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未来无从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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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时事评论

李瑞琴(上图):西方是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承载地。当代西方许多著名思想家的观点,同样具有超前的预见性和穿越时光的洞见力。关于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同样有许多思想家,站在人类公正的立场上,客观评判或者批评资本主义的弊端,揭露新自由主义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无法掩盖的恶劣后果,抨击新自由主义的推行者们不计后果、自私贪婪的本质,对未来人类发展的前景深感担忧。

 

 

 

世界金融危机唱衰资本主义未来

李瑞琴 · 2015-08-25 · 来源: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所谓的经济自由主义同“脱政治化、政治私有化、反民主”结合在一起主导世界,造成了经济危机迟迟不退,世界经济复苏疲软,世界和平与发展遭遇桎梏的堪忧状况。通过西方各界对资本主义未来的预测,可以促使我们进一步立足于未来世界社会主义的前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同时“我们应正确认识和善于把握危机给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积极主动地发挥自身克制危机的制度优势,趋利避害,化危为机”。

  正在经历着近百年来最严重危机的资本主义世界,始终笼罩着一种挥之不去的衰退、黯淡情绪。“2013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在低增长中徘徊,欧元区甚至严重萎缩”“2014年全球经济复苏依然乏力,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在2.5%至3%之间,较2012年和2013 年的2.3%略有上升,但远低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最高水平。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报告预计,2014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速为1.8%,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为4.5%至5%,转轨经济体(东南欧和独联体)经济增速将降至1%左右。”[1]尽管全球经济处于复苏中,但增长仍然出人意料地疲软。而对欧洲而言,其经济增长“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还要疲弱”[2]。实际上,资本主义前景黯淡,并不是金融危机之下的态势,看看国外著名学者如何评说。

一、造成危机根源的贫富差距及不平等没有消除

  历史上发生的重大经济危机往往是引发经济学理论变革与创新的重要契机。面对持续数年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各国学者都在探索危机根源并对其进行全面深刻的理论反思。

  美国学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拉古拉迈·拉詹的《断层线》,被列为“全球最聪明的人”的必读书籍。人们说:“华尔街从来不缺著书立传者,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后,各种原因分析、漏洞指陈的书籍一打又一打,但是他们都无法和拉詹的《断层线》相提并论,因为拉詹是为数极少的几个在金融危机前就预言风暴即将来临的经济学家!”[3]在这本书中,“厄运预言博士”拉古拉迈·拉詹指明,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不是贪婪的银行家、沉睡的监管者、不负责任的借款人,而是“全球收入的不平衡”!“金融崩溃的始作俑者是滞胀的收入和不断攀升物价之间的不平衡。”

  拉古拉迈·拉詹认为,有三条断层线导致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一是日渐扩大的贫富不均;二是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忽略内需;三是经济衰退后所需要的复苏期拉长,使低息政策成为复苏的法宝、惟一的选择。第一条断层线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美国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及其要求放松信贷所造成的政治压力。很显然,美国高收入人群的显性收入持续增加”[3]。1976年,收入排在美国前1%的家庭的总收入占当年国民总收入的8.9%,但到2007年,这一比例已上升至23.5%。从1976年到2007年,美国实际总收入每增长1美元,就会有58美分流入这些超高收入家庭。例如,对冲基金经理约翰·保尔森2007年收入为37亿美元,是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7.4万倍。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美国屡次经历“没有就业增长的复苏”。1991年,美国的经济产出用了三个季度恢复增长,但就业用了23个月才回到衰退之前的水平。2001年,美国用一个月实现了经济增长,但就业用了38个月才回到衰退之前的水平。这些数据说明了美国内需动力的彻底丧失,说明贫富差距是一切的根源。

