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返、相认、想望家:马共成员返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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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综合

部队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紧张活泼的。森林里的日子过得很快,丝毫不感到枯燥、单调或恐怖。相反地,在革命大家庭里,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并肩战斗,一切生活必需品都由组织负责,供应富足时,大家过得好一些,供应困难时,大家一起想办法。没有外面社会的尔虞我诈、恶性竞争以及家庭和世俗的偏见和压力,生活倒是更加无忧无虑,自由自在。”

复返、相认、想望家:马共成员返故土

 
潘婉明  | 
发表于今天08:18  | 

【和平协议30周年三】

1989年,马来亚共产党与马泰两国政府签订合艾和平协议,马共同意销毁武器,和平解除武装。泰国政府给马共拨地建村,协助就地落籍,马来西亚政府则在两年后的1991年开始依协议办理返马作业。

马共当时约有400人申请回国,经过一番周折,最后仅339人分批入境,其中不含婴儿、幼年子女及随行家属。

 

 

最后一批无法返国

根据和平协议条例,马共可于部队解散后提出回国申请,获批准者可恢复其参加部队以前的公民身份及所持有效证件。

第一批战士于1991年8月抵马,随即遭到刁难。有关当局要求他们签署一份退出马共的自白书,将不同意签署的人扣留起来,扬言遣回泰南。马共得悉后严正抗议当局破坏协议精神,经多次沟通、斡旋才重新取回共识。

第二批返马人士在相距5个月后的1992年1月回国,此后每个月送回一批,每批人数10至31人不等。

1992年12月,当第13批战士入境后,马来西亚政府单方面宣布停止办理马共返马事宜,使自愿排在最后一批回国名单中的陈平无法成行,这便开启了陈平此后长达21年的争取回国之路,至死未能如愿!

陈平一生流离,客居中国、客死泰国,唯有骨灰在和平协议30週年前夕,被已返马定居28年的战友同志携回故国,洒在马来西亚的大海和山林里,以另一种形式魂兮归国。

如果我们说实兆远是陈平一生的乡愁,那么马来西亚就是数百名去而复返的马共战士,用将近30年的岁月奋起立足的地方。

 

 

生命历程分三个阶段

一般而言,马共战士的生命历程可分为上队前、游击队及和平后三个阶段。

以“新同志”这个世代为例,上队前多指1960年代中至1970年代初期这个炽热的抗争年代,游击队则是1970年代至1989年的集体战斗生活,而和平意味着1989年以降、重返社会至今的日子。

这个世代的战士自青年上队至中年复返,有些人回到原乡生活,另一些人来到大都会谋生,他们跟社会脱节十数年后,如何面向1990年代的文明、进步与繁华?他们遇到什么困难?如何克服现实中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以及心境转折?

 

 

泰国勿洞和平村

活着出来跟孩子相认

我认识的不少马共女战士都曾在部队里生育,孩子一出生就依组织规定抱到农村送养。当婴儿被领养时,大部份战士都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能活着出来跟孩子相认。不过随着和平协议的签署及其后返马,相认的故事就层出不穷。

阿心下山后第一件事就是寻找两个女儿。老大在马境出生,送给居林地区的群众领养,经同志指引后寻回,但她不肯接受亲生父母,拒不相认,所幸她愿意与留在槟城老家的哥哥和已成为泰国人的妹妹保持联系。

阿心的小女儿在泰境出生后送给边区的群众,成为泰国女孩。但她自小在马共活动的地方成长,不排斥自己的身世,经养父母同意,与亲生父母相认,唯父/母女之间分属不同国籍,也没有共同语言,鸡同鸭讲。

学兵上队前将一对子女留给家人抚养,尔后将在部队生的女儿交由边区农村一对泰籍夫妻收养。这对夫妻没有生育,家境良好,把养女视如己出,供她完成大学教育。

和平下山后,学兵夫妇没有勇气去看望孩子,而养父母也深怕亲生父母寻来将孩子带走。经当年帮他们接头的群众居中鼓励、安排,也向养父母保证只看个安心,不会要回,两家才有了联繫。跟阿心一样,孩子作为泰国人,无法跟父母沟通。

