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艳杰、(印尼)王世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兴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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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 头条百科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 是亚洲最早成立的共产党组织, 也一度是社会主义阵营之外规模最大的共产党。印尼共受国际主义的影响较小, 其发展更多受制于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动。以往学者的研究, 多侧重于对印尼共特定阶段的历史或者核心政治人物的探讨。本文旨在, 探讨国际环境以及国内政治对印尼共产党的塑造过程, 并着重梳理印尼共与民族主义者的关系, 进而对其兴衰进行历史总结。

高艳杰、(印尼)王世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兴衰研究

高艳杰、王世圆 人民哲学 Yesterday

 

作者简介:高艳杰,男,1982年生,河南濮阳人,先后毕业于郑州大学人文科学实验班、广西师范大学世界史专业、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专业,历史学博士,俄亥俄州立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现为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冷战史、美国外交史、东南亚史,学科专长:冷战时期美国对印尼政策、中国与印尼关系、华人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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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4期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以下简称“印尼共”) 是亚洲最早成立的共产党组织, 也一度是社会主义阵营之外规模最大的共产党。印尼共受国际主义的影响较小, 其发展更多受制于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动。以往学者的研究, 多侧重于对印尼共特定阶段的历史或者核心政治人物的探讨。本文旨在利用印尼共公开出版的文件、回忆录, 以及印尼文、中文和英文的相关资料, 探讨国际环境以及国内政治对印尼共产党的塑造过程, 并着重梳理印尼共与民族主义者的关系, 进而对其兴衰进行历史总结。

一、独立前印尼共革命道路的探索

印尼共是印尼地区 (原荷属东印度) 最早成立的政党之一,其诞生与印尼反殖民的民族主义运动密切相关。20世纪初, 印尼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浪潮, 本土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随之诞生, 印尼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在此环境下兴起。印尼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带有明显的伊斯兰教色彩, 随后又分化出以苏加诺 (Sukarno) 为代表的世俗民族主义者。事实上, “民族主义者”在印尼人的观念里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 泛指一切爱国主义者和为国家利益奋斗的人。从政治立场上讲, 既包括苏加诺这样致力于社会公正的左派民族主义力量, 也包括陆军和伊斯兰政党等反共右派势力;就阶级构成而言, 既包括印尼的民族资产阶级, 也包括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农民。

对于伊斯兰教人口占多数的印尼而言, 共产主义完全是外来思想。受1905年俄国革命的鼓舞, 印尼工人阶级的第一个组织于同年正式成立, 即“国营铁路协会” (Trade Union of Railway Workers) 。由于处于荷兰殖民统治之下, 印尼的共产主义运动自然与荷兰联结在一起。印尼第一个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工人组织, 由荷兰人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 Sneevliet) 于1914年在泗水组建, 即“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Indies’Social Democratic Association, 以下简称“东联”) 。1920年5月23日, “东联”正式更名为“东印度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in theIndies) , 亚洲第一个独立的共产党组织宣告诞生, 1925年又进一步更名为“印尼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Indonesia) 。

印尼独立前, 印尼共的发展经历过两次大的波动, 一次是“1926—1927年起义”, 另一次是1948年的“茉莉芬事件”, 这两次波动都与印尼民族主义者有关, 并且直接改变了印尼共的命运。

“1926—1927年起义”是印尼共在殖民时期主动发起的一次革命。1926年11月12日和1927年1月4日, 印尼共在爪哇和苏门答腊先后发动武装起义, 一个月内即被荷兰殖民政府镇压。“1926—1927年起义”被印尼共称为荷兰统治时期第一次民族起义。起义失败后, 印尼共被殖民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 被迫转入地下斗争。由于无法正常开展革命工作, 印尼共在群众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被左派民族主义政党, 即印尼民族党 (Indonesian National Party) 所取代。

