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骨灰上三起三落” 印尼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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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犀乡论坛

在苏哈托的挑拨下,印尼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排华风波,当地狂热的土著居民不光对印尼共残酷屠杀,连带着将印尼当地华侨房屋、商店、工厂等合法财产抢劫一空,并付之一炬,大街小巷遍布华侨尸首,无数侨民头颅被印尼土著割下来挂在了路旁示众,任由苍蝇叮咬、腐烂。据统计,从1965年底到1966年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印尼上百万人死于事件的风波。当时流经雅加达的梭罗河水面上,漂浮着许多尸体,河岸被血污浸染。遇难的不仅有共产党员,还有他们的亲属甚至同情者,许多与此毫不相干的人也被以相同的理由屠杀。

 

 

1965年,世界第三大共产党的“非自然死亡”

作者:乌鸦校尉      2021-10-20

 

一提起“印尼”和“屠杀”,大多数中国人的反应应该是1998年惨绝人寰的印尼屠华暴动。

但最近英国媒体披露的英政府解密文件,将人们的视线再倒转30年,那是1965年发生在印尼的规模更大、更为残酷的大屠杀。据统计约100万人死于这场屠杀。

而这次事件更是彻底改变了印度尼西亚这个国家的历史进程。当年的世界第三大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以下简称印尼共),一朝覆灭。印尼也就此开启苏哈托30多年的亲美英反共独裁统治。可以说,没有1965年的这次事件,也就不会有1998的排华大屠杀。

拥有300万党员,2000万同情者的印尼共,为什么如此轻易地轰然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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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共的创立,比中国共产党还早成立一年。

当时的印尼,长期受荷兰殖民统治。在反抗殖民者的过程中,1914年5月,印尼创立了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1920年5月,联盟通过决议,改名为东印度共产党。1924年,又更名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印尼共并非在温室里长大,相反,他们遭遇的风雨挫折十分残酷。总结下来,有人称印尼共“在骨灰上三起三落”,有人称印尼共经历了“三次白色恐怖”

1926年,印尼共发起反对殖民者的武装起义,但寡不敌众,加之组织分散各自为战,起义很快失败。一万多名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被逮捕。党的领导骨干,一些在战斗中牺牲,一些在殖民者的绞架下就义,一些遭流放。

此后印尼共的斗争转入地下,先后进行反对荷兰殖民者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成为印尼民族解放运动的一支主力力量。1945年8月17日,印尼宣布独立,印尼“国父”、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苏加诺出任总统,共产党的活动也转为公开。

但名义上的独立并未换来太平,殖民者贼心不死,英国人前来干涉,荷兰人也大举反攻。印尼共带领群众,奋起抵抗,一度建立了自己的武装。而且由于印尼共的出色表现,党的领导人沙米尔.沙利佛丁还曾出任印尼政府总理,有的党员成为共和国武装部队的指挥员。

但殖民者明着不好打,还有暗箭伺候。1948年7月,美国、荷兰和当时印尼哈达政府代表,在东爪哇秘密集会,策划反共。9月,爆发了骇人听闻的“茉莉芬事件”

时任印尼总理兼防长默罕默德·哈达

事件中,印尼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捕者达3.5万人,其中1万人惨遭屠杀,印尼共总书记慕梭战死,党主席沙佐诺、副主席达尔斯曼被俘,在刑场上壮烈牺牲,34名中央委员,大多数被杀害。

事实证明,印尼政府的举动相当愚蠢,纯粹是自毁长城。把当时最具战斗力的印尼共打掉,仅仅三个月后,无所顾忌的殖民者卷土重来,长驱直入占领印尼首都,逮捕了总统苏加诺和副总统哈达。

危难关头,很多被关押的共产党员纷纷设法逃出监狱,奔赴战场,再次同殖民者开展作战。在印尼人民的斗争下,荷兰人只得同印尼达成和约,到1950年8月,印尼完全脱离荷兰的殖民统治。印尼共也得以重生。

1951年,再次重建起来的印尼共,其高层核心班子中,竟没有一人超过三十岁,年仅28岁的D.N.艾地出任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反复遭遇“毁灭性打击”却能一次次吸引年轻一代加入队伍,这证明在当年的印尼,追求进步、向往共产主义,是有相当社会基础的。