已故女战士小梅的孩子出生未满月,丈夫汉山就牺牲了。当时孩子已经辗转送交给一名参加劳工党的群众养育。和平后,小梅在偶然的情况下得知对方是谁,反而对方不知道孩子生母的身份。和解回马后,小梅获得孩子养父母的同意和体谅,低调与孩子相认。

所有相认的故事,背后都隐藏着各种情感挣扎与纠结,很考验夫妻、亲子和家人之间的关系。不过相对于那么不圆满或根本失败的相认过程,比如联系不上、养父母从中阻挠或孩子身心受冲击拒不接受身世之谜之类,起码不那么扎心。

事实上这是部队日常化、生活化和人性化的结果。当部队允许生育,这些欢喜或残忍的局面就变得不可避免了。

需重新适应社会生活

大部份战士都同意,部队生活没有烦恼,重返社会就问题很多。立业和丈夫惠民回来首先就面对住房的问题。

惠民上队前为家人盖了一间房子,如今回来人事全非,房子要不回,反而寄人篱下。这是许多返马战士的写照。他们脱离家庭一去多年,期间音讯全无生死不明,及至和谈突然返马,未必所有人都得到家人的接纳。

比起愿意伸出援手的家人,很多同志起步时,更多地依赖战友们的互助和扶持,共同渡过难关。

立业和惠民算是刻苦有成。他们回马前在勿洞做水泥、砍芭等粗活,省吃俭用将存到的钱带回来,加上政府给付返马战士每人3000元的首期津贴,刚够他们盖一间空无一物的房子。

新屋落成时,政治部的官员特地前来拍照记录,还表示要送他们入伙礼物。立业开玩笑让他送一台电视,官员表示没钱,结果送了一台价值60令吉的电风扇!

有了居所,立业和惠民马上投入菜园的工作,作物收成了,才有钱逐一添置家当,生活慢慢改善。尽管生活安顿了,不过立业还是怀念部队的生活,珍惜她与同志们患难与共的情谊。

 

 

立业说:“集体生活这种是很好的,而且这种友情是经得起考验的。你看我们这些同志回来,回马大概将近20年,最少有18年【作者按:2009年口述】,大家还是很珍惜这份感情。如果你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你就懂得,人与人之间这种感情,有些东西是你没办法买得到的,金钱根本买不到。”

怀念部队集体生活

阿心也同意,部队生活虽艰苦,但她可以跟同志们学习人生、体验生活,过得很开心、很愉快。她认为过集体生活的好处在于一切自有公家管理,回马则须自谋生活,使人人都为家庭、生计和人情愁苦。

她与丈夫小明当初上队时,将长子托付给家人抚养,如今回返,面对亲情、亲子以及家庭资源可能重新分配的压力,与家人的关系也变得紧张,彼此都有情绪。

小明脾气大,跟家人起冲突就出走,然后到处流动,嚐尽人情冷暖,直到接手经营一间小杂货店之后才站稳脚步。

阿心不是不渴望家园,但对战士而言,家园不一定非要以核心家庭的概念来落实,部队也可以是另一种形式的大家庭、精神上的安顿。

 

 

不仅仅女战士有这样的想法,男同志也深有所感。方山在印尼从事活动多年后加入部队,相对于流亡状态的孤独,他认为集体的部队生活显得更充实和安稳。

“总而言之,部队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紧张活泼的。森林里的日子过得很快,丝毫不感到枯燥、单调或恐怖。相反地,在革命大家庭里,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并肩战斗,一切生活必需品都由组织负责,供应富足时,大家过得好一些,供应困难时,大家一起想办法。没有外面社会的尔虞我诈、恶性竞争以及家庭和世俗的偏见和压力,生活倒是更加无忧无虑,自由自在。”

部队生活自在洒脱,使许多返马战士无所适从。咏梅上队前是裁缝师,返马后她想重操故业,谁知当时成衣厂已全面改用电子车衣机,不同于过去的脚踩针车,她掌握不了新技术,唯有改行做小贩。

咏梅说小贩收入虽好,但精神太紧张,跟丈夫商量后,夫妻俩决定去打工。咏梅在上海书局找到工作,丈夫取权先在海鸥集团上班,后再改行做建筑。

返马之初的种种不顺遂,让咏梅更加怀念部队的生活。作为“山交”(即交通员、运输队)的一员,咏梅每提到出勤,她都称之为“出门”,比如“经常出门”、“明天就出门”、“一直出门”、“连续出门”等等,而“出门”所对应的,其实就是“回家”。

