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故意”忽略公交系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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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中华: 为了扶持必须依靠庞大销售量才能生存的国产车工业,联邦政府“故意”忽略公交系统的发展和更新换代。差劲的公交系统才可以刺激国产车的销售,若公交系统衔接到人人家门口,岂不是不需要汽车了?特别是地方公交系统,因地方政府无钱、无权和无积极搞好公交系统,一切皆仰赖联邦政府的拨款和规划,其衰败之势更为严重。差劲的公交系统让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交通阻塞问题,国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最低国民生产总值的1.1%,或127亿令吉的损失。

 

 

中央集权杀死地方公共交通!


 
 蓝中华     发表于 2016年1月28日 
 

  

 

“马来西亚的交通真是糟糕,德士不用计程表,交通衔接不完善,反而泰国曼谷的嘟嘟车或柬埔寨的摩托三轮车不但价格大众化,而且通常能轻易召到车。我们不需要搞这么昂贵的公共交通系统,学习泰国或曼谷就可以了。”一位搞旅游业的友人日前与我讨论我国公共交通问题时,对我这么说。

我回应他,总体上来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比泰国和柬埔寨进步,如果我们引进嘟嘟车和摩托三轮车交通工具,岂不是把我国弄成第三世界的街头,乱哄哄?友人接着说,无论如何,泰国和柬埔寨的交通真的比我国好,在我国很难搭上公车。

不得不承认的是,经济发展程度比马来西亚低几倍的泰国和柬埔寨,虽然人人无法买得起一台爱疯(iphone),但他们人人搭得到车,即使那只是二轮摩托改装成的交通工具。

联邦政府垄断交通事务

国家经济发展越前进,人民却搭不到巴士,特别是大吉隆坡地区之外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出问题?

相信许多人不知道交通事务是归联邦政府管辖,决定巴士、德士、电车、快铁是否要经过你家门口或所住社区的人,是坐在首相署陆路公共交通委员会的官员。

交通权限完全归联邦管辖的历史背景可追溯至李特制宪委员会。1957年公布的李特制宪报告书的第119段落写着,公路交通的管控是联邦的权限,本委员会建议继续由联邦负责,但赋予州政府权力去管控在州级公路、桥梁和渡轮上行驶的车辆的重量及车速……其他交通和通讯方式(other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应该继续维持成为联邦权限。李特制宪报告书的建议被接纳,并成为了我国联邦宪法的第九附录之第十条款。

兴建候车站是地方权限

尽管联邦完全掌控了交通权限,但兴建巴士站或候车站的权限则在地方政府手上,除非候车设施完全建在联邦土地上。一个巴掌拍不响,空有公车,但没有候车站,或空有候车站,没有公车,注定是失败的公交系统。

君不见贵为我国首都最大的公交枢纽吉隆坡中央车站,即使其城市内巴士候车站并不设在富丽堂皇的枢纽大厦内,而是在大厦外油站旁边的一座简陋候车站,每天都有数千人吸着废气和冒着日晒雨淋在那乘搭巴士。

全国最大的公共交通枢纽却没有像样的巴士候车设施,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笑话,惟也反映了规划巴士路线和中央车站交通枢纽的当局严重缺乏协调。吉隆坡市政局对此也无可奈何,因为交通规划事务完全是首相署的权限。

从另一方面来看,吉隆坡中央车站巴士候车站的窘态折射出马来西亚公民的忍耐力超强,因为居然不展现出愤怒。

地方公交系统全面衰败

联邦掌控交通事务数十年以来最大成绩是刺激汽车工业蓬勃发展,现在几乎每人有一部汽车,而公交系统却全面衰败。大吉隆坡地区的公交乘客率自1970年代全面滑落,从约50%下跌至16%,乘坐公交被视为稀奇事。

表一:大吉隆坡地区公交乘客率

来源:Land Public Transport Master Plan GREATER KUALA LUMPUR / KLANG VALLEY,陆路公共交通委员会,2013年11月7日

大吉隆坡地区之外的公交乘客率更惨不忍睹,单计算最近几年的数据,新山、沙亚南、怡保、芙蓉、亚罗士打、瓜拉登嘉楼和加央等州首府的公交乘客率下跌率惊人。譬如玻璃市首府加央的2014年乘客率仅有20万人,或每天仅有区区的548人乘坐公交。可以这么说,他们似乎已经被联邦政府遗弃了,其公交系统自生自灭,惟州政府或地方政府只能干着急。

为何大吉隆坡地区和其他州属的公交系统衰败?原因出在我国的人口基数不多,但又为了扶持必须依靠庞大销售量才能生存的国产车工业,联邦政府“故意”忽略公交系统的发展和更新换代。差劲的公交系统才可以刺激国产车的销售,若公交系统衔接到人人家门口,岂不是不需要汽车了?

