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建立《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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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老友通讯

一九六九年夏,我们已经完成军事通讯学习任务,正在紧张的学习泰文,准备随时回到祖国参加革命武装斗争。 正在我们为能即将走上武装战线而跃跃欲试的时候,组织上又给了我们新的任务....

 

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共中央北马局书记处书记单汝洪(阿成)同志因年老多病,经医治无效,2011年3月30日午间于泰南勿洞市医院逝世,享年92岁。

阿成同志原名单汝洪,又名阿海、陈瑞。1919年10月20日出生于中国广东省。

阿成同志曾在马来亚吡叻州甲板华侨小学就读,1935年加入马共同情组。1938年为马共正式党员。1938年下半年任“甲、布、端”矿工党支部书记,兼任“吡叻近打矿业工友工会”筹备会主席。1939年任“甲、布、端”矿工党总支书记。1939年底被提拔为区委。1941年4月吡叻近打矿业工友工会成立后,5月份被调往金保任区委兼工会书记。

1941年“七扩”后被选为吡叻州党执委。同年被调去森美兰州任党常委、书记处书记、组织部长。1941年12月中任森美兰日叻务县抗盟主席,同年底任森美兰抗日游击队队长兼政委。1943年第二独立队东上西彭,任森美兰东北特区书记。1944年任森美兰州州委书记。

1946年1月“八扩”当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7—8月被调去雪兰莪州先后任州委副书记、州委书记。

1947年“九扩”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8年抗英民族解放战争初期任中央北马局委员,先后领导吡叻州北分部和中分部。

1948年底被中央派出国治病,兼任中央代表负责进行国际活动。

1953年任马共中央代表团团员。

1955年马共召开第十次扩大的中央全会,当选为中央委员。

1960年底主持北马局工作,任中央北马局书记。

1961年“十一扩”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65年9月出国,任中央海外局委员、中央代表团团员。

1969年领导《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工作。

1972年回国,任中央北马局书记处书记。

1988年10月参加以章凌云同志为首的马共同泰方和谈代表团工作。1989年2月退出和谈代表团。

1989年12月2日签订三方和谈协议后成立四个和平村。1990年1月当选为“华工委”委员,领导第一和平村,同年3月领导第二和平村。

1990年底“华工委”改为“协调委员会”后当协委委员,继续领导第二和平村。

注:第二和平村,又称勿洞和平村,1993年6月改名为“朱拉蓬公主第十发展村”。

(朱拉蓬第九村江前方讯,2011年3月30日)

 

