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危机及其制度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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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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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一整套制度设置构成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进行资本积累的制度环境。美国凭借新技术革命、金融全球化浪潮以及巨型跨国公司企业组织创新所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球布局,开启了第五次资本主义长波上升阶段。但新自由主义制度设置在推动经济扩张的同时也埋下深刻的矛盾和危机,最终导致美国次贷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经济转入新的长波萧条阶段。为恢复资本积累,资本主义开始新一轮制度转型。特朗普右翼专制民族主义政权企图重塑全球价值链,抽掉攀升的梯子、堵塞攀升的通道,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霸凌主义,鼓吹军事战争文化,甚至向着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和霸凌主义演变。

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危机及其制度转型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6 作者:吴茜 时间:2020-09-18

 

作者简介:吴茜(1975-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福建厦门  361005)。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开启了新一轮资本主义长波下行阶段,它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扩张长波时期所积累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从技术驱动层面看,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对经济的驱动作用已逐渐消退,整个社会缺乏带动生产率增长和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的技术动力;从制度设置层面看,新自由主义制度设置促进持续的资本积累和经济扩张的潜力已耗竭,反而导致了积累过程中各种深层次矛盾的激化乃至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爆发;从市场拓展层面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世界市场开拓效应已转化为严重的全球生产过剩、社会分裂,各国经历了政治极化、文化冲突和社会阻力,美欧民族国家逐渐抛弃以多边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全球治理模式,兴起了右翼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浪潮。特别是以特朗普右翼专制民族主义政权为代表的西方强国垄断资本不断加强对弱国经济的霸凌干预。因此,深入研究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有利于把握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本质规律及其发展趋势,从而为21世纪中叶中国的大国崛起,引领南方国家开辟共同富裕的新型全球化和新型现代化道路,实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提供理论探索和思考。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长波理论流派关于当前资本主义阶段的争论

资本主义经济长波理论是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派研究的重要命题之一。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论、熊彼特的长波机制理论和厄内斯特·曼德尔长波理论都把从“长波扩张”向“长波收缩”转变视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内在逻辑”的必然产物。对于资本主义历史上发生过的前三次长波波动周期,大多数长波学者争议不大,但对第四次长波上升之后的发展趋势则出现了较大的理论分歧。有一些学者认为,从1973年开始资本主义经济就进入了持续的长波下降阶段,并一直延续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例如,菲利普·安东尼·奥哈拉(Phillip Anthony OHara)认为,1950年至1960年是美国和世界经济的长波上升时期,而1970年到1990年以后则处于一个长波下降时期。他把经济全球化与形成新的社会积累结构对立起来,断言经济全球化加剧国际竞争,削弱了民族国家自主干预和调节经济的能力,而没有一个实行调节主义的国家,就难以形成新的社会积累结构,也不可能出现新的扩张长波。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指出,尽管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过短暂的经济繁荣,但这里面包含着结构性矛盾和危机。他认为,一旦以债务为资金基础的、人为造成的高消费失去其发展势头,虚拟需求的增大将导致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危机愈加严重,从而促使一个新的衰退或危机的到来,因此资本主义没有形成真正的长波上升阶段。以大卫·戈登(David Gordon)和大卫·科茨(David M.Kotz)为代表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流派(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简称SSA Theory)则持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繁荣以后,美国经济增长并非始终处于持续的下降趋势,而是经历了一个新的长波波动周期。此外,维克托·利皮特(Victor Lippit)、伊斯梅尔·侯赛因-扎德(Ismael Hossein - Zadeh)、安东尼·加布(Anthony Gabb)和贝赫扎德·亚格马尼安(Behzad Yaghmaiam)等学者也赞同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出现一个新的长波上升阶段。

从各流派观点来看,美国垄断资本学派代表人物保罗·斯威奇(Paul Sweezy)、保罗·巴兰(Paul Baran)认为,处于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会造成持续的经济停滞趋势。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期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和需求逐渐饱和,全球生产过剩导致资本积累利润率逐渐下滑。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促使资本主义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资本主义再没有找到一种能够解决资本积累驱动力问题的方法。自1970至2010年,除了亚洲部分地区,美国和全球经济处于持续的长波下行和萧条阶段,经济增长率不断下滑。福斯特认为:“垄断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停滞僵局已经恶化:潜在的疾病已经扩散和加深,同时出现了新的腐蚀性症状。”福斯特指出,金融化是垄断资本寻求对抗停滞的重要手段。新经济IT泡沫的破灭,迫使美联储降低联邦基金利率,形成了一个更大规模的住房抵押贷款泡沫。为了降低房屋抵押贷款证券化带来的风险,这些新的债务证券被金融证券公司通过“信用债务掉期”等方式“抵押”以抵消违约,从而将债务风险扩散到全球金融市场,最终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将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推入大萧条的深渊。

