亲交谈时,我听到他说:“情况紧急。陆军已粉碎了9·30运动。局势肯定要变,会伤及我们这些人……”

 

当然现在已经很清楚,当时萧玉灿所碰到的情况就是“9·30运动”,后来苏哈托政府冠之以“印尼共产党”,称为“印尼共9·30运动”(G30S/PKI)。苏哈托政府指控印尼共产党介入甚至是主导了9·30运动。

 

萧玉灿显然在不知情下,他的名字被列入了9·30运动所成立的革命委员会。这是一个从来没开过会的委员会,因为9·30运动很快就被苏哈托将军粉碎了。

 

自1965年10月2日始,苏哈托将军借粉碎9·30运动之名,实施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坏的国家罪行。军事当局有系统地组织实施摧毁了1965年9月30日之前作为正式成为国家政策的“纳沙贡”的支柱之一 —— 印尼共产党。

 

这些摧毁包括追击、逮捕和大屠杀。有超过一百万被认为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人被残忍地杀害。约50万人被关押,其中数万人未经法律程序被关押了十多年,一万多人被流放到布鲁岛。

 

此外,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被认为有左翼政治倾向,遭受国家的官方迫害长达十余年。他们被解雇,很难找到工作,并被赶出家门,其子女也得不到良好的教育。他们受到歧视,被当作危险分子,隔离于正常社会和生活之外。

 

萧玉灿领导国协反对种族主义,主张自然融合的理念。他倡导华人社会接受印尼作为自己的祖国,成为印尼的爱国者,并保留自己的种族特性。他希望,华人社会被接纳成为印尼的一个部族。

 

在“有领导的民主”时代(1959年至1965年)结束前夕,印尼政治极化增强,有以印尼共产党为首的左翼集团,有以陆军为首的右翼集团。苏加诺总统倾向于左翼集团。

 

萧玉灿和国协支持苏加诺。苏加诺左倾,萧玉灿本人及其所领导的国协上了苏加诺的船,与右翼政党和陆军相对立。

 

苏哈托所进行的追击、逮捕和屠杀消灭了国协,其在各地的许多成员成为受害者。萧玉灿要求国协的领导人不要逃跑,要保护其成员。他们尽力洗清军事当局强加给国协的莫须有的罪名。

 

1965年10月15日,陆军所支持的暴徒打砸抢并烧毁了在雅加达的共和大学校园。11月4日,萧玉灿被捕,说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1966年3月,他被“体面地”罢免了在互助合作国会、临时人民协商会、最高评议院的官职。

 

从1965年11月至1978年8月,萧玉灿被定性为政治犯。他于1978年以“前政治犯”之名被正式“释放”。

 

他被关押在雅加达的许多监狱。从1965年11月至1966年7月被临时拘留在雄牛广场和人民大学。从1966年7月至1969年11月在萨伦巴监狱。1969年11月至1970年2月在老克帕约兰专案组拘留所。1970年2月至1972年12月在军事拘留所监狱。1972年12月至1973年11月在尼尔巴亚监狱。1973年11月至1975年10月在萨伦巴监狱。1975年10月至1978年8月在家软禁。

 

在这些监狱里,他遇到了许多直接或间接地介入9·30运动的政治人物和军事人物,并与他们交流意见。他与许多来自民间或军方等不同阶层的人讨论问题。其中有空军参谋长奥马尔·达尼、陆军参谋长普拉诺托、部长斯蒂亚迪、部长苏马尔诺和部长黄自达、上校拉蒂夫等重要人物,甚至还有参与1965年10月1日绑架将军行动的普通士兵。他还有机会与南勿里达行动的领导人进行过讨论,其中有穆尼尔和鲁斯兰。

 

他与这些不同层次、不同派别的历史介入者所进行的讨论,推动他在出狱后,就有关 9·30 运动的情况、印尼共产党领导层的错误和疏忽等问题,写下了几篇分析笔记。

 

1978年,时任副总统亚当·马利克批准他去荷兰治病后,他还经常与在欧洲的朋友和学生交谈这些话题。这些谈话有些作了录音。

 

萧玉灿的这些记录实际上1978年间已经在有限的朋友圈里流传。当时还很少有关 9·30 运动的著作。

 

萧玉灿得出结论:印尼共产党作为一个组织,并没有参与9·30运动。根据他所观察到的事实,苏哈托在一些重大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这些事件后来成为系统地实施长达十几年国家罪行的基础。

