砥柱止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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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风云年代

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是马共星洲市委会领导下的一个地下外围组织,成立于1948年下半年,在它存在的大约8年半期间,曾经孕育出无数为民族独立事业而献出自己宝贵青春的杰出人物。

 

 

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历史初探

 

编者的话

本辑是一组关于“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领军人物的回忆
文章,我们把它合成一特辑,呈献给关心或有兴趣了解上个世
纪50年代新加坡一批投身于反抗英殖民主义统治的英勇战士的
读者。
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是马共星洲市委会领导下的一个地下
外围组织,成立于1948年下半年,于1957年上半年因斗争形势
的变化而解散,在它存在的大约8年半期间,曾经孕育出无数
为民族独立事业而献出自己宝贵青春的杰出人物,但由于历史
的原因,这些默默奉献的抗英战士的光辉形象却被尘封了长达
半个多世纪之久,其中多数人墓木已拱,不是由于长期艰苦而
又紧张的地下生活,就是由于在英殖民统治者的黑牢中遭受酷
刑折磨而致健康崩溃,过早地抱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这里
所收集的几篇文章,只是他们当中的一些战友所作的回忆,并
非关于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的历史论述。
朱德元帅诗云:“朋辈志同意自投,团成砥柱止中流”,
我们特以“砥柱止中流”之句作为本书书名,寓意书中人物尽
为当年新加坡反殖独立运动的中流砥柱人物。

足印丛书编委会
2012年12月

 

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历史初探

锺 华

“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简称“星抗盟(SPABL)”)
成立于1948年9月,解散于1957年年中,前后存在了8年半左
右。这个时期是二战结束后新加坡人民为摆脱殖民统治枷锁而
斗争的第一个阶段,开始于1948年7月英殖民政府宣布新加坡
实施《紧急法令》之后,直至1957年年中星洲马共地下组织三
人小组在耶加达举行会议,决定依照中央指示,在新加坡进行
公开合法斗争为止。
在这一期间,不管英殖民政府如何残酷镇压,马共星洲
市委机关如何屡遭破坏,其负责人一个个先后被逮捕或被驱
逐,“星抗盟”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在市委属下的一个单
位——学生工作委员会(简称“学委”)的领导下,顽强地坚
持斗争,从小到大,一步步地发展起来。这一时期堪称新加坡
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蓬勃发展的第一个历史时
期。
本文乃综合笔者手头现有的各类资料,尝试对“星抗盟”
的这段历史作一简单介绍,冀以帮助读者对它有个较为全面和
客观的了解和认识。不过,由于笔者水平有限,以及这些资料
本身的客观性和准确性仍有待进一步考证,错误和疏漏之处在
所难免,敬请读者、专家谅察和指正。

 

“星抗盟”的成立

继联合邦政府于1948年6月18日宣布实施《紧急法令》,
大肆逮捕反殖进步人士、封闭所有的进步政党和团体,对马来
亚共产党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采取暴力镇压之后,英殖民当局
又于6月24日宣布把《紧急法令》的实施范围扩大至新加坡海
峡殖民地。但由于马共中央在英殖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前
夜,已经及时地把许多党员和干部撤退到内地的乡村和森林地
区去准备举行武装起义,新加坡地下党员的人数于1948年8月
过后,已从原有的三、四百人骤减至仅剩四、五十人,而星洲
市委会的结构也随之进行改组,以4个区委会代替原来的“指
导委员会”(简称“指委”)。
这4个区委会是:西区(武吉知马区)委员会、北区(军
港区)委员会、大坡区委员会和小坡区委员会。另外又设立了
学委、工委、乡委和宣委,分别领导青年学生、工厂工人和乡
村居民中的党员干部和宣传工作。市委会成员也减至5人,由
刘光担任书记,每人领导一个或数个区委。
马共星洲市委会完成改组后,随即于1948年9月间成立
了“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星抗盟”的目标和宗旨是什
么,由于一时尚无法找到第一手的原始资料,我们不敢完全断
言,但人们普遍认为,作为马共星洲市委会领导下的一个地下
外围组织,其目标和宗旨应该是在马共领导下,为争取和组织
新加坡各界人士,以扩大抗英统一战线,配合内地武装斗争的
发展,为推翻英帝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建立“马来亚人民共
和国”,而不是为在马来亚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也
就是说,抗盟的成员只有在具有要为解放全人类、终身为共产
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阶级觉悟并经过斗争考验之后,才有条件进
一步被吸收为马共党员。
盟员的主要任务是努力学习革命理论,提高政治思想水
平,接受组织命令,进行各种秘密活动,如发展新盟员,散发
传单,张贴标语等(1951年之前甚至还要参加某些过激行动,
如没收身份证、烧车等),其次是除自己缴交月捐外,还要向
群众募捐、购买药物和供应品,以支援抗英武装斗争。
“星抗盟”成立后,积极在青年学生和工人当中发展组
织。1949年初,华侨中学第一个抗英同盟小组成立,成员包括
曾爱美、林使宾、卢坚文等人。其它华文中学的情况不详。各
个中学的抗盟小组由市委会的学委直线联系,互不发生横的关
系。
战后马来亚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开展和1949年10月1日新
中国的诞生,极大地鼓舞了新加坡各界人民的反殖情绪,从而
有力地促进了抗盟组织在各界人民群众当中的发展。