  由于收入差距的拉大和社会保障的落伍,美国的政客们以刺激消费的政策讨好选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鼓励以抵押贷款的方式支持民众买房。1992年美国通过了《联邦住房企业安全法案》,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提高低收入家庭和少数民族家庭的自有住房率。房地产信贷能帮助政客拉选票,而银行看中的是政府的隐含担保,所以大胆地进军房地产金融。大肆扩张信贷带来严重的银行危机[4]。“当美国的模式放之四海时,世人看到的则是流毒全球,普遍的贫困,暴富的族群,宽松的货币,可怕的贫困代际传递。可以想象,法治健全的美国因为贫富差距而陷入金融危机泥潭,法治不彰、利益群体横行的社会,到底会如何。东南亚金融危机、拉美经济危机早就提供了答案。”[3]而且,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未来的危机仍然会沿着这三条断层线爆发。

  大卫·哈维是全球重要的思想家和批评家之一,他在《资本主义的17个矛盾及其终结》中剖析了资本如何造就一个不平等的、危机四伏的系统,以及目前资本主义世界内在逻辑的谬误,并尝试展望了人类社会在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由于资本总是寻找各种新领域,随后涌入逐利,交换价值逐渐限制和主导了越来越多必需品。因此,许多曾经由国家免费提供的使用价值都私有化和商品化了,包括住房、教育、医疗保健和公共事业等,不仅在美国如此,世界上很多国家也如此。哈维呼吁,应该“把革命性的人道主义与基于宗教信仰的人道主义结合起来”,“如此才能对抗各种形式的异化,并从根本上将世界从如今盛行的资本主义方式中纠正过来”[5]。

  美国著名左翼经济学家道格拉斯·多德在其著作《不平等与全球经济危机》中对当前经济危机和美国社会现状也作了深刻批判。作者认为,不平等总是伴随着历史发展的左右,但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财富与权力的不平等已经波及到了新的方面。这些方面在早先并不为人所知。今天的危险既不是“偶然”,也非“早有图谋”。它是由一系列“没有预料到的结果”共同引起的,并通过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不断强化,包括消费主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以及今天有权有势且无处不在的媒体集团。二十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的扩张、剥削与寡头统治的日益盛兴而造成的严重不平等,是导致当今这场金融灾难的核心原因。“不论不平等是不是‘所有邪恶的源泉’,它必然是世上诸多悲剧的核心原因。”[6]

  2014年学术界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提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问世所引发的理论震荡。作者指出,近几十年来,世界的贫富差距正在严重恶化,而且据预测将会继续恶化下去。“目前在美国,10%的人掌握了50%的财富,而1%的人更掌握了20%的财富。现有制度只会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7]皮克提认为福利社会其实解决不了问题。无论是教育、医保,还是所得税,都不能有效地解决资本在社会中分配相当不均的问题。由此,他提出了一系列简单的建议:“征收15%的资本税(财富总额),把最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提到80%左右,强迫银行提高透明度,提高通货膨胀等等。”[8]《21世纪资本论》引发了资产阶级右翼的强烈不满。保罗·克鲁格曼直言:“任何认为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是个重要问题的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9]

  不仅如此,全球经济危机也导致欧洲国家工作场所不平等的加剧。“2012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对工作条件、工资和收入、就业和性别平等等问题的分析、对来自欧洲30个国家的数据,由顶尖专家进行研究,得出结论,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国家工作场所的不平等状况出现显著恶化的趋势;其中在多数欧洲国家,青年人的失业率、低技术工人的就业状况以及女性的就业歧视,尤其不容乐观。报告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推出紧缩政策和劳工改革措施,这一趋势还将持续。劳工组织的特别顾问说,报告传达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工作场所的不平等不仅是导致全球经济危机的因素之一,而且还将由于危机变得日益恶化。除非这一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世界经济体系将始终处于风险之中”[10]。