 

本书是根据萧玉灿所有有关9·30运动的文字和录音的记录整理出来的。9·30是发生在五十年前的事件,它彻底改变了印尼的政治体制,并导致在印尼的数百万无辜人民的痛苦。而这一切,是由苏哈托将军所领导的国家实施的。

 

期望本书得以与其他有关9·30运动的许多出版物一道,提高历史学家和年轻一代客观地研究和分析9·30运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本书将鼓励子孙后代努力争取确保不再发生如苏哈托们所犯下的国家罪行。

 

作为责任编辑,本人对书中有关文字和录音等资料进行编辑所出现的所有缺点和错误负全责。

 

萧忠仁

 

2015年10月1日

 

 

印尼国籍协商会徽

 

1960年1月1日萧玉灿 向 苏加诺拜年

 

萧玉灿(左)、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副主席 吕俊诚(中)、印尼共产党主席 艾地(右)

 

萧玉灿(左)、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领导 吴玉祖(中)、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参赞 司马文森(右)

 

1964年萧玉灿在班达亚齐视察

 

萧玉灿在共和大学校园与学生交谈

 

1955年萧玉灿在望加锡作竞选演讲

 





 

序言

 

约翰·鲁萨

 

第一次读到萧玉灿的作品是在2000年。当时,我得到他的一些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文章,纸张已经旧得泛黄。

 

那时,我坐在雅加达南部黄海春家的书房里,一排排的书柜上,摆着他的许多书籍,那是他的妻子在他当政治犯坐牢的十四年间冒险为他收藏的。

 

他坐桌子边上。就在这张桌子上,他曾经努力地翻译了许多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他只是把萧玉灿的文章给了我,并没有对萧先生本人及其著作发表任何意见。

 

当时,我只知道萧先生是印尼国籍协商会的主席,除此之外几乎是一无所知。我也知道,黄叔叔(我这样称呼他)更主张印尼华人加入全民族的组织,而不是像印尼国籍协商会这样的基于种族特点的组织。但我也知道黄叔叔非常尊敬萧先生,并了解国籍协商会形成的历史原因。他非常热心地出版萧的作品以及有关介绍萧的著作。。

 

我在东雅加达自己家里读了萧先生的这些文章,十分佩服他思路表达的清晰。他的文章堪称分析思维的典范,而且敢于深入探讨敏感的话题。例如印尼共产党面对陆军的猛烈攻击乃至粉碎共党而没有进行抵抗的原因。

 

我们很难想象,像萧先生这样以政治犯之名坐了十二年牢,经历了可怕的饥饿摧残,亲眼目睹狱友在身边死去的暴力受害者,还能镇定自若,写出如此深刻的分析文章。

 

当提出一个论据时,他会指出其所用资料的来源,并谦虚地注明哪些地方他缺乏完整的信息。没有夸大其词,没有自以为是的、未经证实的说法,更没有说其他人的坏话。读者从字里行间便能得到这样的印象,即萧先生是一位观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绝不描述自己的痛苦经历。

 

有一篇文章是关于9·30运动的,他是这么描述的:“这些文字都是根据我记忆中曾经听到的、在监狱内讨论的,诚恳而真实地写出来,没有任何冒犯人的意图。”从这些文章中,我便理解为什么他在进步运动中备受尊崇,并受到右派军方领导人的敬重。

 

他的确是诚实的。他真诚地、虚心而充分地听取其他政治犯表达他们对9·30运动的看法,然后审慎评估他们的意见。他还十分勤奋,收集整理了关于9·30运动各个不同方面的大量信息。我还不曾发现有别的前政治犯能就9·30事件写出如此全面的、透彻的、完整的分析。

 

从他的这一切我后来才理解,为什么他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被选为印尼国籍协商会的主席。他很开放,能够沉着稳健地与许多有不同政治倾向的人进行对话,同时无须对自己的主张作出妥协。

 

在本文中,我要特别提请读者注意一篇写于1978年的关于9·30运动的文章,以及一篇写于1979年的有关起诉苏哈托所犯全部罪行的文章。这两篇文章都是他在雅加达获释后以及去荷兰治病时写的。

 

在第一篇文章里,萧先生表示想分享他在监狱里获得有关印尼共产党被瓦解的信息。他想帮助在欧洲的政治流亡者以及在印尼的受害者同志们了解,是什么导致了苏哈托所领导的陆军使他们——对9·30运动一无所知的人——变成了“有罪的群体”。