“1926—1927年起义”的失败, 归根到底是由于印尼共与民族主义者决裂, 并试图一举完成社会革命造成的。在印尼共正式成立前, 印尼马克思主义者曾一度同民族主义者保持合作关系, 实行“内部联盟” (bloc within) 策略, 即吸收进步的民族主义者加入“东联”,同时允许其保留原来的政党身份。“伊斯兰联盟” (IslamicUnion) 三宝垄分部的负责人司马温 (Semaoen) , 成为首位加入“东联”的印度尼西亚人。但1920年后, 印尼共逐步放弃与“伊斯兰联盟”的合作, 并与共产国际的路线发生冲突。共产国际代表, 同时也是印尼共领导人之一的陈马六甲 (Tan Malaka) 认为, 泛伊斯兰主义者具有革命性, 可以继续合作, 这一观点也得到列宁与共产国际大会的支持。到1922年, 共产国际进一步要求印尼共采取“内部联盟”策略, 鼓励其与“伊斯兰联盟”合作。但是, 多数印尼共领导人并不认同共产国际的路线, 1923年印尼共明确宣布与“伊斯兰联盟”决裂。此后, 印尼共的路线愈发偏激, 提出“立即实现社会主义”、“印度尼西亚苏维埃”等口号, 发动了“1926—1927年起义”并遭遇失败。

第一次起义爆发前夕, 印尼共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内部联盟”策略,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它的独立自主性。印尼共自称是“印尼工人运动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但并不意味着必然听命于共产国际或者莫斯科。印尼共的诞生及理论思想深受莫斯科的影响, 却并不受后者的直接控制, 至少在第一次起义前, 共产国际无法左右印尼共的路线。

“1926—1927年起义”失败后, 印尼共失去合法政治身份, 被迫转入地下斗争, 直到日本战败并撤出印尼。地下斗争时期, 印尼共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发展政治力量。一是通过党员另建政党, 或者加入其他政党的方式参与政治。例如, 秘密党员阿米尔·沙里弗汀 (Amir Sjarifuddin) 于1937年成立了印度尼西亚人民运动党 (Gerindo) , 为共产党的政治活动提供合法外衣。二是组建秘密政治组织“地下印尼共”(Illegal-PKI) 。“地下印尼共”由慕梭 (Muso) 在1935年短暂返回印尼期间组建, 他同时还响应共产国际要求培养干部的指示, 组建了“共产主义青年党” (Party ofCommunist Youth) 。 

二战结束后, 印尼共迎来重建机遇。1945年8月17日, 苏加诺宣布国家独立, 随后与重返印尼的荷兰军队发生冲突, 印尼进入反荷独立斗争时期。同年, 印尼副总统穆罕默德·哈达 (Mohammed Hatta) 签署公告, 允许社会中的集团和流派建立各自的政党。1945年10月21日, 印尼共正式重建, 但部分老党员并未直接回归印尼共, 而是以地下党员的身份加入社会党 (Socialist Party) 、印尼劳工党 (Indonesian LaborParty) 等组织, 同时以公开或秘密的身份在印尼共领导下的印度尼西亚全国总工会、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印度尼西亚社会主义青年团等政治团体中发挥作用。这其中, 社会党和印尼劳工党虽然并未被冠以共产主义的名称, 但其实都是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组织。

恢复合法身份后, 1948年爆发的“茉莉芬事件”导致印尼共再次遭遇毁灭打击。反荷斗争时期, 印尼地方军队派别林立, 内部摩擦不断。哈达决定对印尼军队进行整编, 将沙里弗汀的势力从军队中清除。至1948年9月,印尼共控制的军队与反共部队之间的冲突到达顶峰。慕梭等人四处宣传共产党的工作纲领, 在抵达茉莉芬地区时, 当地亲共与反共力量之间已爆发武装冲突。9月19日, 印尼政府谴责慕梭和印尼共在茉莉芬地区夺权和建立苏维埃政府, 派遣军队进行镇压。随后的两个月内, 支持印尼共的军队全面失败, 慕梭在战斗中被击毙, 沙里弗汀被捕入狱并被执行枪决, 左翼组织遭到大规模清洗, 约3.5万名被指控为亲共的人士被捕。事件爆发后, 苏加诺总统将“茉莉芬事件”定性为“残忍而野蛮”的社会革命, 将参与者视为“破坏性的力量”。

