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加华人“失去的一代” 续20(军人脱下制服 参与砍杀驱逐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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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风云年代

1965年10月罪恶滔天的刽子手苏哈托(左)在其中一个现场

黄先生说:在驱逐行动前,先做好放进大米和旗帜的大瓮,把大瓮放在驱逐的地点,如果被放瓮地方的华人不在限定时间内离开,他们可以被割下头颅,因此,许多华人被迫逃难和避免被砍杀。一部分军人也脱下制服并头绑红布,他们混在示威达雅人的队伍内。许多华人被驱逐,住屋被侵佔,生活陷入困境,许多人成为乞丐,没有食物...

 

上述1998年印尼排华事件中的暴徒对华人的暴行 注:由于其他图片过于血腥和暴力,考虑到大部分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未附上其他图片。

 

1965年,时任印尼总统的苏加诺(苏卡诺)由于政治立场倾向共产主义阵营,当时的美国政府策动印尼军人政变推翻苏加诺政权,但为苏加诺的手下翁东(Letkol Untung)所悉破。所有政变军方领袖,除了苏哈托以外都被处决。而苏哈托组织了反动的军人,苏带了精锐的私人部队从苏门达腊迁到首都,并进入首都进行大规模镇压行动,在印尼全国策动“反共大清洗”。紧接着之后不到一年之内,把印尼的共产党员几乎赶尽杀绝。并导致许多华人被当作共产党员处决。事件导致了至少50万人被屠杀。事件使大量华人被逼离开印尼,到海外生活。

(上述文章内容来源:维基百科)

 

西加华人“失去的一代”

第十四节:逃难到邻国  

      对华人的清洗事件,不仅发生在西加内陆,也发生在山口洋市。事件开始时,山口洋市民深深感受压力,随着一些威胁和局势不稳,造成他们也跟着逃难。

  黄务精(BongBuTjin)就经历了事件的沧桑。他现年70岁,我在马来西亚沙捞越古晋拜访他,他年近古稀,但身体看来健壮,走路轻快,大步向前。印尼话讲来不够顺利,他在马来西亚住了 40年,但除了古晋外,不曾到过别处。

  黄务精到那里都自己驾车,问他为何能年老还身体健壮如常,他信心地回答:“从年轻就一直工作,这就是秘诀。”

  黄务精1938年在山口洋出生,从1960年,他就在山口洋巴刹中兴路拥有一间照相馆。经营摄像馆,他时常被军方要求拍摄一些重要节目。他经常被要求当摄影员,曾经跟随军队的军事行动,进出森林拍摄军方的活动。

  不仅如此,黄务精也在不同场合被邀请拍摄一些重要事件。当纳苏迪安将军来西加里曼丹,在山口洋烈士坟场公园签碑开幕,他成为摄影员,同样,当阿末.雅尼将军在1965年9月30日事件一星期前来访西加里曼丹或苏哈多少将到西加时,他也负责拍摄相片,因此,毫不奇怪,黄君知道一些重要议题和事件。

  黄务精曾和苏哈多少将一起拍照,因此当他在马来西亚时,他被认为是苏哈多的人。

 

  军人严禁华人讲华语

  根据他说明,在苏加诺时代,印尼最为良好,华人、达雅人和马来人亲如兄弟,到苏哈多时代就被挑拨离间,一切乱了,所有华人名字和文字被禁止;这规定由全部军人执行和监督。

  当时,每晚都有军人在华人乡村巡逻,因山口洋成为消灭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的基地,军方也设法拉拢民众成为民兵(Hansip),所有穿青色军装的人都可逮捕普通人。

  当被发现有人讲华语,该人将被处罚,被命令当场吞砂土,除非有钱贿赂军人,因此,当时许多人接受贿赂。

  作为军事行动的基地,山口洋到处都是军人。

  贸易就瘫痪了,有商店或杂货摊,成为了部份军方的立足点,被命令供应一切必需品,军人要求每天给予必需品,当售卖者询问付款时,军人就举起武器,并喊叫:“这是武器!”

  这样就造成全部商人破产了。而且,有旅馆被用为军方单位上层的居留处,十个房间被征用,住了九年之久。

 

  军人脱下制服 参与砍杀驱逐华人 山口洋居民陷入困境

      根据黄先生说明,第一次驱逐从华莪开始。在山口洋,驱逐行动前,先做好放进大米和旗帜的大瓮,把大瓮放在驱逐的地点,如果放瓮地方的华人不在限定时间内离开,他们可以被割下头颅,因此,许多华人被迫逃难和避免被砍杀。

  一部分军人也脱下制服并头绑红布,他们混在示威达雅人的队伍内。

  当时山口洋一片混乱,许多难民逃出山口洋,黄务精说:“到处乱成一片,许多山口洋市民被驱逐,华人的住屋被取佔。”

  山口洋生活陷入困境,许多人成为乞丐,没有食物,最后,许多人被迫逃入森林。黄务精说:“死的死, 病的病,没有药品。”

 

       中国政府派来2艘客轮

  在山口洋驱逐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来2艘客轮,运载有意回中国的难民,这两艘客轮,名为“泰宝宫”和“长春”(ThaiPoKong&Chang-Cun),每艘客轮可载三千人。

