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连德口罩健康码分餐制旋转餐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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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3月10日是爱国医生伍连德诞辰142年,其夫人黄淑琼是带领福州属乡民来砂拉越诗巫开辟垦场的福建爱国侨领黄乃裳的女儿。世界N95口罩的始祖伍连德,在扑灭东北鼠疫时还规定了当地居民的行动规则:每区人民必须在左臂佩戴政府之证章该证章分为白、红、黄、蓝,以分别一、二、三、四区居民。佩戴证章之人,可以在本区内行动。如欲前往他区,必须申请特别准证。军人亦施行同一规律。凡城外士兵,非有许可证不得进入或离去城市。此行动规则及证章类似如今的“健康码”。

 

口罩、個人杯、餐桌轉盤等公衛習慣如何誕生?從百年前一場飛沫傳染的鼠疫說起| 故事StoryStudio

中国第一只口罩、分餐制,都来自百年前这个华人的建议_广州日报大洋网

中国医学第一人伍连德博士! – 文摘– 禅世界论坛

中国第一只口罩、分餐制,都来自百年前这个华人的建议_广州日报大洋网

 

 

 

伍连德与 口罩 健康码 分餐制 旋转餐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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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连德(1879年3月10日-1960年1月21日),男,字星联,祖籍广东广州府新宁县(今广东台山市),生于马来亚槟榔屿。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中国卫生防疫、检疫事业创始人,中国现代医学微生物学流行病学、医学教育和医学史等领域先驱 中华医学会首任会长,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要筹办者,193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华人世界首位诺贝尔奖候选人。 
 
伍连德在北京城曾留下其诸多痕迹
 
他指挥扑灭了1910年的东北鼠疫,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例以科学防疫专家实践与政府行为相结合、有效控制的大型瘟疫。
他亲手实施了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例病理解剖,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第一人;
他设计 “伍氏口罩”,让中国人第一次用口罩预防传染病  ,
他提倡分餐制  。之后,
他又分别组织扑灭了1919年、1920年、1926年、1932年在东北、上海等地爆发的肺鼠疫霍乱 
1911年,主持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在他的推动下,中国收回了海港检疫主权。先后创建20多所医院和医学院,包括哈尔滨医科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并参与协和医院的建设。他创立的东北防疫总处很快成为国际知名科研和防疫机构,20年间不仅承担了东北防疫任务,而且培养出一代防疫精英。
1915年,他与颜福庆等发起建立中华医学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创刊《中华医学杂志》 。参与发起创建十多个科学团体,包括中华麻风救济会,中国防痨协会,中国公共卫生学会,中国微生物学会,中国医史学会,中国科学社等。  
2019年   ,《柳叶刀》设立威克利·伍连德奖
 
 

控制肺鼠疫和霍乱

 
1910年12月,肺鼠疫在东北大流行。疫情蔓延迅速,吉林、黑龙江两省死亡达39679人,占当时两省人口的1.7%,哈尔滨一带尤为严重。当时清政府尚无专设的防疫机构,沙俄、日本均以保护侨民为由,要求独揽防疫工作,甚至以派兵相要挟。迫于形势,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派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1911年1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31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并在外务部右丞施肇基 东三省总督锡良  等人的支持和配合下,不久便控制了疫情。伍连德以其丰富的学识,严格按科学办事的精神与卓越的组织才能,受到政府的信赖和国际医学界的赞赏。在当时疫情严重的局势下,不到4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清政府为表彰其功绩,授予陆军蓝翎军衔及医科进士。伍连德一时被国内外誉为防疫科学的权威。
 
1932年,中国全国各地霍乱大流行,全国24个省中,23个出现霍乱。366个大城市中,312个出现霍乱病例。全国一共记录了95000个霍乱病例,死亡31000人,病人死亡率之高令人“闻霍色变”。 在伍连德的带领下,上海地区中国的医疗人员在霍乱大流行中夜以继日地救治霍乱病人,穿梭于上海的大街小巷进行霍乱的宣传和防治,进行了上百万人的疫苗接种。这次霍乱大流行中,其中北平病人死亡率最高,接近80%。而在爆发源头的上海 ,上海不仅总病例数只有以往流行时的1310,而且病人死亡率为全国最低,仅7.4%。同样是在上海,英法租界的病人死亡率均为30%。这是继1919年和1926年哈尔滨两次霍乱流行中,伍连德指挥东北防疫总处以数倍低于日本和苏联医院的病人死亡率而傲视远东后,再一次大幅度领先洋人医院,而且远远低于国际先进水平,这被视为当时全世界大城市流行病控制的最出色的行动。  
 