法国调节学派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是由“积累体制”和“调节模式”相结合而成:“积累体制”是指生产和分配价值的组织和剩余价值生产机制;“调节模式”是指“一整套的规则、规范、惯例、行为模式、社会网络和组织形式,它是能够稳定积累体制的制度”。米歇尔·阿格利塔(Michel Aglietta)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规模社会生产刺激大规模群众消费的福特主义资本积累体制促成了长波上升阶段。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金融主导的增长体制取代了旧的资本积累体制,这种金融主导的增长体制的主要特征是:金融管理者和股东之间形成联盟,反对政府对金融的监管,收入分配大量地向金融财富集团集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增长体制的活力依赖于金融创新和家庭信贷大规模扩张,却导致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和陷入长期停滞。

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流派认为,一定时期和阶段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制度设置会促进利润增长和持续的经济扩张,但这套制度设置本身又蕴含着结构性矛盾和危机;在另一时期和阶段,过去的制度设置逐渐成为阻碍资本积累的障碍,进而导致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爆发,这就意味着唯有通过构建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才能解除这场危机。大卫·科茨指出,自1980年以来,以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转型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开辟,促使资本主义进入新的长波上升阶段。但是,此次推动美、英等主要国家经济长期扩张的重大结构调整却蕴含着深刻的矛盾:一是压低工人工资增长以提高剥削程度,这显然有利于推高利润率,但同时也加剧了相对于过剩生产能力而言的有效需求不足;二是实行经济金融化以转移过剩资本,并通过金融泡沫、财富效应和债务融资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这些新制度确实在一定时期能推动利润率回升和投资增长,但当新自由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能量耗尽时,又引发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将美欧经济推入长波萧条阶段。

二、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危机的形成机理

“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认为,从1948—1970年,美欧国家出现了“管制的资本主义”(Regulated Capitalism),这种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积累的社会结构”是从自由主义的结构性危机中兴起的,又逐渐演变为利润获取和经济增长的障碍,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中衰落。为了挽救危机,美英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向维护大资本利益的新自由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进行制度转型。新自由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SSA)的核心制度包括:“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放松对金融业的政府管制;私有化和外包公共产品和服务,为大企业和富人减税;无约束的市场竞争,市场规则渗透进企业内部。”在新自由主义政策指导下,西方国家政府对富人和大公司的税收减少了,但它对中等收入者的征税增加了。大公司和政府联手打压工会,使工会不再能够在公司运行中发挥重要作用,导致工人的工资下降、工作条件不断恶化。银行被解除管制后,金融机构从生产性的借贷转向了投机性的借贷,从而制造了一系列高风险金融证券。自198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SSA的确带来了长达25年的经济持续扩张,但同时也导致了四种发展倾向。

第一,社会不平等的日益加剧。为了促进资本积累利润率上升,新自由主义政府主张放弃国家宏观调控,恢复赤裸裸地剥削的资本主义类型,这必然造成利润挤压工资,收入的增长日益向富有家庭集中,导致美国家庭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急剧增大。到2006年,美国非农业工人的真实小时工资已经降低到1967年的水平。一方面,利润增长速度快于工资有利于提高剩余价值率,但另一方面,日益严重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和普通民众实际收入的停滞,必然带来有效需求不足,加剧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剩余价值实现条件的破坏促使资本主义向“债务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普通民众被迫进行维持生计的含“次贷”在内的过度消费信贷。到2000年,美国数百万中低收入家庭不得不依靠信贷去支撑他们的家庭开支。特别是 2001年IT泡沫破灭以后,金融机构加强推行个人收入特别是住房的金融化,包括向工人阶级中较贫穷的一部分人发放次级房屋抵押贷款,导致储蓄率下降和家庭债务急剧增长。靠债务支撑的消费高涨在推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中虽然起了一定作用,但狂热的债务经济和信贷泡沫也埋藏下金融危机的祸根。