此后的印尼共,似乎攀上了一条通往成功的高速路,只是他们当时未曾想到,顶峰的前方是万丈悬崖。

1950年开始,印尼共与苏加诺政府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也让共产党的势力得到“光明正大”的大踏步发展。党员数量从1952年初不到7000名,到1954年就增加到超过15万人。此外,它属下的工会联盟——印尼总工会(SOBSI)成为全国最大的工会组织。

它在1955年的普选中,获得了百分之十六的选票,而在两年后的地方选举中,它在中爪哇成为最受欢迎的政党。在1965年的事件发生前,印尼共党员数量达到300万(一说350万)人,同时还拥有300多万人民青年团团员,350万工会会员,850万农民阵线会员,还有几百万妇女协会会员(以上几个群体成员有部分重叠)。而当时的印尼总人口,刚刚突破一亿大关。

由此,印尼共成为世界第三大共产党(仅次于苏共和中共),也是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大共产党

大好形势之下,印尼共对“不经暴力夺取政权”相当自信,认为自己走出了一条其他无产阶级政党都没能成功的新道路。

早在1954年印尼共的党纲中就写入了:“印尼共产党已经参加并将积极参加议会斗争。……没有在党内也没有在党外宣传过,搞社会主义必须走向流血和内战。”而印尼共总书记艾地1956年参加苏共二十大更是推波助澜。

赫鲁晓夫主持的大会上,除了批判斯大林,还否定了列宁“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的理论,认为在一些国家通过议会的道路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斗争的激烈程度,使用或不使用暴力,这与其说是取决于无产阶级,不如说取决于剥削阶级的抵抗程度,取决于剥削阶级自己是否使用暴力”,苏共二十大上这句话,日后成为了印尼共覆灭的一个注脚。

1959年印尼共六大通过的新党章,第一次写上了和平过渡、议会道路的内容。

这也不能怪印尼共沾沾自喜,当时国内外舆论都认为,共产党和平夺取印尼国家政权只是时间问题。艾地曾骄傲地公开宣称:“在世界各国共产党中,印尼共产党是最有权威谈‘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个党,因为印尼共产党参加了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政府,而且具有实行各项政策的实际潜力。”

艾地

为了扩大自己在议会斗争中的社会基础,印尼共着力于剔除掉共产党身上“好斗”、“革命”的标签,要塑造自己的无害化的形象,甚至到后来,都有点“不像”共产党了。

比如1960年代印尼共的指导思想居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替换为了苏加诺总统的思想!

苏加诺此人具有不俗的理论素养,1926年,他提出了著名的三元(即民族主义、伊斯兰教、马克思主义)联合理论;后来又发展为“纳沙贡”(印尼语“民族主义”、“宗教”、“共产主义”三个词的词头)思想;在1945年的《独立宣言》中,他又提出了建国五原则,即民族主义,人道主义,民主协商、社会公正和信仰神道。

1956年开始,印尼共中央就开始把马克思主义跟苏加诺的三元联合理论相捏合;到1964年10月,领导人艾地竟这样描述党的总路线:“通过以工农为支柱,以纳沙贡为核心,以建国五原则为思想基础的民族阵线,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走向印度尼西亚式的社会主义。”

1965年4月,印尼共45周年党庆,注意是党庆而不是国庆,会场到处并排悬挂苏加诺和艾地的画像。其中的不妥连在场的日本记者都禁不住吐槽:印尼共的独立性何在,共产党和苏加诺总统的形象,到底有什么差别?

诚然,苏加诺是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但共产党直接奉资产阶级的思想为圭臬是何等的离谱?你能想象中共用三民主义替换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魔幻场景吗?

最为扯淡的是,印尼共一心要搞“议会斗争”,可是实际上1960年代,这个“战场”根本就不存在。

1956年,苏加诺发表“埋葬政党”演说,提出“有领导的民主”概念,解散了国会。

是的没错,从那时开始到9.30事件,印尼压根就没有什么议会选举。更离奇的是印尼共完全支持总统的决定,好么你要坚持“议会斗争”夺取政权,现在斗什么呢?

