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如何评价邓、华、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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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申遗了网民疑毛泽东纪念堂寿命不久

邓小平则从容谈到:“粉碎‘四人帮’,建毛主席纪念堂,应当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见的。50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死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的 ”。法拉奇却紧追不舍,又继续问道:“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邓小平将手一摆,说:“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毛泽东晚年如何评价邓、华、叶三人?

2021-08-07
王军、舒展
 

毛泽东在1975年时曾经对他身后的一些事情的发展做了预言,毛泽东的翻译唐闻生在毛泽东人生的最后关头将这些讲话记录了下来。

关于邓小平:

毛泽东说:“小平看不起那些人,我在还可以,我死了,谁也压不住他。他这个人对三自一包那些东西还是有感情的,对走资派恨不起来。”点击此处查看内幕,国内看不到的机密尽在此!

当问起毛泽东同越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说邓小平是少壮派是否有意传位给邓时,毛泽东说:“他只要表态对文革有个基本认识,就不能动。你们这些人加起来也比不了他,他不是总理和老总,不妥协,不认输,外面是乌龟壳,里面是钢铁公司。你们不了解他,我是知道的。”

关于华国锋:

毛泽东说:“华是一个老实人,可是老实也就是没用。他上来的好处是中间派,既不会左,也不会右,也容易被各方面接受。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都要看。这件事不要和江青他们讲,也不要让华知道。”

关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

毛泽东说:“江青这个人得罪人太多,容易把人推到墙角里去,逼得人家造反。我看我要死了她是不好办的,人家都是敷衍她,不买她的账嘛。

我就教育她要她团结大多数,她是不会听的。尼克松奉承我说我的东西改造了世界,我说就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现在看连自己的老婆都没有改变,还谈什么改变世界呢?她也不是一无是处,优点是反潮流,敢想敢干。

春桥是思想家,比陈伯达强,他的特点是肯于动脑筋,弱点是经济上不行,在军队里面也没有威望,剑英和许世友也是看我的面子。

 

王洪文当时提的快了,没有考虑好,这是我的错误。此人没有经历过风雨,以后恐怕要补课。”点击此处查看内幕,国内看不到的机密尽在此!

关于叶剑英:

毛泽东说:“剑英不说硬话,这点他们几个都不行。他是大事不糊涂,小平就是小事也不糊涂,你们比得了吗?他现在是不说话,实际已经被小平招安了。说是党指挥枪,可是党也要具体的人出来,否则,怎么指挥?他这个人不看文件,文件还都不是放空炮?

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也兼任了军委主席,而之所以能掌控军政大权,全依赖一个元帅的鼎力支持......

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1986年夏天,为了进一步推动干部年轻化,中央内部提出了老同志全部退下来的方案。父亲立即在中办送传的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7月30日下午,王震突然来了。当时父亲住在玉泉山,陈克勤秘书陪着他。陈秘书热情地把王老让进客厅,父亲和他寒暄几句,王老就把此次来访的意图讲了。

原来,王震是为“十三大”的人事安排而来的,他是中央指定的人事安排5人小组成员,受中央委托,来征求父亲的意见。有个重要安排,中央想听听父亲的意见,那就是,邓小平提出来:“十三大”上,他也全退。王老说:“老帅,你拿个意见,我去报中央。”

这是个十分重大的问题,父亲异常慎重,沉默了好一阵。许久,父亲才开口缓缓说道:“我认为,现在是过渡期,局面还不稳,小平暂时还不能全退,他可以不参加常委会。他全退了,不当军委主席,一旦有事,怎么号令全军?只有他能镇得住,他在,军队就不会乱。所以,小平还不能全退。”

王老频频点头。交谈一阵,王老就离开了。

“写个正式的意见吧”

据陈秘书回忆,王老走后,父亲起身到院子里散步,散步时一语未发,只是沉思。散完步回到客厅,说:“还是写个正式的意见吧,说准确些,让王老带到北戴河去。”

当时中央领导集中到北戴河研究“十三大”有关问题。陈秘书根据父亲的意见,连夜起草好了。第二天起床后,陈秘书念给父亲听,父亲反复听了两遍,才点头同意,并说:“就叫‘备忘录’吧。快请王老来带走。”

“备忘录”里说:现在,我们党实际上的领袖就是小平同志。他是众望所归,自然形成的,无论党内外、国内外,一致公认他是我们的领袖。在当前形势下,小平同志不是退的问题,应该是继续进。他的健康情况也允许他再领导大家奋斗几年。由于我们现在没有党的主席职务,那就在政治局常委中仍然保持小平同志的重要的领导地位……

当然,我们的事业还需要更多的新生力量,在政治局常委中再增加两三位年轻一点的同志也需要……人们对包括小平同志在内的政治局常委的充分信赖,正是构成我们今天建设事业发达的重要因素。关于军委主席一职,还是由小平同志兼一个时期好。当前大仗是一时难打,但自从宣布军队整编,裁军百万以后,基层思想很不稳定。如此时小平同志再退出,确实对稳定军心不利。

 

“四老全退,三老半退”

王震带上它,到北戴河正式向中央进行了汇报。不久,王老那里传过话来,说:聂老帅的意见给中央报了,小平说:“这个聂老总,考虑得真周到!”

据说,父亲的这个意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央决定,党的“十三大”上,“四老全退,三老半退”,“四老”是指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三老”是指邓小平、陈云、李先念。

客观地说,邓小平之所以能够顺利出任中央军委主席,没有叶剑英的推荐与首肯,简直是不可能的。

邓小平与叶剑英的关系,类似如当年的毛泽东与周恩来。遵义会议前夕,周恩来一直是毛泽东的顶头上司。历史上有一特感人又特震撼的镜头:入会场合,周特意把自己的军大衣披在毛的身上,并主动闪其身后。一时,众红军目瞪口呆,上司走在部下身后,且礼遇隆重,这在历史上恐怕也是千古难遇。

叶剑英亦如此。叶于“后毛泽东时代”,之所以能发挥关键性作用,不仅因资历与威信使然,重要的是他掌控着军队实权。当然,这一权力也是拜毛泽东所赐。自林彪事件突发后,毛突然间就想到了当时“靠边站”多年的叶剑英,决定予以重用。让叶担任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无数史料显示,临终前的毛泽东确实害怕有人否定文革,曾对时任政治局常委的叶有托孤之望。而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兼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时,起初叶也确实忠于毛的嘱托,正如他后来的检讨信所言,视华为“后主”而“尽忠尽心”。

不久,叶、华的分歧逐步浮出水面。叶认为华始终未能跳出“两个凡是”的错误的框框。在对待邓小平复出问题、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个人崇拜问题上,两人矛盾不断加剧。而华本人并不谙于权力斗争,且与老将军队伍对比之中,深感自身资历严重薄弱,故而在叶的反复劝说下,被动同意邓小平的复出。

这一复出,系邓的政治生涯中第三次复出。这一复出,那些蒙受冤假错案后得以平反昭雪的老革命家老将军们,迅速团结在叶剑英、邓小平的周围,特别是陈云的政治地位再度崛起,遂使华国锋阵营势单力薄,权力逐步位移。有些人甚至经常当着华的面向邓(当时是副总理)请示汇报工作,华国锋、汪东兴等自然明白,高层的人事变动势所难免。

 

没多久,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战,首先向华国锋阵营展开冲击。1978年5月10日,由胡耀邦主持创办的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形式转载此文。

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这篇文章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内外绝大多数人支持和赞同这篇文章的观点。叶、邓等中央领导人抓住机遇,坚决提议,由中央召集开一次理论务虚会,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思想认识。此役,华国锋方寸大乱。

会后,华提出由叶出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叶剑英以年事日高为由予以婉拒。但到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主持大局的叶主动找邓谈话,二人在对关于“华国锋同志的批评、帮助以及对他所担负的职务调整”问题上达成一致。

甚至连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主席、副主席名字排列都做了安排,意思是“胡邓叶赵李陈华”排序为妙。胡,即胡耀邦、李,即李先念;陈,即陈云,华位列之末。此议,等于提前决定华国锋不宜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更明显的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第一次会上,陈云直截了当地说:“华国锋同志当主席不适当”。陈云说:“那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国锋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提出,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在毕生的工作里头,加号是多少,减号是多少。加号指的正确的,减号指的错误的。我讲了一句,希望国锋同志珍惜已有贡献,就是说,不要随便丢掉已经有的这一点贡献。”