印尼共的第二次失败, 既与印尼政府采取的反共政策有关, 同时也是印尼共与民主主义者争夺革命领导权引起的。1948年8月, 长期在苏联避难的慕梭重返印尼, 开始对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慕梭推动印尼共通过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新道路》 (以下简称“《新道路》”) 。《新道路》旨在重夺革命领导权, 认为1945年以来印尼共未能利用独立斗争获得革命领导权, 将其拱手让给民族主义者。《新道路》内容充斥着武装斗争的论调, 强调必须在军队的干部中间把反动的和反革命的分子清洗出去。瑏瑠正是在此背景下, 哈达政府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 引发了“茉莉芬事件”。

印尼共第二次失败与慕梭的领导有直接关系, 但究其根本, 印尼共自重建以来再次出现的激进主义倾向, 才是关键因素。1945年后的激进倾向主要是由以下三方面因素造成的。

首先, 政治影响力的迅速恢复导致印尼共信心过度膨胀。通过公开和秘密党员在政府、议会中任职的方式, 印尼共在战后初期获得巨大成功。在印尼共和国首届内阁中, 沙里弗汀被任命为议会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到1946年10月, 政府31名内阁成员中, 包括4名共产党员, 其中3名为秘密党员。1947年7月后, 沙里弗汀更是出任总理兼国防部长, 并提拔共产党员占据要职。同时, 沙里弗汀利用掌握的军事权力, 新组建了“印度尼西亚国民军”, 由与其同一派别的军官控制。

其次, 苏联共产党提倡殖民地共产党采取激进路线, 也对印尼共产生了重要影响。印尼共素来排斥外来干涉, 但第一次起义失败后, 大批印尼共领导人逃往苏联避难, 结果加强了苏共与印尼共之间的联系。1948年2月, 苏联政府在加尔各答召开的东南亚青年会议上, 向包括印尼在内的各国代表团传递信号, 要求“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青年为了争取自己的自由和民族独立, 只有毫不妥协地进行反帝国主义势力和反动派的斗争, 才能得到自己的全部权利”。已解密的前苏联档案表明, 《新道路》是慕梭在苏联期间酝酿完成的, 他借用了苏联“两大阵营”理论和中国的革命经验, 但并非直接依照莫斯科的命令行事。

第三,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也间接推动了印尼共的激进倾向。作为同处亚洲的兄弟党, 中共的革命之路, 对印尼共选择武装夺取政权起到了激励作用。印尼共第一次起义失败后, 共产国际敦促其首先要“同中国的民族革命和工人运动, 建立联系”。艾地 (D.N.Aidit) 在其著作中, 也提到过印尼共在二战后学习中共经验的情况。他指出, 当时印尼共根据中国的经验, 认为像印尼这样的国家, 游击战争、建立游击解放区并在这些地区组织人民解放军, 是争取完全的民族独立的正确斗争形式之一。艾地也曾经表示, 二战后印尼共过于强调“中国革命与印度尼西亚革命之间的共同点”

二、议会民主制时期印尼共的崛起

茉莉芬事件”后, 为抵抗荷兰侵略, 哈达政府释放了大部分被关押的印尼共党员。荷兰的侵略遭到美国和联合国的反对, 荷兰政府被迫同意签署《圆桌协定》, 向印尼移交主权。1949年12月, 《圆桌协定》生效, 印尼独立斗争获得成功。印尼独立后, 继续模仿西方政治体制采取议会民主制度, 建立了以政党政治为核心的政治框架。对于国内的共产党, 哈达政府并未再次进行打压, 而是采取宽容政策。宽容政策”为印尼共的恢复发展提供了空间, 到1950年底, 印尼共已经恢复政治活动。

