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存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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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印尼军队的疯狂围剿和进攻,叶存厚和杨柱中领导游击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由于队员伤亡惨重,加上粮食短缺,到1968年中,只剩八十多人,只靠野菜、野果、木薯、蛇类、虫类等充饥,许多队员饥饿病倒,有的甚至寸步难移。叶存厚依然坚持斗争,他在日记中写道:“饥饿,饥饿,你破坏了我们的身体,苦恼了我们的思想,但你不能征服我们的红心。

 

 

砂劳越抗英殖运动领袖叶存厚传

 



ChanCT 
7/11/11


《國際日報》
2011/7/6,7,8,9,11


叶存厚生前照片1959年留影

叶存厚,祖籍福建金门,1935年阴历六月初二诞生于砂劳越古晋一个商人的家庭,乳名叫阿虎。父亲叶庭铨是一个忠厚善良、沉默寡言的商人,年轻时从中国金门南来,虽然所受教育不高,但写得一手好书法,早期在一个同乡的店铺里当抄账员,后来储蓄了一些资本,与友人合股经营木材业,并在古晋市汉阳街开一间鞋店。
叶庭铨年老时和古晋另两位殷商陈水皎和陈作猷三人结交,每日傍晚外出散步运动,被称为“三剑客”。1972年不幸在街上被汽车撞倒不治。
叶存厚的母亲姓林,名水发,祖籍福建厦门,出生于砂劳越,古晋,父亲为渔人,希望她能带来好运,故为她取名水发。
她是华人典型的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帮助丈夫建立事业。她一生经历无数的风雨,目睹孩子长大、成才、献身社会运动,乃至牺牲,始终无怨无悔。1999年逝世,享年90多岁。
叶家共育七名子女,大姐秋霞,大哥存仁,二哥存德,三哥存良。存厚在五个男儿中排行第四,下面有小弟存安及小妹秋云。大姐秋霞毕业于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当时正值20世纪50年代,左翼政治运动风起云涌,她在学校也接受进步思想,对家里的弟妹影响很大。
叶存厚的童年正值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农忙时他和哥哥姐姐去农村种水稻,农闲时就回到古晋市汉阳街15号金益安号店铺工作。
1946年,叶存厚在中华二小读一年级,四年级时便转学到中华一小,在那里直到高小毕业。
小学时期的叶存厚正如一般平凡少年一样,并不很用功读书,但是成绩都在10名以内。他爱好运动,在小学高年级时已经是学校的篮球健将。
1951年6月,他进入古晋中华中学。这一年的10月,学校在高班同学的发动和领导下,发动了反国民党反动校长和教员的大罢课斗争。事缘1949年新中 国成立后,不少从中国大陆逃到香港或台湾的国民党反动知识份子,纷纷来到南洋充当教员。中华中学校长张俊和几位教员就是这类份子,他们在政治上极其反动, 帮助英殖民政府在校内压制学生的进步活动,导致高一班的同学于10月29日发动罢课,要求撤换校长和反动教员。“10.29罢课斗争”是砂劳越历史上第一次的进步学生运动,是一次反殖民主义统治和反国民党反动教育的斗争。 刚进中学上一年级的叶存厚,也和班上的大部分同学一样,参加了这场斗争,同时还参与了领导的工作。
这场斗争坚持了3个多月,最后在殖民地政府的镇压下,宣告失败,但是,却教育了许许多多的青年学生,促使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未来社会革命运动的领导和干部。叶存厚就是其中极为特出的一位。
在6年中学的学校生活中,叶存厚一直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活跃份子。他的成绩优越,喜爱阅读课外书籍。他曾多次被选为班上的班长、壁报编辑、班篮球队长、校队队员、女篮球队指导等。这时期,他已经参加由地下组织所领导的活动,组织学习小组。他也喜爱文学和文学创作,阅读了大量的进步文学著作,写得一手好文章。他是1954年6月初中毕业时毕业特刊的编辑之一。
在念高中的期间,叶存厚生了一场病,请假一个月,但他并没有浪费时光,他利用这个时间进修革命理论知识,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与社会科学的理论。
1954年,他加入一个由进步学生组成的地下革命组织“砂劳越解放同盟”。这个组织当时的工作重点是开展学生运动,通过学生运动培养干部。
1955年3月30日,中华中学学生为了反对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在“砂劳越解放同盟”的领导之下发动“3·30斗争”,叶存厚当时己在高中一年级,他积极参与斗争的领导工作,被选为学生代表之一与校方进行谈判。
1955年,“砂劳越解放同盟”成立一个附属地下组织“砂劳越先进青年会”。叶存厚是领导成员之一。
从 1957年到 59年,被委任为中华第三中学学运核心小组的领导。
1957年六月,高中毕业后,他加入了古晋左翼报章《新闻报》担任编辑。该报是由“同盟”的领导人文铭权于1956年创办的。1959年,砂劳越左翼政党“砂劳越人民联合党”成立之后,文铭权负起党务,叶存厚便负起主编的工作,负责撰写社论和重要的文章。
砂劳越人民联合党成立于1959年6月4日。“砂劳越解放同盟”的领导人文铭权与黄纪作是主要的发起人,虽然由于英殖民统治者的反对,两人不能纳入发起人的名单内,但在第二年中央委员会产生时,文铭权任中央常委兼中央宣教秘书,黄纪作任中央常委,负责中央组织工作,而叶存厚也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
 