  优先运载的是老人和残障者,年青人最后才可轮到,因为被认为可自卫和自立寻食。在两艘客轮运走难民后,印尼政府就禁止中国政府再派船来,印尼政府中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


  华人被命令改名换姓

  此后,全部印尼华人,被命令改名换姓,进入印尼籍,全部华校被封闭,华人子弟无法上学,许多华校老师被逮捕,最后,华人不能求学,只好找工作求生。

  黄务精见此不稳定的局势,就决定离开山口洋,他与5个家庭共34人一起逃难。他带妻子和5个孩子,最大的孩子七岁,最小的才三十天。

  经过瓜阿拉码头,他们离开山口洋,乘坐一艘小型的运木船,驶向马来西亚的三马丹(Sematan),船主也带家眷一起逃难,他们未支付费用。

(二十八)小丰译

 

西加华人“失去的一代”

第十四节:逃难到邻国  乘船逃向沙捞越


    经过三天两夜后,他们穿过大海走向自由路。没有带任何物品,只穿着贴身的衣服裤子,在行程中,只有一些面包和食水,主要是供给随行孩子充饥。大人们只得忍饥耐饿,在行程中不吃任何东西。

  逃难时他带了曾经拍摄和印出的相片,相片是几年来的工作业绩,参与军人的一些行动。阿抹雅尼、纳苏迪安和苏哈多将军的相片也在其中。

 

      马政府禁止黄务精会见记者 害怕他揭开秘密

  到达司马丹时,全部难民被马来西亚当局人员扣留。他们被安置在马国政府的营地。全部相片被马来西亚警察拿走和烧毁。

  当在难民营时,马来西亚政府禁止黄务精会见记者,他们害怕他揭开秘密。黄君学马来西亚警方的话说:“不要重提旧事,现在马来西亚与印尼关系良好了。”

  他们在难民营住了三年,马来西亚的华人基金会和个别慈善家负责全部难民的生活,每天,他们每人还得到援助现金马币五角。

  在难民营三年后,有一位拿督林炳顺出任沙捞越官员,他担保了全部来自印尼的难民,可以离开集中营,然后,林先生给予全部难民在农园工作。林先生拥有130公顷农园,他在农园建了五间住屋,分给五家人居住,一个月他们获得270元马币维持生活。

  此后,他们一面照顾农园,一面种菜,但是,土地不够肥沃,蔬菜生长不良。黄务精说:“土地不好,要买肥料钱不够,没有肥料,蔬菜那里会鲜美。”

  他们获得三个月援助,此后,必须自己找工作维持日常生活。黄务精什么工作都做,他当过建筑工人,扛抬货物、售卖食品,尽可能有事就做以求生存,如此维持了十年。

  在马来西亚期间,他不能去那里,因为没有证件,子女不去上学,会成为什么呢?虽然得到担保,黄务精只可住在古晋,越过该地区,他会被逮捕扣留,他也不能买屋子、土地或其他。每年,他必须延长在沙捞越的居留准字,为此每人必须支付 90元马币。

  可以算出来,他夫妻二人和五位孩子,每年为居留准字要付多少钱(7x90元)。黄君从马来西亚移民厅官员得知讯息,当时每年约有2万人要向沙捞越政府登记延长准字。

  在他的最大孩子和马来西亚公民结婚后,情况有所改善,他们开始可以买住屋,当然以女婿的名字购买。

  如今,随着印尼政府颁布2006年第十二号关于新国籍公民权法令后,像黄务精一家就有机会重新获得印尼公民权。他已正式申请并积极处理。印尼驻古晋总领事馆副领事兼第三秘书 DidikZul-hadji,曾为他申请重获印尼公民权而对黄务精进行多次谈话。


  仍旧热爱印尼

  Didik对记者说:“因为1965年或1967年事件而搬到国外的人,不仅仅是在古晋,在其他地区也有,他们搬到沙捞越,只是因为避开当时的事件而不是因为思想意识因素。”

  现在由于有新公民权法令,这些人都可获得公民权,他们还自认为是印尼公民,还有很多要申请获得公民权,不涉及部族或种族问题。他们都觉悟到,他们是印尼公民的一部分。

  对年轻一代来说,可能他们没有太清楚,因为年轻一代还年青,可以自己决定公民权问题。

  Didik说:“我们发现他们很有觉悟,他们有民族觉悟,自认为是印尼公民。”实际上,马来西亚有很多华人,他们并不难适应环境,这说明,他们比沙捞越公民更有政治觉悟。

  Didik领事指出,像黄务精有自己的思想意识,他认为他们的领导人是在印尼,他的身份还清清楚楚,问题只有没有文件,因此身份应保持拥有合法文件。“关于身份问题,我相信他们自己能给予说明,并跟进印尼国家的发展。他们清楚自己的身份。”

  Didik领事的提法是有足够的理由,在同黄务精谈话过程,他一直了解和关注印尼真实情况的发展,他通过电视和报纸的消息了解印尼。

  在我同他几次的对话,我感受到印度尼西亚的爱国情,他非常想念印度尼西亚,他渴望重回印度尼西亚。他说:他希望逝世和埋葬在印度尼西亚。


下文第十五节:被拯救、养育和娶为妻子


(二十九)小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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