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小,独中潜隐之危機(于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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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犀乡论坛

华小与独中潜隐之危机的事要追溯到英殖民者和其追随者,所制定的教育目标:实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文”之所谓“最后目标”。危机分为内部和外部两方面。

 

作者: 于东

在讨论华小与独中潜隐之危机这一课题时,是要追溯到这个国家建国之前和建国之后,由英殖民者和其追随者,所制定的教育目标:实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文”之所谓“最后目标”。

统治集团在建国五十年来,为了实现这个“最终目标”,相继出台了许多教育报告书,法令和具体措施。诸如:1951巴恩报告书、1956拉萨报告书、1957教育法令、1960年达立报告书、1961年教育法令;在砂拉越有:1955年教育白皮书、1959年麦米伦教育报告书、1961年华文中学十年改制计划和1961年国民中等教育报告书以及马来西亚成立后的1996年教育法令等。除外,不同时期的策略性措施,如:1981年的3M计划、1987年华小高职事件、1995宏愿计划以及不时暗中派遣不谙华语者出任华小高职等。以图逐渐改变华小行政语言和教学媒介语。

从法令上而言,1961年教育法令首先是改制华文中学,随后就择期将所有采用母语教学小学,改为“国民学校”,即马来文小学。这项法令授权教育部长,在任何适当时候,将华小改制了为马来文小学。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第21条(2)。然而到了1996年,就颁布新的1996年教育法令,这项新法令之第17条(1)规定:“任何教育机构都必须以马来西亚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除非得到部长豁免的教育机构。

这就是说,华校命运是操纵在部长手里。一旦部长取消豁免,一瞬间,华校就变为国民学校。所以我们从国家法律和政策上而言,华校与华文教育每时每刻都处于危机之境地。

最近有两个热门话题,一是“教育大蓝图”,二是较早的“关丹独中批文”。这两个话题也突现了统治者念念不忘要实现“最终目标”欲望。

[2013至2025国家教育大蓝图],提出11项教育转型计划。“大蓝图”一出笼,那些迫不及待要讨好“主子”和粉饰当局政策的政客们,就大肆吹捧一翻,企图把水搅混而让人民“上当”。事实是,当中就隐藏着要融化华小的目的。它的要害是美其名曰:提升华小国语水平,从2014年开始,华小四年级起改用国小之国文课本,华小学习国文时间由原来的180分钟增加至270分钟;另外,每周还要增加300分钟国文补习时间。这样每周学习国文时间就达570分钟,约占全部学习时间中之9小时30分。如此,通过这样措施,大大缩减了母语学习时间,无形中让华小国小化了。

与此同时,将中学过渡班取消,明显是冲着华小生而来。我们知道,过渡班设立原目的是为华小生升中学做准备。因为华小生升上中学(国中),马上就面对语文转换,学习往往会出现困难,有了过渡班之一年学习准备与适应,升上中一,语言阻碍问题,相对减弱了。一旦过渡班取消,许多华小生必面对学习困境。为了克服学习困境,华小不得不在语文课程上调整。这就让华小自我设法提升马来文学习时间,以牺牲母语授课时间。

取消过渡班问题引起华社一片反对声音后,教育部长说:可灵活处理,需要者可上三个月或六个月过渡班后升中一。这话不仅幼稚可笑,恐怕是另有“玄机”。试想,上了三个月或六个月过渡班后,再上中一,那么课程、班级和师资等如何安排?这些升上中一学生,已少上的三个月或六个月之时间与课程如何补回?

