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5后再思考民主运动

发布于 2014-01-14 13:02

从308到505大选,反对党已经站稳脚步,形成半壁山河之势,民间动员网络也有长足的进展。但是随着政治局势演变,政党与民间的分歧也日益明朗,从槟州乌巴鸟党政不分争议,到雪州大臣与议长加薪、林冠英马赛地官车风波,就可看出双方的不同考量。

跨年反涨价集会达上万人,一洗505大选以来民间反对势力萎靡的颓势,但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热点》周刊遭内政部勒令停刊却未获得民间相应的关注,声援的文告亦少见。这能否视为是本土民主运动的一项缺失?

从308到505大选,反对党已经站稳脚步,形成半壁山河之势,民间动员网络也有长足的进展。但是随着政治局势演变,政党与民间的分歧也日益明朗,从槟州乌巴鸟党政不分争议,到雪州大臣与议长加薪、林冠英马赛地官车风波,就可看出双方的不同考量。甚至就有较激进的言论,质疑民联有偏安心态,坐拥州权忘了逐鹿中原云云。

如果说,505大选的赢家是反对党(这显然不包括社会主义党),那么输家就明显是人民与各项社运,净选诉求遭执政党忽悠,稀土厂强硬营运,消费税2015年实施。笔者曾说过,选前112十万人集会象征社运与政运势力呈汇合之势,但如果过于孤注一掷,只集中在政运上取得突破,一旦受挫必然会面对惨烈的溃败与萧杀局面。

505大选后,政党轮替期待落空,黑色集会喧闹一阵后终落幕,霸权集团及其附庸分子再度祭出种族宗教大蠹反扑,炒作阿拉字眼,社会俨然再度面对剧烈分化的挑战。眼下,民主运动要往何处去?

夺取政权想象的局限

目前未知今年面临百物涨价,民间集结的力量如何,但眼下可对以往反对论述与实践之缺失作反省,以便整装待发,重新上阵。

首先,上述批评民联言论不外乎指责民联偏安(忘了逐鹿中原宏图)或嗜权好利(满足眼前利益,提前腐败),不管其批评论调激进或温和,都脱离不了以政党政治为中心,以夺取政权为解决问题的想象。此种思维忘记了政党作为夺取政权的工具,仰赖选举动员维持生存,需争取社会占主流统治地位者的认同。因此,很多时候不同社会群体对政党的诉求,往往也反映了社会的矛盾所在。

试举一例子简述之,民联选前端出各种利好政策,其中将最低工资列为1100令吉。然而政府的最低工资制即将在2014年落实前,引起了中小企业的巨大反弹,民联民代只能借机批评政府没有相关配套措施,并以己方提出补助中小企业,协助技术转型为例,说明贯彻这个政策的更好方式。但他们却丝毫未敢承认,正是选前追逐选票之风,民联端出诸多利好政纲,使得国阵必须确切落实最低工资(当然中下企业非其主要票源,不无慷他人之慨之嫌)。

可以试着想象,即便民联执政,是否就能提出亲工人政策,而不顾忌资本家的反弹?国人冀望反对党代表进步实力,其实忽略了社会结构利益分化的限制,没有检视现有社会的宰制力量是什么,而政党很多时候只是这股宰制力量的工具而已。

再者,夺取政权的想象过于窄化社会改革的目标。例如,女性权益、同性恋平权等弱势议题即便是替换政党也未必能短期内解决。换句话说,社运必须设定自己的改革策略与目标,不成为政党动员的附庸,应该形成自己的自主力量,才能迫使社会主流正视,政党也不敢轻忽。台湾的女性运动和同性恋运动就有如此的能耐,有许多案例与经验乃值得本地运动参考与思考。

缺乏宏观民主论述指引

其实,近几年社会矛盾大量浮现,政府治理失灵导致各种民间运动兴盛。仔细检视之,不同的运动固然因为其影响范围、宣传策略等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支持力量,但是这些运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它们和民主运动整体方向为何,似乎欠缺较宏观的探讨与分析。

民间一些简单的回答就是,国阵的种族霸权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唯有推翻之,社会才有生机。然而社会是复杂利益综合体,除了政权与社会的对立,也要审视社会内部不同群体的矛盾。前述的回答容易简化问题,甚至难以抵挡政党动员的诱惑与收编,轻易就丧失了社运自主的意识。

曾有主流媒体评论人讥讽,绿色反稀土厂运动何以要与黄色净选运动结盟,回应者则以集会与言论皆应有自由回答之,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问,净选运动与最低工资有何关联?民联支持者是否都支持最低工资?反国阵霸权与移工人权与劳动权关系为何?或许回答就不那么清楚了。

笔者友人曾告知,跨年反涨价集会当天,就有示威群众向想看烟花的移工大呼嘘声,俨然有如大选怀疑移工充当幽灵选民而大举猎巫之余绪。也有网民动辄指责印裔支持国阵,因此选后面对诸多打压应该是活该云云。