特别是地方公交系统,因地方政府无钱、无权和无积极搞好公交系统,一切皆仰赖联邦政府的拨款和规划,其衰败之势更为严重。

国民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差劲的公交系统让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世界银行于2015年中推出的《大马经济监控:城市交通转型》报告指出,因为建路进度比不上买车速度,城市居民无一幸免面对上下班交通严重阻塞问题,半岛38%联邦公路面对E或F级交通流量,即不稳定、无法容忍的延迟和长时间无法行驶的窘境。因交通阻塞问题,国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最低国民生产总值的1.1%,或127亿令吉的损失。

同时,财政部副部长阿末玛士兰(见图)于2015年6月25日在国会上议院公布说,2010年至2015年4月我国破产人数为10万7306人,占最大部分为无法偿还汽车贷款(28.9%)、房屋贷款(21.7%)、个人贷款(18.5%)、企业贷款(12%)和担保人(5.8%)等。由此可见,因为公交不善,不光让人民背上沉重债务,也成为让人民破产的头号凶手。

当联邦政府意识到犯下政策错误时已经是数十年后的事,最近才大手笔投资巨资兴建有轨公交系统,以解决大吉隆坡地区的问题,惟这将引起另两个问题。

吉隆坡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第一,每个人都喜欢有轨公交的干净、安全和准时(大马铁道公司营运的轻快铁例外),不过有轨公交的兴建周期长和耗费巨大,且无法解决“最后一里路”的问题。

在等待6至7年的兴建周期,许多人早已购买汽车代步,甚至连汽车的分期付款已缴付完毕了。即使有轨公交建好,车站也未必建在靠近住家或工作地点附近。大马人的习惯是只要500米距离以上的路程,都会驾车代步。

唯有巴士才能灵巧地驶入住宅区,为你解决这500米的最后一里路的问题。

第二,无论是第十一大马计划,还是陆路公共交通委员会推出的全国公交大蓝图,均是以解决城市交通,特别是大吉隆坡地区的问题为主。联邦政府投资不下7百亿令吉在第一和第二MRT计划、第三LRT计划、吉隆坡和巴生BRT计划、LRT延长线计划等等,这还未计入耗资450亿的马新高速铁路计划。

外区人口只获得面包屑?

几乎全都是大吉隆坡人的受惠,其他地区的人呢?根据陆路公共交通委员会的规划,当局在各州推动三种计划,一是由RapidKL公司牵头在槟州和关丹设立RapidPenang和RapidKuantan子公司经营地方巴士服务,二是设立4亿令吉的短程巴士临时援助金(ISBSF)资助符合筛选资格的私人巴士公司继续经营下去,三是拨出1亿令吉在芙蓉、加央、古晋、怡保和瓜拉登嘉楼推介短程巴士服务转型计划(SBST),资助一家巴士公司经营短程巴士服务。

得到RapidKL眷顾的槟州和关丹,得到RapidKL技术支持的马六甲州政府经营的Panorama巴士公司,其短程巴士乘客率在几年内突飞猛进(见表二)。但是,没受到眷顾或排在布城优先次序底下的州属,其巴士服务和乘客率每况愈下。

表二:各州短程巴士乘客率;来源:第十一马来西亚计划

而且,为何大吉隆坡区得到几百亿拨款,其他地区得到区区的5亿令吉的面包屑而已?为何吉隆坡获得优先,接着是芙蓉、加央、古晋、怡保和瓜拉登嘉楼,那何时轮到新山、亚罗士打、亚庇、太平、安顺、美里、山打根、斗湖、昔加末、麻坡、居銮?

槟雪州主动推交通蓝图

必须看布城的脸色才能搞好公交系统是无效率的,地方政府才最了解地方道路和居民的需求。这说明了建国前遗留下来的制度早已不符合时宜。

环视世界先进国的模式,交通事务均是由地方政府处理,而不是中央政府,包括陆路公共交通委员会所参考的英国伦敦交通局。

与其望穿秋水等待布城的安排,槟州和雪兰莪州政府不坐以待毙,采取主动推出了本身的综合交通大蓝图。

槟州推出的交通大蓝图预计耗资270亿令吉,透过建设海底隧道、有轨公交和改良道路,翻天覆地改进槟州的陆路交通。

至于雪州交通大蓝图预计耗资620亿令吉,计划充分利用现有的有轨公交,延长其路线或建立支线,以及打造中转导向发展(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的公交系统。

尽管槟雪两州的交通大蓝图最终仍必须提呈给陆路公共交通委员会审核和批准,但两州的主动出击迫使联邦政府必须正视州政府有能力提呈最适合本区的公共交通蓝图,必须正视中央集权存有不可忽视的弊端。

地方分权复兴公交系统

若说中央集权导致地方政府丧失积极性改善公交系统,间接杀死地方公共交通不为过。

为何最近闹得满城风雨的优步(Uber)服务会成为人们的首选?最大的因素是联邦政府无法提供优质的公交系统给民众,而优步的出现宛如替代了政府的角色,使用网络科技提供比德士、巴士好得多的交通服务。

错误的政策让人民吃尽苦头、浪费金钱,也会让制度成为导致衰败,而不是富强的根源。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近年一直在宣扬的政治衰败论,就指出若制度无法与时并进以应付外在环境的转变,将使知识僵化;而当权精英拒绝改变,将形成衰败的因子,即使是具有自我修复能力的民主政治体制也不豁免。

如果再不承认中央集权对公交策划带来消极性的影响,那我国的公交系统极可能会继续陷入恶性循环。凡事依靠联邦政府的资助,一旦联邦政府无所作为,全国公交系统将一起衰败。

要跳出这个恶性循环,唯有落实地方分权,把交通规划权力还给地方政府,以及提高地方政府的财务来源。

 


 

蓝中华,大学本科修宇航工程系,25岁前曾经对物理研究有兴趣,其实现在也依然喜欢物理学,25岁后对社会科学萌生强烈的好奇心,遂在马来亚大学取得战略与国防研究系硕士,现仍在恶补社会科学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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