 

而第二篇文章,是他写的一份“公诉陈述”,提供一系列在政治环境允许的条件下,在印尼法庭或国际法庭起诉苏哈托时所需要的信息和论据。

 

这些文章最吸引我注意的地方是他对法治的执着追求。他在写文章时是被一个理想所引导的,这理想就是印尼要成为一个法治国家。从表面看这可能不算什么新鲜事。有些人认为法治是一个无聊的、陈旧的话题,最好让那些热衷于法律和秩序的保守派去谈。

 

但是,在印尼的环境下,确立法制的地位却是个特殊的情况,它成为一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自从独立,并在1949年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后,其大部分的时间,从1959年至1998年,都是在蔑视法治的政权统治下度过的。

 

在印尼,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从来都不太关注法治问题。例如,在许多有关1965年至1966年悲剧的文章里,强调的都是政治争端,好像这悲剧就是印尼共产党和陆军之间冲突的结果。对于一些观察家来说,看起来与这些事件相关的唯一法则就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法则。

 

现在很难去理解20世纪50年代末期“宪政民主衰落”(如赫伯特·费思所述)之前印尼民族主义者的理想。萧先生的文章刷新我们对这些理想的记忆,令人耳目一新。萧先生的文章提醒我们,什么是当年民族主义者们在反殖民的斗争中所坚持的奋斗目标。战士们所要建立的是在人权的基础之上的法治国家。

 

萧先生当了连续近20年的国会议员(从1946年印尼中央国民委员会开始到1965年互助合作国会结束)和制宪议会的成员。他完全理解印尼的法律以及印尼拥有合适的法律框架的重要性。

 

要理解萧先生著作的价值,我们应该把它们与一些在1965年至1966年大屠杀之后幸存的印尼共产党领导人的文章进行比较。这些领导人的很多文章还在彼此争论被他们当作教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的抽象概念。在他们的辩论中,根本不强调人权与法治。亲苏者指责过分崇拜毛主义的党的领导人,反过来,亲华者则指责某些党的领导没有完全遵照毛主义。于是出现“现代修正主义”(印尼语简称“Remo”) 和“冒险主义”之间的辩论,口出恶言互相攻击。也许,从这些印尼共领导人的文章我们唯一能了解到的,是印尼共产党内有相当数量的教条主义者。

 

印尼共产党不重视法治。事实上,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成立的各国共产党都认为,法治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者不搞那一套。法律为政治服务,而政治是斗争的基础。共产党人应该是在阶级斗争的勇士,要夺取国家政权,一旦掌权便要实行一套全新的法律。苏维埃国家形式是典范的,共产党完全执政,法律法规由共产党创立。共产党之外的法治是不允许的。

 

一些退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如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在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后退出了英国共产党,他断言说,把法律当作阶级压迫的工具是错误的。

 

汤普森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辉格党人与猎人》(1975)的最后一章只写了很简短的11页,题为《法治》。这一章的名言是:“我只强调最重要的一点,而这一点被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忽略了,那便是专制的权力和法治之间的差异。我们应该揭露可能被掩盖在法律之下的欺骗和不公平。但法治对权力的限制,保护公民使他们不会受到专制权力的侵害,在我看来,毫无例外是好事。”

 

汤普森认为,英国法律体现的是几个世纪社会斗争的各个方面,反映了普通老百姓的胜利。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在任何国家都是必需的,即使是革命后建立的国家,并且,即使该国家只是意味着,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1917年)一书所指出的,是一座通向无国家社会的临时的桥梁。

 

萧写道,“印尼独立战士的理想是要建立以‘法治’原则为基础的国家,实现‘rechtstaat’(荷兰语:法治国家),而不是‘machtstaat’(荷兰语:权治国家)。”

 

我想多发挥一些这一论点。我认为,1945年宪法的起草者们确实致力于实现法治国家,但是我们应该谅解,对于法制国家含义的理解并非完全一致。

 

印尼独立筹备调查会(BPUPKI)的某些成员是以与荷兰曾经认为其统治的东印度群岛殖民地国家是一个“rechtstaat”同样的方式来认识“rechtstaat”的。他们简单地把它理解为遵守书面法律规定的国家;这些法律并不需要具有民主准则或关注人权。

 

