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电影《杀戮表演》

打印
分类:风云年代

奥本海默惊讶的是1965年印尼这场杀死一百万人的灭绝行动,在近半个世纪后仍然没有审判,他希望自己电影的观众会把安瓦尔看作最坏的恶魔,然后回头想想,那我们又是什么?“我想人们看完这电影会觉得,天哪,我们是吃人筵席上的宾客。

 

纪录片作者乔舒亚·奥本海默2001年在印尼拍摄一部影片时,偶然接触到1965年印尼屠杀百万共产党、左派人士的历史。让他惊讶的是这场杀死一百万人的灭绝行动,在近半个世纪后仍然没有审判,没有遇难者纪念碑,没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当年的刽子手今天仍然是当地的狠角色,乐于吹嘘自己当年的凶残行径;而幸存者与死难者的后人,根本不敢在公开场合谈论那段往事。

奥本海默用七年时间拍摄制作了“非虚构电影”《杀戮表演》。在北苏门答腊,他采访拍摄了能找到的每一个当年的杀人者。安瓦尔是奥本海默遇到的第41个,他成了影片的主角。

 

《杀戮表演》事实上是奥本海默和他的记录对象一起“拍摄”的。电影最诗意的场景是杀戮者安瓦尔的歌舞片:曼妙舞女从鱼嘴中吐出。导演奥本海默认为四层楼高的大鱼代表了人类的幻想:“有的幻想引导我们去杀戮,并在杀戮之上建立起恐怖政权。” (南方周末资料图)

“安瓦尔·冈戈”这个名字至今被苏门答腊家长们用来吓唬不听话的孩子。

他是非虚构电影《杀戮表演》的主角,他演的是1965年的自己——当年在印尼屠杀“共产主义者”的刽子手之一,也是最有名的一个。

安瓦尔·冈戈乐于复述并“表演”当年的屠戮,他和其他刽子手从来没有被审判过,反而是幸存者与死难者的后人,至今不敢在公开场合谈论那段往事。

“他们对谎言上瘾”
非虚构电影《杀戮表演》

“刚开始我们把他们打死,就在这儿。”安瓦尔·冈戈站在一幢低矮楼房的露台,指着面积并不大的地面说,“但血太多,清理的时候太难闻了。我们发明了这个。”他拾起一根短木棍,木棍中央拴了根长铁丝,铁丝的另一头系在露台上立着的铁管上。陪着他的男子在铁管一旁坐下来,扮演囚犯,双手背在身后像被捆住。安瓦尔在他脖子上绕一圈铁丝,抓住木棍作势用力拉,男子的头垂下来,“又快,又不流血”。

安瓦尔年过七十,身材瘦削,满头白色卷发让人想起纳尔逊·曼德拉。但在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省,几十年来他令人谈虎色变,家中长辈都会用安瓦尔的名字来吓唬不肯乖乖睡觉的小孩。

1965年至1966年,印尼军队将领苏哈托组织的反共清洗中,一百万印尼共产党、华人、左派人士、知识阶层被扣上“共产主义者”的帽子投入集中营,遭到屠杀。在北苏门答腊省省府棉兰附近的一条河边,每天晚上都有成卡车的“共产党”被拉来,军队并不自己动手杀人,任务交给从社会上召集的流氓。安瓦尔就是最有名的行刑人之一,夺命逾千。

美国纪录片作者乔舒亚·奥本海默2001年在印尼拍摄一部影片时,偶然接触到1965年印尼屠杀百万共产党、左派人士的历史。让他惊讶的是这场杀死一百万人的灭绝行动,在近半个世纪后仍然没有审判,没有遇难者纪念碑,没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当年的刽子手今天仍然是当地的狠角色,乐于吹嘘自己当年的凶残行径;而幸存者与死难者的后人,根本不敢在公开场合谈论那段往事。

奥本海默用七年时间拍摄制作了“非虚构电影”《杀戮表演》。在北苏门答腊,他采访拍摄了能找到的每一个当年的杀人者。安瓦尔是奥本海默遇到的第41个,他成了影片的主角。

2013年2月9日,这部丹麦、挪威和英国联合出品的影片在6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电影大观”单元展映。一周后,在这个单元的纪录片类别,《杀戮表演》获得了完全由观众投票选出的观众大奖。

导演乔舒亚·奥本海默。 (南方周末资料图)

安瓦尔(右)展示他当年发明的“铁丝杀人法”。安瓦尔和朋友们并不觉得镜头中的自己有多残忍,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发型和着装。 (南方周末资料图)

1965年印尼军队在进行反共清洗。当年在北苏门答腊河边,每晚都有整卡车的“共产党”被拉来。本报资料图 (南方周末资料图)