“星抗盟”英语组

“星抗盟”成立后,除了在工人和受华文教育的青年学生
当中积极发展组织之外,也积极地在英语背景的知识分子中间
进行活动,并且取得重要的成果。大约在1950年上半年,“星
抗盟”英语组(SPABL English Speaking Section)正式成立,其
主要负责人为 Joseph Tan、P.V.沙尔玛、林赞荣、余柱业等人,
他们当中有些是战后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的重要负责人和成
员。
跟华语学生界、工人界的抗盟组织一样,“星抗盟”英语
组属于区委级组织,其主要任务是在受英语教育的青年学生和
知识分子中间活动,吸收具有反殖思想的份子成为盟员。
在 Joseph Tan 和林赞荣等区委的积极努力之下,“星抗
盟”英语组的组织工作在马来亚大学师生中间发展迅速,不久
就在校内成立了一个支部。余柱业也在这个时候被调到自由
报社工作,负责编辑出版两份秘密英文刊物,即《Freedom》
(《自由报》英文版)和《Battlefront》(《战讯》英文版),
副主编是林建才和约翰伊峇(John Eber)。2另外,区委沙尔玛
(P.V. Sarma)等人则发展了几位马族成员,包括沙末·依
斯迈尔(Samad Ismail)和阿都拉·苏丁(Abdullah Sudin)。
“星抗盟”在英语界的活动很快就引起了英殖民当局的严
密关注,因为英语界知识分子的进一步觉醒,将直接威胁到其
管治架构和统治基础,因此,它决定采取蛮狠措施加以镇压。
1951年1月4日,新加坡殖民当局派出警察和政治部特务到
马来亚大学逮捕了多名涉嫌参与地下活动的讲师和学生;8日
又采取大规模警察行动,援引《紧急法令》一举逮捕了34名星
抗盟成员,其中包括前马来亚民主同盟副主席约翰伊峇律师、
劳工部职员温汉坤(Un Hon Kung)、马来亚教师公会主席沙
尔玛、秘书蒂凡那(Devan Nair)以及马来亚大学的4名学生:
阿都拉·马吉(Abdullah Majid)、陈清禄(Tan Seng Lock)、
前学生会秘书詹姆斯·普都遮里(J.J.Puthucheary)和拉惹鲁莱
(Richard Rajadurai)等。同时被捕的还有《马来前锋报》副
总编辑沙末·依斯迈尔(Samad Ismail)、市政局职员邱亚峇
(Koh Ah Bah)、女卫生官林玛姬(林丰美夫人)、教师曾珠
金(Chan Choo Kim)和曾珠杰(Chan Choo Kiat)。此外,联合
邦英殖民当局也在7日逮捕了4名马大毕业生。至此,新马两地
殖民当局一共逮捕了15名与大学有关的人士。抗英同盟英语支
部基本上被瓦解。余柱业和苏丁等人幸免于难,先后流亡到印
尼。
不过,新加坡英殖民当局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完全成功。它在这次行动中虽然粉碎了一股讲英语的反殖精英力量,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到了1954年,以林福寿、傅树介、兀哈尔为代表的新一批受英文教育的精英份子又横空出世,成为反殖运动公开阵线的又一代杰出领袖。