二、资本主义的衰退不可避免

  许多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在探讨危机根源,研究了资本主义的致命缺陷后,得出了令人震惊的结论:资本主义的衰退不可避免。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是全球化坚定的捍卫者,无论是其思想还是主张,他都和马克思主义没有关系。但是,他对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的警觉和对资本主义衰退趋势的认识,是值得重视的。保罗·克鲁格曼在其所著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中预言,世界经济在21世纪的衰退不可避免,源自美国的次贷危机风波还将愈演愈烈。作者说:“但凡思考过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问题的经济学家,大都认为那是一场无妄之灾,而不是无法避免的悲剧,认为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已经汲取了教训。但实际情况是,1929年股市大崩盘只是拉开了20世纪大萧条的序幕。接下来是,1982年债务危机,第三世界国家遭遇危机后的萧条;1991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至今仍在萧条中徘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诸多经济体深陷衰退;2007年美国次贷风波愈演愈烈,经济萧条再度袭来。”世界或将遭遇“失去的十年”,萧条经济学重返历史舞台[11]。保罗·克鲁格曼以全球化捍卫者的经济学家身份,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衰退趋势,认识到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爆发的无法避免,这能够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视野理解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资本主义本质所在。

  萨米尔·阿明是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一书中,着重分析了全球两极分化的前景。他指出,1950~1960年的“黄金增长期”及其巨变,引发了新形态的两极分化,世界体系被塑造成一个与过去迥然不同的状况,人类正处于一场危机之中。资本主义为管理这场危机作出了种种努力,其中尤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为代表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最为突出。作者认为,“对资本积累的经济管理空间一直与其政治和社会管理的空间是同一的,但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却终结了这种空间上的同一性。随着旧的增长模式衰退,南方和东方的外围国家都陷入了民族国家的危机之中。”[12]阿明的观点表明,随着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发展,那种完全依附资本逻辑的现实制度必然要被更高一级的社会发展方案所取代。

  彼得·希夫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投资经纪人、财经作家及财经评论家,畅销书作者。在《国家为什么会崩溃》一书中,彼得·希夫谈到,“美国正在变成一个由政府吹起来的大泡沫,一个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行将破裂的泡沫……美国经济乃至每个人,都将面对灾难性结局”。作者还进行了中美对比,认为,“在20世纪中叶的时候,任何人都不会想象到中国会发展到今天的地步,眼前的中国已成为全球自由市场变革力量的模板式代言人,而美国则因政府的不当管理而成为停滞的‘典范’。在美国以借钱和消费引领全球潮流的同时,中国则因储蓄和生产而声震世界。美国企业面对的是沉重而繁琐的监管与税收,而中国企业所享受的则是最低程度的政府干预。在中国,领导者始终致力于实现理性增长,维护本币价值。而在美国,却在人为地做着相反事情:制造虚假增长和货币贬值。总而言之,两个国家恰好在全球经济列车的两端。”[13]这位纯正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在关于未来的预测和论断上竟然是如此肯定中国的发展,如此不看好美国这一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未来。实属意外,又极能说明问题。

  英国剑桥大学贾吉商学院终身教授、剑桥大学发展研究学科主席彼得·诺兰则直言不讳地表明了他的观点,就像他著作的命题:《十字路口:疯狂资本主义的终结和人类的未来》。彼得·诺兰说:“人类正处于十字路口,‘放纵资本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人们最终必须学会跨越国家、文化和发展水平的界限,互相合作,克服威胁人类生存的难题。”接下来将会如何仍是未知之数。其中一条道路通往合作,这是一条人迹罕至的道路。而另外一条道路通往冲突,在人类历史上这是一条时常踏足的道路。人类将会踏上哪条道路?未来的世界将由美国、中国还是伊斯兰世界决定?人类的未来到底在哪里?[14]彼得·诺兰教授的发问,似乎对于疯狂资本主义的终结和人类未来充满了迷茫,但是他提出问题的同时就给出了答案。就像一些著名学者给予作者的评论一样,他要揭示的都在他充满迷茫的提问中一目了然。