第二,金融投机盛行。20世纪末期,美国实体经济领域面对激烈的竞争,导致大量资本不断向金融领域涌入,金融衍生品创新和资产泡沫膨胀所产生的巨额收益和财富效应又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涌向虚拟经济,各种各样的金融衍生产品被创造出来,在全球金融市场通过投机赌博以攫取巨额财富。美国住房按揭贷款的证券化正是通过对债务的层层包装,名曰提高信用等级,实则是把高风险转嫁给全球市场来谋取高额利润。科茨还分析了CEO薪酬制度与金融导向的加强作为一种新自由主义积累机制的内在联系,即在一味追求高利润的氛围下,“从公司外部任命CEO,使得CEO工作期限变短,因为现在的CEO只专注近期公司的股市变现和企业的金融投机活动,想通过良好的股市表现使他自己顺利进入另外一家工资更高的企业工作”。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企业越来越偏离传统的金融活动,通过“以钱圈钱”的资本自我循环来增殖的“魔术”,追求利润最大化。然而,金融产品的赌博性交易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生产活动,埋下了巨大的金融风险。

第三,产生大规模的资产泡沫。在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一轮又一轮的资产泡沫为剩余价值实现提供了长期的解决方案。科茨认为,企业利润和富裕家庭的收入大于现有的生产性投资机会,因此这些收入被投资于金融资产,导致了金融资产价值的不断上涨。同时,放松管制的金融机构加大放贷,以支持价值不断上涨的金融资产的投机,从而推动其价值变得越来越高。随着购买资产带来大量资本收益,资产价格上涨变得能够自我维持。2001年,美国房地产泡沫开始以核裂变链式反应进行: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房地产放贷机构将债权出售给投资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转移风险,规模约两万亿美元)→房贷抵押贷款债券化(投资银行将这些抵押贷款资产包装成资产抵押证券ABS和抵押贷款证券MBS,将其出售给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以转移风险)→穆迪(Moody’s Investors Service)、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和惠誉(Fitch Ratings)等评级公司与金融机构相互勾结,给ABS和MBS等级评为AAA→房贷信用违约掉期CDS(这些投资银行金融机构又发明了“信用违约掉期” 等更复杂的资产支持证券和金融衍生品在金融部门内反复交易)→最终达到数千万亿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创新产品。各种对冲基金机构追捧这些金融创新产品,最终形成一个以次级按揭贷款为基础的倒金字塔型债务大厦。

第四,新自由主义政策加速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与社会分裂。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被整合到垄断资本跨国公司编织的国际生产和贸易体系中,成千上万个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企业构成了资本主义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一个个价值创造节点。一方面,国际垄断资本把生产部门向南方国家转移,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被越来越少的跨国垄断资本集团所占有;但另一方面,这也导致美欧各国国内制造业逐渐“空心化”,日益形成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富豪精英与国内产业“空心化”后贫困的普通民众之间两极分化的鸿沟。在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动下,金融全球化有利于美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看不见硝烟的“金融货币战争”来掠夺和大规模转移发展中国家创造的民族财富,全球贫富两极分化日益加大,各种极端民族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兴起。

科茨揭示了在以上四种趋势的共同作用下美国次贷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过程:“2000年之后,放松管制的金融部门想方设法向更多的人(包括那些中低等收入者)提供按揭贷款来谋取巨额利润,先后推出了次级抵押贷款、Alt—A抵押贷款和各种其他新型贷款。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7年,家庭债务与家庭收入之比几乎翻了一番。到了2006—2007年,这种债务已经变得过高而无法持续下去。工薪家庭发现他们已经很难再靠其收入进行正常借贷,之前的债务也无力偿还了。随着资金链的断裂,银行和金融机构纷纷破产。”大规模“次贷”违约引爆了2007年美国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危机,购买美国房地产“有毒债券”的全球金融机构和银行均遭受重创,由此将世界经济拖入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严重的经济大衰退,并成为由资本主义扩张长波到萧条长波的转折点。

三、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制度转型及其危害

“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学派认为,结构性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国家要走出“长期萧条”,开启新一轮扩张长波,必须通过制度转型来“重塑自我”。科茨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开始了新一轮的制度转型,20世纪末21世纪初期,一些国家包括土耳其、印度、匈牙利、波兰和菲律宾兴起了右翼专制民族主义政权。至2018年,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已在捷克共和国、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和土耳其赢得选举优势。一旦右翼民族主义政权得到巩固,它们将诉诸暴力来快速解决国内外经济社会问题。