市委机关被破坏

1950年4月28日晚11时45分,星洲市委会的一支突击队在
快乐世界体育馆向新加坡总督金逊(Gimson)投掷了一颗手榴
弹,但未成功爆炸,金逊只受了一场虚惊,在事件中无人受
伤。当时金森是在给新加坡业余拳击会冠军赛颁奖后离场时遇
袭的。事后,新加坡警方声称在30日晚上监视一名怀疑与袭击
案有关的男子时,尾随他到芽茏33巷一间亚答屋,当他和屋内
的4个人一起离开时,警方逮捕了该屋内的3名华籍男子和1名
华籍女子。警方声称被捕的3男1女是整个星洲市委会的成员。
随后,警方又在其它地方采取行动,逮捕了4个人。该名被捕
的女成员是市委副书记陈夏。
对英殖民当局制造的这一起“芽笼33巷事件”,同年6月
1日出版的《自由报》立即加以驳斥,指称“这种谎言只可欺
己,不能骗人”。与此同时,英殖民当局也加紧对反殖活动的
地下组织积极进攻,从1950年4月至7、8月间,马共星洲市委
会下属的市区委、郊区委、学区委等组织在短短几个月里,
先后遭到致命破坏,许多区委被捕,包括于4月3日被捕的甘绍
谭。在英殖民当局的频繁进攻下,整个新加坡的地下党组织受
到极大的破坏。
更为严重的是,市委书记阿金和负责宣传工作的委员何
圣,也在同年12月5日被捕了。他们是在同济医院前小贩摊档
接头时,被一名政治部人员发现而遭拘捕的。但另一份英殖
民当局的资料则说,有一名暗探发现有两个人在巴士车站交换
报纸,形迹可疑,于是跟踪他们,并将他们拘捕,其中1人是
市委书记阿金。阿金和何圣两人后来都叛变了,导致整个市
委会的其它成员被一网打尽,属下一些机构遭到严重打击。据
了解,何圣原名郭仁惠,原就读于育英中学,由于他负责联系
自由报印刷机关和学委,叛变后又心甘情愿地为英殖民统治者
服务长达十多年,他所起的破坏作用也就特别大,影响特别恶
劣。此后一段时期,整个新加坡的地下组织陷入群龙无首、各
自为战的状态。
正因为如此,一个星期后新加坡发生的与马共毫无干系的
带有强烈反英性质的“玛莉亚骚乱”事件,马共和“星抗盟”
却没有能力去引导它。


