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革命的日子

打印
分类:时事评论

曾经很有声色的东南亚九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只剩下越南和老挝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其余印尼、马来亚、北加里曼丹、泰国、柬埔寨、缅甸和菲律宾等七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都相继遭到惨败。苏奇科夫曾在《红军在线》发表过题为《离开革命的日子》

 

 

离开革命的日子——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东南亚革命

•作者:吕军仁按•

时间:2011-8-11

吕军仁按: 这些天,我同广大网民一样,读了2011年7月10日《北京日报》上梁衡的《听从李光耀建议,邓小平决定停止输出革命》一文后 ,何止感慨万千!

什么和平发展?在当今世界,和平只能靠斗争来求得,靠斗争来保卫。放弃斗争,乞求和平,只能是天真烂谩的幻想,是一厢情愿。铁的亊实是,马、列、斯、毛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论断并没有过时。请看美国对外用兵与对外战争频率统计:建国至二战前,1776——1945年的169年间,美国共参加了全球9场战争。不计持续时间,平均每18.8年巻入或发动一场战争。二战后,1945——2008年的63年间,美国共参加了全球30场战争,不计持续时间,平均每2.1年巻入或发动一场战争;冷战期间,1945——1991年的46年间,美国共参加了全球18场战争,不计持续时间,平均每2.6年卷入或发动一场战争(其中与中南美洲毒品开战计入冷战结束前);冷战结束后,1991——2008年的17年间,美国共参加了全球12场战争,不计持续时间,平均每1.4年巻入或发动一次战争。

搞什么“发展是硬道理”。这本是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破坏、扼杀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企图。他们制造过一个“理论”,说什么民族解放运动己进入了以所谓经济任务为中心的“新的阶段”:“从前,斗争主要是在政治领域展开;现在,经济问题已经成了‘中心任务’和进一步发展革命的根本环节”。(1963年9月17日《真理报》《有损于各国人民的斗争》)停止“输出革命”那是脚踏实际的行动,实质上是害怕别人革命,反对别人革命,进而葬送别人革命。

曾经很有声色的东南亚九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只剩下越南和老挝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其余印尼、马来西亚、北加里曼丹、泰国、柬埔寨、缅甸和菲律宾等七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都相继遭到惨败。2009年7月2日,苏奇科夫曾在《红军在线》发表过题为《离开革命的日子——‘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与东南亚革命》一文。为了节约篇幅,本人对其中一些段落和内容作了删节加以转载。下面,让我以有良心的中共党员的名义,呼吁我的同志们、战友们和全国的老百姓都争取能够读到这篇文章,都来倾听东南亚印尼等七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血泪诉说。让我们髙唱:

“起来,饥寒交廹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 
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2013091703151962439053.jpg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东南亚先后出现印尼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北加里曼丹共产党、泰国共产党、老挝共产党、柬埔寨共产党、越南共产党、缅甸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至少九个共产党。

一九八五年,从马共分裂出去的马来西亚共产党副总书记黄一江来到中国。黄一江的此次中国之行被认为是为两年后放下武器,走出丛林埋下了伏笔。

二十年前的一九八九年,缅甸共产党在遭遇政变后解体。缅共根据地内的果敢彭家声部、佤帮鲍友祥部,以及一○一军区等武装力量相继宣布“脱离”缅共,成立了果敢、佤帮等四个“特区”。缅共主席德钦巴登带领失去了全部根据地的缅共中央残余力量退入中国境内,并在此后结束了政治活动,迅速退出了历史舞台。少数不愿意去中国的老兵,以及想继续革命的缅共成员,坚持留在了中缅边境的瑞丽、腾冲等地。

同样是在二十年前,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日,陈平为首的马来亚共产党(成立于一九三○年四月三十日)“中央派”在泰国合艾与泰国、马来西亚政府共同签订了《合艾协议》,放弃长达四十一年之久的游击战争,走出丛林,回归“正常生活”。此后,马来亚共产党也结束了政治活动。

根据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的资料,这一年,泰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也基本被扑灭。此前的一九八七年四月,泰共遭到巨大破坏,领导人陆续被捕,游击区也已丧失。 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资料称,一九九○年十一月,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也与政府签订了和平协议,放弃武装斗争,“在国家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活动”。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东南亚共产党的命运与中国紧密相连。它们大多有代表团被派驻北京,众多高级干部及其子女在中国学习或受训。革命失败后,其中一些人回到自己的祖国,另一些则继续流亡在中国或海外。 $TXt];Y6sh 一九七○年,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的女儿伊芭鲁丽和妹妹伊利亚从苏联来到了北京。此前,艾地的弟弟梭布伦•艾地长期居住在中国,并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担任印尼语高级讲师。一九七五年前后,伊芭鲁丽等二十多名印尼共成员化名后,从北京、南昌等地来到缅共根据地,学习武装斗争经验。