1.右翼专制民族主义政权崛起的社会阶级基础

当前漫灌欧美大陆的右翼民粹主义、右翼专制民族主义、霸凌主义思潮的兴起,反映了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内部的焦虑情绪及其潜藏的激化中的社会矛盾,表明当前西方国家内部已形成新的两极分化和社会撕裂。

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后,西方国家建立起为大资本利益服务、放任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剥削的新自由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首先,里根政府大幅削减富豪和大企业的所得税率,将经济负担转嫁给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导致此后20多年内美国社会总收入急剧地从中产阶级向富人阶层转移,中产阶级队伍不断萎缩,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产阶级繁荣时代的终结。2007年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最终将中产阶级推向悬崖边缘,大批工厂企业的裁员使得数百万人就此告别了拥有医保、收入、退休金的稳定生活,被无情地抛入失业大军。其次,代表金融垄断资本利益的政府动用纳税人资金去拯救危机肇始者——金融机构与大资本企业,工人阶级甚至中产阶级都明确地意识到金融寡头正在发动掠夺财富的金融战争,美国民主政治制度已被少数超级富豪所操纵。处于经济压力中心的中产阶级和普通民众对富人和民主党、共和党建制派精英的愤怒情绪在不断积攒。长期存在的高失业率、治安恶化、政治腐败丑闻也显现出两党建制派精英对于危机的无所作为,愈加激发了广大民众对政治精英的整体厌弃。最后,在政治上被忽略的白人蓝领阶层也爆发了大反叛。白人蓝领阶层这类选民文化程度不高,经济上比较困难,他们对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抢占其就业、教育、医疗等资源深感不满,对美国传统价值观受到侵蚀感到极为焦虑,他们持白人至上主义,把怨恨和不满倾泻到少数族裔和移民身上。特朗普选中少数族裔、非法移民和宗教群体等作为经济不景气的“替罪羊”来转移民众视线,赢得白人蓝领阶层的支持。特朗普在总统竞选中挑战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方面,强调本土主义、仇外心理、白人至上主义以及一种能够恢复过去荣耀的复仇主义,鼓吹一整套“让美国重新伟大起来”的战略目标。于是,特朗普在寻求保护国家安全和恢复美国在世界上崇高地位的支持者眼中化身为“民族英雄”。

2.特朗普政权继续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掠夺民众

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金融化、虚拟化,曾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资本主义扩张长波中起过推动作用,由此形成的金融泡沫及其破灭成为引爆国际金融危机和导致经济“大衰退”的重要原因。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大规模救助金融巨鳄,连续实行了几轮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迅速降低利率,向银行大量收购政府、公司的抵押贷款债权,其资金部分来自纳税人的高额税款,导致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激增。自2007年到2016年,联邦政府负债从8.95万亿美元一路飙升到19.45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也从62.5%飙升到106.0%。政府为降低预算赤字和政府债务,便着手削减政府开支特别是政府投资和社会福利开支,提高工薪劳动者的税收,延长退休年龄和提高缴费比率,以降低“年金”成本。所有这些“紧缩”措施,实质上是用劳工群众的血汗钱去为大资本金融投机赌博的失败埋单。特朗普政权从联邦预算中削减1.5万亿美元的减税政策,将大量资源转移给富人。同时,共和党国会带着病态的热情削减对穷人至关重要的福利,如削减联邦政府对超过300万人的食品券的支持,私有化和惩罚性的医疗保健方法将缩短数百万穷人、无保险的年轻人、无证移民、失业者和老年人的生命。这些政策将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停滞永久化,并通过取消社会福利计划给普通民众带来更深的痛苦。

美英等发达国家面对自身的制造业“空心化”和劳动力市场恶化,不但不自省自查、锐意改革,反而迁怒于相关贸易国,泛起一股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特朗普公开打出“美国优先”“雇美国人”“买美国货”的保护主义旗号,向多国挑起贸易争端。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的目的是双重的:一方面,保护其国内市场;另一方面,通过贸易制裁阻断其他国家在全球产业价值链攀升的机会,从而达到美国富豪精英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的目的。但贸易战的痛苦却由美国工人农民阶级承担。2019年5月,代表美国150多家贸易协会的组织发表声明说,过去10个月,美国消费者、农民等一直为贸易战的全部成本埋单。