1950—1951年, 印尼共领导层发生重大变化。艾地、鲁克曼 (Lukman) 以及约多 (Njoto) 等人成为印尼共新的领导核心。新领导层提出领导机构“印度尼西亚化”, 并借此成功获得党的领导权。印度尼西亚化”的口号能够在党内得到认可, 印证了印尼共对外来干涉的反感。虽然之前的两次失败并非是共产国际或者苏联“干涉”的结果, 但印尼共对外来势力的排斥, 与印尼人对外来干涉的高度敏感如出一辙。这与印尼长期受到殖民压迫、被外部势力控制的历史经历有关, “印度尼西亚化”迎合了这种心理。

议会民主制时期, 反共政党是印尼共面对的主要挑战和威胁。马斯友美党 (Masumi) 、伊斯兰教士联合会 (Nahdlatul Ulama) 两个伊斯兰政党, 长期在议会中占据优势地位, 并坚决反对共产党人进入内阁。苏丹·里尔 (Sutan Sjahrir) 领导的印尼社会党 (IndonesianSocialist Party) 同样反对共产主义。1951年8月, 马斯友美党的苏基曼 (Sukiman) 政府对共产党进行了大规模逮捕, 导致1.5名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入狱。这次逮捕是政府在毫无依据的情况下发动的,但印尼共却无力进行反制。

印尼共的突破性发展, 直到1953年民族党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 (Ali Sastroamidjojo) 执政后才得以实现。民族党人属于左派民主主义者,对待共产党的态度较为温和。阿里政府对外采取“不结盟政策”, 积极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 对内则默许共产党人的正常发展。鉴于阿里上台后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 印尼共及时调整路线方针, 一个标志性的节点是1954年3月召开的印尼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认定印尼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并据此制定了新的政策纲领, 一方面强调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事实上将政党选举作为斗争的主要方式。新纲领认为, 印尼共需要改变帝国主义者、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人民之间的力量对比, 把建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 即“民族统一战线” (UnitedNational Front) , 作为首要紧迫的任务, 继续支持阿里政府, 并重视普选和议会斗争。

第五次全国大会的决议表明, 印尼共将在“民族统一战线”下支持民族主义者领导的政府, 加强和平方式的斗争策略。1954年后,印尼共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扩大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影响力上。对于民族资产阶级, 印尼共的主要策略是支持苏加诺总统和印尼民族党。印尼共认为, 二者实行的政策符合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苏加诺曾在1952年10月的军事政变中拯救共和国,和民族党一起拒绝国有资产私有化, 并且更倾向于支持国内贸易和工业发展等。吸引农民加入统一战线是印尼共政策的重要组成, 农民占印尼人口的70%, 印尼共主要是通过“土地革命”消除封建残余, 提出“土地归农民”的口号。

民族统一战线”扩大了印尼共的政治基础, 通过政党选举, 印尼共迅速成为国内主要的政治力量之一。1956年3月1日, 印尼首次全国大选结果公布, 印尼共获得16.4%的选票, 一跃成为印尼第四大政党, 排名第一的是印尼共支持的印尼民族党, 获得22.3%的选票。1957年7月, 在大爪哇地区率先举行的全国第二次大选中, 印尼共在中爪哇地区获得超过300万张选票, 成为当地获得选票最高的政党;在东爪哇和西爪哇, 也分别获得了第二和第三高的选票。

需要指出的是, 这一时期印尼共能够融入民族主义者主导的政治框架, 主要是因为后者出于国家建构和社会稳定而采取的宽容政策。双方之间的路线分歧依然明显。印尼共认为印尼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需要进一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民族主义者则相信, 目前的政治独立和工业国家化, 能够使印尼走向前途光明的黄金时代。此外, 印尼共虽然通过选举成为国内的新兴政治力量, 但仍处于印尼政治舞台的外围, 由于伊斯兰政党的反对, 印尼共始终无法进入内阁, 只是依法在国会中享有一定的席位, 政治话语权非常有限。

