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0运动和国家罪行(二十二)反华的活动和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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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卅事件(三)

本书是根据萧玉灿所有有关9·30运动的文字和录音的记录整理出来的。9·30是发生在五十年前的事件,它彻底改变了印尼的政治体制,并导致在印尼的数百万无辜人民的痛苦。而这一切,是由苏哈托将军所领导的国家实施的。期望本书得以与其他有关9·30运动的许多出版物一道,提高历史学家和年轻一代客观地研究和分析9·30运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本书将鼓励子孙后代努力争取确保不再发生如苏哈托们所犯下的国家罪行.

9·30运动和国家罪行(二十二)反华的活动和政(上)

 萧玉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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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和国家罪行

 

反华的活动和政策

哈托政府犯下的国家罪行之一与其反华政策有关。印尼华人社会是印尼民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印尼华人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是殖民统治的后遗症。殖民时代的种族主义政策在新秩序时代死灰复燃。国家和政府直接参与推 出反华政策,然后按各项法律规定执行之。于是出现了各种怪现象。

 

在印尼这个号称有法治的独立国家,大量的华裔公民已经世代居住在这里并一直为这个国家的各方面发展作贡献,而实施迫害他们的种族主义政策却以净化1945年宪法的实施为借口来加以合法化。

 

让我们来回顾殖民时代以来华人社会所经历的若干反华大爆发事件,以理解1966年年初新秩序政权成立后,国家机器允许并实施的反华暴行有多大的负面影响。

 

如前所述,荷兰殖民政策使得大多数在印尼定居的华人以小商店或小餐馆业主、小商贩、各类工匠等职业为生。他们中许多人,尤其是那些在爪哇岛外的,还当农民、农场工人、采矿工人和渔民。当然也有受教育较多者成为医生、法律学者、工程师、政府官员等,但数量很少。

 

如前所述,他们在经历各种过程和政治斗争之后,大部分已成为印尼公民。然而,上述社会组成并没有多大变化。在新秩序时代,这组成大致上仍然是相同的。

 

18世纪初,荷兰殖民者把很多华人赶去南非。许多人不去南非被追杀。结果,许多住在爪哇岛沿海的人逃往爪哇岛的腹地。为了避免被荷兰人追捕,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改名换姓,入伊斯兰教,通过混合婚姻把自己同化成了多数居民群体的一员。

 

然而,这种混合婚姻并不妨碍华裔少数民族群体的发展。这么大的华人数量促使荷兰对中国革命作出反应并于1910年通过立法,使华人成为荷兰臣民,旨在防止在印尼出现华侨问题。

 

华人主导零售业的成功和荷兰的政策引爆了在梭罗、北加浪岸和古突士的反华运动。这表明,荷兰人成功地使华人群体成为抵挡人民失望和愤怒的挡箭牌,特别是在民族独立意识高涨的时候。

 

与此同时,无论是在零售还是配送领域的华商,在进口商品的配送和当地产品的集散方面发展成为重要的贸易链。在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和苏拉威西,橡胶片、橡胶板、棉籽、椰干等的集散已经由华商所主导。虽然这些商品的出口业务仍完全由西方尤其是荷兰的公司所控制。

 

荷兰希望在爆发事件时通过加强对工人的镇压和把华人群体当作挡箭牌,来维护其殖民统治。

 

这就是荷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留下的后遗症。这是每个要为刮除帝国主义残余而斗争的人所必须认识和理解的。

 

当1942年荷兰军队面临日本侵入印尼而撤退时,又爆发了一次反华事件。但如果仔细了解,这次爆发的主因其实并不是种族主义,而是抢劫华商的财产。

 

荷兰士兵在撤退时砸开所经过的商店,拿走罐头食品、酒类和水果等。华人店主们早已逃之夭夭。被砸的店铺就一直敞开着,于是人们便进去扫荡一空。这抢劫无关种族主义,纯粹是贪欲所驱使。这是发生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因为在荷兰人跑了,其政权被摧毁了。

 

在独立之初,在唐格朗发生过反华事件。这一事件实际上令独立战士们感到惊讶,因为在唐格朗,华人和所谓“原住民”之间的和谐关系已经发展得挺好了。在唐格朗,多数华人居民是农民。很多都已经同化为当地人。

 

其实在唐格朗,已经很难找到这两个和睦相处的族群之间的差异。此事件含有宗教冲突,因为其起因是强制割礼。华人拒绝接受割礼。此次骚乱的结果,以保护华人为借口,荷兰军队开进唐格朗。这一事件显然是荷兰人怂恿的,因为他们想抹黑新成立的印尼共和国的名声和权威。其结果是,许多华人居民逃离唐格朗,留下土地由“原住民”接管。

 

荷兰还在印尼共和国巩固独立的过程中在其他城市进行挑衅。

 

荷兰利用华人社会作为千斤顶,攻击业已宣布为印尼共和国领土的地区,破坏印尼的经济发展。他们开展心理战,把华人当作其强有力的工具。华人命运实在可悲,他们一直是人们泄愤的对象和过激革命行为的受害者。