(一)莉云、林艺

砂劳越抗英殖运动领袖叶存厚传

叶存厚摄于1960年正月6日新闻报门前。

1962年,叶存厚在地下组织中是核心小组的成员之一,这个小组的领导人为C.C.M.。成员还包括杨柱中、古春辉与田文和,其任务是领导公开的政治斗争,包括政党与工运等。C:C.M.后来叛变革命。
1962年,正当反帝反殖斗争发展到空前高潮的时刻,政治局势发生重大的转折。12月8日,砂劳越邻邦汶莱的人民党为反对马来西亚计划发动武装起义。英殖民统治在砂劳越实行大镇压,逮捕左翼人士,封闭《新闻报》,叶存厚遂转入地下。1963初年,“砂劳越解放同盟”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以地下工作为主,以民族工作为中心任务,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准备和适当展开武装斗争。在这一决定下,1月间,叶存厚被派遣到印尼,为武装斗争作准备,同时前往的还有杨柱中、林广民和朱增仁。他在印尼的名字为李国安。
那一年,大约有2千名青年男女,越过边界,到印尼参加武装斗争。
3月间,叶存厚、杨柱中和林广民等在坤甸与经不同途径来到西加里曼丹的同志会合。不久后,文铭权和黄纪作也从中国来到西加里曼丹。
来到印尼之后,叶存厚和杨柱中主要负责统战工作。当时他们以砂劳越人民联合党中央委员的公开身份与印尼有关政府官员会谈,在叶存厚的努力争取下,印尼政府答应协助越境到印尼的砂劳越革命队伍进行反英抗马的斗争,包括帮助训练一支武装部队。
1964年2月,由苏班德里奥任外交部长的印尼外交部通过有关的官员通知文铭权和黄纪作,他们愿意为砂劳越地下组织训练10名军官。
军事训练在爪哇某个秘密地点进行。前往受训的有文铭权、黄纪作、杨柱中等十位同志。作为统战工作的负责人,叶存厚继续留在椰加达和坤甸等地,从事与印尼政府的联络工作。
在两年的领导统战的工作中,叶存厚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热情和责任感。他日以继夜地坚持工作,白天奔走在部队与印尼政府有关部门之间,夜晚还彻夜地研究问题,写文章书信,阅读革命理论书籍。由于工作过劳,1964年中,他患了肺结核。即使如此,他仍然毫无怨言地带病坚持工作。
1964年5月中,第一支武装队伍——砂劳越人民游击队正式成立,其总部由文铭权、黄纪作、杨柱中等组成。
1965年初,北加里曼丹合众国临时政府总理阿查哈里邀请前往印尼的砂劳越地下组织派出3名领袖参加其内阁。叶存厚任临时政府的宣教秘书,文铭权任内政部秘书,林广民任财政秘书。
他这时期的主要工作,是在椰加达一些左派国家的大使馆活动,向他们宣传北加里曼丹的革命斗争,争取这些国家对北加里曼丹武装革命斗争的支持。1965年 4月叶存厚等加入由阿查哈里总理率领的代表团受邀参加椰加达举行的万隆会议十周年纪念活动。同年7月初又出席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亚非会议。