三、“有领导的民主”与印尼共的权力巅峰

1957年后, 印尼政治陷入动荡, 印尼共的“民族统一战线”面临挑战。由于军队内部、政党之间, 以及中央与地方矛盾的激化, 印尼国内爆发了针对中央政府的“外岛叛乱”。到1958年5月, 印尼政府基本平息了叛乱, 支持叛乱的反共政党, 包括马斯友美党、印尼社会党等被迫退出政治舞台。“外岛叛乱”后, 印尼的议会民主制度走向终结,1957年2月, 苏加诺总统正式提出“有领导的民主”主张, 实质就是总统领导的威权体制。苏加诺后来只保留部分政党, 按照比例组成“互助合作内阁”, 政党不再依据选票获得议会席位和组阁。

有领导的民主”制度意味着政党政治的终结, 这使印尼共此前积累的选票优势失去意义。印尼共曾尝试推动苏加诺继续进行全国大选, 但未能成功, 最终作出妥协, 决定支持苏加诺的主张。1957年7月初, 印尼共中央委员会召开的第五次全体会议, 对苏加诺的政治体制改革给予了高度评价, 赞扬苏加诺的方案是“这样的合情合理、这样的公正和这样的民主, 以至于顽固派的领导人‘不赞同’的表示就会使他们在自己的群众中间完全陷于孤立”

作为印尼民族主义者的代表人物, 苏加诺一直对印尼共持同情态度, 这为印尼共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1959年, 苏加诺公开表示, 印尼共是“印尼独立斗争的斗士, 反对帝国主义的斗士”。1960年, 印尼共正式进入苏加诺组建的“互助合作内阁”。除此之外, 鲁克曼被任命为国会副议长, 艾地被任命为“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的副议长;在负责向政府提供咨询的“临时最高评议院”中, 印尼共也有代表。总之, 印尼政治转型后, 印尼共并未因政党政治的终结而陷入混乱, 而是继续坚持“民族统一战线”策略, 依靠苏加诺的政治保护和支持, 印尼共与苏加诺、陆军共同构成了国内最有实力的三股政治力量。

在“有领导的民主”时代, 依靠与苏加诺的合作, 印尼共事实上获得了更多政治活动空间和话语权, 这种合作关系并非仅仅源自印尼共“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 而是双方确实存在合作的必要性和深层基础。

首先, 印尼共与苏加诺的合作有现实政治利益的需要。作为印尼核心政治力量中最弱的一环, 印尼共一直面临着陆军的威胁, 陆军属于右派民族主义势力, 奉行反共亲美路线。对印尼共而言, 苏加诺既能为其提供政治保护, 又能提供更多扩大政治影响力的机会;苏加诺则将印尼共视为压制陆军势力的牵制力量, 以此保持政治平衡。由于政党政治被埋葬, 印尼共通过在内政外交方面与苏加诺保持一致, 以保障自己的生存空间。

其次, 苏加诺与印尼共存在共同的战略目标, 即反对帝国主义。1960年, 印尼通过了作为国家纲领的《政治宣言》, 其内容实际上就是1959年8月苏加诺所做的独立演说。苏加诺在演说中反复强调印尼人民要继续革命, 并将反对和清除帝国主义列为印尼未来的重要目标。反帝国主义”为印尼共和苏加诺找到了契合点, 1959年后, 印尼内政外交的重心事实上已经转向反帝反殖民问题, 具体而言就是反对荷兰以收复西伊里安的领土主权, 以及反对英国成立马来西亚的计划, 这两个问题上印尼共都坚定地支持苏加诺政府。

第三, 苏加诺本人对共产主义思想的青睐, 构成了双方合作的重要基础。早在1926年, 苏加诺就发表过题为《民族主义、伊斯兰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认为三者可以共存不悖。他甚至以孙中山推动国共合作为例, 证明民族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可以携手并进, 并通过强调伊斯兰教义中的社会主义、反帝国主义成分, 找到二者之间的连接点。建国后, 苏加诺积极推动印尼共参与政治。1956年大选后, 印尼共未被邀请入阁,苏加诺对奉命组阁的阿里总理表示强烈不满, 认为这“不公平”。1960年初, 苏加诺进一步提出“纳沙贡”(NASAKOM) 的概念, 即民族主义、宗教信仰和共产主义合而为一, 将共产主义正式融入国家政治理念, 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