 

正当形势趋于尴尬境地时,叶剑英再次发挥关键性作用。他突然主动承担责任说:“这次政治局会议确实开得很热烈。华国锋同志犯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我的头脑里也有愚忠愚义思想,有时明知华国锋同志的意见不对,但给他提出来后,他一拒绝,我也没有坚持,就这样酿成这样的局面。

所以,这种情况,我也有份。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所有中央这4年来的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你们怨我,批评我都可以。我早就提出要辞职,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再提一遍,我请求党中央让我离休。这是我雷打不动的意见。”经此一说,华国锋表示不再辩解,愿意接受批评。

叶的这一表态,也等于表明自己开始退至二线,为邓的全面掌舵正式让道。会议上,叶剑英正式提议由邓小平接任中央军委主席、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陈云、李先念等随后发言表示支持。

事后,他向人解释为何力荐邓小平任军委主席时说:“小平同志比我年轻,精神饱满,懂经济,懂军事,资历深,威望高,还具备驾驭全局的能力。而我若做军委主席,那么当年粉碎四人帮的性质立即就会被外界歪曲:以为这是党内的一次军事政变,我是万万不能犯这样的错误的。”

故而,结合时代背景,严格地说来,没有叶剑英的力挽狂澜,历史是否又要改写,尚未为可知。

每个人临终前都会或多或少留下一些遗言,邓小平病重期间,一直不说话,哪怕是饱受病痛折磨,也一声不吭。但是,他还是在临终前说了七个字......

 

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邓小平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境外的媒体至少一百次说他“病危”,他却在京城里自己那个四方形的院落中,过得既舒适又洒脱。

1997年2月,医院的报告说邓小平病危。根据医生解释,他的心脏健康,肝脾也好,没有老年人常见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致命的问题发生在神经系统,这在医学上叫做 “帕金森综合征”,是一种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

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他一觉醒来,觉得呼吸不畅。按照过去多年的习惯,他本应走到卫生间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在一个小方桌子边开始吃早餐,有牛奶和鸡蛋。秘书通常在这时进来,把他要用的东西放在办公室里——眼镜、手表、放大镜,还有一摞文件和报纸。他把这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办公室里。他喜欢看地图,喜欢翻字典,有时候看看《史记》或者《资治通鉴》,但他更喜欢看《聊斋》。他喜欢打桥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经常的运动是散步。

每天上午10点,护士就会进来,提醒他出去散步。可是这个早晨,他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了。咳嗽不止,令他不能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无法完成他的这些活动。身边的医生已经不能应付这个局面,只好把他送进医院。

从他家到301医院不过十公里。“没有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卓琳后来这样说。

 

元旦那天下了小雪,把京城变成一片白色。可是在301医院,看不到一点喜庆气氛。邓小平的病房设在院子南端一座小楼的顶层,病榻周围总是站着很多人,还有些医生护士进进出出,但有时候只有随身医生黄琳和他在一起。他看到电视里面正在播放一部纪录片,就凝神看起来。有一阵子,他的精神好一些,可还是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那个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

“那边,走过来的那个”,他问,“是谁啊?”

黄笑了:“那个是您啊。您看清楚了。”

那个人走近了。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动动嘴角,笑一笑。黄告诉他,这部电视片名叫《邓小平》,是中央电视台刚刚拍摄的,有12集呢。他什么也不说,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向他的耳边,把电视里面那些颂扬他的话一句句重复出来,忽然感到老人的脸上露出一丝异样的羞涩。

他从早到晚陷在疾病的折磨中,难得有这样的表情露出来。“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黄琳说,“我能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一声不吭。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很平静。”他有时候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候异常清醒,还是不说话,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也不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

黄觉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经病入膏肓,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他在1992年说了那么多话,现在总该再给中国人留点什么吧?黄这样想。可是那几个星期他没有再谈那些话题,他淡淡地回答:“该说的都说过了。”

 

2月7日正是正月初一,老人没有回家,病房的医生和护士在近旁房间里守着,一呼即来。亲人坐在沙发上,全都默然不语。整座楼一片寂静,就像是死神已经降临。警卫秘书张宝忠想起应该互道“新年快乐”,就把大家聚到一块儿。众人举起酒杯,说不出一句话,惟有泪千行。“希望咱们医务界,在新的一年里能创造奇迹。”张在心里这样说。

可惜没有奇迹,93岁的老人又挺了12天,到2月19日,他的呼吸功能都衰竭,只能借助机器。21时08分,这位伟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身体每况愈下,邓小平再度复出负责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毛泽东晚年也对身后情况做过预测,他认为在他死后,没有人能压得住邓小平。

毛泽东的“四步走”战略

综观邓小平从复出到走上中共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岗位的全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步都离不开毛泽东的精心筹划。

第一步是让邓小平恢复工作,熟悉情况,建立威信。

毛泽东亲自提议让邓小平恢复工作,肯定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时站在以毛泽东一边“是挨整的”,“没有历史问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中共建政后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中“没有屈服于苏修”。使邓小平能够走出文化大革命中扣在他头上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阴影,参加国务院的领导工作,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第二步是让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在国际舞台上“公开亮相”。

1974年4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议,与会的均为各国重要政治活动家和政府首脑。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作为十亿中国人民的代表与会,在会上全面阐述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必然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必将大大提高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信和重大影响。

正如毛泽东所期望的那样,邓小平的联合国之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许多新闻媒介在评论邓小平的联合国之行时指出,邓小平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而且无疑也是周恩来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第三步是提议由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让邓小平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和军队领导核心。

 

为此,毛泽东亲自在1973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军委扩大会议上推荐邓小平,为邓小平大造舆论。如称赞邓小平“办事比较果断”,“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等等。以毛泽东当时在全党、全军、全国的最高权威,对邓小平作如此高的赞誉,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在自己和周恩来都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尽量打破常规,扫清一切可能出现的障碍,尽快把邓小平推上中央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岗位,使中国共产党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有一个接班人。

第四步是完成组织手续和法律程序,使邓小平正式承担起中央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工作。

对于选择邓小平承担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工作,毛泽东在武汉、长沙考虑了五个多月。尔后,通过1975年1月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中共十届二中全会、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迅速完成了组织手续和法律程序,使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毛泽东:王洪文不如邓小平

毛泽东很看重邓小平,他曾说:“王洪文不如邓小平”。毛泽东于1974年10月4日提议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10月1l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近期召开四届人大。

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情况。王洪文也到了。毛泽东再次明确表态支持邓小平,说:“你们留在这里谈,告诉邓小平在京主持工作。”“Politics比他强。”毛泽东指着王洪文对周恩来说。英文Politics的意思是“政治”,不懂英文的王洪文在一边木然。毛泽东指着王洪文又说:“他没有邓小平强。”一边说还一边在纸上写了个“强”字。

当周恩来汇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说到“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泽东一字一句地说:“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又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人才难”,周恩来看懂了,说:“人才难得。”

毛泽东转过头来对王洪文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又关照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会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来顶。”周恩来点了点头。

由此,在这重大的人事安排上,毛泽东终于最后下定了决心。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周恩来在京主持党的十届二中全会,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增选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

 

在1月13日至18日召开的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决议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

至此,毛泽东采取“四步走”战略,使邓小平正式承担起中共中央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工作。

文革后,从首都到全国各地,毛主席的画像从会议室、教室的墙上被摘了下来,路边砖墙上粉刷多年的“毛主席语录”被清理掉,“文革”期间竖起的绝大多数毛主席塑像被推倒……那么毛主席纪念堂又当如何呢?世界各国纷纷猜测或被拆除,但是邓小平却说“我反对”!