(二)莉云、林艺

砂劳越抗英殖运动领袖叶存厚传

1962年6月至1964年6月人民联合党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留影。叶存厚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及常务委员。第二排左第一位为叶存厚,前排左一位为杨柱中

1965年9月19日,砂劳越解放同盟的高层领导在坤甸召开历史性的会议——“9·19会议”。会议由文铭权主持,叶存厚等共11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讨论了当时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并决定以北加里曼丹民族解放同盟的名义领导武装部队。“9·19会议”决定把领导力量分开在砂劳越东部和西部两个边区作为工作的重点地区,而以东部为主。
东部领导机关由林和贵、黄纪作等组成,以林和贵为主要负责人。西部领导机关由杨柱中、黄纪晓等组成、以杨柱中为主要负责人。
会议决定派叶存厚前往椰加达,在文铭权的领导下,负责北加革命政府的统战工作。65年10月1日,时值中国国庆,北加革命政府第一次受邀请派代表到北京出席庆典。叶存厚和夫人是被总理阿查哈里指定的代表团成员。代表团决定在9月29日启程。文铭权和国防部长留下来出席10月初在椰城举行的“反对外国军事基地”会议。
然而,也在这期间,叶存厚从印尼共产党秘书那里获悉,印尼将可能发生政变。面对这种局势,叶存厚主动提出留下来,以应付可能出现的情况,但他让文铭权先到北京去,申请他的太太随代表团回来印尼。原来印尼陆军中拥护苏加诺的将领,得悉右派军人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准备推翻苏加诺政权,于是在9月30日先发制人,发动政变,意图制止右派军人的阴谋,但是功败垂成,苏加诺总统被软禁,外长苏班德里奥被捕,印共主席艾迪被杀害,印尼共产党成为代罪羔羊。形势的突变对北加革命极为不利。革命组织的最高领导文铭权当时在中国,为了方便与文铭权联系,叶存厚暂时留在椰加达。但是形势日益险恶,他等待了一个多月,得知文铭权一行人已经无法回返印尼,于是在1965年11月间离开椰加达前往坤甸。1966年2月,叶存厚来到砂劳越人民游击队在双空的总部。当时西部领导机关,由杨柱中担任司令,黄纪晓任政委。领导机关按游击队成立的先后,编成砂劳越人民游击队第一支、第二支和第三支队。1965 年中,人民游击队的主力已经转移到双空,编成第三支队,游击队的总部也设在这里。叶存厚来到这里时,第三支队已经成立3个月了。1965年10月,林和贵带领一批数十人的队伍来到华茂,那里是游击队西部单位的军事训练场。林和贵没有按照主席文铭权主持的“9·19会议”的决定到东部去,突然来到这里,引起了西部主要负责人兼游击队总部司令杨柱中的强烈的不满。林和贵的到来,使西部领导机关和游击队领导产生了矛盾。原因是林和贵认为他才是主要的领导人。经过商讨,最后决定西部负责人为林和贵。杨柱中为游击队司令,叶存厚为政委,黄纪晓为副司令。叶存厚兼任民运工作的领导。叶存厚来到双空第三支队后,看到自己的武装部队已经建立起来,感到无比的激动,尤其看到战士们在各个岗位上高涨的工作热情和革命斗志,更坚定了他对革命胜利的信心。他在给其夫人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们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不惜流尽血汗,为革命而劳苦工作。我能和兄弟们一道奋斗,感到无限的光荣。我会生活得很好的,我愿付出一切代价——为了大众的生存!”叶存厚领导下的民运工作队有80多位队员,分成两中队分别由朱增仁和彭梦合担任中队长。民运队的任务主要是负责搞好双空地区为数9座长屋的群众工作,了解前哨站敌军的活动情况,以及在该地区进行物资交换,例如拿一些日用品同伊班群众交换米粮、盐等。在领导民运工作过程中,叶存厚很关心和爱护他的队员同志。有一次,正当七、八位队员在一间伊班长屋进行群众工作时,被敌人发现。当时在长屋外面站岗的同志发现这一情况,已经来不及回去长屋通知屋内的同志,在紧急的情况下,只得在树上开了一枪表示情况危急。但鸣枪的结果却引起敌军的注意,把长屋包围,进行袭击。站岗的同志奔回到大队,报告叶存厚,叶存厚当机立断,向某领导人领取机关枪,派人前往长屋援救被包围的队员。但叶存厚的做法却遭到某领导的反对,不但拒绝拿出机关枪,还说部队的机关枪只保留给大队“保护领导”。叶存厚听了,气愤地说:“同志是我们革命的手和脚,不管怎样,我们一定要设法去营救他们!”