鉴于苏加诺的支持和“民族统一战线”的顺利实施, 印尼共进一步确立了以“和平路线”实现社会主义的方针。1961年9月, 印尼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党章,明确提出“过渡到民主的人民政权制度, 即社会主义制度的准备阶段的最好的、最理想的方式就是和平的方式、议会的方式。如果取决于共产党人, 那他们就选择和平的道路”并再次强调“支持苏加诺总统方案”。从新党章的内容看, 印尼共认为自身已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 并相信通过与苏加诺合作, 可以改变力量对比, 以和平方式完成革命目标。

依靠苏加诺的政治保护和支持, 印尼共在国内政治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 并得以将党的部分纲领转化为国家政策。例如, 1962年印尼共成功推动政府通过法令, 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 实现耕者有其田, 同时限制富农的土地拥有量。苏加诺支持印尼共的土地改革, 并要求在1963年底以前完成第一阶段的改革。在改革过程中, 印尼共支持的无地农民和贫农与印尼民族党支持的地主富农发生冲突时, 苏加诺也选择支持印尼共, 并在“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的会议上呼吁实施土改, 谴责反对者患有“农民阵线恐惧症”。

在削弱政治对手方面, 印尼共的工作也取得进展。“有领导的民主”时期, 反共政党不再成为印尼共的威胁,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反共的陆军势力。陆军领导人坚决反对印尼共融入国内政治体系, 并且毫不掩饰对印尼共的敌意。为避免激怒陆军将领, 印尼共处理与陆军关系时非常谨慎, 主要依靠法律手段削弱对手。其中, 废除“战时法”就是印尼共努力的重要成果之一。1957年开始实行的“战时法”授予军官在合法框架下参与国家公共生活的管控。在印尼共的推动下, “战时法”于1963年5月被废止, 这为印尼共加强对地方事务的控制创造了空间。

1963—1965年期间, 印尼共的政治权力达到顶峰。印尼共还通过直接最高权力机构参与政治, 为国家意识形态提供理论基础, 按照自己的政治路线推动社会改革, 甚至还利用记者协会、报业协会媒体, 左右国内舆论导向。1965年8月, 印尼共公开宣称拥有350万名党员以及超过2000万的群众组织成员。印尼共的影响力在其建党45周年大会上得到充分展示。苏加诺总统亲自参加, 而且在庆典过程中还出现了苏加诺与艾地巨幅画像并排放置的场景, 同时在印尼全国各战略要地出现了马克思、斯大林的巨幅画像。

四、“九·三○”事件与印尼共的衰亡

尽管印尼共通过“和平路线”获得了空前影响力, 但面对陆军的威胁, 缺乏独立领导的武装力量, 始终是其致命弱点。1963年后, 由于苏加诺健康状况恶化,“后苏加诺”时代的权力争夺已经提前开始。一旦失去苏加诺的政治保护, 陆军随时可能消灭共产党。有鉴于此, 在军队中建立亲共势力, 甚至建立独立领导的武装力量, 才是应对陆军威胁的最可靠保障。尽管印尼共早已确立“和平路线”, 但苏加诺病情的恶化使其不得不同时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为此, 印尼共主要进行了两方面工作。

首先, 从内部瓦解对手, 对军队实施渗透。印尼共在军队当中并非毫无基础。20世纪50年代, 印尼共已经在军队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力。1959年后, 印尼共开始通过强调各军种的平等取悦空军和海军。1964年11月, 印尼共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 即组建秘密“特别局”, 作为正式党组织之外的秘密机构。该机构直接向艾地本人负责, 主要职能是在军界招募和培训党干部。印尼共对空军的渗透策略尤其成功, 虽然空军将领并非直接听命于印尼共,但至少二者在国内权力斗争中站在同一战线。

