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卅运动和国家罪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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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总统患了一场病为何屠杀了五十万人? - 看看头条_中华网

本书是根据萧玉灿所有有关9·30运动的文字和录音的记录整理出来的。9·30是发生在五十年前的事件,它彻底改变了印尼的政治体制,并导致在印尼的数百万无辜人民的痛苦。而这一切,是由苏哈托将军所领导的国家实施的。期望本书得以与其他有关9·30运动的许多出版物一道,提高历史学家和年轻一代客观地研究和分析9·30运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本书将鼓励子孙后代努力争取确保不再发生如苏哈托们所犯下的国家罪行

9·30运动和国家罪行(十七)

 萧玉灿 印尼视角 4 day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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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监狱中印尼共产党领导人的立场和素质

 

史会对每个主要参与者的素质作出评价。9·30运动的失败显示,许多参加并活跃于印尼共产党的人物并非真拥护马克思主义,而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职业生涯和家庭经济地位。

 

在完成《批评和自我批评》并把它传播出去后,躲在一华人家里的苏迪斯曼被捕。

 

据一位在苏迪斯曼被捕之前便已经坐牢的印尼学生运动中心领导人讲,苏迪斯曼本可以逃避追捕。有一名在狱中的华人学生曾听到说苏佐诺·帕拉迪戈多在受折磨的时候已经泄露了苏迪斯曼的藏身地点。该华人青年冒险越狱,劝苏迪斯曼迅速躲避。然而苏迪斯曼不信该华人青年的话。不久,军队来抓走了苏迪斯曼和所有在此屋里的人。

 

苏迪斯曼的经历反映了印尼共产党许多高级干部的败坏素质,他们被捕后经不起考验,忍受不了折磨。许多人透露了党的秘密,出卖了许多曾经是他们的交通员的或是在9·30运动之后他们躲藏时保护过他们的小人物。他们中许多人不仅成了军事当局的线人,甚至还审讯和拷打囚犯。

 

许多人比这还要坏。只是为了获得一小包香烟,他们便可以伤害很多帮助过他们的朋友。许多人忍不住要吸烟,在监狱院子里找被别人丢掉的烟头。

 

9·30运动之前,印尼共产党的发展是如此之快,吸收了许多这样一些持机会主义立场的人。9·30运动之前毛泽东就曾告诫艾地,实践证明这告诫是正确的。大多数印尼共产党的领导人并非来自工人阶级。他们经不起考验。在监狱里,他们的立场令人失望。

 

许多年轻的囚犯问:他们怎么可能成为印尼共产党的领导者呢?他们要我们做出牺牲,但就是他们,还没有达到我们所经历的痛苦就投降了。

 

一位曾经参加过1926年起义并坐过多次牢的印尼共产党老党员回答说,这是因为印尼共产党的发展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结果是许多党员甚至是其领导人的低素质在面对考验时立即显露无遗。

 

有个问题谈论了很多,但从来没有得出结论,那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印尼共产党的重要人物愿意成为印尼共产党“嫌疑”或同情者的审讯者呢?

 

是什么驱使这些人愿意成为自己同志的审讯者和告密者,使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遭受重大的痛苦并且生活变得一团糟?除了给同志及其家人造成苦难外,他们还破坏了党的组织,而他们自己曾是这组织其中的一员,甚至还充当过领导的角色。

 

起初,各个监狱的审查并不顺利。审查犯人的监狱当局和情报人员并不了解印尼共产党及其群众组织的复杂性。因此,他们强迫囚犯们填写自己的简历。

 

但是,在军事当局使用“贼抓贼”的战术后,这些印尼共产党的干部和领导人被用作告密者指引他们进行大规模逮捕。这些受不了折磨的印尼共产党干部受到各有关机构的召唤。

 

在雅加达的萨伦巴监狱,审查组要寻找具有庭审知识和经验的人帮助。被审查组指定的囚犯随后奉命协助审查组起草被审讯者的名单,并列出刑讯逼供时应提出的问题清单。最臭名昭著的审讯者是阿泽普。在变节印尼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他成功地抓住了很多其他的印尼共产党人,以致于使许多监狱爆满,远远超过了监狱的容量。

 