中国首例有记载病理解剖

伍连德在领导抗击1910年的东北鼠疫期间解剖的一例尸体,是中国第一例有记载的病理解剖。 当时中国对现代医学完全是一片蒙昧状态。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解剖尸体无疑是对死者的大不敬,不但面临着社会风俗的压力,从法律层面来讲,也是不被允许的,所以伍连德只能秘密进行。后来,在伍连德等人的推动下,1913年11月22日,北洋政府公布了关于尸体解剖法规的总统文告,随后颁发了详细规则,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官方准许尸体解剖的法律性文件。由此可以想见,伍连德当时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到疫区第六天发现人传人

在瘟疫病菌试验室,伍连德医生对这些脏器的切片进行了观察。在显微镜下,他很快发现了鼠疫杆菌。可以肯定是鼠疫。但重要的是必须探清它的传播渠道。三天后,营养液培养的样品便出现了大量的鼠疫杆菌团。伍连德医生又对疫尸的各个器官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发现死者血液中存有鼠疫杆菌。同时,伍连德医生得到了土拨鼠的活体样本,进行解剖后,医生在土拨鼠的体内发现了大量的鼠疫杆菌团。伍连德医生立刻致电施肇基,报告哈尔滨流行的是鼠疫,而这种鼠疫病菌是通过呼吸唾液进行传播的。这一发现是在伍连德医生到达哈尔滨瘟疫区的第六天。 
 

提出“肺鼠疫”遭抵制

伍连德发现,这一次发生的疫情显然与以往对鼠疫的认知有很多冲突。在伍连德到达哈尔滨前,日本医生北里柴三郎的学生,解剖了几百只老鼠,却没有发现一例带鼠疫菌的。伍连德到达哈尔滨的第三天,得知傅家甸一女人死于瘟疫,他决定解剖尸体——这是中国第一例有记载的病理解剖,在贝克显微镜下,伍连德清楚地看到了一种椭圆形的疫菌——毫无疑问,流行在傅家甸的正是鼠疫。基于种种事例,伍连德大胆提出,在傅家甸流行的鼠疫无需通过动物媒介,而可以通过呼吸之间的飞沫传染,他将此命名为“肺鼠疫”。  但是,伍连德人际传染的“肺鼠疫”理论,遭到了同行的抵制:发现鼠疫杆菌的日本著名学者北里柴三郎的学生坚持说,他已经在哈尔滨解剖了几百只老鼠。并请伍连德医生观看他解剖老鼠的样本,果断地说,我没有从一只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因此,我可以证明,此地流行的不是鼠疫。中东铁路医院的主治医师、28岁的哈夫金(Haffkine)——其叔叔沃尔德玛·末底凯·哈夫金是著名鼠疫专家,曾主持过印度孟买的鼠疫防治工作——的传染病房并没有设置隔离区,医务人员也没有任何防护性措施,因为哈夫金笃信鼠疫是不可能通过人际之间传播的,直到没有戴口罩并诊断了4名传染者而被感染的法国医生梅斯尼(Mesny)在3天后去世 ,才改变了这一切。 
 

隔离是最有效的防疫

1911年1月2日,首批增援人员赶到哈尔滨,但是只有1个人,这个人就是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法国人麦斯尼。麦斯尼到了哈尔滨之后,经过考查,他认为应当在该地区大力灭鼠。而某些当地官府也在采取灭鼠的方式企望阻止病源。麦斯尼对伍连德医生说,毫无疑问,这场瘟疫是由老鼠引发的,我是鼠疫专家,你必须听我的。伍连德医生依据自己的试验,向麦氏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哈尔滨的冬天异常寒冷,不可能有大量老鼠出来活动,按说,疫情应当越来越少,但事实正相反,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越来越严重。现在,每天死亡的人数已经高达数十人,这说明,这场瘟疫一定是另有传播渠道。我认为必须把病人与健康人进行隔离,这才是最有效的防疫方式。但是,伍连德医生的说法与提供的试验数据,并没有说服麦斯尼医生。 
 

百余年前的“健康码”