其次, 利用苏加诺的支持组建独立武装力量。1964年11月, 苏加诺总统在访华时谈及“第五军”问题。所谓“第五军”, 就是在陆海空和警察之外的独立民兵力量。在此问题上, 苏加诺与印尼共相互支持。1965年1月, 艾地建议苏加诺总统为有组织的工人和农民提供军事训练, 并表示大约有1000万农民和500万工人已经做好准备。他还提议在军界组建政治顾问小组, 同四大军种的司令合作。1965年5月, 苏加诺命令四个军种就组建“第五军”提出各自的计划。结果, 陆军和海军原则上同意, 但推行时却加以阻挠, “第五军”问题事实上被搁置。

积极支持组建“第五军”, 表明印尼共在发展武装力量上又迈进一步。1965年5月, 印尼共重新评估国内政治局势, 认为印尼现在正处在上升和成熟的革命形势之中, 应“加强革命攻势, 进一步发展革命形势, 促使革命形势成熟”。这进一步证明, “和平道路”是印尼共的首选路线, 但若条件不允许, 印尼共仍旧会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到1965年8月, 印尼共已经获悉苏加诺病情严重恶化的消息, 计划先发制人。但是, 在印尼共为武装斗争做准备的同时, 陆军的反共将领也在策划夺取政权, 准备发动政变。

1965年10月1日凌晨, 决定印尼共命运的“九·三○”事件爆发。印尼共采取行动, 准备提前处置陆军高级将领, 原本只是实施逮捕, 但“特别局”负责人夏姆 (Kamaruzaman Sjam) 却下达了直接杀害的命令。事件爆发当日, 印尼总统卫队指挥官翁东 (Untung Syamsuri) 命令部队突袭陆军七位高级将领的寓所, 导致六名将领死亡。翁东的行动遭到印尼战略后备司令苏哈托 (Suharto) 的反击, 后者提前获悉了印尼共的计划, 领导陆军发动了“反政变”, 并迅速控制局势。苏哈托指责印尼共是政变的幕后策划者, 对印尼共进行大清洗, 包括艾地在内的约50万共产党和亲共人士遭到杀害, 苏加诺因牵连其中而丧失领导权, 以苏哈托为代表的反共陆军势力全面接管政权。1966年3月, 苏哈托取缔并解散印尼共, 同时禁止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共产主义、列宁和马克思主义, 印尼共在国内的公开政治活动完全停止。

九·三○”事件使印尼共遭遇灭顶之灾。随后, 印尼共的政治活动基本停止, 仅存的少部分党员转入地下斗争。这批党员否定之前的“和平路线”, 认为党的领导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把党的革命运动的命运寄托在苏加诺总统的决策上”。幸存的共产党员转而开始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 学习中国进行土地革命, 尝试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夺取全国政权。印尼共政治局委员苏迪斯曼(Sudisman) 以“印尼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名义, 领导残余党员在中爪哇进行地下革命。苏迪斯曼在1966年12月被捕后, 残留的地下革命势力又转移到爪哇东部继续进行游击活动。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 印尼共在爪哇地区的游击活动已经停止, 在外岛地区也受到限制。由于政府对反共采取持续高压态势, 本土的印尼共党员无力改变苏哈托建立的政府和新政治秩序, 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外部联系也基本中断。

除了留在印尼本土从事地下斗争的党员外, 因学习或者交流活动而滞留在海外的党员, 也曾以印尼共的名义继续发声。流亡海外的印尼共党员主要集中在两个地区, 一个是苏联和东欧地区, 另一个是中国。“九·三○”事件爆发时, 中苏之间已经走向严重对立, 两国对于苏哈托政府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中国于1967年与印尼断绝外交关系, 而苏联则承认了苏哈托政府, 并保持正常往来。由于中国和苏联政治环境的差异, 印尼共流亡者的政治立场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他们都批判艾地的政治路线, 但对未来革命路线的选择却存在巨大差异。

在中国的印尼共党员, 立场与印尼本土残留的革命者较为接近, 都强调应当保持“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 但是对之前的“和平道路”完全持否定态度。留华的印尼共高级别领导人是政治局委员之一的尤素福·阿吉托罗普 (Jusuf Adjitorop) , 他对外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代表团”团长的名义活动。1966年, 留华印尼共党员创办《红旗》杂志, 公开发表文章强调武装斗争路线是唯一选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留华印尼共党员的公开宣传活动基本停止, 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 中国国内报刊已找不到关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活动和发言的报道。