在雅加达老克帕约兰地区有个拘留所叫做“情报专案组”。许多转移到那里的囚犯很吃惊,因为看到不少印尼共的重要人物穿着情报人员的制服,即海蓝色特多龙衬衫和深蓝色特多龙裤子。其中有印尼农民阵线领导人哈尔托约、刚从北京回国的巴克里·西雷加尔教授以及刚从莫斯科获得博士学位回来的苏哈蒂奥诺博士。苏哈蒂奥诺博士曾经担任莫斯科广播电台印尼组的负责人。虽然他们穿着情报人员的制服,但并不充当审讯者。

 

他们与以下这些人不同:人民青年团领导人达通,曾在北京举办画展并在后来成为“联盟电影公司”老板蔡马俊的女婿的人民文化协会画家朱弗里(别名阿拉吉巴尔),印尼共马克思主义科学学校阿里尔汉姆学说讲师巴苏基。达通似乎是审讯者的头头,在逮捕印尼共产党人方面表现最为凶狠。他说印尼共产党应该被镇压,因为伤害了许多无辜的人。

 

达通与妻子一起在泗水被捕,后来在情报专案组拘留所的厨房当负责人。达通得到了监狱当局的信任。他曾经在接受国外记者采访时说:印尼共产党只能在我们睡着时回来。

 

还有另一个充当审讯者的叛徒出卖了许多人,他就是库斯南。他是中央委员会秘书处和核查委员会的成员、苏迪斯曼的私人秘书。还有一些囚犯认为,库斯南没有泄露全部。但印尼畜牧协会前董事长马约尔·阿朱纳便有惨痛的经历,他被“狐蝠行动”头头马约尔·苏洛索逮捕和审讯。苏洛索指控他是在印尼畜牧协会的印尼共支部书记。阿朱纳否认了这一指控,并说,他不知道在印尼畜牧协会有印尼共支部。然后苏洛索问他是否熟悉库斯南。阿朱纳也否认他认识库斯南。于是,苏洛索打开覆盖着描述印尼共中央与其所属各群众组织关系图的窗帘,有关人员姓名均在图上。阿朱纳仍然否认。苏洛索便把库斯南叫到审讯室。库斯南揭发了自己与阿朱纳的关系。库斯南在9·30运动之前确实是阿朱纳的联系人。阿朱纳只好认命。正因为此次审讯,阿朱纳被监禁了多年并患上严重的肾脏病。他1975年出狱后不久在软禁下死亡。他是因库斯南而牺牲的。库斯南泄露了他所熟悉的所有印尼共及其群众组织的网络。

 

出卖了很多人的,就是成为告密者的印尼共许多干部,他们有的甚至成为审讯人员,虐待囚犯的帮凶。其中有布尔汗·克马拉·萨克提和吉米·黄又名吉米·卢门塔。

 

讽刺的是,那些成为告密者和审讯者的人也没有被军事当局豁免。一旦统治者所需要的信息从他们身上榨取干净,他们便回到监狱当普通囚犯。就在这时,他们所遭受的身心摧残更甚,因为在监狱里,囚犯都鄙视他们,不仅如此,作为他们在审讯中出卖了自己同志的报复,他们甚至要遭受肉体上的折磨。

 

以布尔汗·克马拉·萨克提为例。他虽然在逮捕苏迪斯曼和苏帕尔佐方面“有功”,并且还获得过军事当局嘉奖,他还是被判处13年徒刑。他1977年才被释放。

 

帮助当局情报机关的印尼共产党人可分成几类。

 

第一类是那些充当告密者的,他们总是试图寻找和捕捉自己的同志。

 

第二类是乐意当审讯者的,使用其对印尼共产党组织复杂性的知识,以从他的同志口中挖出无法否认指控的资料。

 

第三类是以“实验室”专家的身份工作的学者。他们研究在审讯时其同志口头所承认的事情真实性有多大。这类研究帮助军事当局加快对印尼共产党组织的破坏。

 

在老克帕约兰专案组拘留所,被审讯的囚犯们进入一个所谓的“安全屋”。这个屋子曾经是老克帕约兰的电影工作室,用铁丝分割成若干封闭的笼子,像鸡窝一样。

 

囚犯们按拘留所领导的规定放在不同的地方。在每一个笼子里放进一个已经成了密探的囚犯,其目的是“窃听”在笼子里的犯人之间的每次谈话。有时,他们记录检查组所需要的详情。

  

如果密探们未能完成的任务,他们即被调回萨伦巴监狱或者发配到布鲁岛。

 