“我一眨眼,他们就得死”

2001年,奥本海默第一次到印尼,拍摄一家英属种植园工人尝试组织工会以争取更好待遇的故事。渐渐地,他发现组建工会最大的障碍不是别的,而是恐惧——1965年之前,种植业曾有过一个很好很强大的工会。但在1965年9月,所有工会成员都被定为共产党或共产党的支持者,要么杀掉,要么关进集中营。

奥本海默想多和工人们聊聊那段历史,却发现他们连谈这个话题都怕。他们压低嗓音,悄悄指着某幢邻家的房子说,就是那家的人,杀了自己的父母,或祖父母,或叔父姨妈。

当年的刽子手仍然住在这个村子,而且他们的子女亲属都是地方上有实权的人。工人告诉奥本海默,要讲那段故事,得去找当年的杀人者,他们愿意说。

“我拿了摄像机到那房子外边,假装在拍乡村风土,希望那个人正好到花园来,看见我,能请我进去聊。”奥本海默说,事情还真就那样发生了。在奥本海默和他的镜头前,那人很快开始吹嘘自己当年怎么杀人,当着自己孙女的面。

“我心里全是问号:他怎么看他孙女?他想让孙女怎么看他?他怎么看我?他想让我怎么看他?他怎么看自己?他希望世人怎么看他?”奥本海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拍摄清洗运动幸存者的时候,阻碍重重。一次,拍一群前政治犯排练一首爪哇民歌,唱当年集中营的日子——他们被迫为英属种植园干苦力,每天夜里都会有一些工友被拉到行刑队杀掉。警察很快来了,威胁说要抓人。

有时候是村长带着武装人员,告诉摄制组说他们没有拍摄许可。或是一家致力于为“1965~1966遇难者恢复名誉”的NGO现身,号称这是他们的地盘。“后来我们造访这个NGO的办公室,发现它的领导正是当年这个地区的头号刽子手,是安瓦尔的朋友。办公室里的职员,看上去像是军方情报人员。”奥本海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然而,当摄制组把目标转向当年的行刑人,事情一下子变得顺利异常。警察护送他们去当年的屠杀地点;在公共场所拍摄时,军官会派士兵把围观群众拦在一定范围之外,以免干扰现场收音。

奥本海默拍摄了每一个能找到的行刑人。遇到安瓦尔·冈戈之前,他已经拍了40人。他发现这些人并不是好的采访对象。“他们都不明白什么是纪录片,也不懂得提供严谨准确的证词。证词通常来自失势的人,而他们过去的作为,给他们带来歌颂。我认为当行凶者获胜,拥有权力并且可以书写自己的历史,你不会听到证词,只会听到夸张的表演。”

比如报纸出版人易卜拉欣·西尼克,他当年负责收集情报和审讯,受审者是不是共产党,他说了算。“作为新闻工作者,我的任务就是让人恨他们(共产党),”他在镜头前轻描淡写,“我干嘛要干杀人那种脏活?我一眨眼,他们就得死!”

阿迪(左)与安瓦尔化着重妆,演出一场审讯。 (《杀戮表演》剧组供图)

“杀人的时候不可能穿白裤子”

奥本海默干脆给他们彻底的表演自由。他让安瓦尔和手下、朋友用自己演电影的方式,重现他们当年刑讯和杀人的情形,最后放进他的纪录片,随便他们喜欢拍什么类型。“我的问题是:他们怎么看自己?他们希望别人怎么看他们?更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把自己放在舞台上。”奥本海默说。

1965年之前,安瓦尔是当地电影院门口的地痞,他们囤积好莱坞电影的票子倒卖获利,自己也爱看那些电影。但印尼共产党和左派抵制美国电影进口,这可砸了安瓦尔他们的饭碗。但他很快有了新饭碗:进行刑队,杀他正恨着的那种人。

今天,安瓦尔还是职业流氓。他替政客召集地痞,贿买选票,洗劫政敌的办公室,带着地痞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然后他们来开种植园。他的手下赫尔曼是新一代流氓,影片中,在旁人的鼓动下,赫尔曼还参加了议员选举。“要是能进建设委员会,我就能从每个人那儿收钱。”赫尔曼面对镜头设想未来的生意经,“比如说一个房子比设计的小了10厘米,我可以下令,拆掉!他们就会说:别往上报,这些钱您收着。哪怕房子盖得一点不差,我吓唬吓唬,他们也得给钱。一个街区10个楼,每个要是收一万美金,算算吧。”