  英国学者尼尔·弗格森在其新作《西方的衰落》中,直接提出西方的衰落根源于制度的衰败。书中写道:“早有人预言西方社会的衰落。如今,这些衰落的迹象看似无处不在:经济增长放缓、债台高筑、人口老龄化问题、反社会行为等等不一而足。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处?”尼尔·弗格森认为制度的衰落难辞其咎。作者揭示:“代议制政府、自由市场、法治和文明社会本是西欧和北美社会的四大支柱,如今这些制度的衰退令人扼腕。”1989年夏,日裔美国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作出大胆预测,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不折不扣的胜利是西方社会的真正胜利,并宣称“人类意识形态进化史的终点”就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得到普及,也就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时过境迁,如今的世界却俨然呈现出不同的局面。“经济自由主义”完全成为有色标签,而中国等地的支持者对西方民主制度公开表示 不 屑。西方社会发展停滞、举步不前。在1989年投资西方的人们遭到了严惩(他们自2000年起就一无所获),而在西方以外地区的投资回报则相当丰厚。这一“大分流”要比福山大胆预测共产主义的倒台还要令人瞠目。福山著书之际,世界经济的重心还稳稳地落在北大西洋地区。而如今,它已然超越了欧亚分界线乌拉尔山脉。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中国的GDP会在2016年赶超美国。到2025年,世界经济重心将位于哈萨克斯坦以北,这几乎与公元1500年崛起之前的西方处于同一纬度[15]。

  上述学者的思想观点,无论其是否属于左翼阵营,其共同特点,一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直指制度核心;二是对以另一种形态进入全球化进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寄予肯定和期待。在全球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独树一帜,风景这边独好,不能不被具有客观理性思维的世界各国学者所关注。

三、资本主义与西方民主的冲突无以调和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世界金融风暴后,资本主义制度受到广泛质疑,世界范围内出现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模式和民主政治制度与日俱增的批评,西方失望与信仰动摇情绪明显。

  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哈罗德·迈耶森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评论家,文章以犀利、富有洞见而著称。他曾于2010年3月31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存在缺陷的美国政治模式帮助了中国”的文章,表示了他对西方民主制度退化和中国模式挑战的担忧。当然,这篇文章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秉持“中国威胁论”,以忧患意识看待美国的缺陷。我们不妨以他给予我们的立场,认识一下他所要陈述的事物。哈罗德·迈耶森写道:“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可曾意识到,美国现在的劲敌中国正在嘲笑美国的民主没有能力创造就业岗位来恢复经济,并且将这作为威权主义优越性的证据。”《中国日报》评论说:“西方式的选举是富人的游戏,他们受到候选人能够利用的资源和资金的影响,设法赢得大选的人很可能站在他们党派或资助人的立场上行事。这个观点是有力的,因为它相当——尽管不是完全——正确。美国很多保守派的行事方式似乎是在急于证明这些话的正确性。最高法院2010年1月的一项裁决,允许各个企业可以无限制地投资于选战。这听起来似乎是有意要验证前述观点。最高法院已经裁定,大笔金钱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主宰选举。这是在世界面前对美国民主价值观的嘲弄。”[16]2011年12月1日,哈罗德·迈耶森再发表文章《资本主义与西方民主发生冲突》,称“资本主义令民主栽跟头”。文章说:“对美国人来说,这些问题听起来很奇怪。资本主义和民主就像连体婴儿一样,不是吗?这是美国在冷战时期的说法,然而,冷战结束后,事情变得模糊起来。事实上,一年来,资本主义完完全全令民主栽了跟头。这种情况在欧洲最为明显。”整个欧洲市场似乎受够了这种民主主权国家谬论。制度冲突正在各地爆发。持续30年的和平只是市场和人更为普遍的冲突状态。马克斯·普朗克社会研究所所长沃尔夫冈·施特雷克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各国政府不得不竭尽全力满足两种制度相互冲突的要求。70年代,各国政府奉行通胀政策,以帮助工资突然停止上涨的劳动者。80年代,以罗纳德·里根政府和玛格丽特·撒切尔政府为首的各国政府倒向另一边,提高利率、增加失业并帮助瓦解工会。90年代,政府采取致命的折中办法:为了对收入增长停滞做出补偿,私人债务飙升,拥有住房者和消费者依赖不受管制的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2008年债务市场崩溃,整个态势发生逆转:各国政府通过赤字开支承担起各自公民无力再承担的债务,以对抗大衰退。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冲突正在各地爆发。欧洲人——甚至美国人——可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他们很长时间内都未曾思考的问题:他们站在哪一边?”[17]哈罗德·迈耶森的犀利评论令人震撼,不愧是坚定的美国利益捍卫者。这也是我们在阅读思考他的评论时不能忘记的前提。

