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0运动和国家罪行(二)9·30运动的背景

打印
分类:专题

1965年底前,发生了一个事件,新秩序政府把它称作“印尼共产党9·30运动”(G30S/PKI)。至今仍有人疑问:这究竟是帝国主义势力的挑衅,抑或只不过是印尼共产党领导层的政治疏忽?许多问题至今仍无答案。与这些事件有关的各种因素也不明朗。1965年,国际政治的发展迫使美国更多地卷入印度支那战争,派出大量的部队和各种昂贵的军事装备,消耗大量军费。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阻止共产主义的影响,以及避免遏制中国的政策遭到失败。

 

9·30运动和国家罪行(二)9·30运动的背景

 萧玉灿 印尼视角 1 week ago
来自专辑
930和国家罪行

 

 

第一章

9·30运动

9•30运动的背景

1965年底前,发生了一个事件,新秩序政府把它称作“印尼共产党9·30运动”(G30S/PKI)。至今仍有人疑问:这究竟是帝国主义势力的挑衅,抑或只不过是印尼共产党领导层的政治疏忽?许多问题至今仍无答案。与这些事件有关的各种因素也不明朗。

 

1965年,国际政治的发展迫使美国更多地卷入印度支那战争,派出大量的部队和各种昂贵的军事装备,消耗大量军费。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阻止共产主义的影响,以及避免遏制中国的政策遭到失败。

 

同年,第二届亚非会议正在阿尔及利亚紧锣密鼓地筹备,有望比第一届万隆亚非会议有更多的参加国。是次会议旨在唤醒亚洲和非洲人民的团结意识,并把影响扩展到拉美。这不利于西方跨国公司,会阻碍美国外交政策的贯彻执行。

 

这便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要竭力阻挠和破坏这次会议的召开。

 

与此同时,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愈演愈烈。形势的发展使中国在亚洲和非洲越来越受到欢迎。因此,苏联希望减少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就其本身的利益而言,苏联本来也并不支持可能会增强中国的影响力的第二届亚非会议。更何况苏联参加会议的要求又被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拒绝了。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苏联的利益看起来更能协调。但很难证明究竟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是克格勃在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动乱

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致使第二届亚非会议在召开之日前不久被取消。

 

苏加诺总统率领的印度尼西亚的庞大代表团实际上已经动身前往阿尔及利亚。朋加诺想利用这次会议,为召开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新兴力量会议”(CONEFO)作准备。

 

此前,朋加诺出台了新政策,“转向自力更生”,并准备在其国家经济计划中实施这一政策。朋加诺在一次演讲中大声喊出:“让你们的援助见鬼去吧!”——拒绝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援助。

 

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跨国经济势力将被剥离出去,各种发达国家如美国和英国的“援助”会减少,甚至完全取消。此外,其基于“雅加达 — 金边 —河内 — 北京 — 平壤”轴线的反对遏制中国的外交政策也令美方十分担忧。

 

 

朋加诺在促进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团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他还经常为此而访问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

 

地方。因此不难理解,朋加诺会成为印尼外部某些势力暗杀或替换掉的对象。

 

在朋加诺所倡导的纳沙贡政治理念中,左翼力量特别是印尼共产党越来越壮大。一般认为,朋加诺在印度尼西亚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仿佛没人能挑战他。甚至于那些右派,包括武装部队的领导,看起来都支持他。

 

但显然,武装部队尤其是陆军的支持,是以满足他们的条件换来的:

 

1、第二届选举推迟了 6 年。武装部队尤其是陆军担心,如果进行选举,迅猛发展的印尼共产党将会是最大的赢家。这当然会改变印尼的政治结构,削弱他们的政治影响力。2、高级军官被允许进入许多已被政府没收的外国公司当董事。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是贪婪的资本主义势力成

 

长并成为印尼腐败来源之一的起点。

 

3、实施武装部队“双功能”政策,允许高级军官参加立法

 

和行政机构,成为国会议员、部长、省长等。

 

4、武装部队及其领导层无需被“纳沙贡化”。

 

各种重要国家机器实施纳沙贡化,以便印尼共产党得以进入各级政府。但这并没有完全按照朋加诺的建议或要求来进行。从被任命省长的数量便可以看出。1965年,24位省长中有12名武装部队高级军官。尽管有“左”派省长,例如雅加达省长亨克·甘东,是印尼人民文化协会的重要人物,还有东爪哇副省长萨特里奥博士以及西爪哇副省长阿斯特拉维纳塔,但是印尼共产党员一个也没有。