毛泽东的遗体保留和毛主席纪念堂的兴建,是在刚刚粉碎“四人帮”后的特殊环境中进行的。1978年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拨乱反正和纠正个人崇拜的错误,对纪念堂的建设也自然引发了一些新的思考。

1980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一道引起轰动效应的指示。在这个关于“少宣传个人”的指示中,专门有这么一条: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有碍国际观瞻,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的限度。

就在文件发出的当天上午,人民大会堂东门前,开来了两辆吊车和一辆加长大卡车,工人们奉命将悬挂在那里的巨幅毛泽东像取下。这一行动立即引起了围观群众的强烈反应,不少人纷纷对此发表议论,拆除行动却照常进行。

此后,从首都到全国各地采取一致行动。毛主席的画像从会议室、教室的墙上被摘了下来,路边砖墙上粉刷多年的“毛主席语录”被清理掉,“文革”期间竖起的绝大多数毛主席塑像被推倒……据湖南等省份报道,有些毛主席塑像因修得太坚固,拆除时甚至使用了炸药。

所有这一切都引起了中国百姓的疑虑和不安。毕竟,人们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才只有3年时间,10年“文革”中形成的固定思维模式仍在起作用。要知道,在“文革”时期,谁敢撕毁或烧掉带有毛主席像的报纸,那都是“反革命”罪行啊!毛主席塑像拆除了,那毛泽东遗体、毛主席纪念堂又将如何呢?

天安门广场历来是中国政治的中心,是类似人体神经末梢一样的最为敏感之处。这一由天安门广场开始的清除浪潮,立即引起了国人及世界舆论的关注,种种公开的和私下的评论开始了。西方有的报刊说“毛泽东时代从此结束”。港台报刊则预言“大陆批毛,势在必行”,国内的老百姓们也愈发关注着党中央的态度。

奥琳埃娜·法拉奇女士是一位擅长捕捉时机采访新闻的意大利记者兼作家。她的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采访过数10位政坛首脑和风云人物,并素以提问尖锐、言辞泼辣而着称。据说,就连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都曾被她的怪异提问弄得下不来台,事后曾抱怨道:“接受法拉奇采访是我一生中最愚蠢的事情。”

 

中共中央的指示发出不久,法拉奇的身影便出现在了北京。善于捕抓重大新闻的法拉奇果然名不虚传,中国正在采取的行动显然使她极感兴趣。

经过十一届三中、四中和五中全会,邓小平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地位逐步确立,此时他已经是中共的实际负责人。在《决议》即将拿出来交给省军级以上高级干部进行讨论之际,有必要使国内外对中共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有所了解。决不能让形式上拆除毛主席像和语录牌,成为所谓“非毛化”的证据。因此,邓小平决定会见这位意大利女记者,借用她的笔向外界宣传一下。

于是,8月21日晚,法拉奇乘车驶入了中国的心脏——中南海。

法拉奇走进了邓小平的办公室。相互问候过后,邓小平伸出右手,作了请坐的手势。法拉奇也没有一句客套的开场白,随即单刀直入地开始了提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果然咄咄逼人。但邓小平也不含糊,回答十分干脆,他说:“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

法拉奇立刻被邓小平坦率、客观的态度和大度从容的风度吸引住了,她静静地倾听着。邓小平拿起一根烟点着,继续说道:“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在接下去的采访中,法拉奇又两次提到了天安门广场,一次是关于毛主席纪念堂,一次是天安门前的马、恩、列、斯画像。由此可见,法拉奇始终关注着天安门广场这个中国政治的“睛雨表”。

邓小平则从容谈到:“粉碎‘四人帮’,建毛主席纪念堂,应当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见的。50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死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法拉奇却紧追不舍,又继续问道:“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

邓小平将手一摆,说:“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法拉奇对邓小平的采访分两次进行,共4个小时。邓小平的坦率、真诚,坚定的信念和敏捷的思维,给法拉奇留下了深刻印象。而邓小平自己也说,他的被采访“考试及格”。不难看出,这次采访,透过天安门毛主席像和毛主席纪念堂等问题,实际上提出的是一个如何评价毛泽东功过的大问题。

邓小平与法拉奇的谈话内容在国外报刊披露之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外电评论:“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不会像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判毛泽东。但是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今后的中国将与毛路线诀别,进行四个现代化。”国际舆论还对这位中国历史大转折关头的掌舵人,予以了极高的评价。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对毛泽东的评价,其意义不仅在于分辨毛泽东个人在历史上的功与过,而且关系到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如何分清建国30多年的历史上的大是大非。

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早在邓小平接受法拉奇采访之前,即1980年3月,就已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邓小平也曾先后9次就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谈过自己的意见。

他对起草小组负责人胡乔木说,这个决议的中心意思应当有3条,其中“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

《决议》数易其稿后,邓小平仍对毛泽东评价这一部分不满意。1980年12月25日,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讲道:“我找警卫局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说,把我前些日子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向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讲好,能接受。”

1981年6月,中央政治局用了8天时间讨论了《决议》,并在党内4,000人参加讨论的基础上定稿,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上再次进行推敲,最终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毛主席纪念堂建造的主持者华国锋,也一直与这个建筑联系在一起。

12月26日和9月9日,是毛泽东的诞辰和忌日。在每年的这两天,毛主席纪念堂都会毫无例外地接待一位身份特殊的老人。他就是毛泽东逝世前所选中的接班人——华国锋。

新中国成立后,华国锋先后担任过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区专员公署专员、中共湘潭地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等职。1959年,毛泽东到长沙并回家乡韶山,此间认识了湖南省委的华国锋,并给他留下了忠厚、老实的不错印象,从此进入了毛泽东的视线。

“文化大革命”期间,华国锋于1968年出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任省革委会代理主任。1969年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70年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1年,华国锋调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副组长,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973年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华国锋于2月出任国务院代理总理。同年4月“天安门事件”发生后,经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其接班人地位由此确立。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修建毛主席纪念堂,让人民永远瞻仰毛主席遗容;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后经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追认),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1980年9月,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1981年6月又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1982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1987年11月的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继续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从1976年到2002年,华国锋职务虽一降再降,却一直是中共中央委员。在2002年召开的中共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华国锋仍是大会代表,依然在中央直属机关小组,但他请了病假,没有参加会议。有代表询问为什么没有提名华国锋为十六大中央委员,中直机关小组召集人解释说,主要是考虑他已是81岁高龄,身体也不好。

华国锋没有进入“十六大”中央委员会,引起了西方舆论的关注。路透社评论说:“毛泽东钦点他接班,邓小平让他退位,即将离任的党总书记江泽民和他的同事,安排他平静地结束了政治生涯,这个传奇人物就是前中共主席华国锋。”一名驻北京的外国外交官说:“这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如果中国共产党决定第三代领导都必须退,那么华国锋也应该离开。”

 

一名“十六大”代表曾这样描述华国锋目前的生活现状:深居简出,勤练书法。他最近看到华国锋的一幅字,“鲲鹏展翅”4个颜体大字写得浑然大气、骨力毕现。

华国锋对自己的言行十分严谨,虽然他仍然享受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待遇,可以到全国一些地方走访,却很少离开北京,也从不议论时政。华国锋身边的人和友人,现在习惯称他为“华老”,对于这个称呼他感到很自然。

华国锋与毛泽东之间有着不可割断的渊源。他是毛泽东选定的继承人。毛泽东是他的恩师,毛主席纪念堂是在他手中修建起来的,他对此怀有超乎常人的深厚情感。“毛主席纪念堂”这几个字也是华国锋所题,他不担任领袖后许多题字都被换下,而这几个字却保留下来。华国锋虽然深居简出,每年有两天必定外出,那就是在12月26日和9月9日,带着家眷和随从去毛主席纪念堂。每次瞻仰毛泽东遗容,华国锋都亲自喊行礼令:“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据中央组织部同志反映,在邓小平复出前夕,他曾多次对华国锋说:“华主席,你可千万不能把邓小平解放出来,他要解放出来,人家会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主席事业的。再说,邓小平出来了,能把你放在眼里吗?”

“小平同志,这些日子你天天开会,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点子,我有点接受不了”

1980年1月15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

国务院召开的会议行将结束时,时任副总理的陈永贵提前走出会议室,在休息室门口站着。很快,会议结束了,与会者陆续离去。当邓小平微笑着走过时,陈永贵上前招呼他进休息室,说有几个事要问问。邓小平犹豫一下,便点点头跟陈永贵进了休息室。

陈永贵见邓小平坐下点烟时,就迫不及待地说:“小平同志,这些日子你天天开会,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点子,我有点接受不了。我想问一下,你究竟还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竟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数不算数?”