东北鼠疫时还规定了当地居民的行动规则:每区人民必须在左臂佩戴政府之证章,该证章分为白、红、黄、蓝,以分别一、二、三、四区居民。佩戴证章之人,可以在本区内行动。如欲前往他区,必须申请特别准证。军人亦施行同一规律。凡城外士兵,非有许可证不得进入或离去城市。城外一千二百兵士,城内六百警察,均为推行此项规则而工作。并严禁假紫貂皮及皮货贩卖者进入哈尔滨地区。  此行动规则及证章类似如今的“健康码”。
这期间,吉林西北路道于驷兴因“防疫不力”被革职,滨江厅分防同知章绍洙也因“防疫不力”被撤职。 
 

发明“伍式口罩”

 
东北鼠疫期间,伍连德强调每一个老百姓都必须带口罩。他亲自发明了一种防护口罩,令每一个参与防疫救护者必须带。这种老百姓称之为“呼吸囊”的口罩被后人称之为“伍氏口罩”。这也是中国第一个为防止疾病传染而改造发明的医用口罩。  在东北的铁岭,政府下令每个人都得带,如有不遵守者,即以违警论处。这一措施不仅在哈尔滨得到了执行,全国也一律强势推行此种防控办法。如果说,在中世纪黑死病盛行的欧洲,由于肥皂的发明,使其感染几率下降,直至灭绝,那么“伍氏口罩”也同样有效地降低了鼠疫感染的途径,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时至在今日,在公共卫生防疫领域,带口罩防止病菌侵入,依然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最佳防护方法。 
 

首次大规模焚烧疫尸

 

由于棺木紧缺,大量的疫尸因无棺木而无法下葬。停放在露天的疫尸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传染源。伍连德再次上报朝廷,请求火葬这些无法深埋的疫尸。在中国传统殡葬习俗当中,死者入土为安,是民众恪守的传统之道德。伍连德提议烧掉这些疫尸,风险巨大。在施肇基的极力游说之下,朝廷破例批准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焚烧疫尸的奏报。正式开始焚烧疫尸是在1911年1月31日,中国春节的大年初一。据统计,到这一天止,傅家甸地区的中国人口为24000人,已被瘟疫夺去生命者达四分之一,亦曝有两千多具疫尸无法下葬。疫尸在傅家甸坟场实施火葬。防疫人员将疫尸分为22堆,每堆100人,分别倒上煤油后,开始焚烧。伍连德令所有的文武官员都必须前来观看。前来观看的老百姓亦不计其数。这是一次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集体火化之殓,为死者,亦为生者。疫尸共焚烧了三天。
自全面焚烧疫尸之后,全城死亡人数急速下降,感染者亦越来越少。1911年3月1日,哈尔滨达到了鼠疫零死亡和零感染。 
 

设计旋转餐台倡分餐

 

1910年,鼠疫在中国肆虐时,伍连德就提倡分餐制,并设计了旋转餐台,以避免交叉感染。这一设计沿用至今,也就是现在各个饭店里必不可少的旋转餐桌。
 
之后,伴随每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流行性传染病暴发——如20世纪80年代初的肝炎流行、2003年的非典和2020年末的新冠肺炎疫情等——分餐制都会被大力倡导,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分餐制是科学卫生的用餐形式, 也凸显出伍连德提倡的分餐制对于科学预防传染病的重要性。
 

主持万国鼠疫研究会

 

1911年4月,在奉天(今沈阳)召开了有日本、英国、美国、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奥地利、墨西哥和中国11个国家的34位  医学专家参加的万国鼠疫研究会议,伍连德当选为主席,北里柴三郎为副主席。会上,他系统地介绍了中国这次防治鼠疫的经验,与会的各国专家交流了各国的研究成果。会后,伍连德被中国政府委任为外交部医官,同时仍保留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职位。
 

爱国主义思想

伍连德出生在国外,接受的是外国的教育,但他有炎黄子孙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爱国思想。
 
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在哈尔滨一次群众抗议集会上,工人张泰沉痛讲演,刺腹血书“誓死报国”。伍连德深受感动,当即将其收容在他领导的滨江医院亲自救治。1919年,他代表外交部到上海监督焚烧鸦片1200箱。
 
1925年,哈尔滨市群众声援上海“五卅惨案”受难同胞,组织募捐义演,伍连德作为社会名流应邀登台表演赞助,获得盛誉。在爱国、民主运动推动下,伍连德力争收回海港检疫主权并促其实现。
1931年九一八事变,伍连德不与日本合作,愤然出走,由哈尔滨赴大连途中被日军诬为间谍在沈阳拘留,后经英国领事斡旋保释南下赴沪。
 