而醉心于和平议会斗争的印尼共,完全丢掉了应付非和平道路可能性的准备,事实上放弃了武装斗争,也没有打算建立一支由自己掌握的人民军队。

因为在他们看来,“人民军队”已经存在,他们把印尼共和国武装部队当成了“人民子弟兵”来看待。1959年印尼共六大艾地明确提出,“印尼共和国武装部队是人民革命的亲生子”。1962年他又自信满满地表示:“印尼共产党并不反对印尼国民军。如果举行大选,我确信,印尼共产党将在国民军中获得大部分选票。”

所以,有什么必要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呢,这不是已经有了吗?印尼共高层称之为“两位一体”,艾地高呼:“每个印尼共产党人必须贯彻这一口号:印尼共产党和印尼国民军两位一体万岁!

但实际上,此时印尼的社会阶级矛盾其实已经相当尖锐了。

印尼当时的社会阶级状况有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以总统苏加诺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其实力量相当薄弱,在实现了国家名义独立之后,也没能建立起资本主义工业,在国家的各政治势力逐鹿中,仅仅能依靠苏加诺等人的个人威望,而缺乏实质的势力保障。

这就使印尼的军队,形成相对独立的政治势力。一定程度上,印尼共在政治上的最大敌人,正是来自他们自认的“亲生子”。

印尼共一心要为自己打上“无害”的标签,但暗地里,已经有多支枪口瞄准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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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印尼民族资产阶级的薄弱,实际缺乏政治势力支持的苏加诺,也确实对印尼共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他明确说道:“我是共产党人的朋友,因为共产党人是革命者。”1965年5月他又讲,“没有共产党帮助,印尼永远也不能作为第一流的大国出现”,“我爱印尼共产党,把它看成我的兄弟”。

总统和印尼共的亲密关系让印尼右翼势力特别是陆军中右翼势力恨得牙痒痒,陆军中一些亲英美的高级将领搞了个“将领委员会”,密谋搞个政变,把苏加诺赶下台。

1965年9月21日,由40名陆军高级军官组成的“将领委员会”秘密集会,并从首都雅加达以外秘密调遣军队,准备于10月5日建军节时发动政变。

但这些阴谋活动意外被忠于苏加诺总统的卫队长翁东中校知道了,翁东联合陆军战略预备队加里曼丹第四军区司令苏帕佐准将和陆军上校拉蒂夫等,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绑架陆军主要领导人,挫败政变图谋。

9月30日夜22时,“将领委员会”发动军事政变的前夜,翁东等人采取了行动。7辆卡车装满身穿总统卫队服的武装士兵从哈林空军基地出发,次日凌晨到达雅加达,然后分赴7名陆军将军的寓所进行搜捕。

翁东

结果,陆军参谋长雅尼中将、潘贾伊坦中将和哈约诺少将被打死,苏普拉普托少将、帕尔曼少将和苏多佐准将被绑架到了哈林空军基地,后来遭到杀害。只有纳苏蒂安将军一人翻墙逃匿。

 

看着是成功了,挫败了“将领委员会”的政变企图,但是,翁东却漏掉了一个最重要的人: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

时任印尼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少将

10月1日,当苏哈托得知7名陆军高级将领被杀或遭绑架后,立即召开参谋部会议,称翁东等人“发动政变,用暴力手段夺取国家政权。这些肯定是印尼共产党策划的”。会议决定由他统一指挥反击行动。

 

第二天苏哈托拒绝了苏加诺总统关于政治解决危机的要求,并迫使苏加诺任命他为负责恢复治安和公共秩序的部长和陆军司令。之后,陆军很快攻占了哈林空军基地,“930运动”还不满一天就以失败告终

翁东中校被带到法庭

印尼共经营多年的无害化形象,在军事独裁者的舆论机器面前是那样的不堪一击,被瞬间撕碎

苏哈托集团或伪造印尼共机密文件,或弄几支枪,几颗手榴弹,派人藏到已逃亡的共产党员家里,然后让军队带上记者去到现场搜查、拍照,再把这些假证据登到报纸上,以激起人们对共产党的愤恨。一时之间,各种媒体上每天都是这种离奇古怪的新闻,让人们感到共产党真是坏透了,是十恶不赦的恶魔。

随之,“惩罚”、“屠杀”变得“正义”。

当年10月8日,雅加达召开了50万人的大会,游行队伍焚烧了印尼共总部。之前还备受群众爱戴,拥有众多同情者的印尼共,转瞬之间就成了人民之敌。

其实彼时苏哈托手中的力量也没有那么强大,一个陆军伞兵突击团让他调来调去。但对面的共产党在被污掉了信誉之后,那才叫真正的一无所有,苏哈托甚至根本无须调动大队人马,通过通过宗教团体、流氓组织就能将印尼共屠戮殆尽。

此时的印尼共像是毫无准备的没头苍蝇,幸存者后来对事件的回忆文字中,看似写了一大堆,字缝中却只能读出三个字来——苏加诺!