在苏联的印尼共组织先后成立了“印尼共的马列主义小组”和“印尼共海外委员会”, 其中一些党员因不满苏联与苏哈托政府的关系, 离开莫斯科前往中国。留苏印尼共党员更多地强调, 党在“九·三○”事件前夕采取冒险策略, 并且过于依靠苏加诺这样的民族主义者, 而忽视了自身独立性。这些反思, 一方面是留苏印尼共对自身失败教训的总结, 另一方面夹杂着苏联影射中国的话语。苏联政府通过他们, 批判留在印尼的共产党员采取冒险的极左路线, 间接影射中国的革命方针。在苏联的印尼共流亡者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解体后,俄国人对印尼共的支持也宣布停止。至此, 流亡海外的印尼共党员的革命活动完全停止, 印尼共的历史彻底走向终结。

五、关于印尼共历史的评价

印尼共的诞生深受俄国革命的影响, 并在此后的发展中吸收了中、苏两党的革命经验, 但其始终是一个具有高度独立性的政党, 较少受到国际主义的影响, 对外部力量的干涉高度敏感。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起义失败后, 苏联对印尼共的影响力明显增强, 但也不足以直接控制其发展路线。中、苏两党对印尼共的影响力, 取决于印尼共对后者路线的认可程度, 而非组织上的上下级关系或者国际共运的分工原则。

相比外部环境, 影响印尼共发展的最主要因素是国内政治的变动。由于地处群岛国家, 印尼共难以获得周边兄弟共产党的直接支持, 只有主动适应本土政治环境, 才能获得生存空间。印尼共是在反殖民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发展起来的, 而民族主义者长期在国内政治中占主导地位, 处理与国内民族主义者的关系, 自始至终是印尼共面临的核心问题。从其前身“东联”开始, 印尼共的纲领就将民族独立列为首要目标, 这也是他们能够与民族主义者合作的前提。但印尼民族主义者内部存在立场分化, 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也截然不同。当左派民族主义者执政时, 印尼共通常能够获得宽松的发展环境, 相反则会遭到限制和攻击。自独立以来, 印尼共不断调整政治路线, 从积极参与政党选举, 到拥护苏加诺的政治改革, 印尼共努力在民族主义者制定的政治框架下, 通过和平路线不断寻找生存和发展空间。但是, “九·三○”事件的结果暴露了印尼共的脆弱性,面对陆军的威胁和进攻, 在丧失苏加诺的政治保护后, 印尼共迅速陷入崩溃的境地。

纵观印尼共的发展历史, 它与民族主义者的关系经历了从决裂到合作, 再到依赖的变化过程。20世纪50年代以前, 印尼共选择与民族主义者决裂甚至对立, 遭遇失败后又转向另一个极端, 倒向甚至依附于左派民族主义者。依靠苏加诺、阿里等人的同情和支持, 印尼共得以不断壮大, 但这种合作对印尼共带有伤害性:当双方目标一致时, 印尼共可以借机提升权力和威望;当双方目标出现分歧时, 通常是以印尼共的妥协而告终, 过度依赖民族主义者, 限制了其对独立政治目标的追求。印尼共的兴衰历程, 体现了第三世界共产党在民族主义国家发展时面临的困境, 即在自身实力明显处于弱势, 又无法从外部获得强力支持的情况下, 共产党不得不选择与民族主义者合作, 并接受后者主导的政治框架。合作失败意味着失去发展空间, 合作成功又会面临丧失独立生存能力的危险。印尼共在“九·三○”事件后的全面溃败, 以及此前在“茉莉芬事件”和反共抓捕行动中表现出的软弱无力都证明, 印尼共缺乏独立生存的能力, 它既无强大的武装力量提供军事支持, 又无广泛的社会基础提供持久的政治生命力, 最终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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