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刀杀人–李光耀在反殖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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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时事评论

广大群众评判反殖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主要根据是他是否坚决“反殖”,而不是其他。当李光耀(上图)还站在“反殖”这边,他喊“非共”,这不重要,也可解读为他在寻求自保,情有可原。可是,当后来李光耀露出他那亲英而不反殖的面目,甚至“借刀杀人”、背叛反殖事业,即使手中抓着巨大的权力,他的公信力或威望,就再也无法建立起来了。

 

 

借刀杀人 – 李光耀在新加坡反殖运动中的角色

作者:叶敬林 发布时间:2015-03-22 

有人说,在新加坡,主流媒体的论述,都是赞扬李光耀的,把他捧得极高。在他的统治下,政治英明、官吏清廉、街道整洁、民居美化、经建辉煌,旅游发达 … … 几乎样样归功于他!一眼望去,在新加坡政坛上,李的形象若不是“雄才大略的圣人”,至少该是“白璧无瑕的领袖”了吧! 李光耀是否真的有如“完人”了呢?此刻言之过早,传统上须待其去世之后方能说个究竟,即所谓“盖棺论定”。此时此地,何妨听听主流媒体以外的异响。以下,让我们先回顾一下李光耀在反对殖民主义以及争取新加坡的自治与独立地位那个历史时期的一些表现,及其所扮演的角色。

借刀杀人——李光耀在新加坡反殖运动中的角色

  初试啼声

1954年11月21日,人民行动党正式诞生。作为秘书长的李光耀以左翼反殖姿态出现,获得好评。5个月后,新加坡举行林德宪制下的立法议会选举。该立法议会拥有32名议员,其中3名是殖民当局高官兼任,官委4名,另25名民选。人民行动党本身派出的4位候选人之中,除蒂凡那之外,李光耀、吴秋泉、林清祥共3位中选,成绩可喜。选后,由拥有10个议席的劳工阵线组织“部分民选政府”,马绍尔任首席部长。

作为新加坡首席部长的马绍尔也参加了1955年12月28至29日在吉打州华玲举行的令人瞩目的“华玲会谈”。参加会谈的马共方面的代表为总书记陈平、中委陈田及拉昔•迈丁;政府当局一方的主要代表来自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东姑•阿都拉曼及联盟党要陈祯禄。会谈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因为马共不能接受由英国人炮制的、意味着投降的“大赦条件”。无论如何,陈平表示支持对方向英国争取新马的独立,以便为结束这场殖民地战争而再度举行会谈,取得成果,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的新国家。

1956年4月间,李光耀与林清祥代表人民行动党参加以马绍尔为首的13人各党派代表团,前往伦敦与英国方面举行关于新加坡内部自治的宪制谈判。因为英国不愿让出内部控制权,谈判无功而返,马绍尔辞职,由林有福接任首席部长。接任首席部长后,林有福采取有别于马绍尔的手法,直接向反殖民主义力量挑战,从是年年中逮捕华中进步老师陈仰成开始,直至9月中旬吊销“华校中学生联合会”注册和开除大批在籍中学生,导致数千学生集合于华中、中正校园表示声讨和抗议,社会不安情势日益严重。是年10月下旬,在殖民地军警大力配合下,高喊“反共”的林有福政府向反殖力量发动武力镇压,全岛戒严,造成13人死亡,百多人重伤,林清祥等群众领袖以及各界知名人士219人被捕入狱,先后被拘留者达1033人之多。经此风波,人民行动党受到很大冲击,有需注意的是,李光耀的言行从此也就相对地缓和下来,还不时强调他的“非共”色彩。