另一方面,有些起草人认为自己是社会工程师,在为创造一个新社会绘制蓝图。为此,他们认为国家权力无需受到限制,以为有一部宪法作为建立法制国家的基础就够了。他们最终忽视了“法治”的理念,他们在1945年宪法中并没有提及“法治国家”这个词。

 

就是穆罕默德·哈达强调在宪法中捍卫个人权利的重要性:

 

“我们在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我们要注意这些条款,以使我们所建立的这个国家,不要成为一个权治国家。”哈达建议,在宪法中加入一个条款:“结社、集会、通信等权利”。

 

因此,在1945年宪法里有了第28条规定:“结社、集会、以口头和书面等形式发表思想的自由以法律来规定。”

 

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宪法起草者们并没有明确规定公民有做这些事的权利:“权利”(hak)一词没有出现在第28条。他们只给予立法者提出补充规定来规范这些活动的权利。

 

1945年宪法给公民的权利很少:有工作和过上体面生活的权利(第27条),有选择宗教信仰的权利(第29条)以及受教育的权利(第31条)。明显被遗漏掉的是选举权。1945年宪法也没有明确规定怎样选举国会和人民协商会议的代表,而称这一政策将在另一场合来确定。

 

苏加诺总统决定以1945年宪法取代1950年临时宪法,作为对制宪议会未能于1959年制定新宪法的回应,是印尼历史上最大的悲剧。

 

正如萧先生所指出的,1950年临时宪法与1945年宪法不同,它增加了较多的权利:“印尼人民曾在‘统一国家临时宪法’(1950年8月17日至1959年7月5日)下生活,该临时宪法引用了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的全部内容。”

 

1945宪法被冻结长达40年后,终于有可能出现积极的变化。在此之前,1945宪法被视为用神圣的布包裹着的对象,不可以触碰而只能放在博物馆。立法者终于意识到,印尼应停止国家依赖于总统一个人拍板(在有领导的民主时代和新秩序时代)决定法律形式的情况。他们认识到,印尼的国家必须依靠法治。

 

在法治方面,印尼的确非常落后。1998年苏哈托下台后,只有一次这种转变。此前,政府有意避开印尼的法治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立法者很多是“新秩序时代”的留用人员,并没有法治的担当。但最终他们意识到并设法解决印尼所必要的法治问题。所取得的变化有赖于1950年的临时宪法的规定。

 

萧先生指出,共和国开国元勋们所憧憬的印尼是一个法治国家,怎么就没有实现呢?答案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军队”。

 

陆军内部的冲突阻碍了文官对国家的控制,从而未能对国家实施法治。印尼军队内部经常发生冲突:在1948年茉莉芬事件,1957年至1960年“印尼共和国革命政府/全面斗争约章”叛乱,以及1965年9·30运动。

 

陆军军官们经常抵制总统和议会对军队施加的影响:1952年事件、1955年班邦·乌托约事件,以及1963-1966年对抗马来西亚时期军队的秘密反叛。

 

虽然我认为苏加诺及其所谓“有领导的民主”是违反法制国家原则的,但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萧先生没有批评苏加诺。许多像萧先生那样的进步政治家都很了解苏加诺,知道他是一个诚实、善意和高尚的领导人。他们看得出来,他在制定各种政策法规时,是遵循人权的基本原则的,尽管他并没有用强大而有影响力的法律程序来实现这些政策法规。

 

例如,萧指出,苏加诺在平息“印尼共和国革命政府/全面斗争约章”叛乱时,并没有采取大规模逮捕和屠杀行动,也不认为那些曾拿起武器与政府对抗的那些人是民族的叛徒。苏加诺并没有下令逮捕马斯友美党和社会党的所有党员,尽管这两个党的领导人加入了“印尼共和国革命政府/全面斗争约章” 叛乱。那些被捕的人也很快得到释放和赦免。苏加诺没有下令处决那些叛乱者:“请记住,他们作为前部长和国会议员,苏加诺总统从来没有单方面取消他们有权获得的退休金!”

