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激进左翼(Syriza)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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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时事评论

 

希腊激进左翼(Syriza)胜出,是世界资本主义中的异变,有可能引发欧洲政治构造的颠覆性改变,前景将是革命吗?或只不过是另一个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政府,工人贵族政府,社会民主主义新品种?Syriza的政策,包括免掉外债、废除紧缩、重建福利、推动增长、对大资产阶层征税、关键产业国有化,等能够在世界资本主义中实施吗? 第一个考验就是它将如何与欧盟谈判。

 

 

希腊左翼能和中国站一条道吗?

作者:卢荻 发布时间:2015-02-04 来源:观察者网

  因为近日希腊的政治变动,貌似社会主义的激进左翼上台,并在欧洲以至世界范围卷起政治风雷,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在比雷埃夫斯港的投资出现一些波折,这个问题也就成为热议。

  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中远集装箱3号码头一景。新华社记者刘咏秋摄

  这场热议不仅仅是国外(以及港台)形形式式左翼右翼的“中国帝国主义”大合唱的延续,还涉及实际的政治行动,具有世界范围意义的实际政治行动。

  笔者认为,资本输出并不一定就是帝国主义,虽然帝国主义必然意味着资本输出。两者的区别,关键在于是否不平等交换,即投资是否享有超额利润。当然,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资本与劳动者在市场上表面的平等交换,仍意味着在生产和分配上实质的不平等交换(攫取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即使投资是享有平均利润仍是剥削,只是这毕竟还谈不上说是帝国主义。

  需要留意的是,剥削也还有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区分,前者意味着,资本与劳动者的交换促成生产率进步,从而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即劳动者在受到剥削之余其收入水平还是得以提升。

  CounterPuch是美国的中左刊物,在一篇名叫《揭开博科圣地谜团》的文章中,曾经为中国辩护。

  “这篇评论文章仔细说明中国近年在非洲激增的投资和经济建设,已经成为法、德、美的资本利益的威胁,法、德、美三国也越趋向以军事武力来应对中国的经济挑战, 维持它们在非洲的经济覇权。”

  “文中详述三国是如何以“反恐”,尤其是美国以对付Boko Haram(尼日利亚的塔利班博科圣地,观察者网注)和搜寻被绑女学生为由,在乍得、尼日利亚等国驻兵、设军事基地、以无人机进行侦察、联合被拉笼的国家进行军演等等,目的是压制中国在非洲的影 响,“反恐”、女学生只是为符合帝国主义利益下被摆布的棋子。”

  这是我一位名叫Lasantha Michel的朋友对CounterPuch文章的译文,她进而评论道:“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即使财力和技术仍远高於中国,但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和建设,根本不符合资本主义现时的发展阶段——即金融炒卖代替生产投资,欧美即使 大有能力,都不愿意以其“核心价值”——自由经济竞争的原则来应对挑战,而是诉诸军事覇权。资本主义腐朽的程度之深和广,更突出了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或称 为资本输出,是如何不符合现时资本主义发展的‘常理’”。

  “中国——非洲这表面上看来强弱悬殊、不能避免的殖民关系模式,却‘离经叛道’的搞起建设、‘身不由己’ 地挑战起由欧美定下的经济秩序,进步的自由派学者们,除了忙于搞‘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的论述,大概也要想想中国特色的’殖民主义‘了。”

  笔者深以为然。

  《亚当·斯密在北京》的作者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曾经论辩说,中国的崛起,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历史的特例,它使得Adam Smith所倡导的平等交换的世界市场首次成为可能。这个论辩正意味着,中国的资本输出并非帝国主义,甚至是对现有的帝国主义形成制约,消减世界范围的超额利润。

  可以进而言之,CounterPuch的文章以跨国投资获得垄断利润来界定帝国主义,因为迄今世界资本主义历史上跨国投资的垄断利润的来源不外乎两途,一是超经济手段掠夺,二是掠夺的积累形成技术上或规模上的优势地位,而中国的对外投资显然不是这样。中国的资本输出,其实还有两个具有根本意义的特性。

  一是,在国内层面,输出的资本纯粹是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而绝非剥削国外劳动人民的结果),而且是基本上属于全体人民的储蓄/财产(国有企业的资产属于人民)。二是,在跨国层面,资本的输出基本上是为了完成战略目标,包括生存所需的外交战略和以类似上述的提升生产率为目标的发展战略(例如“一带一路”战略),这就大有可能是以接受低于平均利润率来实现的,也就是说更加不具有帝国主义甚至乎资本主义性质。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上述两个特性,显著地见于中国在非洲、拉美、东南亚的投资。中国对希腊的港口投资是否也可作如是观?果若如是,则希腊激进左翼反对私有化固然合乎社会主义原则,然而,它在对欧盟以及欧盟财团有关债务谈判上有道理坚持强硬立场,对中国投资则应该开展友善谈判、寻求合作。而世界范围的左翼鼓动希腊对中国违约的言论,实质上就变成“西方中心主义左翼”及其附庸,符合现有的帝国主义的利益,受损的是中国人民。

  那么,是否还可以从更根本的社会主义立场出发,要求中国人民(单方面)承担国际主义责任,与希腊以至世界范围左翼共同高唱《国际歌》、共同反对资本主义?如果在世界范围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景就在眼前,如果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承担起同样的责任,这个要求倒也不失其合理性。问题是,“西方中心主义左翼”现在的言论,难道不是抽象反对帝国主义,具体反对中国人民吗?

  希腊大选,激进左翼(Syriza)胜出,这毋宁说是世界资本主义中的异变,大有可能引发欧洲政治构造的颠覆性改变,而事实上西欧南欧各国(西班牙、法国等等)的激进左翼力量已经在蓄势待发了。社会民主主义已经破产,前景将是革命吗?又抑或激进左翼政府(及其同类)只不过是另一个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Pasok)政府,工人贵族政府,社会民主主义新品种?

  Syriza的政策导向,包括免掉外债、废除紧缩、重建福利、推动增长、对大资产阶层征税、关键产业国有化,等等。这种方案能够在世界资本主义中实施吗?听其言察其行吧,第一个考验就是它将如何与欧盟谈判。

  同事Costas Lapavitsas作为Syriza的经济顾问,当选国会议员,前路多艰,期望他和他的党能坚持立场。

  犹记得几年前我们一起在黄土高原上高唱《国际歌》… (完)

  有关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制约法德美等现有帝国主义、受到形形式式左翼右翼的“中国帝国主义”大合唱的责难,等等,请参阅以下链接文章:http://www.counterpunch.org/2015/01/29/inside-boko-h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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