 

虽然印尼共产党进入高层不太成功,但显然可以进入中下层。在东爪哇的37个县长中的8个,中爪哇37个县长中的6个,以及西爪哇23个县长中的2个,是印尼共产党员。

 

印尼共产党看起来很有耐心,完全支持朋加诺的政策,无意再提出什么要求。因为很显然,印尼共产党当时的想法是,支持朋加诺等于支持必要的团结统一。

 

但是美国驻印尼大使霍华德·琼斯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朋加诺实际上是最聪明的、能驯服印尼共产党的人物。他认为,印尼共产党对朋加诺所想要的任何东西都表示赞成,这说明朋加诺驯服印尼共产党很成功。还有些人认为,朋加诺的政策实际上是遏制共产主义在印尼的势力坐大。否则,美国将不堪重负,因为仅在印度支那,他们也没能成功阻止支持共产主义的力量壮大。

 

美国政府认为霍华德·琼斯亲朋加诺,因此,于1964年底派马歇尔·格林接替了他。此前,马歇尔·格林是美国驻韩国大使,他成功倒掉李承晚,并以坚决支持美国政策的朴正熙取代他。华盛顿政府显然想要有一个可以有效地执行其命令的代表。

 

据传马歇尔·格林成功推动韩国武装部队军官在美国训练,并变身为平民被派回韩国发动“群众”示威,使韩国政府的最高领导层倒台。

 

格林在雅加达的出现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是否会在印尼做同样的事情?有指控称,确实有印尼的人员在美国接受了培训,准备推翻朋加诺。

 

当时,印尼民族党和印尼共产党都大规模地庆祝了自己的建党节。印尼共产党1965年5月23日的建党节有许多外国代表团出席,包括苏联共产党政治局成员米高扬,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

 

那时,印尼共被认为是除苏共和中共以外最大的共产党。而在印尼,在书面上,印尼共产党的实力已在所有的大党之上。为此,一般都认为印尼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力量中具有重大作用。这种情况显然使印尼共产党的领导人忘乎所以,仿佛已经胜利在即。他们经常说,如果举行大选,他们定将获胜。

 

在对待中共和苏共之间分歧方面,印尼共产党明确地站在了中国共产党一边。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印尼共的与会代表纷纷批评苏联所执行的路线是现代修正主义,有时甚至比中共代表提出的批评还激烈。在筹备阿尔及利亚第二届亚非会议时,苏联表示愿意参加会议,理由是苏联大部分领土是在亚洲大陆。受印尼共产党影响,印尼最强烈反对苏联参与。这样的态度使苏联领导人很恼火。

 

据说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米高扬曾谴责艾地,并警告说,莫斯科有能力创造一种气氛可以让能与莫斯科合作的人把艾地替换掉。该警告是值得注意的,因为那时苏联为印尼武装部队提供重型武器,许多印尼军官在苏联接受训练。

 

印尼共产党庆祝建党节之后,政治形势发展应该引起印尼共产党领导层更多的警惕。苏联克格勃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企图改变现状的愿望,本应该使他们在采取行动时更加谨慎。

 

陆军对印尼共产党建议朋加诺批准成立由五百万工人和农民组成的“第五部队”也非常恼火。革命时代学生战斗部队的领导人艾哈迈迪,已被提名担任这个新部队的指挥官。

 

 

傲慢和自以为已经获胜的态度,显然也导致1965年在北京一次会晤中毛泽东问艾地:“……印尼共产党的党员中来自工人阶级的人占多少?…”艾地不能回答,因为确实没有统计。他自己也不是来自这个阶级,他是伊斯兰教师的儿子。毛泽东认为,共产党由工人阶级组成对取得斗争胜利至关重要,这就是说,他已经警告艾地在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工作中要小心。

 

据说毛泽东还警告艾地不要玩火,因为革命是严肃的斗争,需要耐心和毅力。在印尼曾出现过两次反对共产主义的“红色行动”。毛泽东认为第三次会粉碎它。

 

列宁根据在俄国革命的经验,也强调了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在采取行动之前做好充分准备和积蓄力量的重要性。而一旦行动开始,应当一鼓作气直至胜利,不能半途而废。

 

事实上,懂得理论和进行实践是两回事。此外,印尼共产党的领导层当时包括来自中小资产阶级的年轻群体,从未经历过依靠人民力量的革命斗争。对于缺乏经验的青年领袖来说,困难的是要做到耐心细致,“不打无准备之仗”。

