邋遢道人:中西方新冠防疫差别咋这么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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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保健/ 医疗

从世界“抗疫”看各国文化差异:我命由我,还是由天?_疫情

文明开始时中国人和西方人(两河和尼罗河以及东地中海)需要解决的公共事务的各自特点,决定了两边人各自的国家组织和决策特点。先民时期,抵抗水旱灾害和瘟疫是华夏地区的最主要公共事务。而消灭、奴役其他族群和防止其他族群消灭和奴役自己是西方先民最主要的公共事务。这两种公共事务决定了两边的国家组织和决策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并影响至今。这是这次疫情期间双方应对能力出现显著差别的根本原因。

邋遢道人:中西方新冠防疫差别咋这么大呢?

 

上一周,美国日平均新增患者重新回到3万,达到37072人,比2个月前(8周前,4月26日前后)的一周日平均36039人还高出一千多人,正向每天4万的台阶迈进。这意味着美国第一波疫情没有控制住,经过两个月的纠结,又反弹回去了。

邋遢道人:中西方新冠防疫差别咋这么大呢?

上周给道学院学生做个“从抗疫看中西方文化系统性差异”的讲座,先描绘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抗疫方面的差异。为了说明各国政府对疫情的控制效果,贫道把各国疫情分为4个阶段(峰值用时:开始到拐点;可控用时:峰值到峰值数的一半;低位用时:峰值的一半到1/4;清零用时:1/4到个位数)。

中国与西方六国疫情控制不同阶段用时

邋遢道人:中西方新冠防疫差别咋这么大呢?

第一个阶段称为“峰值用时”,指疫情开始(每天几十个)到拐点用了多长时间。拐点的出现意味着疫情恶化的局面被遏制了,情况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是疫情控制最重要指标。

由于西方国家统计数字波动过大,贫道都取一周的日平均数。下面是中国和西方6国峰值用时比较:

中国用了15天;德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都用了28天,法国用了25天。当时的数字,美国用了56天才到峰值。中国比其他国家少用了一半时间。

第二个阶段称为“可控用时”,比如美国当时最高是36039人,此后连续数周都在2-3万之间,但始终没看到稳定下降到日均18000人的数字,未能达到“可控”水平。因此,6国中只有5国可以与中国相比。中国从峰值的3900下降到1400用了14天,德、法也是14天,西班牙21天、意大利35天、英国用了49天。

现在看来,还是用“峰值的一半”叫“可控”虽然谨慎,但还是没估计到反复的严重性,美国连续两个月低于峰值,结果出现新的最高点。而伊朗在3月底出现3186的最高点,持续下降1个月,最低降至峰值三分之一,但接着5月开始连续回升,6月初又创3500的新高。这样看,把峰值的四分之一称为“可控”才保险。

中国低位用时用了6天,德、法、西、意用了21天,英国28天。如果取消“峰值二分之一”。如果按上面分析,取消低位用时,把峰值到峰值的四分之一称为“可控阶段”,那么中国总计用了21天,德国是42天,西班牙49天,意大利63天,英国用了77天。

除了中国,西方国家还完成清零。中国从疫情开始到清零总计用了60天,西方国家估计很难在第二波疫情(秋冬季)到来前实现清零。

另一个可以对比政府防疫效果的是感染率(感染数/总人口)。中国感染率为:0.6/万人。西方国家除德国为2.3/万人外都是中国的几十倍。法:24.3;意:39.7;英45;西:52.6,美国75,是中国的一百多倍。

大家会注意到,日本韩国这次抗疫效果也不错,除了巴西,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做得可以,最差的就是美国,其次是西欧诸国,甚至包括俄罗斯。也就是西方文明传统重的国家在这次抗疫中显得很臭。有人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来说事儿,贫道以为这样分析不见得靠谱。贫道甚至认为就算蒋介石当政,慈禧太后领导,也不会糟到西方那么厉害的程度,上溯到秦皇汉武也不会搞差了。

这次防疫中国和西方有两点差别很大:一是政府。疫情期间中国政府战战兢兢积极应对,西方政府反应迟钝信心不足。中国政府令行禁止如臂指使,西方政府各自为政不断扯皮。二是老百姓。反应迅速配合政府;西方老百姓反应迟钝谁都不信。中国老百姓会对政府消极防疫不满,西方老百姓也反政府,但都是抗疫政府防疫太积极。