3.特朗普政权的霸凌主义行径危害国际社会

第一,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时,鼓吹暴力报复政治对手,特别是他关于国家对穆斯林、犹太人、非法移民、妇女的生殖权利以及排斥少数族裔的威权主义话语,使白人至上主义和军事化力量所支撑的战争文化又重新得到了释放,法西斯主义的幽灵已从边缘转移到美国政治的中心,并日益笼罩着整个国际社会。特朗普督促建立边境墙,切断非法拉丁裔移民的流动,启动穆斯林旅行禁令。对此,乔·拉姆齐 (Joe Ramsey)、亨利·吉鲁(Henry Girou)等学者指出,特朗普政权对民主、共同利益和社会契约的憎恨显示了过去法西斯主义中的一些特点,如白人至上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强烈的厌女主义、反移民狂热。法西斯的表现形式在不同政治历史背景下有所不同,在纳粹德国是公然将犹太人赶进集中营进行种族清洗,而在当前的美国则表现为对强人领袖的绝对服从,鼓吹特定种族的优越地位以及暴力是实现政治净化的形式,相信仇恨是一种爱国主义行为。特朗普的上台标志着威权统治和白人至上主义时代的复苏。

第二,特朗普政权推行经济霸凌主义来打压其他国家,目的是让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加强对他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干预,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特朗普执政后,对外采取一系列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措施,肆意挑起全球贸易争端。美国坚持认为中国采取不公平、不对等的贸易政策,导致美国出现对华贸易逆差,在双边经贸交往中“吃了亏”,强行对华采取单边加征关税措施。2019年5月13日,宣布拟对约3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关税。欧盟、日本、加拿大、墨西哥等国被任意加征关税,印度被取消最惠国待遇。特朗普政府执行的“美国优先”战略,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力量的衰落及维持其霸权统治的困难,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和为国际局势的动荡开启了大门。

第三,特朗普右翼专制民族主义政权将军事战争文化拖进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并把仇恨、恐惧、军事价值观以及赋予战争机器合法性的武装政策转变为国家身份认同象征,目的是维护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决不允许出现向它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2018年12月4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布鲁塞尔出席“马歇尔基金会”的演讲时宣称:“特朗普正让美国恢复传统的世界中心领导者地位。”美国大规模扩张军事工业综合体,特朗普“要求增加数万名士兵,扩充已有350艘军舰的海军和庞大的空军,开展以反导弹为基础的天基星球大战计划,以及对五角大楼1万亿美元的加速核武库现代化的投资……(所有这些)可能会在未来十年使五角大楼的军事预算增加超过9000亿美元”。特朗普政权还频频在全球各地区进行军事威胁和挑衅,甚至采用无人机暗杀手段去打击不驯服的国家,从而加剧了全球军备竞赛。针对特朗普对朝鲜实施的严厉经济制裁,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鲍勃·科克警告,特朗普没有意识到我们可能正朝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方向发展。

科茨指出,尽管特朗普竞选总统时利用了反精英、反建制和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民众运动,但特朗普政权是由金融垄断资本家和大企业富豪精英构成——埃克森·美孚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出任国务卿、对冲基金百万富翁斯蒂芬·姆努钦(Stephen Mnuchin)出任财政部部长、高盛总裁加里·科恩(Gary Cohn)出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该政权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继续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掠夺中产阶级和工人财富来充实超级富豪和大公司资本家的金库;在政治上武装警察部队加强对民众的监禁,推行战争经济和军事化扩张的外交政策。

四、中国在21世纪资本主义长波下行阶段中的对策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指出:“四面楚歌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体系与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暗中勾结需要引起我们最大的警惕……法西斯主义已在西方、东方和南方复辟,而且这种复辟是与普遍化的、金融化的、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的扩散联系在一起的。”打着“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旗帜的特朗普政权并不打算触动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更不可能推行真正缓解美欧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的措施,而是在全球寻找危机的“替罪羊”。目前,美国精英层深陷“修昔底德陷阱”,为扭转美国衰落的经济霸权,积极发动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甚至发动军事战争去打击其他国家,企图向外转嫁危机来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从而给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带来动荡不安与全球风险。如何应对来自特朗普右翼专制民族主义政权对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挑战已迫在眉睫。