  美国政治学者、《新观点季刊》主编内森·加德尔对于美国民主存在的深刻悖论也有独到见解。他使用了“消费者民主”这个概念来形容今天美国民主的特点。所谓“消费者民主”指的就是一种极为短视的“减肥可乐式的文化”,一种“既要甜味又不要卡路里;既要消费又不储蓄”的民主制度。内森·加德尔承认美国这种民主制度已无法适应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现在美国生活在消费者民主制度之中。在这种制度下,从政客、传媒、市场反馈的所有信息,都引导社会获得即时的自我满足。这种制度缺乏长期思考、策划,缺乏持续统治的政治能力,远远无法回应中国的崛起。新的现实环境要求增强政府的统治能力,设计更好的管理体制:既有更多的制约,又更能平衡各方利益。这种体制不仅能够抗衡新媒体时代‘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而且能够抗衡定期选战接近时的种种压力。这些压力都是政党策划和电视即时新闻排斥民主协商所造成的恶果。”[18]

  哈罗德·迈耶森和内森·加德尔的评论,包括其他学者关于类似问题的论述,自然是站在美国及西方的立场上,揭示问题的目的也是为警示美国政府,要意识到此问题的严重性及解决的紧迫性。但其恰恰说明了资本主义与民主冲突不可调和的客观性所在。这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来说,不啻为一个 可以 有所作为的领域,借此推动社会主义事业。

四、资本主义的未来无从乐观

  西方是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承载地。当代西方许多著名思想家的观点,同样具有超前的预见性和穿越时光的洞见力。关于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同样有许多思想家,站在人类公正的立场上,客观评判或者批评资本主义的弊端,揭露新自由主义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无法掩盖的恶劣后果,抨击新自由主义的推行者们不计后果、自私贪婪的本质,对未来人类发展的前景深感担忧。

  哈罗德·J·拉斯基是当代英国工党领导人之一,政治学家,费边主义者,西方“民主社会主义”重要理论家,社会民主主义和政治多元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拉斯基在其新作《欧洲自由主义的兴起》中,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理性论述了欧洲自由主义的历史和未来,对人类的未来进行了预警式思考。拉斯基认为,自由主义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产生的一种哲学、一种思维、一种情绪,它的存在,主要是为商业文明中的私有制提供意识形态上的辩护,而这一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本质,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然表现得相当充分,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成果,但是,代价也是巨大的。如果听任其极端地发展,在未来社会中将产生沮丧的结果。[19]拉斯基所揭示的,正在被实践所证明着。