密探们愿意执行加害于自己同志的任务是因为得到了动听的承诺,比如被释放或允许回家探亲几天。

 

这些审讯者中许多人被改变了囚犯的身份,成了“城市软禁”。然而,他们还被威胁说,如果不能按照审查组的意愿完成给定的任务,那么“城市软禁”的地位即被撤销,成为普通囚犯。例如巴克里·西雷加尔教授在70年代初穿情报人员制服并在“实验室”工作。1972年他被调到萨伦巴监狱并于1975年又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不清楚是否有什么任务。

 

与老克帕约兰专案组的工作方法不同,阿泽普直属于安全和秩序恢复指挥部工作,有他自己的助手。经常以审讯者的身份出现的助手包括中爪哇省副省长苏佐诺·阿特莫的前私人秘书苏卡诺,前人民日报记者哈尔吉托。

 

哈尔吉托出卖了他的许多同志,其中有阿米尔·阿尔维和《巴克蒂新闻》(前身为华人报纸《新报》)摄影记者张金福。他们俩都在哈尔吉托主持下宣誓为印尼共产党党员。在监狱里,哈尔吉托成了他们的审讯者。阿米尔·阿尔维被哈尔吉托审讯时说:“我应该如何回答兄弟你写就行了!因为有关我的事你都已经知道,你写下这问答过程,一会儿我只管签字就是了。”阿尔维·阿米尔和张金福后来被发配到布鲁岛。

 

阿泽普成功地建立告密和审讯团队帮助他摧毁印尼共产党的组织及其群众组织。有几个印尼共和群众组织的重要人物,如亚非人民团结国际组织的苏洛索,印尼学生运动中心的尼科·拉勒诺和印度尼西亚党的领导人K·维尔多佐,都被阿泽普“保存”在他管的拘留所。直到1975年阿泽普还在依靠这几个被他“保存”起来的信息提供者。提供信息的回报往往是允许定期回家,比如每周一次。

 

军事当局经常在囚犯之间挑拨离间。他们把不再有用的密探送回监狱。

 

为了防止当局的战略获得成功,囚犯们达成一致意见:每个人都可以寻求生路,并可以努力找到减刑的方式,但以不伤害他人为前提。

 

为了求得生路以及他们所希望获得的减刑,犯人们可以每天公开祈祷五次,也可以读古兰经,也可以去讨好军官们。最重要的是不伤害他人,不参与破坏印尼共产党的组织。

 

当局审查的方式和使用的战略战术也各种各样。除了卑劣的酷刑,还有狡猾的骗术。有不少政治犯上了当。

 

例如,有一位印尼共产党的领导人堪称坚定。狱方派一个已经变节的政治犯去接近他。叛徒成功地成为他所信赖的朋友。然后这个叛徒约他一起越狱。这个越狱的机会就是狱方给准备好的。

 

在狱外,此印尼共领导人很快就联络上从事地下活动的同志。而已经成为他亲信的叛徒一直跟在他身边。在获得所有关于他的联系人的信息后,印尼共领导人再次被捕。而在此之后,原先已经成功避免被捕并在进行地下活动的约200人被捕。

 

还有苦肉计。一个已经当了线人的印尼共年轻干部在其他几个印尼共领导人面前受刑。面对严刑拷打,他看起来很坚定,取得了他们的信任,所以,当有机会越狱时,他在外的名声很不错,因而也成了地下工作者,于是,地下网络瞬间暴露,许多积极分子被捕。这是代价十分昂贵的一次天真。

 

除了变节的故事,也有很多英雄的故事,展示了政治犯们在经受着各种酷刑煎熬的情况下,勇敢地坚持斗争。有相当多有中国血统的政治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革命小说的影响,

 

将酷刑当作挑战,考验自己的承受能力。其中一人在严刑拷打仍然可以微笑,同时挥舞着手,向看他受刑的其他囚犯致意。

 

综上所述,不少印尼共领导人在监狱中经不起考验。他们很容易出卖自己的战友,只是为了避免酷刑或只是因为想要一支香烟。也有许多人以表明自己效忠伊斯兰教的方式来寻找安全的出路。

 

他们的令人不敢恭维的立场令许多曾经是他们下属的年轻人大失所望。不少人疏远这些领导人,甚至有机会时在监狱里向他们掷石头,以致于狱警必须把他们与其前下属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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