 

这与苏哈托镇压9·30运动的作为形成鲜明的对照。9·30运动实际上并不是“运动”,与“印尼共和国革命政府/全面斗争约章”武装叛乱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但苏哈托把它当作借口,实施大规模的逮捕、关押和屠杀。对比苏哈托的专制,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那些被苏加诺镇压过的人很难指责他。

 

虽然《1959年法令》可以理解为应对危机的临时对策,但我认为很难原谅苏加诺没能终止依靠个人绝对权力的制度。他没有拿出恢复法治和民主的路线图。长期的没完没了的“有领导的民主”,最终促使印尼共产党和陆军各自去寻找他们自己的出路。

 

1965年初,陆军和印尼共产党的领导层开始互相猜疑,犹豫是否要先采取行动对对方实施打击。美国政府的解密文件清楚地表明,陆军将领一直在不断地与美国大使馆联系,并决定等待印尼共产党先采取行动。这些将领并不想对苏加诺总统发动政变,因为总统很受拥护。他们认为最好是等待出现打击印尼共产党的理由,然后逐步甩掉苏加诺总统。与此同时,他们继续对苏加诺表忠心。9·30运动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机会。萧先生指出:“现在有一点很清楚,9·30运动显然是陆军消灭印尼共产党的借口。”

 

萧先生意识到,艾地和印尼共产党一些高层领导卷入了9·30运动。然而,他无法理解他们究竟是如何参与以及为什么参与其中。他在监狱期间有机会与几个介入其中的印尼共产党领导人及党员交谈,如艾地的私人助理古斯诺和印尼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穆罕默德·穆尼尔。虽然他们没有完整的信息,但是从这些谈话中萧先生可以得出结论,在部署9·30运动中起最大的作用的,是一个名叫夏姆的人:“从9·30运动周围所发生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领导’9·30运动的,是夏姆。而夏姆显然并非印尼共产党的领导人,因为根据印尼共产党的党章,夏姆并不能代表印尼共产党。”夏姆所扮演的特别局主席的角色“是印尼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的工具。”

 

从古斯诺哪里,萧先生了解到,发生9·30运动那天,艾地在哈林,当晚乘空军的飞机飞到中爪哇。在我的《大屠杀的借口》一书中,我试图继续萧先生的工作,对夏姆和特别局在9·30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艾地和那些被印尼共产党称为“进步和革命的军官”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萧先生无法理解和接受,这个“无名之辈”怎么会突然冒出来扮演“后台老板”的角色呢。这位1960年代在雅加达曾与萧先生一起蹲过监狱的夏姆,成为一个谜。

 

在监狱期间他所得到的关于夏姆本身的信息表明,夏姆对党并不忠诚,甚至经常出卖共产党员:“其心态确确实实是破坏了共产党的好名声。像夏姆这样的人竟然能成为印尼共产党的骨干分子,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没有一点共产主义者的味道。”

 

萧先生不知道艾地究竟怎么会被夏姆愚弄到卷入9·30运动,或者艾地究竟是怎样与夏姆合作协调9·30运动的。萧先生怀疑夏姆是一个打入印尼共产党内卧底的反共间谍。但他感到奇怪的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夏姆能深得艾地信任,领导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特别局,以至于艾地还甘愿在那个行动的日子听任夏姆的调遣。他感到十分费解。

 

虽然艾地在9·30运动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仍不清楚,但他不会是一个能愚蠢到被夏姆骗到哈林,以至于印尼共产党会被指责进行了一项本来计划中就是要让它失败的行动。就在9·30运动之前几个星期,艾地还曾与夏姆合作,安排对反共右翼将领的突然袭击。

 

1965年8月5日艾地与毛泽东在北京的会谈纪要表明,艾地清楚地知道9·30运动的计划。艾地向毛泽东解释说,亲印尼共的军事人员将采取行动,以清除右翼军官,并成立一个看起来是中立的委员会。在9·30运动前两个月,艾地能详细描述将要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做。

 

翁东所领导的9·30运动指挥部和革命委员会,显然是通向对国家机构进行大刀阔斧改组的一座桥梁。9·30运动确实是一种运动,旨在清除右翼陆军将领,并巩固苏加诺总统的地位。其计划是为了避免与聚集在国民阵线内的势力发生冲突。

 

然而,这一计划带来的是彻底失败。9·30运动没能挽救苏加诺总统下台的命运,与此同时,革命委员会取代了合法内阁,更何况苏加诺在内阁选举中已经没有任何发言权,其总统地位已名存实亡。萧先生用很大篇幅描述了有关革命委员会的公告内容以及革命委员会的组成实际上推动了中立部队也对印尼共产党发动攻击。

 