正如研究者指出的,“一个被驱散和震慑的领导层,看来已完全失去能力来集合党的力量,或应付自己党员被大批杀害的局面。(印尼共)领袖坚持把摆脱困境的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苏加诺身上,自己却匿藏起来,致使失去实际活动的能力”。

然而正如前面说到的,苏加诺拥有的只是个人威望,而缺少真正的政治实力,此时已是自身难保,哪里顾得上来救共产党?

就这样,一个坐拥300万党员的大党,毫无抵抗地灭亡了

1966年,印尼雅加达的反共青年聚会

当年11月中旬,苏哈托发出一道紧急、详细的命令,要求全国各军区从“肉体和意识形态上”摧毁印尼共。几个月间,大白天每天都有大批的革命者被拉出监狱,公开屠杀;一到晚间,陆军官兵便在各地纷纷出动,把一批又一批共产党人和嫌疑分子从牢房里提出来,用卡车运到野外,排列成行,残酷地加以杀害,妇女、儿童,乃至婴儿,都不放过。

一些满口“真主”、“上帝”的所谓宗教徒,居然为了杀人举行宴会。革命者被绑在酒席宴前,宾主肆意狂欢戏弄。酒足饭饱后,主人邀请每一个客人砍下一名受害者的人头。在东爪哇农村,最凶恶的刽子手是由陆军训练的宗教团体安索尔青年团屠杀队。他们手里拿着名单,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到处抓人,抓到就用镰刀和甘蔗刀砍杀。

据统计光是印尼共产党员,就有25万人遇害。1965年12月,印尼共中央主席艾地,由于身边出了叛徒,住处暴露,在中爪哇被印尼陆军逮捕,旋即遭到杀害,牺牲时年仅42岁。

苏加诺被软禁了,印共被干废了,此时,一手遮天的苏哈托又进一步把打击对象扩大化

 

他将目光投向了印尼当地侨民,华侨华人在印尼是少数族群,并且民族特征明显、政治地位低下,与主流社会融合程度低,且客居印尼的侨民普遍从事工商,他们很多人经过数代人的打拼积累了大量可观的财富,对印尼侨民下手既能将大笔财富收入囊中缓解军费,同时,还能挑动长久以来当地居民的仇富心理转移国内矛盾,实在是一石二鸟的办法。

在有了双重考量后,苏哈托在挑动印尼土著清剿印共的同时,也不断挑拨印尼土著与侨民之间的关系。

苏哈托政府在当地华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认同新中国的情况下,将印尼共强行和华人画上等号,煽动说印尼的贫穷是“因为华人通过印共的势力进行的掠夺”,并谎称“9·30事件”也是通过“在印尼华人和中国政府的直接指挥”,随后悍然终止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在苏哈托的挑拨下,印尼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排华风波,当地狂热的土著居民不光对印尼共残酷屠杀,连带着将印尼当地华侨的房屋、商店、工厂等合法财产抢劫一空,并付之一炬,大街小巷遍布华侨尸首,无数侨民头颅被印尼土著割下来挂在了路旁示众,任由苍蝇叮咬、腐烂。

据统计,从1965年底到1966年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印尼上百万人死于事件的风波。

当时流经雅加达的梭罗河水面上,漂浮着许多尸体,河岸被血污浸染。遇难的不仅有共产党员,还有他们的亲属甚至同情者,许多与此毫不相干的人也被以相同的理由屠杀。

连手上沾满鲜血的CIA都在感叹:“就被杀人数来说,印尼的反印共大屠杀可列为二十世纪最严重的大屠杀之一……”

在清除印尼共的过程中,印尼军方还将目标对准了苏加诺的总统权力。苏加诺虽极力挽回局面,但在军方及右翼势力的阻挠下,他逐步被架空。

 