  英籍韩裔学者、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发展经济学专家张夏准,曾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刻影响。他认为,现在的新自由主义金融机构企图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自由化的过程中谋取利益,而并非帮助贫穷国家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他在其新作《资本主义的真相———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23个秘密》中揭示:“自由市场根本不存在。每个市场都有一些规则和界限在制约着选择的自由。市场之所以看起来自由,就是因为人们完全不在乎市场背后的制约因素,因而也就看不到它们的存在。市场到底多么‘自由’难以在客观上界定,因为这是一个政治界定问题。”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宣称的捍卫市场自由并防止政府出于政治动机进行干预,这种基本主张是错误的,因为政府常常卷入进来参与经济活动,而那些自由市场主义者也与其他任何人一样深受政治动力的影响。因此,破除客观上存在着一个被界定为“自由市场”的东西这个神话,是理解资本主义的第一步。[20]张夏准在其《富国的伪善》中准确预见了未来的危机,2008年金融风暴证实了书中提出的两个中心命题。“首先,这场危机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缺陷。解除管制、开放市场和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了更缓慢的增长、更大的收入差距以及更多的经济不稳定。时至今日,虽然富国的经济绩效也有所恶化,但主要还是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这场危机表明,即便在富国,新自由主义政策也行不通了。危机结束后,新自由主义所取得的经济成绩将会比现在更加糟糕。其次,这场危机证实了富国的伪善最富戏剧性的一面。在历史上,为了发展经济,富国广泛地运用保护主义、工业和金融业的国有制、管制外国投资、疏于执行知识产权法律等政策,但是现在它们却告诫发展中国家不要采用,因为这些都是‘坏’的政策。”这种伪善目前依旧存在,比如,“富国为了使发展中国家‘量入为出’,强迫它们在金融危机时期实现预算盈余,但是每当富国自己经历金融危机之时,却总是诉诸‘寅吃卯粮’的赤字开支政策”[21]。富国的伪善表现在很多方面,关键是张夏准一语道破了富国伪善的本质。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国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伊藤诚是日本当代乃至世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在其所著《幻想破灭的资本主义》一书中对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做了批判性分析。作者提出了当前三个幻想的破灭:“第一,由于高速增长时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思想,遭受重大挫折,民众对国家在提高经济生活水平上的作用和能力的信赖完全丧失;第二,曾经被视为有效替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苏联式社会主义也暴露出非民主的压制体制、党和国家官僚的特权腐败、产业技术革新的困难而加深了危机,出现了崩溃;第三,取代凯恩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确提出了与以微电子(ME)信息技术发展为动力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世界性重新活跃相适应的政策方针,但是其中所存在的幻想也正在破灭。”[22]伊藤诚的观点颇具悲观主义色彩,有些观点也值得探讨。但是,他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未来幻想破灭的预言,却有其独到的洞见性和前瞻性。

  2013年,五位西方杰出学者联名著书,以《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为题昭示了主题与结论。全球著名学者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体系将进入结构性危机阶段,最终走向衰亡;兰德尔·柯林斯着眼于科技更新,推断中产阶级的结构性失业将使资本主义难以维系;迈克尔·曼将资本主义的未来寄予社会民主主义式的改良;格奥吉!杰尔卢吉扬否定了苏氏共产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克雷格·卡尔霍恩则着重探讨未来资本主义出现漫长停滞、改良或被全新制度代替的可能性。五位学者通过调查当下的全球图景,就资本主义体系是否还能生存下去这一关键问题做出了精彩论断。[23]同前述一些著名学者对资本主义的忧虑一样,问题即是答案:“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肆虐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之下,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抑或其他各派学者,对于资本主义的未来均持消极态度,甚至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全面衰退阶段的观点并不是个别现象。综观近几十年来世界的发展和演变,不难看出,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推行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一种国际化。这种所谓的经济自由主义同“脱政治化、政治私有化、反民主”结合在一起主导世界,造成了经济危机迟迟不退,世界经济复苏疲软,世界和平与发展遭遇桎梏的堪忧状况。通过西方各界对资本主义未来的预测,可以促使我们进一步立足于未来世界社会主义的前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同时“我们应正确认识和善于把握危机给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积极主动地发挥自身克制危机的制度优势,趋利避害,化危为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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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陈思进.欧美最畅销的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吓坏了谁 [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flfe090102en3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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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兰德尔·柯林斯,迈克尔·曼,格奥吉·杰尔卢吉扬,克雷格·卡尔霍恩.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M].徐曦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24]冯颜利,廖小明.要善于把握全球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给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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