当然,这还难以反驳萧先生的以下论点,即国际反共势力也于1965年对印尼共产党设下的陷阱,以及:“印尼共产党由于缺乏警惕性而掉入这个陷阱”。我在《大屠杀的借口》一书中是这么分析的:夏姆并没有为印尼共产党之外的其他组织做事,无论是要消灭印尼共产党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克格勃或是陆军。夏姆的主要错误是粗心大意,没有规划和领导运动的能力,而并非因为他是双重间谍和叛徒。

 

从美国的解密材料中,我们还知道,美国与印尼陆军将领们一起,积极挑动印尼共产党先采取行动。他们等待着发生什么事件,可以用来作为借口的来谴责印尼共产党。艾地显然觉得有理由率先采取行动,并且有信心能够取得胜利,以至于掉进了陷阱。

 

9·30运动后,萧先生在评估对印尼共产党党员攻击的凶猛程度时,毫不犹豫地批评印尼共产党的领导。他提出了很多人都在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印尼共产党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反抗这些疯狂的攻击?萧先生的答案是,印尼共产党已成为一个只会听从上级命令的党。1965年10月1日之后,艾地藏匿在中爪哇,政治局也散伙了。艾地的指示,是等待苏加诺总统指出一条出路。这是一项为了和平而不抵抗的指示。

 

面对苏加诺都阻止不了的攻击,印尼共产党的领导显然没有能力改变其战略并组织抵抗:“后来艾地在中爪哇到底做了什么,不清楚……艾地为逃避追捕而居无定所,显然无法行使其印尼共产党主席的领导职能。”

 

萧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便认识到,面对苏哈托独裁统治,印尼必须回到法治和公民权的原则:“我觉得有必要返回‘法治’的原则,确立‘无罪推定’的原则(在被法庭公正地证明之前皆视为‘清白’),确立‘公平审判’的原则(法院公平公正地审判案件)和重视《世界人权宣言》。”

 

萧先生明智并恰当地指出,潘查希拉的“人道主义”原则,或对“人性”的承诺,必须符合联合国在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UDHR)的定义:“所以,必须公正、文明地实行人道主义,不得另搞一套,这是全人类公认的人权,因此必须毫无例外地实行。”

 

当几乎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赞同《世界人权宣言》时,没有其他更好的文件能表达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印度尼西亚不能在秉持潘查希拉的同时侵犯人权。在苏哈托统治时期,印尼人民被迫接受潘查希拉,却完全不知道有《世界人权宣言》和自1948年以来已经通过的一系列人权公约。苏哈托政权拒绝签署许多人权公约,如1966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他与新加坡及马来西亚一起发动倒行逆施的运动,旨在以“维护亚洲尊严”之名破坏人权。只是在苏哈托政权倒台之后,印尼才得以加入国际(不只是“西方”)的人权共识。

 

我觉得萧先生会赞赏埃及人权活动家艾哈迈德·赛义夫·埃尔伊斯兰(1951-2014年)所举办的人权活动。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被军事独裁政权囚禁和折磨。在狱中,他决定成为一名律师,并坚定地主张人权。他认为,酷刑是邪恶的,是必须反对的,不管是谁触犯了它:“我确信,没有人权而开展政治活动是没有意义的。共产党人可能会悄悄地说,‘如果折磨伊斯兰教徒那也没什么,’伊斯兰教徒也会说,‘折磨共产党人有何错呢?’”赛义夫的问题,也是萧先生要解决的问题:如何把获取国家政权的政治斗争与尊重人权结合起来?

 

萧先生在1981年逝世时年纪并不算很大。他的死应该归咎于苏哈托政权,监狱的恶劣条件毁了他的健康。

 

苏哈托时代的大规模屠杀和监禁摧毁了许多最优秀的、最光辉的印尼人的生命。最优秀的作家、画家、知识分子和组织者被杀害、被迫害成终身残疾、被噤声、被恐吓和被流放。取代他们的,是恶棍、心胸狭隘的军官、贪腐者和无能的机会主义者,一群乌合之众。

 

随着萧先生的逝世,印尼失去了一个响亮的人权之声。他是我们应该记住的开国元勋之一,我们民族的共和国诞生,制定最早的两部宪法,他都参加了。他是一个明白人,聪明人,在苏哈托独裁政权最鼎盛的时期,他提醒印尼人民说,他们是拥有各种公民权的人。

 

9·30 运动所发生的逮捕、酷刑和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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