印尼《国际日报》的报道称,一九七九年,伊芭鲁丽离开缅甸回到中国,后又辗转澳门、日内瓦等地,最后前往法国。与伊芭鲁丽类似的离开,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一九八三年前后,滞留中国的印尼共产党人也陆续移居欧洲,包括梭布伦•艾地。梭布伦•艾地在巴黎开了家印尼餐馆,餐厅里聚集着一批印尼共成员。他还出版了一本印尼语小说《以餐厅来抗争》,书中记述了这批印尼共成员在法国艰难地学习语言,尝试各种不同工作等经历。伊芭鲁丽也在巴黎拿到了法国护照。尽管需要同时在礼品店、养老院等地打工,但因为不再需要不断更换姓名或是受人照顾,伊芭鲁丽反而觉得更加自由。曾经栖身缅共的其他印尼共成员大多也移居欧洲,他们中的一些带着曾经是缅共成员的妻子,如今定居在了瑞典、荷兰等国。二○○七年二月,梭布伦•艾地在法国去世,葬在巴黎。《国际日报》的报道称,梭布伦•艾地很想回到印尼定居,但始终不被印尼政府允许。由于妻子的骨灰在北京,梭布伦•艾地还曾经希望自己能够回到北京和妻子葬在一起,但同样未能如愿。梭布伦•艾地的支持者为其设立了一个印尼语纪念网站。网站上载有他的遗像,以及他所有的小说、诗词等著作。网站上写着:“梭布伦•艾地同志一路走好!您的著作将永远温暖我们的心!”

一九八○年之后,更多的兄弟共产党成员陆续离开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些尚未离开北京的东南亚共产党人士变得颇为落寞。北京依然为他们发放生活费,但不再允许他们从事政治活动。这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恰恰是最受不了的,就像变成了聋子和瞎子一样。

一九八一年,在中国居住、受训的菲律宾共产党二号人物卡多•马来也离开中国前往荷兰。卡多•马来离去时,大陆已不再支持东南亚革命。一九五○年,两岁的丘瑞良随父母一起从马来西亚来到中国。丘瑞良的父亲是马共成员,到中国学习。丘瑞良姐弟三人则进入中共中央直属的育英小学读书。育英小学毕业后,丘瑞良先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附中以及解放军三○一医院护士学校。另一马共子弟,后来成为丘瑞良丈夫的李居强,则受到了更加专业的教育。一九七四年,李居强和丘瑞良一起,应召从中国回到泰国南部的马共根据地。一九六七年,李居强和其他七名马共后代,在北京高层的特批下,进入沈阳的解放军高级通讯学院学习。两年后,李居强回到北京,再从北京来到湖南,负责位于湖南益阳的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一九六八年,十七岁的李居强以马共代表团成员身份,参加了当年的国庆宴会。

一九八二年初,在马共机关总部的工作人员被告知,中共即将停止对马共的支援。中国境内的马共电台也将在半年后关闭。这座当时中国最大功率之一的广播电台用汉语、马来语、泰米尔语、海南话、福建话、广东话等多种语言进行对外宣传,覆盖整个东南亚,远及澳洲和欧洲的《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被关闭了。与此同时,与马共作战的政府军方面也在制造舆论,宣传中共不再支持马共。一些东南亚共产党人对此时中国停止支持颇有怨言。此后,一批革命之声的工作人员回到泰南的马共根据地,建立了新的马共《民主之声广播电台》。根据马共总书记陈平《我方的历史》一书中的回忆,此前的一九八○年,邓小平曾召见他,要求马共配合中共实施国际关系上的“战略转移”,放弃武装斗争。《合艾协议》签订后,泰南大约一千一百八十八名马共成员中的约四百人回到马来西亚,七百多人留在泰南的四个“和平村”,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此前放下武器的马西共成员则住在了泰南的五个“友谊村”里。遗留在中国的马共成员,此后大多回到泰南和平村、曼谷等地,其中少数人退出了马共,成为“普通的”中国人。