英殖民政府加紧全方位镇压

英殖民政府从一开始就对“星抗盟”在华文中学内的秘密
活动进行严密的监视,它于1949年12月9日就曾派遣特务到育
英中学借搜查之名,逮捕了几名学生,并把教务主任也押上警
车载走。
到了1950年5月,由于对华文中学里日益增长的反殖情绪
和亲共倾向深感忧虑,英殖民当局正式颁布了《学校注册法
令》,授权政府如果发现学校被非法社团利用作为开会地点或
作政治宣传的话,有权搜查或封闭学校。在法令颁布后不久,
英殖民政府即以法令名义,在5月31日上午出动了200多名警察
和特务,包围华侨中学和南洋女子中学,逐一盘问学生,并
逮捕了华中教师郑伯华和19名学生。随后还勒令华侨中学停学
整顿,寄宿生宿舍停办,并开除近60名学生,其中就有“星抗
盟”成员黄明强、詹忠谦、林使宾、陈新嵘、易润堂、张允伏
等人。
与此同时,英殖民当局为了进一步箝制华文舆论和新闻
出版自由,于同年9月查封了由中国民主同盟主办的进步报纸
《南侨日报》和售卖进步书籍的“新南洋出版社”,逮捕甚至
驱逐了该报负责人洪丝丝、胡绩夫、朱奇卓以及“新南洋出版
社”经理温平等。当时在《南侨日报》工作的余柱业和方壮璧
幸免被捕。
1951年8月2日凌晨,新加坡警方声称破获了马共在芽笼士
乃设立才4天的一个交通站,逮捕了一对夫妇,并搜获一支上
了6颗子弹的短枪、一支已经拆卸的士丁枪和50发子弹、大量
重要文件和收捐簿。随后又在全岛各地拘捕了与案有关联的7
人,其中一人是著名商人,但他随后获得释放。政治部还声称
此举重挫了星洲马共的联系网络云云。
到了8月7日,新加坡政治部发言人又宣称,在6月28日至7
月27日之间,警方逮捕了28名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成员,夸言
这是自紧急状态以来马共遭受的最大打击,他还声称,这些逮
捕行动导致抗英同盟会的六个细胞组织被粉碎,其中4人是该
组织的重要领袖,而4人当中有两人是党员。在28人当中,10
人是劳工,6人是店员,1人是学生,其余是散工,年龄介于16
至35岁之间。
差不多在这些日子前后,英殖民当局也曾派出警察和特务
到华侨中学,企图拘捕一批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包括初三班的
抗盟成员曾福华、龚清泉、张泰永和初二班的李永苏等,林清
祥则在前一晚的行动中在家里被捕。但是英殖民当局的这次行
动失败了,因为这些学生都坚决拒捕,从学校的后山溜掉了。
他们的拒捕行动,一时在华校中学生当中传为佳话,许多同学
纷纷表示要向他们学习,坚决拒捕。
《自由报》印刷机关也被破获
《自由报》是星洲市委宣传委员会负责出版的市委机关
报,在战后马共获得合法社团地位的和平斗争时期,由1946年
9月至1947年6月,曾经出版了11期,当时是一份公开报刊,但
于1947年下半年由于英殖民当局日益加紧的箝制措施而停止出
12 砥柱止中流
版。1949年1月15日,星市委会宣传委员会又以地下报刊形式
恢复出版。它既是当年“星抗盟”成员的主要精神粮食,也是
抗盟成员有义务宣传和秘密散发的一份抗英宣传品。这份报刊
被英殖民政府视为洪水猛兽,举凡拥有或散发这份报纸以及
其它秘密宣传品的人都会被逮捕或坐牢,例如,1949年7月30
日,盟员Sng Peng Kiat骑脚踏车经过甘榜峇鲁律时,就因为警
探发现他拥有5份所谓煽动性小册子和一瓶浆糊而被捕。他后
来被新加坡第一区域法庭判处18个月苦监。这类事例,在其后
几年内,不胜枚举。
在新加坡政治部宣布粉碎抗英同盟会六个细胞组织约一
个星期后,即1951年8月15日,政治部发言人又宣布,在7月
间,50名便衣警探在大成巷山林中的一间小木屋缴获了马共仅
有的一台铅字印刷机,使它的整个宣传工作瘫痪。该木屋是马
共市委机关报《自由报》的印刷总部,马共将需要花费一年或
更长时间重新设置一台这样的印刷机云云。警方在行动中抓获
华人男女各1名,其它人士逃逸。政治部人员在屋里搜获正在
挂着等待吹干的第24期《自由报》的长条校样、一台印刷机、
数千个中文铅字、收捐簿、大量共产党书籍以及马来亚民族解
放军新加坡办事处的印章。印章显示,该办事处主任是王斯,
司库是 Wu Cheng。警方随后利用该台印刷机印制与马共格式
相同的反共宣传品,这份宣传品名为《自由报》第25期,内载
蓝瑞所撰:《从事实看马共的谩骂》、Y.Y.所撰《我的眼睛雪
亮了》等文章。《自由报》负责人方壮璧在这次行动中机灵逃
脱。
紧接着,新加坡警方就在8月29日公开悬赏缉捕涉嫌散发
马共宣传品的林建才律师以及两名前《南侨日报》报人余柱业
和方壮璧。余柱业和林建才的赏格各为5千元,方壮璧的赏格
为2千元。
1952年11月26日,区委卓春水被捕,供称自己是市委会属
下一个指委负责人,继1950年市委会被破获后负责领导市委的
工作,在他直接领导下有13名执行指令人员,而这些人员又直
接指导380人(包括党员和抗盟成员)的活动。他又供称,除
了他领导下的指委之外,另一个还在活动的单位是《自由报》
社,由中央南马局书记何浪直接联系。卓春水的叛变使马共新
加坡地下组织进一步瘫痪。

 

