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斯里阿曼行动的前后 (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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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风云年代

斯里阿曼行动发生至今已37年了,这是影响深远的历史性行动。37年来,对此行动正确与错误之争,始终未能达到基本共识。笔者应一友人要求,写一份个人见解文和亲身经历的过程,作为从另一角度去认识当年的相关情况,希望能让关心历史者,掌握多些事情以作研究和参考。

 

回忆斯里阿曼行动的前后

向东

一、引言

斯里阿曼行动发生至今已37年了,这是影响深远的历史性行动。37年来,对此行动正确与错误之争。分歧不小,始终未能达到基本共识。看来还需要更长时日去做探讨。

近日,《斯里阿曼行动始末》一书面世,在引起新一轮的争议“高潮”,笔者应一友人要求,写一份个人见解文和亲身经历的过程,作为从另一角度去认识当年的相关情况。希望能让关心历史者掌控多些事情以作研究和参考。所以,我就提笔试图做较详细的叙述。

二、突来的消息

收到斯里阿曼行动的消息,对我来说是突然的消息。但虽是突然的消息,却不引起我的愣然和惊讶。

因为较早的约在1973年6,7月间,我依约到拉让江下游第三军分区与郑会合后,一同到东南坡后山森林洪楚廷驻地开会。会议期间,老洪谈到了领导上曾收到一封来自州长的信件,献议“和平谈判”。洪说,目前的敌我形势,没有和谈的条件;不过他也征求我们的看法。我们说“和谈”是在整个政治斗争过程中存在的,中外历史都是如此,问题是和谈条件和产生利弊问题。

与此同时,老洪也介绍了第二省的斗争坎坷情况,分析了敌我双方关系和力量,以及可能发展的局面,特别强调在强敌进攻下,内部不可避免会分化淘汰事件(第二省的情况),革命会走向新一轮的低潮,老洪要求我们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充分做好准备面对更艰苦,更尖锐的斗争和坎坷考验。

就是因为有上述事前消息,有了思想准备,当传来“和谈”消息时,虽是突然,但不愣然,惊讶。

三、接到和谈消息和相关情况

1973年11月上旬,我再次依约到老洪驻地开会。约在11月中离开老洪回第四军分区。刚渡过拉让江,对面岸的交通群众送来一封急信。打开一看,是郑超台受老洪之托写来的,信中简略的谈及了人民军总部已与政府达成“和平协议”,要我立即再渡江到领导中心面谈。

当我接到这紧急通知时,即刻安排再渡江。渡江后,在交通员带路下,第二天晚到达东南坡群众区,碰见了郑超台。由于郑正忙于处理联络工作,与我只作简短面谈。隔天一早我在老洪警卫队两位同志带领下进入森林,去老洪的驻地。

到达驻地后,被通知老洪已经出去见黄未回,要我留住下等候。期间,警卫队同志告诉我,OMT领导人王连贵也已在此等候(但我们接原来的制度规定,没有组织关系者不见面)。约三几天后,通知说,老洪回见了黄已倒回,到一群众家。当时王广清已在此等候,他就骑一辆摩托车载我到曼光坡群众家后,由砂洲同志带我到老洪的临时驻地,当时已接近中午时分。

我在老洪临时驻地逗留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听取了老洪关于和谈的种种情况,指示贯彻“出多留少”政策。至于具体人员安排,由直属领导人黄理生与我商讨决定,交待回去后,就有同志,等待具体安排。

翌晨,我再由王广清载我到东南坡,后进入森林驻地。接着立即动身回第四军分区。

四、众人反应

回到第四军分区后,一方面通知出外活动各民运小组到指定地点集中;另方面召开了组长级干部会议,传达了和谈情况下,需要做的相关工作。

当我们一一向同志们传达了和谈的情况后,大家基本上都很冷静,没什么异议,只有个别人私下向我询问说,就这样解除武装出去,会中敌人之计吗?我想这种疑问是正常的,包括自己本身也有存有类似疑问。但是,由于我们我们对党,对领导一向信任,特别是看到中央二局领导人和第三省主要领导人,第二,第三军分区领导人都赞成。这些疑问,很快就消除了。

可以说,从始至终,我就接触到众人(包括四分区,三分区和部分二分区),没有发觉有一个人提出质疑或反对。所以,在整个执行过程中,没有遇到任何阻力。

为什么没有反对声音呢?我的分析是:1,对党领导一向信任;2,受大家认识水平所致;3,斗争坎坷艰苦,敌我斗争日益尖锐,大家都意识到,不能打破困境,有感路途遥远,有恶劣,前途不乐观。有机会缓和矛盾,符合大家愿望。当然,这也提供少数人本已“骑虎难下”的下台阶。总之,执行斯里阿曼行动时中下层干部,成员,没有人考虑和谈政策,对与错的问题。

五、如何执行“出多留少”政策

首先是在老洪的指示下,执行大约25%留,75%出的原则办事。关于谁留,谁出,是在与黄理生商量定下来的。

选择留的条件是:身体基本健康,立场相对稳定,有决心和信心坚持长期斗争考验。

选择出的条件是:身体有毛病体质较弱的,有家庭或配偶已在外面,和一些立场不稳定者,等等。

当决定了上述两者后,我一一与之个别交谈,征求意见。若有缺乏信心者,我就让他出去。

在公开上宣布,分批先后出去。要留一部分则保密。

到了1974年1月中,本单位已完成了全部工作。

我本身是领导上决定留者之一。当时,我有信心留下,再带领四分区坚持斗争。主要动力是:相信党,领导的决策,即通过斯里阿曼行动达到缓和斗争困难,减少内部压力,提供公开合法斗争机会;留下少部分人,作为公开斗争战线下的后盾,和武装斗争火种,待机而动。

1974年1月初,是我与黄理生进行最后一次联系。随后只保持与三分区的郑超台联系。2月后,接到郑最后一次联络信件。他说,3月4日《谅解备忘录》将公布,公布后一星期内,他将与最后要出去几位同志一同出去(之后第三省就不出人了)。

六、《谅解备忘录》公布前后

1974年1月到3月4日,我们单位仅留下9位同志(另一位调往第二分区),大家情绪都稳定。我们做好备粮和隐蔽工作,只选择性的与一部分群众联系。

3月4日《备忘录》公布,5日下午我出去约见了一些群众,征求意见。一般群众说不出什么意见,只有一位较有水平的谢氏群众说:不满意,你们奋斗几年,牺牲了那么多人,结果只承认你们是公民……斗争是失败的。

不久,我们从《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听到文铭权的声明,第一时间引起极大的震动,大家开始有“骚动”,个别人开始闹“情绪”,有一位私下找我提出要出去,没有信心支持。为了安定大家情绪,尽力进行说服工作。自此,大家开始怀疑党和领导的正确性。

这期间,我们继续采取低调和隐蔽活动,同时在等领导的联系和指示(自从郑超台出去后,我们都未与外地和组织上有联系)。

约在6月间,收到老洪和杨祖华的来信,鼓励我们坚持斗争,相信党的领导,要求我们多学习研究路线问题,争取早日搞清路线问题等。

上述就是我个人在斯里阿曼行动全过程的亲身见闻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