但他们真的是爱电影、在意自己演的电影。奥本海默把场景重现的素材回放给他们看,起初还担心他们觉得自己显得太凶残,但安瓦尔关心的是:自己应该把头发染黑;应该穿牛仔裤,因为杀人的时候不可能穿白裤子。去理发店染头发的时候,安瓦尔对着镜头回忆马龙·白兰度、约翰·韦恩的电影,他说用铁丝勒死人的法子就是从美国黑帮片里学来的。

“人们为什么看詹姆斯·邦德,是要看动作;为什么要看纳粹电影,就是要看权力和暴虐。”安瓦尔对奥本海默发表着自己的高论,“这个我们也能拍,还能拍得更暴虐。我可是真干过的。”

“好多人问我,是否在说暴力电影导致暴力?我的回答绝对否定。安瓦尔之前我拍的40个行刑人,起码有30个,就是从小村子出来,跟着军队去砍人头,没有电影教过他们怎么杀人,他们就能杀得很在行。”奥本海默说。

他认为电影的娱乐和逃避功能才是问题所在。世界分成好人和坏人,是“星球大战”式的道德设定,那是假的。“当我们说,我们是好人,你们是坏人的时候,就是在逃避责任。其实谁都知道痛苦的事实:你们是人,我们也是人。”

但安瓦尔们,需要不断得到确认:自己杀的是坏人。奥本海默认为在那场屠杀中,从行刑人到最高首领,没有谁是为了意识形态去杀人。苏哈托发动反共清洗,因为他要权力;军队将领为苏哈托执行灭绝行动,因为他们也想要权力;安瓦尔他们替军队动手杀人,因为他们要钱要权,他们也确实得到了。

“杀戮一旦开始,很好,我们需要那种宣传,让我们能面对自己,能继续杀下去,所以才有了意识形态。”奥本海默说,“我不是杀人专家,但我认为意识形态从来就是找借口,而人类彼此伤害的原因只有自私。杀人者当然知道那些宣传是谎言,但这能让他们感觉舒服一点。他们知道事实,但宁愿相信谎言,他们需要这个谎言,他们对谎言上瘾了。”

“我们才更狠”

安瓦尔去机场接来了老朋友阿迪,当年自己所在行刑队的队长。阿迪也参与了安瓦尔的扮演拍摄,两人化了重妆,满脸伤口血迹,演一场审讯。

如果说安瓦尔还时不时在镜头中显露出某种犹疑和茫然,阿迪显然是更坚定地信仰着丛林法则。他若无其事地讲述当年他怎样杀了自己华裔女友的父亲。他惟一不同意政府的,是政府在宣传里把共产党形容成凶残无比,“那不对,我们才更狠!”

“杀人是你能犯的最重的罪,所以关键是找到办法让自己不觉得愧疚。全靠找到正确的理由。”阿迪在奥本海默的镜头里阐述自己的哲学,“要是有人叫我去杀人,只要回报合适,我当然会去。从某个角度讲这也没什么错,这种观点我们必须相信。小布什当政的时候,关塔那摩(战俘营)就是对的,萨达姆就是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现在就都错了。所谓‘战争罪’是赢家来定义的。我赢了我说了算。”

他似乎有点怀疑奥本海默拍片的动机,对镜头讨论起“真相”的意义:“不是揭开什么真相都有好处,比如重提这个案子。就算你找到的都是真相,也没什么好。”

“但对一百万死者的家人,公开真相是好的。”奥本海默说。

“好吧,那你应该从人间第一桩谋杀开始查,该隐杀亚伯。干嘛只盯着杀共产党?美国人还杀印第安人呢。我看,重新搞这桩案子就是宣战。要是世界想接着打,我可是准备好了。”

“我不能说我是想探寻恶的本质,我不能袒露我的道德评判。”南方周末记者问奥本海默,怎样向这些杀人者解释拍片动机时,他说,“但我可以说,你们做过一件很大的事,对社会和你们自己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我想拍这件事对你,对你身边人的意义是什么。我可以很直接地用杀人、处决、屠杀这些字眼,因为他们自己就这么说。”

“共产党”在当下印尼,仍然是人人避犹不及的字眼,而“流氓”则几乎是褒义词。影片里印尼副总统对准军事组织“五戒青年团(Pancasila Youth)”演讲时说:“‘流氓’这个词,是从英文Free men(自由人)来的。流氓想要行为自由,哪怕他们做的事情不对,但只要我们会跟他们打交道,那只需要引导他们就对了。”

当年的行刑者,安瓦尔的朋友,现在有不少是青年团头目。在场面最大的一次重演拍摄里,动用了几十个穿橙色迷彩制服的青年团员,情节是洗劫一处村庄。负责的青年团头目半路叫停,像个真正的导演,他训斥团员们“不够野蛮”,要他们在镜头前拿出青年团真正的气质来。