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践踏我大片国土,伍连德被迫离开上海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举家返回马来西亚,定居怡保市,并开设私人诊所。当地显贵多次劝说他出任政府职务,他都以年迈为由谢绝。
 

撰英文《中国医史》

 

1916年前后,伍连德读到美国医史学家嘉里逊(Garrison,1870-1935年) 所著《医学史》,全书有关中国医学的内容介绍尚不足一页,且有谬误。他致函作者质询,复函说,既然中国医学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为何中国人自己不向人们宣传介绍?伍连德震动很大,深感必须研究中国医学史,并将中国在医学方面历代的发明创造向中外广为介绍。于是他与王吉民合作以英文写成《中国医史》。该书于1932年出版,并再版多次,成为早期介绍中国传统医学的英文著作,受到国外医学家的重视。
 
 

出自传《鼠疫斗士》

伍连德是中国防疫检疫事业的先驱,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由于他知识广博、敏于观察,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组织才能,因而在防疫、检疫、兴办医院和医学教育,创建中华医学会,促进对外交流等诸多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的各项业绩中都闪耀着炎黄子孙的赤诚。他大半生的活动丰富多彩,在国内和国际医学界都享有盛名。他晚年虽远居海外,但仍眷念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他在1959年出版的自传《鼠疫斗士》一书序言中写道:“我曾将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往事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新中国政府的成立,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幸福繁荣……”
 
 

人物逝世

 
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在马来亚的槟榔屿逝世,享年82岁。
 

 

1904年在马来亚槟榔屿开设私人诊所。行医之余,他一直在华人社会积极从事社会改革运动:反对抽鸦片和赌博;主张男子剪发辫;积极推动兴办学校,包括提倡女子教育,鼓励青少年从事体育健康活动等等。为此,他在南洋与林文庆宋旺相一起被誉为“海峡华人三杰”。 
 
1907年应邀赴英国伦敦参加由神学博士文英兰主持的禁鸦片烟会议。后接受清政府邀聘回国任教,担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职)。
 
1910年12月东北发生鼠疫大流行,清政府任命伍连德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到哈尔滨进行调查、防治。成功扑灭了这场东北鼠疫,还发明了中国第一款口罩——“伍氏口罩”,并提出旋转餐盘倡导分餐制 
 
1911年4月出席在奉天(今沈阳)召开的万国鼠疫研究会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  ,有中、美、奥、法、德、英、意、日、墨、荷、俄11国专家学者参加,任会议主席。各国代表对中国能在短时间内控制鼠疫大流行留下深刻印象。  他与各国专家共同完成了长达500页的《1911年国际鼠疫研究会会议报告书》。这个《报告书》成为后世国际流行病学上的一部经典之作。 
 
1911年5月,摄政王载沣代表宣统皇帝在紫禁城接见伍连德博士,赏蓝顶戴,赐进士出身,授二等双龙肩章。医务人员获此殊荣,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1912年在哈尔滨筹建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及附属医院。
 
1915年建立中华医学会,任书记并兼任《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
 
1916年任黎元洪总统特医及京汉、京张、京奉、津浦四条铁路总医官。当选为中华医学会会长,并兼任公共卫生部委员。
 
1918年任北洋政府中央防疫处处长、北京中央医院(今位于白塔寺的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分院)院长。
 
1919年1月代表外交部到上海监督焚烧鸦片。哈尔滨流行霍乱,伍连德利用防疫医院收治2000余名病人。
 
1920年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修学校卫生和公共卫生。
 
1922年受奉天督军张作霖委托,在沈阳创建东北陆军医院。
 
1923年作为第一次中日交换教授到日本九州、京都、东京各帝国大学讲学。
 
1923―1924年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硕士学位、上海圣约翰大学名誉科学博士学位、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名誉医学博士学位、苏联科学院名誉院士及苏联微生物学会外国会员。
 
1926年创办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任第一任校长。
 
1927年国际联盟卫生处聘伍连德为该处中国委员,并授予鼠疫专家称号。出席国际联盟在印度召开的第七次远东热带病学会,被选为副主席。
 
1930年任上海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技监,兼任上海海港检疫所所长。
 
1931年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刘瑞恒署长出席国际联盟卫生会议。在上海主持召开第一届检疫学术研究会。
 
1935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是华人世界的第一位诺贝尔奖候选人。 
 
1937年4月任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学会会长。八一三事变,举家重返马来亚,定居怡保市,开设私人诊所。
 