邓小平听了,抽了口烟,朝陈永贵看看,笑了笑。后来陈永贵对人说,邓小平那天的笑,让他非常可怕。邓小平将半截烟掐灭在烟缸里,冷峻地说:“你以为现在还是‘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吗?提的问题这样可笑,简直像三岁的孩子那样的幼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有发言权。你才加入共产党有多久呢?永贵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首先检查一下自己吧。”

陈永贵不服气地说:“你不要忘记你站出来的时候的检查,你不要对党中央耍两面派,你应该考虑一下现在你究竟是要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

邓小平不等陈永贵说完,提起公文包转身就走。

 

“华主席,你可千万不能把邓小平解放出来”

1977年7月14日,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陈永贵见到了好久没见的邓小平。此次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原有职务。陈永贵会前握了一下邓小平的手,说:“想不到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小平同志,这回你可要吸取教训了。不然,还会犯错误的。你年纪已经不小了,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好好地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吧。”

邓小平望着陈永贵笑了笑,不慌不忙地把他拉到休息室,亲自给他递上一支大中华香烟,和他坐在沙发上谈了起来:“永贵同志,学习毛主席着作,可能我们这些人不如你。我想请教你一下,你说毛主席倡导的作风里,有哪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陈永贵抽了好几口烟,竟不知该如何回答。邓小平说:“我认为,毛主席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最根本的东西。”陈永贵点点头:“我同意你的意见。”

邓小平继续说:“……比如‘四人帮’,他们口口声声喊高举,林彪都把话说绝了,你能说他们是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吗?只背诵一两句语录,只言片语地讲几句毛主席的话,那不叫听毛主席的话,你明白吗?”

 

陈永贵张了张口,好半天才说了句“明白了”,其实他根本没弄清邓小平究竟讲的是什么意思。

两年半过去了,显然陈永贵没什么变化。据中央组织部同志反映,在邓小平复出前夕,他曾多次对华国锋说:“华主席,你可千万不能把邓小平解放出来,他要解放出来,人家会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主席事业的。再说,邓小平出来了,能把你放在眼里吗?”

“邓小平是好人,他没有把我给关起来,还给我好吃好住的”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同志辞职后,中央收到大量山西群众愤怒揭发陈永贵的来信。

邓小平面对山西群众的揭发材料,脸色越来越严峻。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政治局多数同志建议让陈永贵停职检查,邓小平也持相同意见。他轻叹一声说:“他本来可以成为出色的农村基层领导人,可硬要把他放在国家副总理的职位上,这不是让他活受罪吗?”

陈永贵让秘书代他写了辞职报告后,邓小平找他谈了话。邓小平额上的两道浅眉往后一扬,将手中的烟头一拧,说:“你作为一个党员,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是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就像我们当年也服从党的纪律一样。如果背着组织搞阴谋,那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那就要按照党纪国法来处理一切问题了。譬如对待‘四人帮’的处理,就不是党内矛盾的处理方法,而是用刑法来处理。”

 

邓小平的话,对陈永贵有相当的震慑力。他隔了好久,才说:“我向中央保留我的意见,但我服从党的纪律和规定。”

上世纪80年代末,当陈永贵生命垂危的时候,他终于恢复了自己一个农民的本来面目。他对去看望他的人说:“我梦见毛主席了,毛主席让我继续到另外一个地方给他干事。我死了以后要把骨灰埋在大寨。邓小平是好人,他没有把我给关起来,还给我好吃好住的……”

身为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则在中央党校公开讲:邓小平和四人帮斗争是有的,但是,怎么能和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相提并论呢?他不是被四人帮给搞掉了吗?如果不是华主席把他解放出来,他怎么会有今天呢?

 

复出后的邓小平在谈及同四人帮在1974至1975年的斗争史时得到了党内的一致好评,而身为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则在中央党校公开讲:邓小平和四人帮斗争是有的,但是,怎么能和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相提并论呢?他不是被四人帮给搞掉了吗?如果不是华主席把他解放出来,他怎么会有今天呢?

1955年,汪东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而此前他既没有显赫军功,也没有出奇战绩,有的只是在公安、警保战线上小心翼翼的努力。

他作为罗瑞卿副手,直接掌管中南海内部的警卫,对毛泽东的起居、出行负有绝大责任。

他除了在1958年一度被下放江西担任主管内务的副省长外,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央警卫岗位。

 

他除了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还是北京卫戍区三人核心小组、中央军委警卫局负责人,十一大更是成为华国锋之下炙手可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评价是: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而叶群几次拉拢汪东兴、江青几次打击汪东兴都没有最后得逞,毛泽东的话是很说明了一些他和汪东兴的关系的。

汪东兴在庐山妄言设立国家主席,除了感于林彪对自己的不吝提拔和许诺外,还有就是出于一个警卫人员的护主心态,而后者似乎更加纯粹一些(舒云点评:不止如此,因为毛泽东对汪东兴亲口说了要设国家主席,要让林彪当国家主席)。所以,毛泽东对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是一批二保,目的主要是保,汪东兴的错误除了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许世友等少数人知道外,其他的都很泛泛。

一旦当毛泽东把对手确立之后,汪东兴总是毫不迟疑的站在毛泽东一边。1966年打倒刘少奇是如此,1970对林彪动手时也是这样。

汪东兴眼中只有毛泽东一人而已,为了迅速解决林彪集团,汪东兴甚至建议毛泽东清洗温玉成,而此前温玉成是林彪、康生一直看好的军事将领。

 

汪东兴尽管对在九大预备会议上破天荒的给一个少将评功摆好的林彪感恩戴德,但是,当他得知毛泽东准备对林彪采取不同寻常的举动之后,汪东兴甚至愿意担当游泳池派往毛家湾的卧底(当然没有成行)(舒云点评:汪东兴与毛家湾亲近,甚至把毛泽东的文件拿给叶群看。为什么毛泽东容忍了?因为这是毛泽东的意思,否则早把汪东兴下监狱了)。

长沙告状之后,汪东兴发现毛泽东一度对四人帮开始反感,他立刻布置中办的人学习毛泽东批判四人帮的所谓讲话,就此开罪江青诸人,毛泽东说他不动脑子可能也就在于此。汪东兴有时候也动脑子,这就是在他的老主子升天之后了。

汪东兴因为长年担任专案组负责人,中央一专、二专的档案都交由他来管理,所以,他经常代表毛泽东看望、关照被整的老干部、老军人,而无一例外的是被看望、被关照者对这位内廷行走都缺乏良好的印象。谭震林后来在真理大讨论的时候说起一段往事,他说:

主席已经决定解放我了,汪东兴还是那样颐指气使的对待我,教训我要重新作人,我都70岁的人,怎么叫重新做人?

不是摆老资格,就是这样的语气实在令人难受。

而曾志在回忆陶铸最后的岁月之时,也决不客气的指责汪东兴:哪里还有一个共产党员的味道,他多次催促陶铸快走,我说陶铸身体不行了,能不能留在北京治疗,汪东兴虎着脸讲,保皇派嘛,要接受革命的斗争呢。他拒绝为我们向主席传达真实的情况。

叶剑英被疏散到湖南时,汪东兴一个电话赶跑了叶剑英,搞得叶剑英老泪纵横,然而,为了擒获四人帮,叶剑英主动联合汪东兴,并且在后来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给汪东兴说话,但是,汪东兴自恃有华国锋撑腰,以致于继续怠慢这位老谋深算的参座,最后终于自己吞下了苦果。

复出后的邓小平在谈及同四人帮在1974至1975年的斗争史时得到了党内的一致好评,而身为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则在中央党校公开讲:邓小平和四人帮斗争是有的,但是,怎么能和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相提并论呢?他不是被四人帮给搞掉了吗?如果不是华主席把他解放出来,他怎么会有今天呢?这种话传到邓小平的耳朵里,结果一定是可以预料得到的。

 

1977年中央讨论关于陈云的职务的问题时,汪东兴大唱反调,他说:毛主席早在1958年就说过陈云是小婆娘,裹足不前、魄力不足,是小资产阶级灵活性作祟,怎么能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呢?彭真、薄一波等人的专案被提及平反时,汪东兴说:彭真是独立王国的头子,薄一波早就是叛徒,平反了,我们党怎么办?毛主席的指示怎么办?世界怎么看我们?