父亲在建立《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初期
一九六九年夏,我们已经完成军事通讯学习任务,正在紧张的学习泰文,准备随时回到祖国参加革命武装斗争。学习是很紧凑的,2-3天学完所有字母,然后就是口语,听写,会话;我觉得那时我们都是17-18岁,精力非常旺盛,又经过几年的中国军队的训练,有一定的觉悟,所以学习的效果也比较好。正在我们为能即将走上武装战线而跃跃欲试的时候,组织上又给了我们新的任务。
有一天,组织召集我二姐单慧敏,我,李强,我弟弟单京生(我们已经都是马来亚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宣布我们四人将接受组织新的任务,要马上离开北京。当时,组织没有通知我们去什么地方。当天晚上,少宁阿姨还煮了好吃的糖水,不少叔叔阿姨都来告别。妈妈也为我们三人准备了必须用的东西。
第二天,我们告别了亲人,坐上车。
汽车把我们送到老北京饭店。并住进事先订好的房间。在那里,组织又派人来给我们开会,正式宣布我们将去广播电台工作。说心里话,当时我真的不很愿意,一心要去战斗前线,怎么又去电台。但是,一定要服从组织决定。任务是光荣的,这也是我们党第一次办自己的广播电台。
因为已经九月底,快到中国的国庆节十月一日。所以组织决定:让我们过了十月一日才离开北京。我们在北京饭店,还看到中国周总理来理发。同时见到了也在那里等待去电台的马戈马林,由于组织纪律,我们没有正式接触。
十月一日,我们到天安门观礼台,正值中国文化革命时期,人民群众的热情超过以往。正当毛主席走到我们所在的外宾观礼台时,我看到在我隔壁的外宾观礼台站着我们认识的组织同志:王军,马乃舟,李思等,我们曾在中联部里见过,还一起打羽毛球。我就大声地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当他们听到熟悉的声音,回过头来看到我时。大家都非常高兴,但是由于组织纪律谁也不敢相互打招呼,他们也大声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虽然没有说话,但是大家都心领神会:我们都将走上各自的战斗岗位。
又过了一两天,我们就乘坐火车南下到湖南省长沙市。
我们住进长沙湖南宾馆。第一次领略到湖南的大碗面。
休息了一两天,我们就坐车前往即将投入工作的电台驻地。
由于心情兴奋,总觉得路途长,怎么还不到。一路上,都是中国南方农村的景色,因为已近年底,到处都是光秃秃的。让人有一种灰暗暗的感觉。
差不多两个小时,前方有一个不大的门岗,两位解放军战士守卫。当我们的车驶到门口停下来,中国湖南省委负责接待的人员下车,与守卫的战士接洽。
大门打开,我们的车又继续向里边开去。看到两边都是正在建设的一些建筑,有男女洗澡房,大食堂,小工厂在食堂对门。主要是木工,做电台设施所需的木制品。最后,又拐向一个小坡,看到两排建筑,还有一个会议室。路两旁都是泥土路。当我们看到父亲( 单汝洪 )和其他一些认识的叔叔阿姨站在那里迎接时,我们都很高兴,争先恐后的下车。并向父亲走去。父亲和我们一一握手,向我们介绍所有来应接我们的人。原来和我们一起去沈阳学习的张红兵,拉维都先来了,还有和我们在北京一起生活在三所的刘红鹰(林军),杨继良(许克)。还有在北京饭店见到的那些人。因为都是年轻人,大家很快就熟悉了,有说有笑。父亲告诉我们先安顿一下,下午开会,介绍情况,晚上开欢迎会。