0区E支部书记铁锋事件

在这种极度艰难和严峻的形势下,只有学委系统、《自由
报》印刷机关和0区E支部书记铁锋领导的武工队保持活动,直
至1953年4月,党中央才通过南马局和柔南地委恢复对新加坡
地下组织的领导。可是,到了1954年7月过后,这个联系又中
断了,只剩下O区E支部书记铁锋有一条线,通过其交通员直接
联系雪兰莪地委和中央南马局。
而O区E支部书记铁锋本人,则早于1952年6月11日就被敌
特逮捕。据报载,事发当天,铁锋与两名队员在梧槽区亚峇街
咖啡店接头时,遭遇敌人警察特务入店搜查,铁锋见状,立即
冲出咖啡店外,拔脚狂奔至梧槽干拿路时被一辆过路的汽车撞
倒而不幸被捕。
被捕后的铁锋坚贞不屈,不仅拒绝出卖组织秘密,而且通
过其母亲来监狱医院探监的机会,和武工队取得联系,利用其
母亲夹在面包里送进来的钢锯条,在1953年3月4日晚上成功地
锯断监狱医院的铁窗钢筋,在武工队员接应下,越狱逃走。事
后英帝及其警察部门大为紧张,除四处搜捕外,还悬赏2千元
通缉他,但未成功。
遗憾的是,由于被捕的武工队员“小瓜”叛变,向政治部
提供情报,英殖民当局于1954年7月9日采取所谓“鹰行动”,
出动了300多名军警,在裕廊乡村地区大事搜捕匿藏在该地带
的原O区E支部书记及武工队领导人铁锋,结果铁锋再度落入敌
手,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交通员阿芬。
铁锋再次被捕后,受尽敌人更加严厉的种种酷刑的折磨,
但他始终英勇不屈,视死如归,坚决拒绝向敌人投降,泄露组
织秘密。
然而,不幸的是,接替铁锋担任O区E支部书记的三共
(原名洪传金)也于较早前即6月29日被敌人逮捕。他被捕后
不久,就经不起考验而叛变了,把他所了解的有关组织秘密和
盘托出,导致整个O区E支部和武工队的全面瓦解。同年12月16
日,这个叛徒获释,英殖民当局答应其请求,将他和情妇一起
送到中国。
英殖民当局于1954年底把铁锋提上法庭,原拟控告他谋杀
叛徒“小莫”罪,但考虑到如果他的罪名成立的话,“污点证
人”叛徒小瓜也得被控共谋罪,因此,英帝操控下的法庭,最
后只好以证据不足判他无罪,改以拥有颠覆文件罪和越狱罪,
各判他5年和3个月徒刑。最后,铁锋于1956年7月与母亲和妹
妹一起被驱逐出境。


学委领导脱颖而出

事实上,自1950年底市委机关被破坏、其负责人一个接一
个被捕或被驱逐后,领导“星抗盟”和新加坡革命斗争的重
任,就落在了幸存的学委负责人身上,先是由来自柔佛居銮的
华中师范班学生黄茂宗(党名Wan Fong)负责,1954年1月29
日黄茂宗不幸被捕后,就由黄明强接任。
此时的学委,在黄明强领导下,有詹忠谦、林月娥和张允
伏三条线,积极发展抗盟在华校中学生当中的组织。林月娥是
中正中学学生,负责领导女校和发展女盟员,在众多女成员中
相当有威望,她们都称她二姐。詹忠谦和张允伏跟黄明强一
样,都是1950年华中高二班同学,在校时期就是品学兼优的学
生,很受同学们敬重,而詹忠谦在当年的斗争中被公认为地下
组织的一支笔杆子,他的文章笔锋锐利,狠狠地打击了敌人,
有力地鼓舞了群众。
有意思的是,从上述学委组成人员名单看,他(她)们都
是华文中学生,最高学历只有高中程度,年龄也就20开外;而
从出身看,黄茂宗、黄明强、詹忠谦、张允伏甚至1957年后受
命负责领导新加坡斗争的“全权代表”方壮璧,都是来自赫赫
有名的一代爱国侨领陈嘉庚创办的新加坡华侨中学。这绝非机
缘巧合,而是历史的选择,正如史书上常说的风云际会那样,
有其必然性。谁让陈嘉庚先生作为一位成功的实业家,除热心
教育事业外,还那么坚决地抗日爱国;在战后中国两个命运的
大决战中,又慧眼识英雄,选择了毛泽东,坚定地跟共产党
走,而不是选择蒋介石,跟国民党走呢。
据英殖民政府档案显示,黄明强党内又名PUN、CHOW或D
同志。1948年6-20之前,黄明强就与马共地下组织有接触,积
极地在校内进行活动,随后作为学委负责人之一,曾受市委副
书记陈夏属下一位区委的领导,他接任学委领导职务后,成为
当时地下组织的中心负责人。他领导下有两个支部,即A支部
和E支部。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将在后文说明。
1954年下半年,黄明强按较早前陈平总书记要求把所有不
适宜继续留在新加坡活动的重要干部都应撤离的指示,撤退至
印尼,随后,他就常在与新加坡只有一衣带水之隔的廖内活动
(在个别情况下也曾亲自返回新加坡),通过书信传达指示,
与其三员大将联系,继续指挥和领导新加坡的地下组织主要
是“星抗盟”的活动。