1960年1月21日病逝于马来亚槟榔屿,享年82岁。

生平概况

 
伍连德,字星联,祖籍广东广州府新宁县(今广东台山市)。其父伍祺学系开设金店的侨商,与当地华侨女子林彩繁结婚后,生了5子6女,伍连德是第四个孩子 。伍连德于1879年3月10日出生于马来亚北部的槟榔屿(比爱因斯坦大4天)。他7岁考入当地英国人设立的槟榔屿公学,接受10年制教育,学习成绩优异。1896年,考取英国女皇奖学金,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学医。他勤奋刻苦,在大考中获得“基本学者”的名衔,并多次获奖金和奖章。1899年6月,获得剑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并考取圣玛丽医院奖学金,入该院听课和实习三年,成为该院的第一个中国实习生。1902年,取得剑桥大学医学士学位,得到了母校资助的研究奖金,每年150英镑。他先后在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及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进修与研究。他曾得到英国生理学家兼医史学家福斯特、脑神经生理学家谢林顿、生理学家阿勒布特和戴尔、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俄国动物学家兼细菌学家麦奇尼诃夫等著名学者的指导。1903年,他以有关破伤风菌的学术论文,出色地通过了剑桥大学博士考试后,被授予医学博士学位。此后,他接受了意曼纽学院所颁给的研究生奖学金,到新成立的吉隆坡医学研究院从事了一年的疟疾脚气病的研究工作。1904年底,他回到槟榔屿,在珠烈街开设私人诊所,并积极参加华侨社会服务,致力于社会改革,如反对吸毒和赌博。他主张男子剪发辫,提倡女子教育,鼓励少年男女开展体育运动及创办文学会等。
 
1907年,他接受了清政府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邀聘,回国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职),不久被派赴伦敦、柏林考察军事医学。伍连德由于早年缺少学习中文的机会,回国后深感不便,到天津上任伊始即聘请教师学习中文,很快就学会了用普通话讲课。他在与梁启超辜鸿铭严复胡适施肇基辜鸿铭  等人的交往中,对中国古籍也逐步有了了解,加深了对祖国历史的认识,并搜集了不少古文物。伍连德的6个舅舅相继在大清水师服役,二舅是北洋水师宿将林国祥,三舅林国裕乃邓世昌手下,在甲午海战殉国,伍连德妻子黄淑琼的三叔黄乃模致远舰二副,亦于甲午一役殉国 
 
在193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的名单中,伍连德(Lien-Teh Wu)的名字赫然在列。在伍连德的介绍资料中,“国家”一栏中,填写的是“CHINA”。
  
伍连德回马来亚后,继续保持活跃于社会,尽可能地对故乡的发展做出贡献。伍连德一直鼓励故乡的年轻人多读书。他花费了三年时光来筹划建设怡保的图书馆。 
 
晚年的伍连德过着怡情养性、朴实无华的生活。70多岁时,伍连德开始动笔写作。从1951年开始,伍连德前后费了七年工夫以英文来撰写自己的一生经历。这部自传自1910年中国东北鼠疫写起,记载了伍连德的一生,特别是他在中国30年的经历。全书共24章,50万字。他将这部自传命名为《鼠疫斗士——一个现代华人医生的自述》。该书于1959年在伍连德的母校剑桥大学赫飞父子出版社出版。 
 

个人生活

 
父亲:伍祺学;
母亲:林彩繁; 
 
夫人:福建爱国侨领黄乃裳的女儿黄淑琼(?-1937年) ,逝世前未能完成她“四大美女小说”中的最后一部——《貂蝉》;
 
妻姊:黄端琼 
连襟:林文庆,前厦门大学校长;
 
伍连德与黄淑琼共育有三子:
长子伍长庚(1906年   -1942年),出生在槟榔屿   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霍普金斯大学   和英国:1932年完成在耶鲁的公共卫生学博士论文——《美国各县卫生状况与经济因素之关联性的统计分析》,又获罗切斯特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又申请到洛克菲勒奖学金赴英国学习六个月的热带医学。回国后任北平第一卫生区卫生事务人口统计负责人。1937年6月19日,在司徒雷登的主持下,伍长庚在北平协和医学院礼堂举办婚礼。  在指导北京霍乱免疫活动时染病1942年   病逝于伍连德在北平的住所东堂子大街55号。  
 