1966年3月11日,3 名将领来到苏加诺的茂物行宫,迫使苏加诺签署所谓的“三一一命令”,把行政权力移交给苏哈托。1967年3月7日,在陆军的压力下,苏加诺总统被迫交出权力,苏哈托任代理总统,而苏加诺仍保留总统职位。

但军方对此仍不满足,1967年3月12日,军方操纵的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一致通过撤销对苏加诺总统的任命,剥夺其所有职权。苏哈托也开始了他对印尼长达30多年的铁腕统治

 

至此,苏加诺政治生命已经完结。几年后,苏加诺在医院病逝,在软禁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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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哈托政权倒台后,曾被关押多年的墨里斯少将在受访时称,“930事件”是“内外因素”造成的。近年来不断曝光的资料显示,美、英、澳大利亚政府都积极参与了苏哈托的军事政变,并支持其对亲共的近百万工人、农民、学生和政治活动分子的屠杀。

1959年,美国兰德公司为中央情报局提供了《东南亚是下一个十年的麻烦地区》的报告,称“印尼社会已不能抵挡共产主义的激烈竞争”,“对共产主义最好的抗衡力量,从人员来说,是各国军官集团的成员,从组织机构上来说,是各国的军队”。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美英等西方国家积极与印尼陆军勾结,寻找其代理人。此外,西方情报机构还力图“制造一个机会、一个借口”,利用印尼陆军的枪消灭印尼共产党。

 

和翁东上校一起粉碎“将领委员会”的拉蒂夫上校也曾亲口证实英美两国积极参与了7名将军欲从苏加诺手中夺权的密谋。

英国记者Paul Lashmar与Oliver James自1997年起在《独立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探讨英国与930事件的幕后联系。

根据这些报导所述,英国外交部的信息研究部(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简称IRD)曾针对印尼共产党、印尼华人与苏加诺展开一系列的反宣传,此计旨在复制英国对付马来亚共产党的成功经验。

例如,BBC报导共产党将血洗雅加达,就是由IRD的心战专家Norman Reddaway所编造的谣言。

 

而前几天最新解密的档案显示,英国的宣传攻势在这场“20世纪战后最为残酷的血腥屠杀”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解密文件显示,英国20世纪60年代一直在秘密策划宣传攻势,煽动印尼军方和反共人士“切掉共产主义癌症”,铲除印尼共产党,最终酿成了这场“20世纪战后最为残酷的血腥屠杀”。

档案显示,英国外交部的秘密部门讯息调查部,曾在1965年派出宣传官员前往新加坡。他们在当地制作了一份新闻简报,以印尼移民的名义,提供给有影响力的个人,包括陆军将领等。

他们还协助建立了一个由马来西亚人运营的宣传电台,向印尼进行广播,煽动印尼军方将领及其他反共人士。

1965年10月,在大屠杀开始时,英国官员甚至呼吁称,应该“消灭印尼共产党和所有共产主义组织”。他们煽动反共仇恨,称“只要共产党领导人还在逍遥法外,共产党人不受惩罚,这个国家就会处于危险之中”。

而英国外交官对此一清二楚。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GCHQ)不仅可以拦截和读取印尼政府的通讯,而且英国政府还在新加坡设立了监视站,能够追踪参与镇压印尼共产党的陆军部队的进展。

 

根据政府通讯总部(GCHQ)专家邓肯·坎贝尔(DuncanCampbell)的说法,他们有能力“定位印尼军事指挥官和部队,转达和接收围捕和谋杀共产党人的命令”。

解密档案显示,这场大屠杀被英国官员视为“一次最成功的宣传胜利之一”。在“930”事件数年后,时任外交部宣传特使诺曼·雷德达威(Norman Reddaway)不但毫无悔意,反而引以为荣。

诺曼曾透露,外交部给他10万英镑(约107万港元)的预算,指示他可做任何事情以驱逐苏加诺

诺曼在信中夸耀称,对偏向共产主义阵营的时任印尼总统苏卡诺的抹黑迅速取得了成功。“他的抵抗让我们每年多花了2.5亿英镑。凭借信息研究部(IRD)的研究和技术,我们在6个月内便用最低成本解决了事端。”

 

而英国官员口中的最低成本,却让共产党和华人付出了数十万条生命的最高代价。

 