安瓦尔的手下去华人区商铺收“保护费”,奥本海默也跟着拍下来:流氓们理直气壮,说是政党要开大会,给少了还不干。华裔店主敢怒不敢言。

“那当然是非法的,但他们知道自己逍遥法外,没人动得了他们。他们也没觉得我在批判他们。”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些一般流氓都会觉得上不得台面的事,他们却一点不介意摄像机。

这位哈佛大学和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毕业的纪录片导演,于是相当于跟着北苏门答腊省的黑帮去抢劫了几趟。奥本海默很纠结:“我非常难受,我想那些店主会觉得,这帮人现在势力太大了,都有自己的电视报道组了。我远远地在后边晃,让摄制组在前面跟拍;黑帮走了,我留在最后向那些店主解释:抱歉,吓着你了,我不是给他们做事,我拍这个是为了揭露他们。”

即便这样,奥本海默还是担心自己会给这些店主带来麻烦,因为他们也参与了曝光,虽然是被动的。“我也和摄制组讨论,要不要拍这种场面,每个人都说你应该拍,因为从来没人拍过,应该曝光。我们借此也表现了华人社区当年遭受的恐惧,至今仍在继续,而黑钱仍是今天黑帮政治的收入来源。”

吃人筵席上的宾客

一个夜晚,安瓦尔和阿迪在海边钓鱼,安瓦尔终于说起自己的梦魇。他越来越经常地,梦到他当年勒死那些人的眼睛在瞪着他。阿迪叫他去看精神科医生。

安瓦尔格外需要慰藉。除了黑帮片和西部片,他还“导演”了歌舞片的段落。有一场戏是在青山间瀑布前,仙女身姿摇曳,安瓦尔站在最高处。身旁两个男子演的是当年被他杀死的人,他们从脖子上摘下亮闪闪的铁丝圈扔掉,掏出一枚金灿灿大奖章,挂上安瓦尔的脖子,一边颂唱:“我们千恩万谢,你送我们进了天堂。”

《杀戮表演》里最诗意的场景也是安瓦尔的歌舞片。海边绿地,一条巨大鲈鱼嘴里,缓缓走出曼妙的舞女。“他喜欢Peggy Lee的‘Is That All There Is’,很失意的歌。”奥本海默说,安瓦尔一直比较失意,他没能进入权力顶层。他当年的朋友如今大都位高权重,而安瓦尔太诚实了。他对当年事件的感受和怀疑太呼之欲出,他从来无法完成一次连贯的、有说服力的政治演说,因为那都是谎言,他说谎说不好。

奥本海默带安瓦尔开着车到处看景,发现了这条大鱼。那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建的一家海鲜饭店,后来破产了。“四层楼高的大鱼是人类幻想和叙事的怪诞产物,它的存在代表了人类的幻想,就像有的幻想引导我们去杀戮,并在杀戮之上建立起恐怖政权。这种幻想并没有消失。大鱼是一个比喻,比喻我们某种可悲的、顽固的愚蠢和疯狂。”

奥本海默愿意把《杀戮表演》称为“非虚构电影”,而不是纪录片,因为除了观察和采访,他还说了一件事:让拍摄对象去完成。影片最终是他和纪录对象一起“拍摄”的。他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旁观式纪录片,“你在拍一个现实,假装成自己不在场的样子,那就是虚构;你让拍摄对象假装你和你的摄像机不存在,那他们就是在表演。”

他索性把这种“表演”做彻底,这为影片带来许多不同寻常的效果。

在柏林电影节,奥本海默接受了许多采访,有人用iPad来录音。这又勾起了他的思考:“生产这些iPad的工厂里,工人宿舍的阳台外边拉着防护网,这样他们就不能跳楼。这是为什么?因为有像安瓦尔或他朋友那样的人,让这些工人害怕,不敢去争取更好的工作待遇。我们身上的每件衣服都带着工人受的苦,你必须靠别人受苦来过自己的日子,这很悲伤。但我们又不想去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怎么办呢?我们就反复告诉自己,我是好人,世界上其他的都是坏人。但事实是我们都是人。”

他希望自己电影的观众会把安瓦尔看作最坏的恶魔,然后回头想想,那我们又是什么?“我想人们看完这电影会觉得,天哪,我们是吃人筵席上的宾客,我们并没有像安瓦尔和他朋友那样去杀人,但我们坐在桌边。这种发现是很痛苦的。”

Saturday the 12th. . Joomla 3.0 templates.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