1957年3月,林有福率团再往英国,要求重开宪制谈判。此项谈判断断续续举行,直到次年5月,英国才透露已达成如下协议:新加坡将于1959年获得部分自治权 – – 外交,国防大权操在英国之手;内部安全则由新、马、英三方组成的委员会管理,英方任主席。本协议还有一项附加条款:禁止所有曾被控告涉及“颠覆活动”的政治拘留者成为第一届新宪制选举的候选人。对此,在场的各有关者包括李光耀都没有异议。因经英方保证有关条款只是用来对付“共产党人”而不是“非共人士”之后,李光耀即表示“欣慰”。李光耀深知,条款所针对的人物,就是当时身在牢狱的林清祥等等群众领袖。

  人民行动党开始分裂

1957年8月4日,人民行动党召开第4届代表大会,以选举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由于林清祥等反殖群众领袖身在牢狱,看来李光耀料定自己可以全面操控新一届中委会的产生进程。可是事与愿违,虽然他同几个旧伙伴都顺利过关,然而他所属意的几个中委候选人,却因反殖态度暧昧而不受欢迎,以致落选了。另一方面,在新冒出的当选中委之中,竟有陈从今、吴文斗、TT•拉惹等五六个并不属于他李光耀所要的人。按照常理,一个宣称崇尚民主的人,无论如何应该坦然接受民主竞选的结果,真金不怕火嘛,总有东山再起之日与众望所归之时;但李光耀不为此图,他无视于党员代表的票决,竟拉拢了几个旧中委,拒绝出任党要职,让新中委会的产生一波三折,造成人民行动党陷于分裂。

英殖民当局最担心的是新加坡反殖力量的壮大,因此它把反殖人士指为“共产党恐怖分子”,必欲赶尽杀绝而后快。看到了李光耀的作态,殖民当局控制下的林有福政府于是大肆叫嚷什么“共产党已颠覆了人民行动党”,并于1957年8月21日,再度镇压反殖力量。人民行动党中刚刚补上李光耀等人空缺的新当选中委,除了T T•拉惹因病获保之外,陈从今等都受拘捕,之后大多被驱逐出境。紧接着,李光耀带领其伙伴回来收拾人民行动党,并立即修改党章、设置干部党员制度。修改后的党章规定,只有干部党员才有权参加中委会的选举和投票,而受遴选的干部党员又需追随李光耀的“非共”路线。显然,由于有了殖民当局和林有福的“拔刀相助”,李光耀从此可以凭借自己定下的“游戏规则”牢牢地控制了人民行动党。1959年5月31日新加坡自治邦大选投票中,人民行动党与公开表明亲殖民主义的林有福劳工阵线集团,展开对决。没有太多的考虑,反殖力量和广大群众全力支持人民行动党,让它在全部51个民选议席中,取得43席的大胜,李光耀因而当上了新加坡自治邦总理。

  “借刀杀人”

当上自治邦总理之后,李光耀显然志不在为新加坡争取更上一层楼,即实现人民行动党成立时宣布的纲领 – – 争取完全自治和独立以便实现新马统一;而是更迷恋于如何借助于殖民主义势力的屠刀来铲除反殖力量。1961年5月27日,马来亚联合邦总理东姑 • 阿都拉曼在新加坡出席一个宴会时抛出其“大马来西亚”计划,说是马来亚联合邦愿意接受邻近几个英国附属地包括新加坡、砂拉越、沙巴和汶莱等加入,共同组成一个新国家“马来西亚联邦”。这个计划的隐议程不外是:英殖民主义已看到本地区的反对殖民主义运动风起云涌,而临近的印尼在苏加诺总统带领下正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殖浪潮;为了摆脱困境,避免本身成为过街老鼠,英殖民主义只能放弃旧的统治手法,改以新殖民主义的统治花招,通过其主要代理者吉隆坡当局,收编它在本地区的这些附属地,然后伺机以武力把各地的反殖力量镇压下去。由于之前(1961年1月间) 曾在金马仑高原参与英方召集的密谋会议,李光耀对此计划的隐议程心知肚明,便在7月15日的安顺区补选中,派出其候选人向选民寻求支持“新马合并”(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的计划。结果,主张“争取独立”的马绍尔胜出,“新马合并”的计划败下阵来。可是,于是年8月1日会见东姑时,李光耀仍宣称新加坡同意加入“马来西亚”,仅要求保有劳工与教育的“自主权”。从这些行动中,只能说明李光耀已把新加坡的利益和安顺选民的意愿统统搁在一旁。这时,他并不只是停留在同反殖力量划清界限,而是急于要同反殖力量对着干。由于出现的是对新加坡前途与人民利益的重大原则性的争论,这一来,李光耀给人民行动党内部造成了更大的分裂,该党中央涣散、支部瘫痪、基层倒戈。林清祥、林福寿、方水双和以李绍祖为首的13位原人民行动党议员以及广大支持者,于是年9月3日另行成立一个新党 – – 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