(三)莉云、林艺

砂劳越抗英殖运动领袖叶存厚传

叶存厚的“全家福”。前排右起父亲、小妹秋云、母亲:后排右起小弟存安、存厚、存良、存德、存仁、大姐秋霞。
1966年,第三支队还是过着大营地的生活,交通员还能进出根据地,部队的成员还能与国内及其它兄弟部队来往书信。白天忙碌的叶存厚,在夜深人静的时刻常写信给他在古晋的母亲和在北京的我。叶存厚给母亲的信都带给她安慰和鼓励,他给我的信也丝毫没有儿女私情,只有互相鼓舞的革命豪情:“我们有远大的理想,不管生活发生了什么风暴,还是永远乐观和坚定的。”“有许多的朋友在身边,这些可爱的朋友,以及对他们的热爱,便是我精神上的寄托。”“年轻的日子叫人回忆,现在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才是叫人羡慕的。我实现了我多年的愿望,过着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我喜欢它,这种生活才是锻炼的生活。”
在一封给母亲的信中,叶存厚这样写道:“我离开家出外生活,不曾后悔过,我一直深信我的奋斗理想一定能实现,不管它要经历多少困难,多少时间……我既然已经选择了我所走的路,不管怎样的情况下,我也要走到底!我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而且相信我的事业一定欣欣向荣。”
自1966年在双空山建基地起,大队就开始着手搞生产,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他们陆续种植了近百亩的山稻,还种了番薯和木薯等杂粮。但由于经常性的军事行动及后期敌军的围剿,稻田管理不够好,但仍然有120袋的谷子和杂粮等收获。
有一次,叶存厚和杨柱中亲自带领战士们抢收稻谷。为了保护收割同志们的安全,叶政委和杨司令带领战士们在稻芭前后修工事,开战壕保卫收割。同时叶政委和杨司令也亲自下去和同志们一起工作,和战士们打成一片。战士们在领导人的带动下,干劲冲天,很快地工事就修完,稻谷也抢收回来了。
1966年5月26日起,印军开始向双空山进攻、骚扰。66年10月11日敌兵向我军袭击枪杀了我们三位战士。66年12月29日叶存厚和杨柱中采取主动坚决反击敌人,在反击战中歼灭和击伤20多名敌军,大队只牺牲两位同志,另两位受伤。
1967年2月,由于领导层矛盾的结果,L和B先后率领一批人不告而别,离开第三支队双空根据地。他们迁移到华茂附近的火焰山地区,并且另起炉灶,组织火焰山部队,其队员大多数为西加里曼丹的华人及少数印尼共产党员。当时这批印共同志来到华茂时要找第三支队的领导人叶存厚和杨柱中,但L和B却说我们和三支是兄弟部队,留在这里也一样,说服他们留下来,才组成火焰山部队。
L和B的离开第三支队,制造砂劳越人民游击队的分裂,并阻止、截断了外界对第三支队的粮食和弹药的供应。1967年印尼开始对第三支队进行围剿。在多次驳火中,游击队牺牲了不少的同志和战士。双空根据地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叶存厚对L和B采取的分裂路线,给予严厉的谴责。他在1967年7月1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L和B,你们的罪过是不能洗脱的。由于你门的错误路线导致刘顺胜等死亡,导致印尼边界一个华人乡村的消失。”
由于双空根据地已经很难固守,第三支队大队遂转移到巴拔山。当时的队员仅剩一百多人。那里的山势比双空更为险峻。1967年4月份叶存厚得到情报说敌军要进攻巴拨山,他派一个中队30多人在半路伏击敌军。大队跟着撤出巴拨山4号芭营地,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半个月后才回到4号芭来,但是一有情况时又转移,前后共4次撤出4号芭。叶存厚在领导战士们反围剿的战斗中表现得很坚定,果敢,常常是在第一线指挥战斗。
据生还者说,在1968年2月的 一次苦战三天三夜的战斗中,存厚就在第一营房站在机关枪手旁指挥战斗。当时第一营房是敌军攻击的目标,是前哨。叶存厚和杨柱中在危急的情况下领导战士们与敌军英勇顽强地战斗,对峙了三天三夜,战士们的士气还很高,只有一个同志受轻伤,另一同志牺牲。到了第三天因没吃没睡,战士们疲乏不堪,同时子弹也消耗了许多。叶存厚和杨柱中才下令撤退,从石壁的一条小径转移到榴链山,安全地带。大队在那里整休后,就向巴拔山南面的原始森林前进,转战山头。
 