马共战士以游击为生活,以部队为家,即使重返文明社会,心里也没有忘怀部队的大家庭。

 

 

 

交通员行军时所背负的背囊。

第六突击队未找到归属感

但同样是部队,第六突击队(简称“六突”)却没有类似的归属感。六突自1973年成军以来,驻扎在彭亨州中央山脉的森林长达15年,他们的环境远比边区困难、动荡,战士牺牲者众。1988年司令员张佐被捕后,配合军警诱捕其他队员约80人,使六突全军瓦解,比边区提早一年解除武装。

六突女战士邓美说,他们与边区归来的同志不同。他们先被集体俘虏,再被扣留在一栋独立式建筑,面对释放无期的处境,内心无比徬徨。

“我们每一个人出来,我们心里都很徬徨,很徬徨,到底我们是怎么样?我们的下场会怎么样?录了口供,政治部没有马上释放我们,我们还被扣留3年呢,才陆续的放我们。”

邓美认为六突不像边区同志那样有勿洞和平新村的两年过渡期,为回马做好准备。他们一直在境内作战,环境险峻,没有以游击为生活、以部队为家的条件。从政治部获释以后,他们孤身踏上这条重返社会的道路之余,还得杀出一条重返马共之路。

但边区同志也不是六突想像得那么从容。他们去国多年,回来时人事全非,在生活上并没有少吃苦头,内心面对了不同的压力、抑郁与挫折。

我在田野里采集的一则小故事,很可以说明这种微妙的心境。过去马共在雨林行军,步伐豪迈,千山我行,畅通无阻;如今回马,没有现代交通工具代步,在车水马龙之间,举步维艰,不禁感叹“连北海到大山脚都走不到!”

不过,这些外在条件的限制,并没有阻挡住8条大汉挤进一辆小轿车去发挥同志爱和互助精神的决心。

另一个比较有趣的开汽水罐的故事,也很好地说明了马共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被想像为“非现代”及“低文明”。

马共返马之初,政治部官员每月都要约见他们一次,以支付政府发放的300元津贴。某次一名官员请小明喝罐装汽水,该员递给他时故意不做说明,就是想看看他会不会开罐。小明心里明白,不急不徐地拔开拉环,两人相视而笑。

政治对立扩大伤痕和对立

上述故事又带出另外两个课题:一是财政协助,二是官民互动。根据和平协议的协定,返马战士每人可得的财政支援包括:一、首期给付3000令吉;二、连续36个月每月补助300令吉;三、最后给付5000令吉,三年共计18800令吉。

为了顾及国内气氛和社会感受,这笔政府津贴在当时是不公开的协议秘密,马共也因此对其成员下达了封口令。返马战士依指示守口如瓶,但对家人保密的结果却也造成不小的误会,令他们有口难言。

另一方面,当局利用每月给付的津贴来束缚返马马共,监察他们的动向长达3年。政治部规定这笔钱每月以现金面交,以便派员到府问东问西。

这反而令马共发现,一些年轻的华人官员完全不懂马共历史,政治认识的水平也很低,凭他们根本不可能问出什么,只有年纪大又狡滑的官员才比较难应付。

一般而言他们态度不恶,有一些还相当友好,持续3年的互动,彼此没有紧张或仇恨,才会有新居入伙送风扇,或请喝罐装汽水的事。

因此,30年过去了,各政治阵营人士仍週期性地利用不同立场、不同族群、退伍军警及其家属的感受来叫嚣,扩大伤痕和对立,实在是不良操作、耗损与分化。

须知马共返马28年,他们已恢复公民身份,是合法选民,曾先后6次在全国大选中投下他们手上的选票,实际参与这个国家的民主政治体制运作,也共同见证马来西亚民主化的过程。

本系列完结

 


潘婉明,自由撰稿人、专栏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长期从事紧急状态时期华人新村及马来亚共产党历史研究,自2008年起陆续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香港、中国等地执行马共战士口述历史,出席2009年在合艾举办的和平协议20週年纪念大会,担任指定摄影师。著有《一个新村,一种华人?——重建马来(西)亚华人新村的集体记忆》(2004),并于2019年完成以《革命、生活、女战士——从性别角度看马来亚共产党》为题的博士论文。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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