我和慧敏来到第一栋排屋,排屋都是两层楼,我们住楼上的第203号房间。我告诉她:这房间的号码203很吉利,(智取威虎山里的首长就是203)。我们的旁边住的是庄生叔叔和刘真阿姨(刘怡)。父亲和我们同住一栋楼,只是在另一边。另一边的尽头住的是张胜同志一家。有他的太太杨慧同志和两个女儿。我们这栋楼下住的都是男同志,文锋,林胜一间。罗坚一间。另一边是林武(京生),李强一间。周伯伯(周力同志)一间。最尽头是洪叔叔(陈平同志)和他太太李志同志住的。
在我们前面还有第二栋排屋。楼上的左边是沙儿玛同志一家人,他太太和两个女儿,两个儿子各住一间。楼上右边是黄涛,爱民一间,陈灵,张红兵一间。楼下的最左边是苏丁同志一家,他太太还有四个儿子,两人一间。楼下的右边是马戈马林一家,还有他们的女儿(小磊),还有他弟弟的儿子(方宁)。
当时就这么多人。
吃过晚饭,大家都来到会议室。那时,因为电台还是在筹建当中,所以一切都很简单。大家各自搬椅子,沿着墙挨个做成一个大圈。
会议开始,首先由父亲代表电台党委讲话,传达了马来亚共产党中央的决定,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为了支援我国的革命武装斗争,为扩大我们革命舆论的宣传,送给我党一个电台。电台设立在湖南省。现在我们都是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为了更快地发展武装斗争走到一起来了,要在宣传战线上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接下来是庄生同志代表电台编委讲话,他说,我们的任务是光荣的,但也是艰巨的,因为来自四面八方的同志们都没有做过电台工作,这也是我们党第一次建立自己的电台。我们一定要很好的完成任务。讲完话后就介绍每一位编委:张胜,苏丁,沙尔玛,周力。接下来每一位同志自己报名,这样大家就都认识了。
电台对外称:691单位。(原定在六九年的一月开始播音,由于各种原因推迟)
691单位由三个单位组成。我们马共组织的工作人员;中国电台技术方面的工作人员;还有中国解放军警卫部队。
中国电台技术方面的负责人是任主任,魏政委―专管发射台工作,老白是党支书。老安负责总的后勤,还有冯医生负责健康医疗保健。当时中国方面的工作人员也才有2-30人。
解放军警卫部队有一个连队。都是广州军区过来的。讲话都是南方口音。个子也不高。
电台在党委领导下,由电台编委负责电台的所有具体事务。在初期,电台分四个大组:华语组,马来语组,泰米尔语组,英语组。每一个组都由一位编委负责。张胜同志负责华语组,苏丁同志负责马来语组,沙尔玛同志负责泰米尔语组和英语组。
华语组是由张胜同志负责。华语组的资料组有:刘怡,林军,许克,爱民,军峰,林武。播音组有:文锋,马林,陈灵,高辉。周力同志除了担负编委写稿件,还负责指导我们播音组的播音技术。
马来语组由苏丁同志负责。他们的资料组有:李志,林胜,张红兵,杨慧(张胜的太太),李文(苏丁的太太)。播音组有:马戈,莫有勇,红兵,罗坚。
泰米尔语组由沙尔马同志负责。它的资料组和播音组基本在一起,有:沙奶奶(沙尔马的太太),马威(拉维),李强。
英语组也由沙尔马同志负责。资料组有:黄涛。
我们每天早上7:00点,吃好早饭,就去上班。
电台办公楼离开住宿区大约800米到一公里远,不在一起。我们走出驻地还要经过门岗警卫。出了大门,就都是农村的田野。中国方面已经在驻地到办公楼之间的路上,修好了煤渣路,冬天布鞋底很快被磨损,后来才铺柏油路。我们都是走路上班。路的两边都是水稻田。我们在上班的路上可以看到农民干活。不远还有小山。有时还可以看到农民的孩子玩耍。
办公楼驻地也有大约一个排的警卫部队守卫。电台初期,我们每人都有工作证,在进出办公楼经过警卫时,要出示工作证。进入大门以后,还有几百米的路才到办公楼。
办公楼前,有一个圆形喷水池,最初还有鱼在里边。看上去让人心情很舒服。
顺着阶梯,进入办公大楼。
最初,我们的人很少,大多数工作人员都在一楼办公。只有父亲的党委办公室和庄生同志的编委办公室在二楼楼上。马来语组和华语组在最顶头,两组对门,资料组和播音组都在一间大房子里,张胜同志也和我们在一起。泰米尔语组和英语组各在一间小房子里。还有一个小房间,是给大家煮水,放药品等。我们所有的人都用不到四分之一的楼。楼下的右边,有存放录音广播磁带的磁带库。还有一间图书馆存放电台资料,马列书籍,南洋杂志,报刊等。
在办公楼的后边是播音室,由一个小走廊连接。
最初只有两间播音室,一间华语组和泰米尔语组用,一间马来语组用,还有一间比较大的是录音唱歌用的。