量变终于发展到质变。1979年中央政治局召开帮助汪东兴等同志的组织生活会上,众位领导可谓是万炮齐轰汪东兴,陈云撇开缄默多年的习惯,第一个为汪东兴定了调子:东兴同志已经是走在了革命的后面,他不但不能为继续改造我们的党,发展我们的国家,修正以往错误的政策提供好的建议,反而一再干扰中央的决断,这样的同志继续在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显然是不合适的,全党同志也是不会答应的。

而会后形成的决议称:汪东兴等同志已经在新的历史时期犯有重要的错误,他们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显然是不适合的,也是不允许的,鉴于他们以往曾经做过一些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中央决定对他们的问题处理不扩大化。已经是刀下留人、网开一面的口气了。

汪东兴在听取了中央派陈云、王震找他谈话后,他唯一的表示就是:看来,华主席没有为我说一句话。他一心把华国锋再造成毛泽东第二,但是,他的苦心孤诣没有得到来自华国锋的回应,至少是没有强有力的回应,所以,他对此比较意外。

1976年的怀仁堂事变如果没有汪东兴的全力配合,华国锋、叶剑英是无法解决四人帮的,叶剑英此前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对警卫人员做了专门的交待,甚至做好了再次被打倒的准备。

可以说,汪东兴在关键时刻,不论是出自公心也好,私心也罢,客观上为铲除四人帮,开创中国20年的新局面做了一定的贡献,这是历史事实,也是不容抹杀的,也之所以其他三人后来完全从中央消失,而汪东兴继续保留了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和两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公开职务,按照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离休。也算是对他的功劳的基本肯定。

晚年的汪东兴的头脑还是那样一贯性,除了后来经常(在90年代后)和华国锋见面外,已经不再和其他人接触,更多的时间是出行游玩,偶尔写了一部回忆录,还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指责和批评,说他是为文革、毛泽东的错误翻案。国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很有背景的出版商多次邀请汪东兴撰写关于警卫中南海的回忆录,而且出价不菲,但是,一律遭到汪东兴的拒绝。

“华国锋同志当主席不适当”。陈云说:“那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国锋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提出,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在毕生的工作里头,加号是多少, 减号是多少。”

 

华国锋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经历了从显要到逐步降职的“淡出”的过程……对于华国锋来说,他的职务的最大变迁是在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在此之前,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全会总是由他主持。

然而,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公报上却这么写着:中央政治局常委胡 耀 邦、叶剑英、邓小平、赵 紫 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同志主持了会议。“中央政治局常 委……主持了会议”这样的提法,是中共中央历届全会公报上所没有过的。这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排名顺序,也是从未有过的,胡 耀 邦排名第一,而本来排 名第一的华国锋变成了倒数第一!

发生如此显著变化的原因,公报中是这么写的: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的结果是:胡 耀 邦同志为 中央委员会主席;赵 紫 阳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华国锋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 席组成,他们是:胡 耀 邦、叶剑英、邓小平、赵 紫 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习仲勋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也就是说,胡 耀 邦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央军委主席。

 

政治局召开9次会议解决华国锋问题

华国锋职务的重大变化,虽然是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才正式作出决定,其实早在半年多以前,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9次会议,专门讨论华国锋问题。

11月11日下午,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陈云讲了三点意见:第一点,揪出“四人帮”,是华国锋对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那时,华国锋“是负主要责任的”。但是,揪出“四人帮”以后,我们党没有能够实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这样的局面,使人“大失所望”。

第二点,“华国锋同志当主席不适当”。陈云说:“那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国锋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提出,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在毕生的工作里头,加号是多少, 减号是多少。加号指的正确的,减号指的错误的。我讲了一句,希望国锋同志珍惜已有贡献,就是说,不要随便丢掉已经有的这一点贡献。”

第三点,“我认为这件事不能再拖。十二大谁作报告决定下来,哪个当主席哪个作报告。”

到会的29人都发了言。大家在发言中肯定了华国锋的功劳,但是认为,华国锋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

《通报》向全党打招呼

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华国锋表示欢迎大家对他的批评。他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并要求在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

中央政治局同意了他不再主持中央工作的意见,但在六中全会作出相关的决定以前,他仍是中央的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宾。政治局还表示,六中全会将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他做中央副主席。

 

为了使党内军内高级干部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中央政治局决定把这次会议的内容通知省级常委以上的同志,并由他们向参加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四千名高级干部传达。并要求:“为了保证全党全国全军的安定团结,中央要求所有上述同志严格保密,绝对不得外泄。”

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这个《通报》向全党通报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所犯的“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还通报了中 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选举胡 耀 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也就是说,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早在半年多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已经决定,并已通报全党。

丁盛是有恩于华国锋的,那时的华国锋每遇大事常先征求丁盛的意见,对丁毕恭毕敬,但是在四人帮倒台后,华国锋为何突然对昔日恩人下手。其实早在1971年八九月间毛泽东视察南方时,特意当面点拨丁盛:你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

1955年,中南军区一分为二:广州军区由黄永胜任司令员,武汉军区由陈再道任司令员。黄、陈二人在广州和武汉军区分别任职14年、12年。

1968年3月,黄永胜上调北京任总参谋长。因黄永胜属意的丁盛(少将军衔)刚从新疆军区副司令员任上调到广州军区担任副司令员不久,且资历尚浅,直到1969年7月,黄永胜才免兼,丁盛接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也是一员勇将,曾在黄永胜任司令员的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中任师长,后任五十四军军长,入朝作战、西藏平叛、对印自卫反击作战都率部参加。名震川藏的“丁指”,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四野扎根的广州,是林彪的根据地,广州军区军政一把手丁盛、刘兴元同黄永胜关系颇深(一个是其爱将,一个是其亲家)。1971年八九月间毛泽东视察南方时,对林彪集团“五位大将”的检讨、对党内斗争、对“超天才”等多有谈论,还特意当面点拨丁盛:你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

丁盛、刘兴元二人对毛泽东语带深意的“敲打”既惊且怕。毛泽东打了招呼后,他们在广州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大会作了传达。

老巢不稳,惊恐的林家父子出逃时未敢南下广州,选择了一条不归的北逃之路。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来京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负责人时,专门表扬了广州军区:广州陷得深,我和他们谈了,他们很主动,回去后马上就开会,把我同他们谈的问题都讲了……

在处理林彪事件过程中,成都、武汉和广州军区被认为是问题较多、陷得较深的三个军区。中央对成都、武汉两大军区动作较大,但对广州军区“网开一面”。

 

毛泽东对丁盛、刘兴元还是继续重用。刘兴元调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丁盛不仅继续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还接下刘兴元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职务,成为华南地区大权在握的军队一号人物。1973年12月,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丁盛就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后被指“倒许”“批邓”甚为积极,“四人帮”被粉碎后,被解除职务。

这期间,广州军区经历了黄永胜、丁盛、许世友三位司令员。

四人帮倒台后 华国锋为何突然对昔日恩人下手

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打倒,举国欢腾。然而,就在人们翘首期待着彻底清算“四人帮”的罪恶、拨乱反正之时,却传来了与“四人帮”既无历史渊源、言行又格格不入的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成为“四人帮”的同党被“揪”出来的消息!丁盛在1974年之前曾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多年,这一消息在广州军区机关引起很大震动。我(迟泽厚 广州军区司令部离休干部)作为长期在广州军区机关秘书部门工作,对丁盛有所了解的人,更是深感惊诧,百思不得其解。

“英明领袖华主席”亲自点名

丁盛被定为“四人帮”同党,是由因领导粉碎“四人帮”而被称为“英明领袖”的华国锋亲自点名的。1977年3月24日,华国锋在中央军委座谈会全体会议上突然宣布:“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硬往‘四人帮’那里钻,他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叶帅再三告诫他,初犯从宽,再犯从严。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把他当成自己人,他到上海很隆重地接待他,他参与‘四人帮’在上海余党密谋搞叛乱。他的谈话有记录可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听了丁的谈话以后加紧发武器,发了7万多件,并急忙派人到北京来向‘四人帮’密报。一个大军区司令参与‘四人帮’搞阴谋,搞夺权,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有些了解华国锋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的人感到不解: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段时间军队权力极大,华国锋是靠广州军区“力挺”才在湖南站住脚的。

1970年,47军军长、湖南省革委会主任黎原因部队移防而调离湖南后,时任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卜占亚奉命去湖南“支左”,本可顺理成章接替黎原职务,但丁盛和军区政委刘兴元却力主由华国锋当一把手,卜占亚退居第二。丁盛是有恩于华国锋的。那时的华国锋每遇大事常先征求刘兴元、丁盛的意见,对刘、丁毕恭毕敬,有如下级对待上级。为什么如今时隔几年,华国锋竟会对丁盛说出这样的狠话来呢?