2010年,中国以19.8%的全球制造业比重超越美国的19.4%,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美国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提升感到极度不安,瞄准中国高端制造业的贸易战就成为美国抑制中国崛起的重要手段。美国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输美产品大规模加税,美国所加征关税的产品清单包括航空航天、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高端机械产品。2018 年以来,美国先后对中兴通讯公司、华为科技有限公司等高科技企业进行制裁,甚至要求有关国家共同加入抵制行列中来,对中国的经济安全、国家安全造成了全方位冲击。破解特朗普政权的经济霸凌主义,中国应当采取以下三个应对策略。

1.加快实施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成不依附美国的全产业价值链

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美国想要扭转其在全球产业价值链霸权地位的衰落趋势,妄图重新控制全球价值链,将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牢牢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阻止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针对美国阻碍中国高科技制造业发展的打压行为,中国迫切需要改变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改变美欧等西方国家主导全球制造业产业链顶端的格局。中国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发展驱动力实现根本转换,主要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不断创造新技术和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新需求和新市场。”事实上,在今日中国,既有大量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国际产业分工,又有一套不受发达国家和跨国企业支配的国有和民营企业体系,这种全产业链体系能让中国不仅能够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也能够快速在产业结构中攀升,分割全球资本密集型产业,并逐渐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崭露头角。面对特朗普政权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中国应不断加大对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高铁航空等高科技行业的研发投入,打造世界级的创新、创业、创投国际平台,汇集世界华裔顶尖人才,真正提升中国的制造业地位,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

2.“一带一路”倡议引领发展中国家走新型全球化和现代化道路,重塑全球治理新格局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后由单一国家主导世界秩序的传统霸权模式的衰落,中国开始向着世界体系转型中制度塑造者的角色转变,力求突破和改变以往强权政治、霸权争夺、零和博弈的国际竞争逻辑,倡导一种更具包容性、平衡性、互利共赢的全球治理新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方案,要摒弃传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下弱肉强食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和充斥强烈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色彩的中心—边缘结构,主张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将中国发展动力传导给沿线国家。中国对沿线发展中国家采取“内生造血型”经济扶助方式,即通过联通基础设施网络,整合区域乃至全球经济资源,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生产链、供应链、价值链体系中的位置,共享全球化成果和红利,从而推动沿线发展中国家走上共同富裕的新型全球化和新型现代化道路。“一带一路”倡议开创全球经济的包容性和创新性发展新篇章,最终将实现各国共建政治互信、经济共赢、文化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3.联合全球左翼政治力量,钳制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力量法西斯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越来越多的民众觉悟到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造成世界贫富分化鸿沟、失业率居高不下、债务危机、生态环境恶化和民主腐败的根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日益陷入深刻的经济危机、合法性危机和价值危机。在美欧多个国家都爆发了连绵起伏、声势浩大的罢工、抗议示威游行,例如,希腊大骚乱、英国伦敦骚乱和全国大罢工、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法国“黄马甲运动”等。在美国,上百万人走上街头对特朗普的当选及其性别歧视、白人至上主义、仇外主义等一系列过激言论发出了强烈的抗议之声。在资本主义陷入普遍危机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复兴的历史趋势面前,中国应支持西方国家工人运动、反种族运动、反性别歧视运动、生态修复运动和反对白人至上主义,等等。在全球范围内凝聚进步力量, 形成对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力量法西斯化的有力钳制,促使其满足广大民众争取更多社会福利、自由、民主的愿望,推动更有利于人民福利的社会改革或制度转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公平、正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参考文献:

[1]David M.Kotz, The Rise and Fall of Neoliberal Capital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2] David M. Kotz, “Long Waves and 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 A Critique and Reinterpretatio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19, No.4, 1987.

[3] Phillip Anthony O’Hara, “An Institutionalist Review of Long Wave Theories: Schumpeterian Innovation, Modes of Regul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37, No.2, 1994.

[4]John Bellamy Foster,“The Age of Monopoly - Finance Capital”, Monthly Review, Vol.61, Nol.9, 2010.

[5]周穗明:《西方右翼民粹主义政治思潮述评》,《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7期。

[6]雷少华:《全球产业结构变迁与政治裂隙》,《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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