负责录音的都是中国同志。他们有男有女,主任是小黎同志,有技术比较熟练的,也有刚刚开始学习的。
我们每个刚到电台的人都要去试音,要决定是否可以在播音组。我是有名的沙喉,从小声音就不悦耳。可笑的是,当我在话筒面前读了一段文章,从喇叭里传出的声音一点都不像我的声音。经过编委们研究,决定让我去播音。
父亲得知我被分配到播音组很高兴,但是父亲一再提醒我,这是党交给的任务,一定要认真完成。我告诉父亲:我愿意完成好任务,但是我的喉咙从小就不好,经常发炎,疼痛。父亲听别人介绍说杏仁粉对嗓子有好处,为了让我保护好喉咙,他就利用外出办事情开会的时候,到外边给我买了很多杏仁粉来,让我经常喝。有一次我感冒,喉咙发炎。父亲亲自买来莲子,再拨开莲子,取出莲子芯,又用莲子芯煲汤水,给我喝。汤水苦极了,但是看到父亲为了让我更好的完成党的任务,做好广播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亲自动手给我煮汤。我还是把汤喝下去了。不过只此一次,我再不喝了。也不要爸爸再麻烦给我煮。
电台开始正式播音前的准备工作是很繁忙的。我们每个语种的广播组都拼命的练习。
我们华语广播组由周力同志(周伯伯)来负责指导我们的业务。
我们华语广播组一共四个人,组长文锋,还有马琳,陈灵,我。在学习和练习广播中,我们除了练习读报纸,还要听中国广播电台的播音,录制下来跟着练习。除了练习读社论,还练习读报道,消息,诗词,介绍歌词,讲故事等等,模仿声音,语气,段落;学习广播的逻辑重音。因为我们都不是广播学院出来的,就只好土法上马,跟着中国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学。因为我小时候就不喜欢语文,朗读水平很不好,要一下子读得很好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我的头部受过伤,一紧张就头晕脑胀,整个房子都在转。我经常和马林一起练习读稿件,总是先读给她听,让她帮我提意见。在这方面,我真的很感谢我们播音组的同事们,是他们鼓励我,帮助我,尤其马林。我们每天下午都要集体练习,就是把上午各自练习朗读的文章,再读给大家听,然后大家互相指正,提出看法。作为组长文锋很耐心,也很虚心。他也没有做过广播事业,但是他是中文老师,无论从文法的理解和处理语句方面,都比我们强,但他都能和我们一起讨论朗读文章的处理方法,也能听取我们对他的文章的意见。在组里,马林,陈灵都很耐心的帮助我。才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取得一些成绩。   
父亲也很关心我们广播组,他说,我们的工作是党的喉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指导我国的革命运动,为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痛苦呐喊,抗议政府对人民压迫,剥削。不仅武装战线的广大指战员听,而且,地下战线的同志们,广大的人民群众,以及全世界的同志和朋友们都在听,让我们认真对待每一个字每一句话。
有一次父亲来到我们广播组,询问我们学习的情况,有什么困难。有同志认为,因为我们没有上过广播学院,所以掌握不好广播的逻辑重音,可能会影响广播的效果;也有的希望多给几台练习用的录音机;还有说要加强中文抄稿,因为每一份广播稿都要先由我们华语广播组用手抄写下来,一次复印6-7份,马林和陈灵抄写得很清楚,我的手力不够,第6-7张就不是很清楚。由于是抄写不同编委的手稿,每个人的字体都不一样,又多数是写繁体字,对我来说真是难上难。我在广播组最年轻,所以每当抄写完一张稿件,我就马不停蹄的拿着稿件发给各个单位。党委1份,编委1份,马来语组1份,泰米尔语组1份,我们广播组还要留3份,(1份广播员,2份广播组)。为了赶时间,每抄完一张,我就送一张,就看着我楼上楼下的来回跑。大家笑称:我上窜下跳。其他语种的资料组拿到稿件后,马上翻译,再打印出广播稿来送到他们的播音组备稿。所以一定要提高抄写速度,质量。那时我们还没有中文打字。
父亲很认真地听取了我们的意见。最后,父亲对我们说:广播事业对我们都是新的课题,大家都要学习,他也要学习。他要带领同志们一起完成党交给的电台任务。首先,要以革命的责任心,革命精神去指导我们的工作,广播技术一时不能很好的掌握没关系,要用认真的革命精神去播音,播出真实的革命精神,播出人民群众的心声,就是很好的完成任务。播音技术要不断提高,不断学习。