 

有的研究者对此的解释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今天的华国锋已经是全党的“英明领袖”,抚今追昔,想想当年他仰广州军区领导的那段经历,他心里大概会不是滋味的。不能期望他报什么恩,倒要谨防他找碴儿报复。历史上这种事情太多了。秦末最早起来造反的陈胜,曾对一起给地主干活儿的同伴说过“苟富贵,无相忘”这样仗义的话,可等他当了大王之后,穷哥们儿来投奔他,他却怕暴露自己的卑微出身,把来人杀了。

江青狠整三十年代上海滩的旧交,也是这样一种心态。华国锋除了整丁盛之外,还整了广州军区一大批干部,绝不是偶然的。再说,华国锋要整丁盛,也是有由头的。

1972年,华国锋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决心把卜占亚打上林彪“贼船”,要丁配合,丁却认为卜占亚即使有错误,也只是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便敷衍了事,让华很没面子。以后卜占亚屈打成招,丁盛却因毛泽东说了他的好话而逃过一劫。如今有了机会,岂可错过!

当然,要整丁盛的绝不止华国锋一人。起码,如果没有军内有力人士的点头、支持,华国锋不会有此胆气。

磨 难

被华国锋点名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撤职,抄家,无尽无休的拉往各处批斗,两次长达两年多的不说任何理由、没有任何手续的关押,妻子儿女被赶出军区大院……1980年之后,“英明领袖华主席”不再英明,他说过的很多话,做的一些决定遭到批判。但是,奇怪的是,他对丁盛的定性,却被不走样地继承下来。

1980年开始的“两案”审判,丁盛名列其中,但不算主犯,所以没有出庭。11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丁盛的起诉书称:“1976年8月,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在延安饭店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作了半夜密谈。丁盛说:‘我最不放心的就是60军’,‘这个军我根本调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你们要有所准备’。马天水……随后突击发枪74220支、炮300门、各种弹药1000多万发,为发动武装叛乱作了准备。”

 

据说,起诉书的材料来自“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的供词。我看后的第一感觉是:荒唐、幼稚,丁盛怎么能讲出这样没水平的外行话来!

稍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建制部队的调动大权集中于中央军委。对像丁盛这样的大军区领导而言,只要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哪个部队都能调动;未经中央军委批准,哪个部队也不能调动。因此,不存在哪个军调得动、哪个军调不动的问题。

我尤其奇怪的是,起诉书为什么偏偏提到60军?要知道,60军在南京军区所属的几个军中,在历史上并不是很强的部队。倘若起诉书认定丁盛真的讲了60军他调不动这样的话,这可算是对这个军的褒扬,那么,反过来岂不是说南京军区的另几个军,其中包括鼎鼎大名的“硬骨头六连”所在的第1军,倒是可以放心,可以调动他们参加“四人帮”的叛乱吗?这岂不是在政治上对另几个军的的莫大的侮辱吗?

这个起诉书的材料虽然经不起推敲,但其执笔者在其他方面还是颇有心计,颇下功夫,可算是一个老到的刀笔吏。如丁盛明明是到上海一带做战备勘察后住进延安饭店,马天水等人是偶然得到消息去做礼节性拜访的,但他却写成“……丁盛到上海,在延安饭店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作了半夜密谈”,笔尖轻轻一转,就变成丁盛是专门去上海与马天水等人密谋了。丁盛与马天水等人这次会面前后不过一个小时,当时丁盛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时任南京军区政委的廖汉生都可作证,起诉书则写成“作了半夜密谈”!好个“半夜密谈”,要多严重有多严重!

又过了1年零8个月。1982年7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才对丁盛下达了一个《免予起诉决定书》。决定书完全肯定了1980年起诉书中所列的丁盛罪状,“已构成策动武装叛乱罪”,而且“经审查核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只因为丁盛是“从犯”,于是“决定免予起诉”。

《免予起诉决定书》对丁盛“罪状”的表述与《起诉书》略有出入,引人注目的是这样两句: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丁盛)他们谈了在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丁盛还表示:‘我是准备杀头的’”。

这两句话分量很重,对丁盛投靠“四人帮”的决心表述得淋漓尽致,但是,却又引起我的一连串疑问。这里最大的疑问是:

丁盛与马天水等人素昧平生,政治上丁盛对他们毫不摸底,特别是徐景贤和王秀珍,还是为丁盛所鄙视的“造反派”,他们又没有预先串连,丁盛凭什么对他们竟会一见倾心,冒冒失失,不惜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作筹码,毫无顾忌地同他们密谈“打内战”的问题呢?难道他不知道,从古到今,窃议最高领导人(古代是皇上)的身后事,都是要命的弥天大罪吗?

“免予起诉”自然是宽大处理,但就性质来讲,仍属刑事犯罪,行政和党纪处分那是免不了的。职务早在1977年就没有了,决定书下达之后,接着是命令“退出现役”(有人干脆称之为“开除军籍”),交地方安置,开除党籍。原有的物质待遇自然都没有了,每月只发生活费150元。把丁盛交地方安置,也是有条件的:沪宁线不行,回广州不行,北京更不能去。争来吵去,直至1984年7月才把他交给了南昌市老干局的一个干休所,而且不得随带子女。

由于心情不好,生活、医疗条件又差,1984年9月18日,丁盛在去医院看病途中,突然心脏病发作,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他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多年来遭受的无数屈辱郁积心头,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这个打了半辈子仗、人称丁大胆的老兵,竟然如江河决口,失声痛哭!在场者无不凄然。他认为自己不能这样糊里糊涂地揹着黑锅死去,他还是相信组织,相信共产党,他给中共中央发了一个电报,要求派人来听听他的最后陈述。总算不错,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纪委各来了一位处长。听了丁盛的陈述,两位处长也为之动容,却爱莫能助,只能答应回去后如实汇报。丁盛的病情日益严重,到了10月间,终于同意他回南京治疗。军队医院不能住,他被安排住进了铁路医院。

漫漫申诉路

丁盛是个性情刚烈的人。文化大革命中,虽然他也在风口浪尖经受了不少磨练,吃了不少苦头,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人会把“参与政变阴谋”的罪名加到他的头上。他困惑,他委屈,他愤怒,他豁出去了。他从不认“罪”,他奋起抗争。他同每一个要他交代问题的人吵,对着干。以后感到这样做没有什么用处,就横眉冷对,不理不睬。他写过许多申诉,但都是泥牛入海。笔者也介入了丁盛的申诉活动。

 

我与丁盛其实并没有很深的历史渊源。1949年8月,我所在的四野第48军解放赣西南地区后,军主力奉命就地驻防剿匪。这里是丁盛的家乡,当地一些群众向我提到他,我才知道有个丁盛。此时他是45军135师师长。1960年,丁盛率由44军和45军整编而成的54军主力在西藏平叛,恰巧我也参加了这场斗争,才第一次见到他,并有过短暂的交谈。1968年春他从新疆调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一年多后任司令员,我先任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科长,后任办公室副主任,才与丁盛有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係。

我从1951年开始做秘书工作,1953年调中南军区司令部。几十年间,除当过几年作战参谋外,一直在秘书部门围着领导转。几十年的秘书工作经历使我得出一个结论:领导干部的活动,从工作到私生活,很难逃出一个尽职尽责的秘书或秘书部门的眼睛。以我对丁盛的了解,从一开始我就对加在他头上的罪名深感怀疑。及至看了他的“罪证材料”,更感到难以令人信服。

1988年8月,我回山东探亲,在烟台意外地与丁盛夫妇相遇。他们住在一个老战友的孩子家。我与丁盛进行了一次长谈。我问他:定案材料中讲,他曾于1976年8月8日对“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讲,60军“我根本调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激动地说:“根本就没这回事!60军是我到南京之后,为了战时加强长江口的防御,经我提议,报中央军委批准,才从江北调到沪宁线的。如果我指挥不动,为什么要自找麻烦?”如果不是心存偏见,应该承认丁盛讲得确有道理。

定案材料又讲,“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听了丁盛关于他指挥不动60军的谈话之后,便给他们控制下的民兵突击下发了大量武器弹药,准备发动武装叛乱。材料的炮制者竟然没注意到,1976年12月10日发出的中共中央文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中,早已认定“今年(1976)6月,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后,王洪文多次催促上海市某些领导人给上海民兵发武器弹药”。可见此事早在所谓丁盛关于60军的谈话之前两个月,“四人帮”就已作了决定,现在却又扣到丁盛头上,露了大马脚。这种造假水平实在太低,用一句山东话讲,是顾头不顾腚啊!