这表明,政府权力大责任就大,权力小责任就小。权力太集中,有功劳都是你的,出了乱子责任也都是你的。反之亦然。

中国政府防疫搞成这样是历史传统,贫道给道学院学生讲了两个小时,他们都很以为然。说清楚比较长,这里提示些要点:

大的道理是:自文明肇始(一般指国家形成),建立国家负责公共事务,这个差别就有了。不同的政府会有不同的组织形式:集权制和分权制,以及决策机制:专制和民主。是什么决定了组织和决策的形式呢?贫道以为是公共事务的不同决定的。不同的公共事务更适合不同的组织和决策方式。打个比方:你街上买双袜子,打电话问老婆:买条纹的好还是纯色的好?红的还是……那边肯定是:傻呀!这事儿还问我!要是你看中一套房子,当场就交了定金,就算你很当家,回家也会生气的。贫道以为,是文明开始时中国人和西方人(两河和尼罗河以及东地中海)需要解决的公共事务的各自特点,决定了两边人各自的国家组织和决策特点。先民时期,抵抗水旱灾害和瘟疫是华夏地区的最主要公共事务。而消灭、奴役其他族群和防止其他族群消灭和奴役自己是西方先民最主要的公共事务。这两种公共事务决定了两边的国家组织和决策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并影响至今。这是这次疫情期间双方应对能力出现显著差别的根本原因。

中西方早期的神话就差别很大。山海经几个最经典的神话:女娲补天:抗洪;后羿射日:抗旱;神农尝百草:治病防疫。包括共工、鲧和大禹堵和疏的不同治水方案,围绕抗灾的故事在国家形成时期比比皆是。甚至从史书上就能看出国家形成的抗灾逻辑。

禹他爸鲧和共工都用堵(共工“壅防百川”《国语》;鲧“堙治水”《尚书》)的方法,禹用疏导(决九川距四海,浚赋治距川《尚书》)的方法,只是他比他爸聪明?《史记夏本纪》透露这样信息:禹有“五功”,除了治水外还做了:定都阳城、分九州、征三苗、会诸侯于涂山四件事。建立国都是考古认定国家建立的标志性特征之一;分九州建立行政区划打破部落分立的举措;征三苗说明已经有了诸侯联军甚至国家常备军;而会诸侯发生的事更说明问题:《国语》有“禹致群神来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部落首领开会迟到了抓住砍头!没有点王权恐怕不行!

大禹能用疏导的方法治水,与打破各自为政的部落体系有直接关系。河道怎么走怎么分布合理,与部落分布没商量过。把甲部落的洪水积水通过乙部落地盘疏浚了,也许从此没了水患,但这叫“以邻为壑”(壑:排水沟),人家不会愿意。疏导必须有整体规划和调整各方利益的权力才行,否则治水只能帮着甲部落堵完帮乙部落堵,最后无功而返。这是从共工到鲧被砍头原因。大禹只有集中权力才能完成治水功业,而能够有效治水才有了国家体系。

同时,赈灾更是只能由中央政府完成。地势高的风调雨顺,低洼地可能涝了,反之亦然。洼地受灾了用协商方法让高地人救济,说“明年也许是大旱呢!”,恐怕协商完那边都饿死了。只能中央政府储备好物资即时赈灾才行。

夏商和西周王权都有权威,东周礼崩乐坏诸侯分立,回到了夏初局面。春秋五霸,齐桓公最早会盟葵秋,盟约5条前4条都没啥实质内容,第五条“无曲防,无遏籴”(洪水来了不准筑堤挖沟淹别国,别国受灾不准禁止粮食出口),此后会盟盟约都有这两条。可见不解决抗灾赈灾这些事儿,谁都活不安宁。

还是秦王英武,一统天下。再后“百代都行秦政治”,了这事儿。

然后是抗瘟疫。前些年流行猪流感,贫道曾发文说这次不用慌,中国人不用怕。结果美国感染6000万,中国12万。一百年前西班牙流感,全球死了4000万(一说上亿),中国死了不到一万。天花鼠疫伤寒这些在西方动辄灭城灭国的瘟疫,在中国即使也减损很多人口,但远没有西方和美洲那么可怕。这只能说明一点:相当多传染病很早就在中国流行过,中国有抗体的人比较多。