另一项问题,关丹“独中”批文问题。批文中白纸黑字写着决定一所学校性质的三点关键问题,即:课程、媒介语和考试制度。批文明文规定:课程,采用政府中学综合课程(KBSM)和中学标准课程纲要(KSSM);媒介语为国语;考试,要参加政府主办的公共考试。至于可以参加独中统考吗?不说!所以,我们从这个办学性质而言,完全是一所国中。所不同的只是由民间出资兴建的私立国中。

在批文出来后,随着相继暴露了华社的严重危机。首先是千方百计加以掩盖,美化批文,为讨得“主子欢心”,故意加以歪曲;当批文暴光后,还要诡辩新批的学校是独中,岂非可悲之极乎?现在,这些人又打出:“边建校边争取”,来麻庳华社对危机的意识感。

我们从历史进程来看,政府每出台一项法令,计划和措施,若只从表面上看,是好的,可以使人信以为政府是好意而使国家进步的,特别再加上政客的欺骗性和麻醉性说词。然而,只要我们详读之,就会发现其在华丽包装下,暗藏着“毒药”,华社一不小心就上当了。这里我就此列举一些实例:

1。1961年的改制,教育部长与当时所谓华裔领袖,一再保证,改制后华校拥有三份之一节数与课程用华文为媒介。结果呢,谁都看到了实际情况。

2。1996年教育法令,在定义条文中第二条:只有三种类型学校,即:国民学校(马来文小学);国民型小学(华小和淡小);国民中学(马来文中学)。这就是说,法律上已没有了“国民型中学”(改制中学)。

3。1971年大学及大专学院法令下,1981年判定独立大学死刑。

4。1996年教育法令公布时,各华裔执政党大肆粉饰说,1961年第廿一条(2)已被取消。但却在新法令中之第17条(1)中设下一个部长的“豁免权”,将华校命运交到部长手中。

另一方面,在谈到华社(自家)内部危机时,危机主要根源在于政治制度,即权势交易和官商勾结。今天我们的华校,不论华小或独中的董事会,大多数的掌控者都是与官场有密切或有某有程度利益关系的。所以他们往往在面对利益威胁时,选择了自身权势和金钱利益。这样华校在面对生死关头时候,一瞬间就“变天”了。这样的历史例子,早在1961年反改制斗争中发生过了。

在独中内部,有一股势力在不断的活动,企图改变主要教学媒介语为英语,以重演1961年的华校改制局面,而且这种现象已经成功在个别独中实现了改制。改制后的独中,继续挂着独中招牌,招摇撞骗,却获得不少财团鼎力支持;因而,更肆无忌惮地自我陶醉在华社中。

独中数理媒介语之争,发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渐渐走向平静,突然于九十年代末在砂拉越发生了一个突破口。随后争争吵吵起伏不断。有了这个突破口,即发生了先例,让人们警惕到,1962年华校改制风潮。例如:马来半岛的钟灵中学和砂拉越的卫理中学,都先后发生在1962年改制风潮前数年和前一年。但,廿一世纪初今天,时代背景与当年不同,那些潜伏在华校中的改制派崇洋媚外分子,是不会轻易现身,但都在待机而动。所以独中潜在危机始终存在。

与此同时,独中面对另一项危机是办学者的对文化传承的觉醒问题。这一方面体现在教师队伍;另一方面是发生在办学决策者中。

独中教师学历,资历,民族意识觉醒参差不齐。如今仅少数人具有民族意识感和教育责任感;多数人如同其他源流学校教师一样,为教书而教书,为谋一份职业而教书。

说到办学决策者,这包括学校行政班子和董事会成员,尤其是首要人物,往往缺乏办学使命感,不认真学习和研究教育原理。不少董事会成员是沽名钓誉者,“霸着毛坑不拉屎”。所以就谈不上改革和以求进步。

如果我们将危机分为内部和外部两方面而言,外部指的是国家法律,政策与各时期策略性措施。内部指是华社,整个华人社会,包括华人政党,各性质民间团体,华校董事会等。但今天社会内外环境下,许多外因往往需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所以有关各项具体策略性行政措施,是否可以获得落实,是取决于内因。例如:3M计划、宏愿学校计划、英文教数理和独中自我改制等。

以巫统为首的国阵政府能否如愿实现其“最后目标”,华社与人民觉醒程度是很重要的,甚至是关键而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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