听了丁盛本人的陈述和研究了若干材料之后,我感到对他的定罪材料存在着很大的任意性,破绽百出;而且对丁盛这样处理,并不是对他一个人的问题。我有责任帮他把此事弄出个究竟。

 

1989年冬,丁盛来广东,先到深圳他女儿克西家住了一段时间,春节后应广州军区原副司令员杨梅生的遗孀刘坚和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维英之邀,又到广州住了一段时间。1990年2月27日,在李维英处,丁盛夫妇、李维英夫妇、丁盛的老秘书陈宏康和我,一起研究了丁盛的申诉问题。大家得出一个共识:解不解决问题在你,但不可中断、放弃申诉,即使申诉无用,“立此存照”也好。随后,由我执笔写了一份《我的申诉》,针对《免予起诉决定书》所列罪状,逐条进行了辩驳。

丁盛夫妇去了北京。丁盛先是找中共中央组织部,以后又找中纪委、军委总政治部。几个部门似乎都有权力、有责任管,又都有理由不管,跑了几个月,没有一点结果。最后他不得不去找他的老上级、十大元帅中唯一在世的聂荣臻元帅。这年聂荣臻已是91岁的老人。聂荣臻元帅办公室负责人周均伦很同情丁盛的遭遇,亲到丁的住处看望,建议丁盛给这位老帅写个报告。随后,周均伦拿着丁盛的报告向聂荣臻汇报了丁盛的问题。

聂荣臻对丁盛在战争年代的表现和解放后的工作成绩都给予很高评价,但对丁盛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情况,则因他在1967年后被打成“二月逆流分子”基本没有工作而知之甚少。他采取了客观、负责的态度,交代周均伦以他的名义把丁盛的报告批给中央军委的一位副主席和军委秘书长,请他们认真受理丁盛的申诉,弄清情况,按照党的政策作出适当处理。丁盛得到消息,不胜欢喜,但他苦苦等了一个多月,却再无下文。以后他了解到,军委这两位领导人根本没把聂荣臻的批示当一回事,其中一位还口出不逊,说是“多管闲事”!倘若聂荣臻当时还在台上,事情肯定不会是这样了。

这件事让丁盛受到很大刺激。元帅批了都不管用,在北京住下去已经毫无意义,而且北京的天气也冷起来了。他应在天津的一些老部下的邀请,又到天津住了几天,到民权门和金汤桥一带默默凭吊了当年攻打天津时牺牲的烈士,便又两手空空,悄然返回深圳的女儿家。

不愿解铃的系铃人

沉寂了几年,丁盛决定继续申诉。笔者同他一起分析了形势:要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其复杂处就在于他被扯入了一个集团案,整个集团定性未变,他的问题很难单独解决。因此,要有长期思想准备。

 

但是,如何申诉,还是大有文章可做。我注意到,丁盛的定案材料只有一条罪状,即由于他讲了60军不听指挥的话,结果导致“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加快准备叛乱。而此事据说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受审查时交代的。我想了一个“釜底抽薪”的方案:如果能让三人中的一人讲出他们当时是如何编造出这个口供的,岂不就可以从根本上推翻对丁盛的指控了吗?由于马天水已经死亡,而王秀珍是个工人,我建议从徐景贤身上突破。丁盛赞同我的意见。

1998年4月14日,我先给上海一位作家写去一信。这位作家以写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重大事件内幕和风云人物秘闻而蜚声文坛,他与徐景贤是老关系,我与他有一面之交。由于不知道徐景贤的通信地址,给徐的信需请他转交,同时也希望他和徐先通一通气,做做徐的思想工作。信发出后不到一周,我又托去上海出差的一位熟人去拜访这位作家,着重就如何给徐景贤写信问题向他求教。这位作家表示愿意帮忙,并就该如何给徐写信提了很好的建议。

5月,丁盛按照作家的提示给徐写去一信,请作家转交。徐景贤等人的“证词”让丁盛毁掉了一生荣誉,饱受磨难,但丁盛在信中却表现了极大的宽容大度。他先是对徐热情问候,然后讲了他的现况,最后才恳切地提出希望徐景贤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说明关于丁盛的那段口供或曰“证词”的来历。信中写道:“如前所述,给我定罪的由头是1976年8月8日我同你们三位的会面与交谈,而惟一的证据则是所谓你们三人的‘证词’。

同样,这‘证词’又成为拒不受理我申诉的挡箭牌。我深知你们当时的处境,倘若真有什么‘证词’,也不难想见它是怎样产生的,其责任并不在你们。实际上对我的处理早已内定,有没有你们的‘证词’,其结果都是一样的。”丁盛在同时写给那位作家的信中,除对作家的热心表示感谢外,并提出如认为他给徐的信有何不妥,可以指出,退回重写。然而,信发出后,徐景贤却未回应。

2000年春,我去大连看望我的入党介绍人,曾目睹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程摶九同志。归途我特意在上海停留。5月20日上午,我去拜访那位作家,专谈丁盛问题。他说,收到丁盛写给徐景贤的信后,便经由徐的小女儿将信转交给徐了。作家说:“丁司令(他确实是这样称呼的)的信写得很明白,徐景贤看后也会认真考虑的。”但是,“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现在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是不会为丁司令员作证的。

 

他知道,如果现在由他出面来推翻他原来的供词,那会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如果是由组织出面,比如中央组织部收到丁司令员的申诉后向他作调查,那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会一五一十地把问题讲清楚。”“这个人很聪明,可惜太聪明了!”“听说他现在正在写回忆录,不知道他会不会提到这件事。”“他虽然已经恢复了公民权,但是仍由市××局×处管着。”最后,这位作家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丁司令员的问题,只有一个人可以解决——胡耀邦。可惜他死了!”

我认为这位作家对我这个新交的谈话是坦诚的。我提出,想争取和徐景贤直接谈谈。他把徐景贤女儿的电话告诉了我。我随即给徐女士打电话,说1969年开“九大”时我曾同她父亲打过交道,也可算是旧交,我定于22日离开上海,希望走前能看看她的父亲。第二天,徐女士来电话告诉我:他父亲和几个朋友到郊区去了,可能当天不能回来!

事情果如那位作家所料。既然他有顾虑,不肯见我,岂能勉强?罢了!

2004年,徐景贤在香港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十年一梦》。他自称此书是“忠实于事实,对历史负责”,却对他在江青、张春桥等人指使下干的坏事极尽洗刷、粉饰之能事,并多有讹误。如书中讲:“九大”期间,上海代表团仅于三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在住地京西宾馆对陈毅元帅批斗了两次,即听从周恩来的劝告“适可而止”。这是公然撒谎,实则对陈毅的批斗几乎贯穿“九大”的始终。他把时间、地点也弄错了:“九大”是四月一日才开幕的;上海代表团也不住京西宾馆,而是与我所在的广东代表团同住北京饭店。对丁盛问题,他在“特别法庭”上所作的“证词”中承认曾与丁盛有过“密谈”。而奇怪的是,在正文中却根本未提此事。这么一件关乎他和丁盛命运的大事,岂能疏忽遗漏?正如那位作家所说,这人“可惜太聪明了”!