 

缺乏经验的印尼共产党领导层肯定敌不过那些擅长推翻国家首脑的专家,诸如美国中央情报局所支持的马歇尔·格林或米高扬手下的克格勃特工。

 

1965年8月17日独立庆典之后,许多政治人物提出了质疑:如果朋加诺突然去世,谁将会取代他?当时盛传朋加诺的健康水平在下降。

 

当时也有传闻说,陆军参谋长亚尼在他所信任的支持者的支持下,已经准备武力对付朋加诺死后发生的混乱。所谓混乱显然是指印尼共产党的支持者群起夺取政权。

 

没人知道是谁散布了这些谣言。但印尼共领导人显然认为有必要制定行动计划,以对付由亚尼部署的军队。陆军和印尼共产党都在积蓄力量和制定行动计划,互相之间的警惕和猜疑在升级。

 

印尼共产党领导人约诺和苏迪斯曼在受审时说,他们所获得的信息是,1965年10月5日武装部队庆祝活动前后将举行政变,并成立了“将军委员会”领导此政变。根据他们所知,来自不同省份的部队被调到雅加达,说是参加此庆祝活动,而真正的目的是支持军事政变。因此,印尼共的领导层信任其主席艾地的主张,要采取行动防止政变发生,挽救朋加诺和印尼共和国。至于艾地是怎么计划的,这两人说不知道。

 

审判还进一步表明,艾地执行该计划得到了“特别局”的协助。此特别局的行动,甚至其存在,当时并没有多少人知道。特别局由艾地与三名副职,即夏姆、苏坡诺和苏波诺组成。

 

特别局形成印尼共的情报层。它的主要任务是惩罚抗命的印尼共党员。另一项主要任务是争取那些同情印尼共产党行动的武装部队领导人的支持。

 

我是9·30运动之后的政治犯,有很多机会与同在监狱里的印尼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交谈。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特别局成为党内的一股势力,其在政治上的权力、知识、规划和实施都超过党中央和政治局。

 

夏姆被捕后,竟然成了所有党内秘密的主要泄密者。他充当了苏哈托军事当局破坏印尼共产党组织基础结构的有力工具,因为夏姆就能把印尼共产党的全部网络和盘托出。

 

有人猜测夏姆是个双重间谍,潜入印尼共产党并成为艾地的心腹。

 

反政变计划显然是特别局提出的。此计划的实施显然包括在哈林空军基地的学员和人民青年团团员们所进行的军事演习。当时,为反对马来西亚和支持沙捞越人民解放运动,军事演习在该地区进行。

 

1965年10月1日,已接受过训练的人被调配到大雅加达地区的各个“堡垒”。虽然包括约诺在内的许多印尼共领导人参与协调和动员已训练过的这些志愿者,他们并不知道这项活动是特别局所组织的反政变计划的一部分。艾地从来都没有与政治局委员们讨论这件事。

 

 

作者简介


 

萧玉灿简历 

(1914~1981)

 

1914年3月23日出生于泗水。

1932年毕业于泗水高等市民学校(荷兰学校HBS)

1932年参与创建印度尼西亚中华党(PTI)。印度尼西亚中华党支持印尼独立斗争。

1932年至1942年:《太阳报》记者兼总编辑,支持印尼独立斗争。

1943年至1945:在玛琅市领导华人准军事组织警防队,与东爪哇的乡土防卫义勇军及青年的领袖们合作。

1945年11月10日:参加在泗水的战斗。

1945年至1948年:印尼社会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46年至1949年:印度尼西亚中央国民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委员。

1947年至1948年:阿米尔·沙利弗丁内阁国务部长。

1949年至1955年:国会议员兼民族进步党团主席。

1949年至1959年:《共和国》月刊和《星期日信使》周刊总编辑。

1955年至1959年:国会议员第一届大选结果的国会议员兼民族进步党团主席。

1955年至1959年:制宪议会成员兼印尼国籍协商会党团主席。

1954年至1966年:印尼国籍协商会主席。

1959年至1966年:国会议员,临时人民协商会、最高评议院、四五年运动协会全国常务理事会成员。

1965年至1978年:新秩序政权政治犯。

1978年至1981年:在荷兰流亡。

1981年11月20号:在莱顿大学发表演讲《印尼民主的失败》前几分钟,因突发心脏病去世。

 

萧玉灿1973年以政治犯身份

在陆军医院做完鼻子手术

 

Thursday the 16th. . Joomla 3.0 templates.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