上述现象与诸多社会问题皆暴露出民间内部分歧之大,有时民主运动论述未必能对此有完整的回应与解释,很多时候不同的运动甚至造成民间的内耗。

此种问题其实是缺乏宏观民主论述指引的结果,无法分清楚不同的社会议题之间的关联以及与民主运动的关系,也无法在实践上分辨轻重缓急,掌握各种议题对社会的冲击力,因此失却了调整战略的主动性。

2011年攻击教堂事件,政党和社会因缺乏“多元共识”而无法主动提出一套协调冲突的共同价值,以致反暴力攻击宗教的誓言只能沦为空洞的呼吁,共通感旋即消逝,至今争议又再度爆发即可作一例证。【参见笔者的《宗教动员、民主转型与多元共识:反思马来西亚“阿拉”争议事件》】

除此之外,抽象的民主理想与实际生活利益也缺乏联结。知识精英经常抱怨基层民众不理解抽象权利,如言论自由的重要。但其实社会运动就是中介,借由特定的议题,把具体的生活利益与抽象的民主理念结合起来,也是必要的工作。检视时下的社运,却是活动有余,论述不足,显然仍需补足此缺陷。

忽略工运与农运的重要

505大选后,有评论者痛定思痛,疾呼民主运动应该下乡耕耘,并且批驳政党过于依赖城市选民支持必定走入死胡同。然则,这番论述不免过于天真,不但未明示下乡要以何策略、议题笼络支持,一再重复也仅沦为陈腔滥调。

更有评论人釜底抽薪,从“下乡论”转为“爱马来人论”(如黄进发),期间的逻辑关系暂且不论,着眼的不外乎是选举动员的软肋、诉诸最大的选民群体,甚或是鼓吹族群和解,对抗霸权集团。

这两者的共同缺陷正是缺乏“社会运动”的想象,前者不知道要以何种方式争取乡间支持民主运动,后者不知道如何瓦解族群认同的壁垒和分化,遂要以拥抱主流族群,化解敌对为策略。

【爱马来人论的讨论在面子书非常热烈,惟不易摘引,这里只能作概括的点评,细致的批判可参考潘永杰《大爱解民主愁?评黄进发“爱马”论》】

马克思主义评论家经常揶揄说,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小资产阶级即便争取自己的利益,不管有多激烈都不会动摇社会的生产与阶级关系,更不会改变整体的社会基础。

回头来看,数次庞大的净选运动是否就动摇了社会的权力结构,改变了不同群体的权力关系?工人和农民阶级在净选运动得到了什么?霸权集团营造的种族分化,是否就因为城市的数场跨族群大集会而改变?

评论人汲汲营营因造势的需要而高唱跨族群凯歌,但是却无视种族意识其实有其社会基础,例如马来人占公务员大比例,中下企业资本家多为华裔等等,不打破这个社会关系,徒然只在心理认同层面操作所谓的想象式和解,压根儿就不能根除族群分化的基础。

在地的民主运动忽略了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这两者恰恰是社会生产结构的基础。前者可串联城市的中下层民众,而后者则可以集结乡区的民众,借由这两种运动才能真正冲击社会基本结构。

倡议“爱马来人论”者虽然看到族群区隔的问题,但却没有分清楚是政客的情绪政治操弄结果,还是实质的历史与社会条件的产物,加上对社会现象过于印象式的解读(例如说什么1999年大选是华人恐惧烈火莫熄,未来若要政党轮替,华人则要反过来协助马来人去除恐惧云云。讽刺的是,当年改革阵营的一些领袖也同样使用这种印象式的批评,认为华人有后移民心态,而不支持烈火莫熄运动),很多时候未必能解构族群的纠葛,促成和解,反而过于陷入既存“种族政治”的分类框架,而不自觉强化了既有的霸权意识形态。

相反的,笔者倡议重视工运与农运,一方面建基于社会生产结构的分析,另一方面则是冀望通过社运的批判,激发社会学式的想象,揭示社会的多重真实面貌,以新的分类创造新的认同,进而瓦解种族分化。例如,以工人、农民的身份和利益召唤城市和乡区马来人,不就是让民众产生新的身份意识,进而产生自主的批评意识,而不掉入单一种族政治的框框吗?

理论与实践批判齐双行

马克思曾经说过,批判的武器不能取代武器的批判,换句说,本文只是概念的反思,绝对无法取代实践上的作为。然而,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没有实践的理论则是苍白无力的,唯有动态地结合两者,才能深化民主的实践。

概括而言,本文主张民主运动首先必须有一整全的论述,在概念上厘清抽象民主诉求与具体生活议题的关联,再者必须对于社会结构作分析,分清楚社会的多重权力关系,族群、阶级、性别等,而不是诉诸单一分类解释霸权的形成。最后,社运是联结民众力量的方式,必须要有社运自主的意识,掌握改革的主动性,唯有累积一定冲击社会的力量,才足以牵动政党,改变社会的权力机制,打破霸权的宰制。

谨以此文呼唤反思民主运动,激发社会运动想象,期待民主运动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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