不久,每个播音组都再给了几台录音机,为了练习播音。由于当时还无法解决中文打字机,我们就不断提高抄稿效率,努力熟悉每个编委的字体。我们用手抄写广播稿件大约实行了一年多的时间。
1969年11月15日,马来亚革命之声正式播音。
1970年元旦,是我们电台开播的第一个新年,吃完大餐,电台全体成员要开新年联欢晚会。这可是我们第一次开文艺晚会。电台的每一位成员都要出节目,自己准备自己的,谁也不能少。作为电台的领导,父亲非常认真的准备。我看到父亲在前几天就拿着电台的文娱器材--- 曼陀铃,在家里摆弄来摆弄去,还能弹奏出曲子来。父亲曾经告诉我,在他年轻做工运的时候,他就组织过工人们搞文娱活动,这也是积极联系群众的方法之一。
电台的总务组由我们年轻的同情组和青年团组成。我们年轻人一起动手,摆好桌椅,冲好香喷喷的咖啡,放好糖果。
晚上八点钟,大家都来到会议室。联欢晚会开始,首先还是大家一起听我们电台广播的新年社论,报道,和我们的革命歌曲。然后是父亲讲话,报告了国内的革命大好形势,总结前一段时间的电台的工作成绩,并要求大家在新的一年,工作更进一步,取得更大的成绩。接下来编委代表庄生同志也讲了话。记得各个组的负责同志也讲了话。
最后文艺节目开始,父亲首当其冲,他毫不犹豫地拿起曼陀铃说:好,我弹一首曲子。于是就听到曼陀铃的琴声在会议室里响起。下一个当然就是庄声叔叔,他拿出一把口琴,那还是把德国制造的口琴,音第质量很好。庄声叔叔的口琴吹得很好,节奏感很强。看来也是在学生时代就有很好的功底。有老同志唱抗日时期的革命歌曲,有的同志朗诵毛主席诗词,有的唱毛主席语录歌曲,我就跳舞。记得轮到林胜同志的时候,他站出来,半天不知道演出什么。因为他不擅长文艺,但是他的工作能力很强,劳动也是一把好手,在大学是学物理的。现在怎么办?有同志就帮助他,提醒他唱最简单的《下定决心》,对,大家都鼓励他说:行,就唱这个。他也觉得可以就开始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停了好半天,大家在努力的提醒他,可是接下去他怎么也不知道如何再发音,憋得脸都红了。我们大家笑成一团,我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每个人都演完自己的节目后,父亲和老同志们都说:在部队里,最后的节目就是大家一起跳long ging,一种马来民间舞蹈,男女老少一起跳,很热闹,轻松,愉快。父亲带头进入场地,庄叔叔,以及所有的编委同志都积极响应,我们这些年轻人们就更加欢跃,在父亲和老同志们的带动下,大家都沉浸在欢乐中。
父亲不但要掌握好党的宣传方针,政策,指导电台的工作,他还很注意做好电台工作人员的思想工作。经常和同志们聊天,吃饭和同志们坐在一起,上班的路上不是和编委们边走边谈,就是和电台的同志们愉快的聊,了解大家对工作,生活等方面有什么意见想法,并切实的根据具体情况解决。父亲曾说:要做好工作,不仅要做好思想工作,认真完成电台的任务,还要搞好生活,让大家有饱满的精神,才能更好的去完成党的任务。他积极提倡劳动锻炼。体育锻炼。活跃文艺生活。
那时,因为电台离长沙城里比较远,要运送食品,生活必需品都不是很方便。
电台领导就积极提倡我们生产劳动。建立劳动组,由罗坚负责,把我们年轻人分成几组。组织还买来劳动工具,锄头,水桶,扁担等等,还买了各种菜种。
在两栋楼之间有一片土地,我们把它开发出来种上空心菜,在会议室前后,也开出菜地,种上胡萝卜,苦瓜,茄子,西红柿,毛瓜等等。
劳动组安排好,星期几下班吃完晚饭后,就集体劳动,虽然我们的人不多,但是年轻人的热情总是很高,汗流浃背的一边劳动,一边说笑,每个人都沉浸在劳动的欢乐中。
我和黄涛,陈灵,红兵,莫有勇,林胜在一个劳动小组,林胜是组长。每星期六,日,大家一起劳动,种菜,浇肥,锄草,浇水等等,我们都是两个女同志挑一桶粪,他一个人就担两桶,他很会干活,听说他在马来亚家乡就是很会做农活。想不到他还是理科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每当劳动的时候,林胜明确的分配好每个人的劳动任务,他也和我们一起干活,但他总是干得最脏最累的,我觉得我们这个小组很好,每次劳动大家都互相帮助,有说有笑。
到了冬天,我们那时没有暖气设备,就烧煤炉。我们有很多人是第一次学烧煤炉。我也是第一次。不论在宿舍,还是在办公室,都是烧煤炉。
父亲说他在中南海的时候就学会烧煤炉,那时中国领导人的房子都是烧煤炉取暖。父亲教我怎么点火,怎么放煤。第二天中午吃完午饭,大家都忙着清理煤炉渣滓。所以,午休时间很短。