次子伍长福于1909年出生,16岁死于肺炎感染,给伍连德夫妇很大的打击;
三子伍长明于1911年出生在天津,而在出生不到六个月便夭折了,当时正是伍连德在东北防疫之时。  
 
第二任夫人:李淑贞; 
伍连德与李淑贞所生子女都学有所成――伍玉玲   获美国夏威夷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是一位语言学家。其他子女均在马来亚长大与接受教育。次女伍玉珍曾在马来亚的怡保担任教师;长子伍长生曾留学剑桥大学,为新加坡著名律师;次子伍长员毕业于香港大学医学院。
 

不愿接受召见

伍连德不愿意接受召见。1908年,他刚回国时,陆军部尚书铁良召见他时,又要穿官服,又要戴假辫子,而且不利索的官话让他言不达意,繁文缛节令他痛苦不堪。当摄政王要接见伍连德时,外务大臣施肇基想出了一个办法,让陆军部宣布授予伍连德陆军蓝翎军衔,也就是相当于西方国家少校的协参领。这样伍连德成了清军的军官,免去了很多觐见前的官方手续,还可以穿着军装上殿,不用戴假辫子,对摄政王的问话也不必详细回答。  
 

称赞贤妻黄淑琼

 
1905年,23岁的黄淑琼与伍连德结婚,她深受父亲宽厚仁慈的品格的影响,所以为人处世的风格也影响着伍连德,因此伍连德日后在自传中也对她称赞有加。 
因伍连德主要的工作在东北抗疫,而且夫人长年多病需静养,北京的家主要由其夫人黄淑琼打理。他的夫人才貌双全。伍连德对她一直称赞有加,说她:“终其一生都是我最忠诚的伴侣,尽管一直体弱多病,但她竭力照管家庭,是一位可敬的贤妻良母,又是我在北京官场生涯的贤内助”。她可以用流利的英语谈论中国艺术和文化,评论时政。在外国公使团,特别是在欧美外交圈中,她特别受到欢迎。黄淑琼还出版了英文小说,向西方国家介绍中国古典文化。 
 

第二任夫人李淑贞

民国时期允许另娶“平妻”,于是,伍连德后来娶了出生在东北的广东人李淑贞。之后,李淑贞一直跟着伍连德转战在防疫一线。对此,黄淑琼欣然对待。因为没有女儿,黄淑琼还与伍连德约定:如果二夫人第一胎生女儿的话,也是她的女儿。伍连德的两位夫人终生都未曾谋面,但她们互相尊重,还经常互赠礼物。 
 

与美国公共卫生之父

1929年夏,长子伍长庚转至耶鲁大学公共卫生系攻读博士学位。为了尽快让伍长庚戒掉开销无度的公子哥习气,伍连德决定在长庚来耶鲁之后,把他的生活费直接转给查尔斯·温斯洛教授(“美国公共卫生之父”),由老友替他管束儿子。在温斯洛的大力支持下,伍长庚完全投入了学业之中,获得公共卫生博士与医学博士学位,并在之后又申请到洛克菲勒奖学金赴英国学习了六个月的热带医学。看到儿子长庚终于走上正轨,伍连德内心深处一直的忧虑终得纾解,他写信给温斯洛:请让我再次表示我和夫人对您的深深谢意,是您一路照看犬子从耶鲁到罗切斯特,没有哪个朋友能像您做得这么多,我们对此永铭于心。 
 

为李约瑟巨著筹款

伍连德的母校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经常邀请他回访。在得知同是霍普金斯教授门下的李约瑟博士在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时遇到资金困难,他即刻伸出援手,为他们筹款。他找到李光前博士和胡文虎,最终新加坡李氏基金资助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前四卷的出版发行,使巨著得以面世。 

晚年捐房捐物

到了晚年,伍连德开始把其半个世纪以来的收藏及资产一一捐赠出去: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医学会的总部决定从上海迁到北京,伍连德主动将其故居、位于北京东城区东堂子胡同55号的一座三层洋楼捐给该会,作永久用途,还将他留在北京的几千册书捐给中华医学会的阅览室。他还将有关传染病的论文及标本等捐给了香港大学。将其收藏的艺术精品、古董等,包括许多价值不菲的中国绢画和一枚象牙印玺,于1952年送给了其时还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1958年,伍连德将重返马来亚后20年间辛勤收集的两千多卷有关中国和欧洲艺术、哲学、科学、历史和文化方面的书籍捐献给新加坡南洋大学。后者为此特辟了伍连德藏库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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