 

荷兰发动的心理战成功激起并扩大了人们特别是一些战斗团体对华人的怀疑。他们以为华人支持荷兰军队进行攻击。其结果是出现各种针对华人的暴行。可悲的是,1945年至1949年革命时期,华人无辜牺牲者的人数比在对印尼的战争中阵亡的荷兰士兵还多。尽管华人并不是印尼共和国的敌人。

 

上面的叙述说明了华人社会自殖民时代以来,在出现政权更迭时总会被当权者当作解决各种问题的诱饵。不幸的是,华人一直是少数,面对统治政策所造成的暴行却无力反抗。

 

从1950年至1965年,出现过多次反华活动。其中有两次最突出的。第一次是1959年第10号总统令,导致了很多在乡村山区的华人居民被驱离家园。不少人随后离开印尼去中国定居。第二次是1963年5月发生的事件,导致在西爪哇数以千计的华人商店和住房被毁。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些事件与国外政治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印度支那的形势发展促使美国及其盟国加紧实施遏制中国的政策。他们很担心共产主义特别是中国在在东南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印尼是该地区最大的国家,而热衷于纳沙贡概念的苏加诺越来越倾向于站在中国一边。

 

这推动亲美分子们对以苏加诺为首的左派进行各种破坏活动。要想制造混乱,其中那一方最弱,既可以当靶子又可以当诱饵?还是普遍支持苏加诺政策的华人。

 

苏加诺本人认为第10号总统令和1963年5月的种族主义事件,是旨在削弱其地位和干扰其政治纲领的运动。但反对派依然强劲,不能在很短时内根除,更何况他们还获得了国外势力强有力的支持。

 

印尼国籍协商会的存在加强了对反华运动的斗争,特别是在政治和国籍领域。国协努力加速创造条件,让华人社会能自然融入印尼民族大群体,使得种族主义不能生长,并最终从印尼的土地上消失。国协要求其群众及华人公民与其他部族一起建设印尼民族。而在政治上,该组织支持苏加诺的政策。

 

国协发展成为一支有效的力量,能够影响华人公民的思维方式从而支持苏加诺的政策,这使反对苏加诺政策的派别感到担忧。

 

陆军方面和各种右翼政治势力,特别是天主教党,推动建立了他们想要发展成一个能够与国协抗衡的组织。这个组织起名叫民族统一建设机构。民族统一建设机构的战斗口号是“彻底同化”——为了消除种族主义和双重忠诚而消除华人自己的民族特征。消除中华民族特征从改名换姓开始。

 

在苏加诺时代,政治形势不允许民族统一建设机构发展。在政治上国协占了上风。同化的概念不受欢迎,而国协的政治纲领更容易被接受。

 

作为1965年9·30事件的延续而发生的政治更迭,改变了这一形势。军事势力粉碎了左翼政治势力,国协被迫解散,我和许多其他国协领导人被监禁。于是,陆军所支持的民族统一建设机构和右翼政治势力便可以发挥自己的同化理念。

 

与此同时,与以前各个时期一样,政权的更迭再次激起反华情绪。这种情绪,得到了要实施遏制中国政策的军事当局和美国及其盟友的怂恿。反华人活动演变成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指卷入了9·30运动,所用的逻辑是:华人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华人支持共产主义,因此都必须被打倒。

 

民族统一建设机构利用政治形势的发展,带头解散了被指称为印尼共产党“爪牙”的印尼国籍协商会。在最高作战司令部第五组指挥官苏集普托将军的协助下,于1965年12月,民族统一建设机构解散了国协的25个分会。

 

在望加锡和棉兰,民族统一建设机构也推动了反华示威,导致了数百名华人的房屋被毁。在棉兰有200名华人在此反华运动中惨遭杀害。这是在10月31日和11月1日发生的,当时苏加诺已发出指示,停止所有包含种族主义的暴乱,并命令可就地开枪。命令是在所有各省的省长和军事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传达的,但不仅没有人服从,反而是被违反。右翼政治势力和军队所支持的反华运动继续进行。

 

苏加诺组建了两项人民命令内阁,企图扭转政治局面,并取缔印尼大学生行动联盟。印尼学生青年行动联盟发动示威来回应苏加诺的立场。1966年2月21日,陆军所支持的这次示威者袭击了中国总领事馆,在雅加达的新华通讯社办事处和中国商务领事办事处。示威持续了许多天,直到1966年3月10日才消停。

 

如前所述,3月11日命令书于1966年3月11日发出后,苏哈托解散了印尼共产党及其所属各组织,逮捕了15名两项人民命令内阁部长。

 

民族统一建设机构立即积极举办游行等活动宣布效忠于印度尼西亚和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自觉或不自觉地,民族统一建设机构演变为美国政府实施遏制中国政策的工具。他们也间接地支持了苏联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民族统一建设机构的领导人都是土生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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