领导5-13反抽兵斗争

1952年3月4日,英殖民政府为了加强镇压马来亚人民的反
抗运动,颁布了《国民服务法令》,规定必要时,政府可以进
行人力登记,征召本地青年加入武装部队、警察部队及民防队
服务。1952年4月15日以油印形式重新出版的《自由报》,立
即就此问题作出强烈的反应。它在题为《粉碎英帝的“国民服
务法令”》的社论中,号召全马的进步青年、开明人士,尤其
是组织的成员和群众“站稳立场,提高警惕,不被敌人的空言
吓倒,不入敌人的阴险圈套。”“要坚决起来,抵制敌人的
‘国民服务法令’,反对敌人的无耻害人阴谋。”
到了1954年3月1日,新加坡英殖民当局不顾舆论和广大青
年学生的反对,决定强行实施《国民服务法令》,规定适龄学
生和青年必须在5月22日之前登记,否则将被判处六个月徒刑
或罚款2,000元或两者兼施,进一步激起了广大青年学生的强烈
不满。
实际上,当新加坡英殖民地立法议会在1952年辩论这个法
案时,学委负责人黄茂宗就曾向南马局书记何浪请示,如果有
关法令在新加坡实施,党应如何应对。何浪的批示说,党无法
反对新加坡殖民当局实施这一法案,但是我们应该开展宣传反
对它。他不赞成通过学生以示威方式反对《国民服务法令》,
但他认为有关青年学生应设法逃避登记。
但是,后来的形势发展要求学委坚决站出来领导斗争,以
进一步推动青年学生运动的兴起,打破英帝长期来强加在青年
学生头上的紧箍咒,为新加坡的公开斗争和群众运动的广泛开
展创造有利条件。于是,新加坡华校中学生反对《国民服务法
令》的斗争,在学委书记黄明强和委员詹忠谦等人的直接领导
下,通过在各华校的“星抗盟”成员逐步地在广大青年学生中
间进行酝酿和展开。
结果,这场由英帝的法西斯法令导致的在新加坡历史上堪
称空前绝后的华文中学生捍卫自己合法权益的抗暴斗争,不可
避免地于1954年5月13日爆发了。
当天中午,新加坡华侨中学和中正中学两校学生代表和适
龄学生约一千人在“皇家山公园”集合,准备列队向殖民地总
督呈递请愿书,要求免役。英殖民政府不但不准许学生以这种
和平方式表达合理诉求,反而大举出动镇压暴动车、巡逻车和
各型警车以及数百名镇暴队队员、特务和警探,在英籍高级警
官指挥下,公然向手无寸铁和平请愿的学生发动疯狂的暴力镇
压,造成流血冲突事件,有400多名男女学生当场遭到英帝镇
暴队的殴打,有的被警靴踢伤或被有毒警棍、枪柄击伤,事后
据不完全统计,重伤者约50人,另有48名学生被拘捕。
英殖民当局的暴行激起了全星人民的极大愤怒,5月15
日,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立即发表《告同胞书》,强烈谴责英
殖民当局在星洲实行抽兵登记,指其目的是要强迫星洲青年替
它当炮灰,准备驱使星洲青年到内地去和民族解放军作战、企
图侵略人民民主国家、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利用亚洲人打亚
洲人等等。
《告同胞书》指出:“大家都知道,世界各国一向来都是
免除在学青年的军役的,甚至日本法西斯统治马来亚时,也没
有抽学生当‘兵补’。但是,现在英帝竟连学生也要抓去服兵
役,可见英帝是比万恶的日寇更加凶暴和野蛮。”
《告同胞书》最后号召一切有良心、有正义感、爱好和平
的人们,一致起来谴责英帝迫害学生的暴行,要求英帝立即无
条件释放所有被捕的学生,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同时还要求英帝立即采取行动,惩罚采取暴行的负责警官!
紧接着5-13事件,英殖民当局又在5月28日援引《1938年
煽动法令》,拘捕了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机关刊物《华
惹》(Fajar)的8名编辑部成员,并起诉他们在刊物上发表了5
篇所谓诽谤英殖民统治的文章。
对此,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学生立即聘请了伦敦英女皇大
律师布里特(D.N.Pritt)前来新加坡为学生辩护,李光耀和陈
维忠被委为本地辩护律师。此案于8月23日至25日公开审讯,
双方律师唇枪舌剑,结果被李光耀形容为共产党同路人、牙尖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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