显然,李光耀已走上不归路。他发出警告并威胁说,新加坡如不并入马来西亚,将招致被“切断水供”的惨剧,无法生存。又说什么新加坡华人太多,人家会感到不安,因此,要懂得顺应人家,新加坡能拥有劳工与教育的自主权,就该知足了。他也大力阻止英国把新加坡的主权交回给人民,说什么共产党会把新加坡变成“东方的古巴”。原来,他向英国传达的信息是:争取独立的新加坡人民其实都是共产党的替身,而社会主义阵线主张的一旦新加坡取得独立,既会优先处理同马来亚联合邦的统一问题,也将奉行与世界各国和平友好外交的原则等等,实际上都是为了建立英美所害怕的“东方的古巴”;而古巴,正是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卡斯特罗所建立的共产党政权,云云。其实,在历史、地理、经济和政治现实上,新加坡与古巴一样吗?李光耀自已也很难自圆其说的,但他要制造借口,让当时以英国人为主席的新加坡内部安全委员会下手铲除刚刚成立的社会主义阵线等反殖力量,拔除他的政治对手。

在李光耀口中,新加坡除了在不公平、不合理的安排下并入马来西亚之外,别无出路,或者说到头来只有死路一条。为此,他在1962年9月1日,搞了一个“全民投票”的闹剧,为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制造“民意”和“法理”依据。他迫使人民在三种都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所谓合并安排中,投选其中之一,无论投选哪一种,都是赞成“合并”,这项投票不设反对栏,即使有相当数量的空白票(总投票率的25.7%),也算“赞成票”。李光耀就是这样“假造民意”,通过不能表达民意的“全民投票”,设下新加坡人民接受并入马来西亚的骗局。

1963年2月2日,由英、马、新三方当局所组成的内部安全委员会展开“冷藏行动”,大肆镇压反殖力量。社阵、人民党以及工人、乡村、学生、文化、教育、妇女运动的领袖不下120人被捕,其中林清祥、林福寿、傅树楷、方水双、兀哈尔、詹密星、林史宾、巴尼、布都遮理兄弟俩等等,都被扣上“共党”、“亲共”或“反马来西亚”的罪名。另有数以百计的反殖人士则因被追捕而转入地下或流亡海外。

事后,李光耀辩解说“2•2大逮捕”行动不是他的主意;无论如何,“借刀杀人”的恶名是总归洗不脱的。由于看到一切公开的阻力和政治对手都已扫除干净,李光耀迫不及待地在1963年9月16日原定马来西亚成立日之前,即8月31日,就大事自行庆祝“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但物极必反,乐极生悲,由于合并之后李光耀集团与联合邦中央执政集团各以不同种族的代表作为包装,为了私利而产生尖锐对立和激烈争夺,导致1964年下半年新加坡相继发生了两次严重的种族流血冲突事件。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火急地逐出马来西亚,李光耀为此黯然泪下。自此,李光耀只能缩回小岛。不过,在英国方面的调教下,他全面投向西方垄断财团,在东南亚为西方提供另一个“以色列”,因而得以“成功”地在新加坡独霸一方,呼风唤雨。