(四)莉云、林艺

砂劳越抗英殖运动领袖叶存厚传
 

叶存厚和作者摄于1962年7月22日结婚照。
面对印尼军队的疯狂围剿和进攻,叶存厚和杨柱中领导游击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是,由于队员伤亡惨重,加上粮食短缺,到1968年中,只剩八十多人,只靠野菜、野果、木薯、蛇类、虫类等充饥,许多队员由于饥饿病倒,有的甚至寸步难移。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叶存厚依然坚持斗争,毫不动摇。他在日记中写道:“饥饿,饥饿,你破坏了我们的身体,苦恼了我们的思想,但你不能征服我们的红心。”
1969年11月、叶存厚派朱增仁等同志去旧稻芭找粮食和侦察敌情。在半路上被敌兵袭击,朱增仁同志当场牺牲,有的同志被捉,幸存的同志继续前进。到12月尾,大队住地又被敌军袭击而牺牲了几位同志,他们是黄祥明、钟桂文等高级干部。
1969年2月,第三支队在敌军的不断围剿下,己处于粮尽弹绝的绝境,队员只剩下三十位。
叶存厚和同志们曾经考虑过设法突围,转移到国内边境。但是当时部队中几乎半数的队员都伤残或病重,难以行动。同时派出去找联络的同志都无音讯,或被敌人杀害了。他们中的一些同志向叶存厚提议说,“你们能走的同志走吧,我们不能走动的留下来。”
叶存厚看着这些伤残和病重的同志,他无法忍心将他们抛弃,他怎样都不肯离开他们。他说,“我绝不能看到生病的同志活活死在森林里,要死就大家一起死!”2月底叶存厚派坚利同志将10位病弱的同志转移到在当时认为较安全的地方,但在半路上遇到敌军袭击,全部牺牲。同时派出去4号芭附近谷仓的彭梦合和高举同志也被敌军袭击而阵亡。到了1969年3月中大队只剩下8位同志,他们是政委叶存厚,司令杨柱中,张立华,陈梅枝,伊沙,唐秀妹,陈永和,陈新汉。他们仍然继续坚持战斗下去。
这八位饥饿、体弱的顽强战士是以无比坚强的毅力继续向前走,1969年3月24日,存厚和7位同志走到一条山垅时已是黄昏了,他们就在那山坡上休息。当时存厚的意志还是很坚定,早就准备为革命牺牲的他,视死如归。他平静地对杨柱中和张立华说:“1961年初,我生重病,治疗了一个多月才复原,那时候我母亲替我算命,我的命只活到34岁,今年我正好34岁。我是个马列主义者那里会相信算命先生的话。但我已作好牺牲的准备,如果我为革命牺牲,我是为正义事业而死,我出于自愿。可是如果我们这几个同志都死了,谁来替我们伸冤?”
没料到存厚讲了这番话的第二天就在1969年3月25日,部队遭受印尼敌军的伏击,双方进行激烈的枪战,叶存厚和杨柱中壮烈牺牲。
据生还者回忆,叶存厚腹部中弹后,仍然表现镇定。他一手紧压伤口,一手指着背上的背包,示意撤退的同志把他的背包取走,因为背包里有他记载部队斗争的血泪史与个人的生活日记。但背包和其中的珍贵的史料终落入敌军手中。
叶存厚在临危的时候记起毛泽东的教导,临死不屈,他对杨柱中说,“我们可能牺牲,但我们将向世人证明,北加里曼丹革命的红旗是不会倒下的。”

(五-完)莉云、林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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