在父亲的提倡和带领下,大家的劳动热情很高,中国同志们也积极帮助我们,还送给我们湖南有名的无核蜜桔树种。这下可热闹了,我们在中国同志的指导帮助下,每个劳动组都要完成挖树坑的数量,
一米宽,一米长,一米深,碰到石头地就惨了,不过大家还是互相帮助,在规定的时间里,把桔子树种下去。
记得在第一次收获桔子的时候,我们可高兴了,看到满树金黄的桔子,桔子把树枝都压弯了。全体工作人员在劳动组的指导下都来参加采收的劳动。父亲吩咐劳动组的负责人,将我们采收的大桔子分给中国同志和驻地警卫连队指战员。我们每个人也都分到好几斤大桔子,大家高兴得品尝自己的劳动果实,桔子的水又多又甜,真的没有核。无核蜜桔。中国同志还送给我们无核大西瓜。
父亲不仅提倡年轻人要劳动锻炼,他也积极地做自己能做的劳动。父亲拿来锄头,在驻地的附近翻地挖坑,下底肥,一个洞,一个洞的种下玉米。下班,吃完晚饭后,只要有空闲时间,也和大家一起,浇水。等到玉米收获了,就让劳动组采收,拿到集体食堂,大家一起共品尝。
在电台建立初期,我们劳动组还种了很多瓜菜:空心菜,胡萝卜,白菜,豆角,苦瓜,西红柿,蚕豆,向日葵,等等,我们还把收获的瓜菜送给中国同志们,也送给驻守的连队指战员们。
那时,因为三个单位的人员都不多,所以,经常三个单位一起组织文娱活动和体育比赛。
在电台,父亲除了要和中国方面开各种会议商量处理有关电台的事情,父亲还经常请他们的领导同志来我们这里作客。拿出我们马来亚以及东南亚的咖啡,糖果请中国同志们品尝。
父亲和中国方面的负责人老任,老白,老魏,老安,冯医生等都像自家人一样。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全电台的工作人员都和中国方面的同志们热情友好。吃饭虽然分开,但是在一个屋顶下,一个大食堂里,有事请还经常来往,非常方便。
中国方面的领导也很关心我们的生活,尤其是负责后勤的老安同志,经常到我们的生活区问有什么问题解决,还到厨房里指导大师傅,怎样把我们的伙食做得更好。有时候,我们的各民族同志代表还到厨房里做我们家乡的饭菜,咖哩,酸辣汤等,大师傅就一起来做。过年,老安同志带领几个大师傅亲自下厨,为我们做香喷喷的中国北方的饭菜,馅饼,包子,饺子,等等。
除了在生活中我们密切友好,在工作中,我们和中国的技术人员也密切配合,相互学习。白天在播音室,我们也经常虚心得向中国同志征求意见,他们都能非常诚恳的和我们一起切磋在播音中的问题。
傍晚,父亲有时利用散步时间,还关心坑道里的负责发射的中国同志,询问他们的工作情况,他们每天都要工作到半夜才下班。
每当过年过节,我们三个单位就举行联欢会,各自演出节目,唱歌,舞蹈,快板,朗诵诗,驻守连还演出丰富的连队文艺。那时人员不多,三个单位都坐不满食堂。
每个星期中国方面都来放电影,父亲每次都要等中国同志和连队指战员到齐了才让开演。他说我们在中国是客人,要尊重主人。
父亲积极推动我们年轻人打篮球,打排球,打羽毛球,打乒乓球;让我们组织男队,女队。在节假日的时候,还安排三个单位的篮球友谊比赛。父亲每次都到场观看,和大家一起鼓掌加油。
随着电台的工作不断扩大,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不断增加。
组织上调来了很多来自不同单位的同志。同时,我母亲和小弟弟海英也调到电台工作。父亲为了革命工作,长期不能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现在能在一起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电台不断播出国内革命斗争的大好形势,我党通过电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指导国内的革命斗争。
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组织上又派父亲带领一部分同志回国参加武装战线的斗争。
1972年5-6月,父亲将电台的所有工作交给洪叔叔(陈平)。
大约九月份,中国周恩来总理来电,希望父亲过了中国国庆十月一日后,再启程回国。于是,父亲在那年的十月一日最后一次参加中国的国庆节庆祝活动,并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2009年1月15日修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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