中国人对传染病认识很早,卜辞里就有“疾,亡入”(亡:勿)。现在“豫(预)防”一词在《周易》中就出现。《周礼》记载政府设有负责“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疫”的官员。八十年代以前防疫的满街熏烟,两千多年前的街上就能闻到,《山海经》记载的熏药草就有7种。熏烟防疫是更《千金方》防疫主要方法。英人1896年用牛痘预防天花说是“重大发明”,实际是800多年前的宋人“人痘”防疫法传至欧洲后的“技术改造”。

中国古代对隔离降低传染率的方法就很熟悉。论语里有孔子见害传染病弟子冉耕隔着窗户说话的内容(论语: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隔离甚至已经制度化。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记载了秦代对患麻风的犯人进行安置的机构。晋朝规定朝臣家有感染三人以上病人者,虽无病百日亦不得入宫。

药物抗疫更是中医药最重要的手段,伤寒论温病论就是为抗疫写的。

二十四史是官方正式档案,除了记载了数千水旱灾害,还记录了上千次瘟疫。抗击水旱灾害和瘟疫,以及对灾害地区老百姓进行救济,是古代中国人必须处置的最重要事件。一是这类事儿只能集权不能分权,二是中国摊上这类事儿时间很长了,驾轻就熟。

中国人对皇帝在抗灾救灾方面的要求近乎苛刻。

中国人就算没读过《寡人之于国也》,起码知道“五十步笑百步”的故事。梁惠王见孟子时进行了自我表扬:

【“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自然灾害),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

正想得到表扬,却被孟子用“五十步笑百步”奚落一顿。按孟子标准,只要理论是有做得更好的空间,现在做的就不行。只要有人饿死了,说“非我也,岁(天灾)也”就叫推卸责任。“王无罪岁”(不说天灾二字)是做王的最高境界,特朗普听了这些恐怕要连发120个推特骂孟子。

西方初民时期主要公共事务是什么呢?贫道觉得是征服和奴役别的国家和民族以及抗击其他国家的侵略和奴役。在国家形成甚至此后很长时期,无论抗灾和防疫似乎都不很重要。

神话传说:“巴比伦塔”是讲人们修了个通天高塔想求上帝:现在各民族各说自己的语言,无法沟通互相不理解,冲突敌对不可调和,希望上帝能让大家都说一种语言。不同民族和族群的对立是两河流域人们最苦恼问题。从赫梯帝国到亚述帝国,灭国、屠城、杀戮是这一地区最突出的“文明事件”。

著名的“出埃及记”是讲被埃及人俘获和奴役的以色列人如何在摩西的带领下千难万险回到迦南故地(现巴勒斯坦)的故事;“荷马史诗”的故事是个征服灭国的故事。金字塔里面的文字和图像,大部分是彪炳法老的征服功绩,此后无论希腊罗马,凯旋门是必不可少的。

相比较而言,关于自然灾害和瘟疫的传说很少。当然这一时期所有民族都有大洪水故事,有“诺亚方舟”。但这些神话是一个描述一个时期特大洪水的故事,不是人们治理水患的故事。人们到高地躲避洪水,无非两河和尼罗河流域人们每年夏天要做的事情——这么大的洪水没法治的,只能躲。

国家间战争可以用常备军(亚述、古罗马),也可以用联军(赫梯、古希腊),中央高度集中权力的要求远比治水防疫和赈灾轻。

贫道说这些,并不是打算表达“厉害了我的国”,更不是“战狼精神”。看到一个日本人看到中国抗疫后感慨中国动员能力惊人,以为这样的民族太可怕不敢惹,据说其他一些国家不少人也有些怵怵的。其实大可不必,中国人这样的动员能力只在抗灾抗疫时发挥作用,打仗不见得。除了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人民军队,中国其他任何时候动员战争的能力都很臭的,而且还汉奸满街跑。

关于为什么中国比东地中海地区的自然灾害和瘟疫都厉害,以及那一片为什么那么爱杀人奴役人,就算搞个宗教“分别心”也那么强(异教徒),贫道讲座讲了,但太长这里就不说了。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邋遢道人”,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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