美国的作恶也不遑多让。五十多年过去了,还不断有美国参与大屠杀的新证据浮出水面。

“930事件”后,美国政府派颠覆别国政府的老手马歇尔·格林为驻印尼大使,格林到任后便积极参与1965年至1966年大屠杀行动。

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左)会见苏加诺

1990年,格林和其他美国退休的外交官和中情局官员承认,他们曾向印尼军人提供了5000名印尼共的干部名单,这些人很快被抓捕和处决。而一旦其中有人被捕或身亡,美方即在名字上打勾。

苏哈托在前面杀,CIA特工在后面乐得合不拢嘴,这个新总统一上台就帮他们完成了好几年的KPI。

 

2014年12月10日,美国参议员汤姆・尤德尔(Tom Udall)提出一项“参议院表态决议案”,谴责印尼1965-66年的暴行,呼吁美国有关当局解密国内保存的相关文件。

2017年,美国终于公布了第一批39份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的解密文档,部分文档内容摘录如下:

 

我们持续收到印共在东爪哇多个区域遭安梭尔(Ansor,穆斯林民兵组织)屠杀的报告。击杀印尼共的行动持续在泗水周边村落发生,从泗水被释出的伤员拒绝返回家园。据东爪哇铁路主管表示,有5个车站因为部分工人遭谋杀、其他工人不敢上班而关闭。”(美国驻泗水领事馆发给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电报,1965年11月26日)

 

“目前,不论在首都雅加达或其他各省份,镇压印尼共的行动仍在持续,最大问题是监狱人满为患、狱中粮食短缺。许多省份显然以处决印尼共囚犯、或逮捕前就地格杀的方式,成功解决问题。”(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政治参事发往华盛顿特区,标示为“秘密”的电报,1965年11月30日)

“穆罕马迪亚(Muhammadiah,印尼历史最久的穆斯林群众组织)线人回报,穆罕马迪亚属下各清真寺阿訇均向教区信徒传达,凡志愿加入印尼共者应予格杀。‘志愿的’印尼共成员被列为最劣等的外教人,杀掉他们和杀鸡无异。这显然是发给穆罕马迪亚派穆斯林的空白杀人执照。”(美国驻棉兰领事馆发给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标示为“机密”的电报,1965年12月6日)

 

“反共暴力”迄今导致约10万印尼共死亡。据峇里岛可靠线人向本大使馆回报,该岛印尼共死亡人数现已达1万人,包括地下党员省长苏德迪亚(Sutedja)的父母,甚至其远亲。”(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政治参事发往华盛顿特区,标示为“秘密”的电报,1965年12月21日)

这些内容充分证明,美国对当时发生在印尼的世纪大屠杀了如指掌,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当时保持沉默,帮苏哈托独裁政府一起封锁消息,掩盖罪行。

另外,近年来的资料也表明,澳大利亚也参与了印尼的大屠杀。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澳总理保罗·基廷说,苏哈托的政变,是澳大利亚战后战略史上最重要和最有益的事件。

保罗·基廷

真的是“一家人”。

尾声

苏共亡党亡国的教训,人们耳熟能详。其实1960年代印尼共的瞬间覆灭,其震撼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承平日久,很多人觉得,革命遭遇“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剿杀”,只存在于想象中,印尼共的灭亡告诉人们,无论你如何展现自己的“人畜无害”,无论你如何避免与人为敌,国内外的敌人都会团结一致,瞅准机会屠戮进步势力,除之务尽,连投降的机会也不给。

有人觉得,“软刀子”不杀人,别人骂你几句,制造些谣言,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假话就会不攻自破。但印尼共的教训表明,以对手的舆论机器能力,把你从道德高地上拉下来实在小事一桩;在他们的误导下,群众也可能陷入迷途。反动势力借此,不需大动干戈,就能杀得血流成河。

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缺一不可。

其实中共有没有吃过这种亏呢?当然是有的,大家都知道。

而1961年2月4日,印尼共为了换取自己的“合法地位”,把一份党员名单呈交“当局”,而名单上列明(党员)地址、党内职务和入党日期。

这事就连当时的印尼的资产阶级观察家也看出来了,跟1920年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一个样。

而印尼共自己前面就已经体验过两次惨痛的“白色恐怖”,居然还是遭遇了更加毁灭性的第三次……

教训摆在面前,拒而不受,那实在是神仙难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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