总算有了一个“窝”

丁盛时断时续的申诉,也不能说没有一点结果。在物质待遇方面还是多少有些收获。

1993年8月2日,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向南京军区发出通知,将丁盛的生活补助费每月增加50元;可以享受与当地退休干部相同的生活补贴和与当地城镇居民相同的价格补贴;医疗由军队按正师职干部安排。

 

1995年,经中纪委和军委纪委协商,决定将丁盛收回军队,由广州军区接收安置。广州军区为丁盛在军区司令部干休所安排了一套师职离休干部住房。从此,丁盛夫妇结束了长达十几年的漂泊生涯,终算有了一个“窝”。

丁盛在生活上一向比较随便,随遇而安。自从遭整之后,在政治上他不服,他愤怒,他抗争,但是在生活上,他却努力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过去他是不管家的,也不需要他管。现在,凡是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什么都干。1984年10月之后,丁盛因病从南昌回南京治疗,以后几年大部分时间便与妻子儿女们住在一条小巷内的一栋旧民宅里。当地居民经常看到一个70多岁的老人,提着篮子出入菜市,买些便宜菜。不久,大家便知道这是原来的南京军区司令员,是个老红军、老将军。有的邻居和他攀谈,感到这个老头儿很和善,很随和,怎么看也不像个坏人。有人叫他“丁司令”,他赶紧摆摆手说:“咳!别这么叫,我现在不是了,叫老丁。”

丁盛治军很严,但平时关心爱护干部,尤其关心下级疾苦,这方面口碑很好。他遭整后,54军和原45军曾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干部,几乎没人相信老军长会干起诉书所指控的那种事情。过去一些与他没有联系的老部下,在他遭难之后,反而通过多种渠道与他联系,有些人还邀请丁盛到他们所在城市走走看看。

54军和原45军在解放战争时期从东北打到两广,不久后参加朝鲜战争,回国后改隶成都军区,参加了**平叛和中印边境作战,以后又先后转隶武汉、济南军区,因而全国很多地方都有54军的转业干部和离退休干部。丁盛应老战友和老部下之邀,与妻子一起到过不少地方。每到一地,探访者应接不暇。在北京和天津、昆明、重庆等地,因为要来看望的人和丁盛要回访的人太多,便有热心人组织聚餐会,北京的聚餐会竟然到了近200人。

有的人与丁盛分别几十年,见到当年英姿焕发干练豪放的老首长,如今历经磨难,竟像是换了另一个人,无不为之黯然。丁盛夫妇要走了,大家争着为他筹措路费。有些早年转业的基层干部,生活相当困难,也一定要凑几块钱,表达一点心意。丁盛曾多次对熟人讲,他晚年有三靠:一靠妻子儿女,二靠组织,三靠老战友。前两靠不言而喻,第三靠丁盛感受最深。

这些当年同生死共患难的伙伴,在他遭难之后,不仅在生活上关心他,而且在政治上继续信任他,大家不相信他会参与“四人帮”的阴谋活动。老战友、老部下对自己的关心和信赖,使丁盛得到极大宽慰,更激励了他为讨还政治清白而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一讲起同这些老同志的深厚情谊,丁盛就满怀深情,激动不已。

丁盛的第一靠是靠妻子儿女。在精神和生活方面,他确实一直得到妻子儿女的极大关爱,但在经济方面,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他是指靠不上的。丁盛被点名批斗之后,还没等到正式处理,他的妻子儿女便都受池鱼之殃,几个孩子或转业,或下放,全家在经济上顿时陷入困境。上世纪80年代丁盛那150元的生活费,他要用于安排全家生活。他要尽量省钱。1993年8月,他和妻子乘火车从济南回南京,嫌软卧太贵,买了两张硬卧。是老式的三层硬卧车厢,售票处按惯例卖给他们一上一下。丁盛让妻子睡在下铺,他费尽气力,战战兢兢地爬上爬下。到南京后,又是连日酷暑难耐,这年他整80岁,哪能经得起如此折腾!结果大病一场,差点儿送了性命。这种日子,对一个过去的大军区领导人来说,心中会是什么滋味?

1995年4月,我受命为一位开国上将作传,去深圳采访住在女儿家中的丁盛。此时丁盛的几个孩子通过自身努力,都有了比较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全家经济状况明显改善。采访完了我要离去时,丁盛起身从窗台上拿来一个装有许多硬币的罐头盒子,对我说:“你坐公交车,车上不找零,你拿点零钱去。”他夫人在一旁说:“深圳上车7毛钱,实在别扭,还不如干脆像广州那样,收1块钱算了。”丁盛听了一本正经地说:“我就不同意你的意见,我就不嫌麻烦,还是愿意省这3毛钱。”他的话让我感慨万千。有句俗话:“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没有过过苦日子的人,是不会有丁盛这种感受,说出这样话来的。

丁盛在军区司令部干休所安家之后,物质生活有明显改善,心情也舒畅了许多。这里毕竟可算是他的“老家”——广州军区的前身是第四野战军,再往前追溯,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115师,红军时期是中央红军。丁盛一参加革命就在中央红军。说是宗派、山头情绪也罢,怀旧也罢,军人对老部队都怀有特殊感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到一个没有一点历史渊源的新环境和在老部队的感觉是大不一样的。

特别是这个干休所的离休干部,大部分是丁盛任军区司令员时的司令部机关干部,丁盛对其中许多人都很熟悉,彼此可谈的话自然很多,也不必互相戒备。丁盛喜欢下象棋,情报部的一位副部长是和他经常交手的棋友,两人有时一下就是半天,杀得难分难解,旁边还经常围着一圈为两边支招的人。干休所领导自然也了解丁盛的情况,对他尽可能给予一些照顾。

1999年初,干休所建成一栋30层新楼。新楼各方面的条件都比丁盛住的房子要好。干休所又把他安排到新楼。丁盛对新房十分满意,他最喜欢的是主房的南面有个大阳台,夏天可以乘凉,冬天能晒太阳。他在阳台上摆了一个茶几和一对沙发,经常和夫人在此小憩。他曾对我说,他住过很多房子,但他最喜欢的是两套,一套是他当军长时在重庆住的,再就是这一套。这套房子设计合理、适用。

 

最后的关怀 最后的遗憾

为讨还政治清白而坚持斗争、苦苦等候的丁盛,忽然得到北京一位老友传来的喜讯:丁盛的老首长、“两案”审判时担任特别检察厅厅长的黄火青,决定亲自出面请求为丁盛平反,要丁盛立即赴京,面商有关事宜。丁盛兴奋不已,立即和妻子赶往北京。

抗日战争末期,丁盛曾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当时黄火青是党校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黄火青曾兼任热河军区政委,丁盛是热河军区下属一个军分区司令员;稍后,黄又任冀察热辽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丁盛是这个军区的一个旅长。新中国成立后,黄火青专做地方工作,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东北局书记处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对“两案”进行审判时,他被指定为“特别检察厅”厅长。在认真看了对丁盛的起诉材料后,他认为证据不足,建议不要把丁盛列入起诉名单。但是,他的意见被否定。

见到关心自己的老首长,丁盛格外激动。黄火青是一个律己甚严而又和蔼可亲的老革命家,他过着恬淡简朴的生活,屋子里摆的还是几十年前公家配的旧家具。这年他已是98岁的老人。

黄火青简单地问了丁盛的一些近况,便很快转入正题。他说,虽然他已很久不工作了,但是还一直记挂着丁盛的问题。他对丁盛的遭遇深感同情和惋惜。他表示,将尽最大努力,争取使丁盛的问题得到合理解决。他给丁盛出了个主意:当时正值印度进行了核弹试验,又在中印边境炫耀实力,丁盛曾在1962年参与指挥中印边境战争,对中印边境地区和印军情况比较了解,不妨给中央军委领导写个报告,先对加强中印边境战备建设提出建议,然后再顺便提出自己的申诉。报告由他转呈,他也写个报告,提出对丁盛问题的处理意见,一并上报。估计这样比较容易引起领导人的重视,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丁盛随即按照黄火青的指点写出报告。考虑到报告的文字不宜太长,丁盛对加强边境战备建设问题写得比较简略,而另写了一份《对当前中印边境斗争的几点建议》,作为报告的附件。丁盛在报告的申诉部分,扼要地谈了他当前的困境,“今年85岁了,右眼失明,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甲亢病,生活不能完全自理,老伴又是一个老病号,动过5次手术。多年来,全靠子女和战友们接济生活。”他恳切表示,自己“热爱党,热爱军队”,“希望能回到党和军队中来,在有生之年能解决党籍军籍问题,并提高一点生活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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