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五反”运动 为何上海最难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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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前“五反”运动,为何上海最难搞? - 乌有之乡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按照《共同纲领》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合法经营和适当发展。但是,一些不法资本家不满足于用正常方式获得的一般利润,用向国家干部行贿等非法手段获取高额利润。这种情况的严重发展,使中央不得不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始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并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始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这是两场运动,“三反”针对的是那些被腐蚀的干部,时间在先;“五反”针对的是不法工商户,时间在后

 

 

 

70年前“五反”运动,为何上海最难搞?

来源:风闻     作者:后沙     2022-04-11

在去年的一系列百年党史教育活动中,有一段我们会看到但不大注意的内容,就是“三反”、“五反”运动。

70年前“五反”运动,为何上海最难搞?_风闻

“三反”、“五反”运动距今已过去了70年时光,虽然在波澜壮阔的百年党史教育内容当中只有短短几行字,但在当年,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事关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关于“三反”、“五反”运动简介百度上也有,标准的说法是: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按照《共同纲领》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合法经营和适当发展。但是,一些不法资本家不满足于用正常方式获得的一般利润,用向国家干部行贿等非法手段获取高额利润。

这种情况的严重发展,使中央不得不从1951年12月起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始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并从1952年1月起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始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这是两场运动,“三反”针对的是那些被腐蚀的干部,时间在先;“五反”针对的是不法工商户,时间在后。

“三反”、“五反”又有着密切关联性,简单说,就是受贿者和行贿者一个巴掌拍不响,他们是一体两面。

当时这种违法犯罪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有人内外勾结,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需物资上做手脚,坑害志愿军战士,从后方威胁着抗美援朝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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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电视剧《换了人间》的一个镜头,周总理陈云同志提到的“丛志丰”这个不法药商不是虚构的人物,而是真实存在的。

“丛志丰案”材料能摆在总理的案头,就说明当年这类问题的恶劣程度。

与丛志丰勾结的干部其实级别并不算高,他是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的医政处处长李廷琳。但李廷琳手中权力可不小,掌管着朝鲜前线的药品采购和东北地区的药品出售。

丛志丰是“东北光明药行”的老板,生意做得很大,在上海、天津、广州都有分店,他从抗美援朝战争一开始就极力接近李廷琳。

最初是请李廷琳到家里吃饭,有专门的名厨做菜,每次吃饭之后,还要送礼,周末还有家庭舞会,请来解放前的舞女。丛志丰为了拉李廷琳下水搞到了什么地步?他有两个老婆,小老婆很漂亮,李廷琳对她有意,丛志丰直接就把小老婆“送给”了李廷琳。

这两人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是61.3亿人民币(旧币,折合后来1955年发行的新币为62万左右,在当时绝对是巨款),这还不算他们给前方志愿军战士、东北地区老百姓带来的伤害。

除了总理亲自交办的“丛志丰案”,其它类似问题也同样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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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海的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贿赂勾结国家派出的军需用品采购员,把大量的过期药、假药、卖不出的器材都卖了国家,伤害了志愿军战士身体健康。

还有“联合牛肉”老板张新根等肉类食品企业主,把坏肉、烂肉、臭肉重新加工后,放入冷库或做成罐头,瞒天过海卖给了国家。

因此,再不对这种现象痛加打击,后果不堪设想。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1951年11月底,国家开展了“三反”运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刘青山和张子善案。直到今天,各个单位、机关、企业组织反腐败教育时,如果有到天津,肯定要去相关展览馆看看。

“五反”是在1952年1月26日 (农历腊月三十)开始的,毛主席在1月5日看了北京的《三反运动报告》后,于26日亲自起草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

这既是确保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的需要,也是推进国家经济计划,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从更高层面来说,这是一场关系到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斗争。

在运动的指导上,毛主席一再强调要按照《共同纲领》办事,要掌握的政策界限就是违法不违法。

“五反”中许多材料和线索,是从“三反”中发现的,比如,五反为什么会有“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这一条?就是有的干部把国家经济机密泄露给了不法商人。然后,他们提前“布局”捞取暴利,1950年8月北京、天津粮价暴涨,1951年华北地区碱价大波动,都是这样造成的。更严重的是,有的人得到这些经济机密后,还交给了台湾当局和西方间谍。

也就是说,“五反”的每一项都是一条战线。

“五反”重中之重就是大上海,上海不仅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它还是的中国经济中心,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

然而,上海也是“五反”运动最难搞的城市。

陈毅市长邀请了72位上海工商界人士开座谈会,几乎包括了上海所有头面人物,但人家回去照样不配合。然后一些愤怒的工人、店员各自为战,搞出了一些过激行为。

上海问题之复杂远远超了刚刚建立不久的上海市政府的想象。

2月29日,毛主席复电华东局和上海,同意将“五反”运动推迟到3月20日之后进行,先做好准备工作,上海事关全局,要争取群众拥护。

毛主席说,“这样既有利于三反工作,也有利于以后的五反工作,也有利于全国经济形势。”

在调整部署后,上海收到群众揭发不法商户的材料有24万件。但有一些干部思想消极,对五反运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而资本家更是趾高气昂,认为五反在上海已经被迫中断,还有国民党特务乘机在社会兴风作浪,谣言四起。

3月25日,“五反”运动在上海正式展开,陈毅举行了全市动员大会。

但上海的资本家故意停工、停产、停业,还对全市163000有工商户进行煽动,跟着闹事,以此要挟国家,导致经济运行严重堵塞,基础设施建设延期,生产率下降,税收大减,市场冷清,失业率大增……并影响到了浙江、江苏等省份。

毛主席定下了斗争原则:

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在商业当中再分为,普通从宽,投机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做到斗而不乱。

不能虎头蛇尾,草率结束。不能误解从宽政策,失去斗争严肃性,否则会引起群众不满,资本家再行嚣张。在广大上海人民的支持下,打退资产阶级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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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五反”运动,毛主席自始至终都是直接过问,他一边要指挥朝鲜战场,一边要指导上海这场经济领域的硬仗。

这样,上海的“五反”运动逐渐化被动为主动,局面得到了扭转。

工商户并不都是违法企业,如何将它们区分开来?

上海16万家左右工商户分为五类:

完全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违法户、严重违法户

重点要打击就是后面两类,划分之后中,它们的占比约为5%,这就是“既要斗争,又要团结”的策略。只要上海社会、经济、生活运转恢复正常,那些想要挟国家的资本家就失去了本钱。

当时,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中的头面人物是荣毅仁,陈毅对荣家该如何归类拿不准,上海倾向于将荣家划为“基本守法户”,就已经算是从宽。

此事报给了周总理,请他定夺,周总理又找毛主席商量,毛主席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

将荣毅仁立为标杆,是毛主席高超斗争艺术的体现。原本相当紧张的荣毅仁立刻在根本上转变了思想态度,他也非常有智慧,为上海工商界积极响应“五反”作出了表率。

荣毅仁的转变,使得其它想闹事的工商界大佬们失去了主心骨,纷纷表示要遵纪守法。

上海的局势很快就稳定了下来,4月末,毛主席就开始着手部署结束上海的“五反”工作,可以在新的基础上跟工商界讲团结了。

5月,上海五反运动进入扫尾阶段,10月25日,全国五反运动胜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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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五反运动的全国工商户共有999707户,其中只有3%定为“违法户和严重违法户”,受到刑事指控的有1509人(不含未结案者),判处死刑(含死缓)的只有19人。

三反、五反运动对净化干部队伍,团结全国人民,稳定经济发展,打击资产阶级不法行为的嚣张气焰都具有重大意义。

上海,是中国的上海,是人民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