诚然,李光耀的“成功”,主要是来自殖民主义势力的扶持、极右势力的帮忙;但客观上也有来自于另一方面,即来自于新加坡左翼进步力量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1950年代初期,左翼进步力量同标榜“反殖”的李光耀合作,这无异是正确的,让反殖运动掀起高潮,运动中涌现了不少风云人物,包括林清祥、林福寿、方水双和李光耀,等等。较后,左翼进步力量缺乏长远和全局观点,放弃了本身立于不败之地的地下组织阵地、自我曝光;与此同时,对李之宣称“非共”而可能作出对反殖事业的背叛,也丧失了警惕。因此,踏上1960年代,李加紧投靠殖民地当局和联合邦右派,“借刀杀人”,使左翼进步力量损失惨重。1960年代中期及之后很长时日,新加坡左翼进步力量转而采取过激甚至“极左”政策,影响恶劣,遗害很深;严重脱离群众,或者说把本身的地盘和群众推向对方,让李光耀稳稳坐镇小岛,牢牢掌握其独裁政权。另一方面,这些“极左”政策也蔓延至半岛内地,造成联合邦左翼队伍面对一定的混乱和损失。

  在反殖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这里,顺带对李光耀常挂在口中的 “非共” 一词,就其时代背景稍作探讨。 在那个殖民地年代里,殖民统治者出于维护本身利益的需要,本能地把最早成立而坚决反殖和争取国家独立的马来亚共产党视为“首号敌人”,“反共”政策成为压倒一切的政令。凡是具有反殖和维护本地人民尊严意识的人士,殖民统治者都要将之套上“共产党”的红帽子而加以对付。

老百姓则不同,他们从长期体验中,把那些在反殖运动中起先锋模范作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心照不宣地认定他们就是真正的“马共”党员,而衷心敬佩。至于那些虽然参加反殖运动,但由于他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欠佳,对个人得失总是放不下,就如当初的李光耀及其同僚那般,群众虽然给予支持和赞许,但都知道他们只能是“非马共”人士而已。总之,他们是不能和马共相比美的。

在殖民统治者的“反共”白色恐怖笼罩下,如何与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老百姓是有智慧和经验的。他们所认定的“马共党员”,是不是有“入党证据”并不重要,只要这些人在反殖运动中起着先锋模范作用,经受过考验,就会给予支持和拥护;当殖民当局指称这些人是“马共”时,为了抗议殖民当局迫害这些人,群众更会尽力“保护”这些“马共党员”,并严正谴责殖民当局含血喷人和肆意镇压反殖斗士,等等。在当时,这是一种“迫害”与“反迫害”的特殊形态下的政治搏斗问题,不是不着边际的单纯法理问题之争。至今,老一辈人对此犹深有感受。当然,在那样尖锐复杂的斗争中,马共也总结和制订了一系列地下工作、锻炼干部和吸收党员的保密制度和组织措施,严防出现差错而导致公开活动的领袖人物有“非法身份”的物证落入敌手。

广大群众评判反殖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主要根据是他是否坚决“反殖”,而不是其他。当李光耀还站在“反殖”这边,他喊“非共”,这不重要,也可解读为他在寻求自保,情有可原。可是,当后来李光耀露出他那亲英而不反殖的面目,甚至“借刀杀人”、背叛反殖事业,即使手中抓着巨大的权力,他的公信力或威望,就再也无法建立起来了。

总之,在新加坡争取自治和独立地位的反殖运动中,李光耀所扮演的角色存在争议。他靠左翼反殖力量的全力支持而上台,上台后却很快地投靠并借助殖民主义及极右势力向左翼反殖力量背后捅刀,以之建立其专制统治或者说是“李家王朝”。是权谋超人一等,还是政治信誉不顾,抑或兼而有之?李光耀的第一本回忆录,说的是1965年新加坡宣布独立及之前的往事,华文版本的副题是《风雨独立路》。读后,不禁要问,李在争取自治独立的反殖道路上,究竟冒过哪些风雨、坐过什么监狱?

(取自21世纪出版社出版《岁月留痕》第一辑《深埋心中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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