一九八五年,从马共分裂出去的马来西亚共产党副总书记黄一江来到中国。黄一江此行原本是希望中国能够给予经济支援,但遭到了拒绝。二○○五年,黄一江在接受马来西亚《中国报》采访时称:“这一趟中国之行对我和阿达而言是一个震撼。通过与我们会面的中国代表的谈话,已经确认:他们不会给予我们任何的经济协助。那位官员强调中共的路线是‘和平斗争’,即是说,他们放弃武装斗争。”失望之余,黄一江又向中方接待人员提出,是否可以让老弱残兵回到中国生活,这一要求同样遭到拒绝。黄还向媒体回忆了一些细节。在中国期间,黄等人参加了官方举行的文娱晚会。晚会上,革命歌剧只有稀稀落落的掌声,而给予流行音乐的掌声和欢呼声却此起彼伏。此情此景,令这些革命者的情绪降到了“冰点”。黄感慨万千:“一个我们一直敬仰和视为榜样的国家,竟变成这样!”

一九八九年十月,缅共发生政变。政变后的缅共各派力量,人员、地盘变化不大,与缅甸军政府“和谈”后改为数个“特区”。共产主义革命理想被彻底抛弃了!“脱离”了缅共的果敢、佤帮等各支势力,在与缅甸政府谈判后,成立了“高度自治”的四个“特区”。如今,一些地区致力于“发展经济”,另一些地区,则仍在从事毒品的种植和贸易。而被“礼送出境”到中国的前缅共中央,则成为唯一至今仍被中共大批收留的前东南亚共产党“遗族”。

进入中国后,缅共剩余的力量再一次面临瓦解。

一九五○年前后,曾有一批缅甸共产党军人和一批代表团进入中国,并在贵州、四川两地接受训练和生活,后再重返缅甸战场。他们被称为“贵州老兵”和“四川老兵”。“贵州老兵”和“四川老兵”则因为早年大多与贵州、四川当地女子结婚,被安排重新回到贵州和四川生活。少数不愿意去中国的老兵,以及想继续革命的缅共成员,坚持留在了中缅边境的瑞丽、腾冲等地。三百多名“贵州老兵”来到了贵州凯里,他们被安排在凯里市郊的几栋楼中。这些楼被称为“缅共楼”。“贵州老兵”的子女最终成为了“中国公民”,尽管普遍黝黑的皮肤令其与当地人看起来差别很大。有关方面为老兵发放退休工资,甚至为他们报销医药费。但政府同时要求他们“保持沉默,不要对外界提起往事”,并在二○○九年“多次开会强调了这一点”。 [email protected])luR“四川老兵”被安置在成都、内江等地后,同样获得了退休工资和不同级别的福利。而滞留在中缅边境的老兵,一些人回到了缅甸,另一些则一度成为“令中国头疼”的对象。北京“坚决反对”缅共在中国境内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并“多次抗议”。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依然有境外的前缅共人员收到来自中国境内的政治传单。

缅共高层,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及军区领导,则被分散安置在了全国各地。德钦巴登被安置在长沙市。另一些人则被安排在成都、南昌、昆明等城市。

与贵州一样,昆明也有一栋“缅共楼”,位于市区一片巨大的住宅小区里一栋普通的住宅楼中的一个“单元”。它与周围的无数个单元并无区别。一些前缅共高层在这个普通的单元里成为上下楼的邻居。中国方面为他们设立了专门的总机电话,并为每个人“编制了代号”。“如果不是亲友打来的电话,总机将不会转接”。其中,郑生,前缅共中央委员,他的代号为二三三二;古方,前缅共副主席,代号二三三七;王仁,前缅共人民军东北军区副司令员,代号二三三九。政府为他们每月发放一千多元的工资,每人一百三十平米左右的住房。几位老人还集体出资,由外事部门出面,为自己雇佣了保姆,以照顾卫生和饮食。北京同样给予了他们子女的中国公民身份,但他们本人却“不能拥有中国护照”。这导致他们无法离开中国。古方就曾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流露出去走走的想法。除了在苏联留学,古方大半生都在丛林和农村作战。他告诉身在海外的老部下,很想去香港、东南亚的大城市看看,无奈始终未能如愿。时至今日,昆明“缅共楼”中依然健在的前缅共高层仅剩二人,成都也仅存四人。二○○六年,古方去世时,一些缅共遗族为他举办了追悼会。在追悼会上他们被“坚决制止”了花圈和挽联上有关古方身份和职务的表述,只写了“古方叔叔”,或是“古方同志”。“政府希望我们彻底忘记那些事情,永远不要再提。”一位参加了追悼会的“遗族”这样无耐地诉说。

Saturday the 25th. . Joomla 3.0 templates.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