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寒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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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专题

中国道路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打破了西方国家在人类发展模式上的霸权地位,让以“普世”自居的西方发展模式还原为原来意义上的地方性发展模式,从而终结了断定人类社会必定万流归宗的“历史终结论”和线性史观。由于中国道路的成功,多种发展模式并存和相互竞争将是21世纪的主流。

 

 

如何评估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2014-01-29   来源:社会观察   作者:寒竹

核心提示:中国道路开启全球新时代,并不是说中国开始成为世界发展的主导力量,而仅仅是指,中国的发展模式及其成功,正在改变西方发展模式主导全球发展的垄断局面;正在终结西方的线性史观;正在让西方的发展模式从引领世界潮流的“普世模式”,还原为原先的地区性发展模式。

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说法并非始于近几年,这种说法可能比中国崩溃论还早。这种对中国是21世纪主导力量的断言,或者是基于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高度乐观,或者是基于对西方现实社会的极度失望。但是,本文关于中国道路开启全球新时代的断言,并不是在重复中国世纪的说法。笔者并不认为西方国家会在21世纪急剧衰落而完全丧失竞争力,尽管西方国家在全球的退缩是一个历史趋势。笔者也不认为中国会像美国主导20世纪那样主导21世纪,尽管中国很可能在整个21世纪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势头。

中国道路开启全球新时代,并不是说中国开始成为世界发展的主导力量,而仅仅是指,中国的发展模式及其成功,正在改变西方发展模式主导全球发展的垄断局面;正在终结西方的线性史观;正在让西方的发展模式从引领世界潮流的“普世模式”,还原为原先的地区性发展模式。中国已摸索出一条与西方发展道路不同的新道路,这条新道路开启了一个没有“普世模式”的时代,一个各种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共存、竞争的多元化时代。

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中国已摸索出一条与西方发展道路不同的新道路

线性史观是对历史的过度简化

当弗兰西斯 福山在1988年预言“历史的终结”时,他把西方国家的制度推到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顶峰,预言这是人类“最终的统治形式”。但是福山并没有意识到,他的预言其实不过是重复了赫鲁晓夫1959年访美时的著名预言“我们将要埋葬你们!”(指苏联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打败美国代表的资本主义道路。)二者的区别仅在于,赫鲁晓夫是把苏联制度推到了历史的顶峰,预言西方及全世界的国家最终都要走上苏联的发展道路。福山和赫鲁晓夫的预言有一个共同的本质,二者都把某种既成的制度看作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形式,看成是世界各国发展的楷模和目标。从这意义上说,福山和赫鲁晓夫都是同一种历史哲学的信徒,两人都是黑格尔的忠实学生。

断言世界上某种制度是人类社会万流归宗的最终目标,是一种典型的线性史观,这种历史观跟人类社会的真实面貌相去甚远。回顾世界各国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类历史并不是从一个固定的源头开始,像一条河流一样一直蜿蜒流到今天,更不是从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的自然进化过程。准确地说,人类的历史应当是在“空间上不同地点的此起彼落和时间上的先后继起”:一些文明兴起了、发展了,然后衰落;另一些文明也经历了类似的兴衰。这些时间上先后继起的文明,互相之间并无因果关系,也没有本质上的承继关系。在很多时候,同一空间上出现的不同文明,互相之间只是在时间上正好有先后,只是在文明的表层有某种借鉴和继承关系,所以看起来好像有些文明之间似乎是一种线性的发展进程。其实,这是对历史的过度简化。

今天的希腊和埃及,跟古希腊、古埃及在时间上有先后,今天的希腊和埃及社会中也很多古希腊、古埃及的历史痕迹,但这些文明之间基本没有本质上的承继关系,各自属于不同性质的文明。欧洲中世纪的文明与古代地中海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也在时间上有先后,在文明的表层也呈现出一种承继关系。但欧洲中世纪文明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并不是同一个文明体的自然延续。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社会与中世纪日耳曼封建社会在时间上有先后,但在性质上却是平行的,并没有先后继承的关系。二者都是从氏族部落进入文明社会的第一个阶段,仅在时间上有先后关系而已,仅仅把中世纪兴起的日耳曼文明看成是先前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延续和发展是对历史的过度简化。很多历史学家常常用编年史的方法来讲述历史,把历史简化为从古代到中古,再到近代和现代的线性发展进程。

没有人会否认,在时间上后成长起来的文明可以从先前其他文明学到很多成就,甚至会改变自己文明的一些特征,但它跟先前的文明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发展和延续的关系。比如,1840年以后的中国从西方学习了大量的文明成就,今天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业、经济、政治、文化都有大量西方文明的痕迹。但中华文明向西方文明学习并不等于是说现代的中华文明是从西方文明发展而来。很难把学习和引进了西方文明的现代中国看成是西方文明的逻辑延续。中国还是中国,西方还是西方,两种文明在性质上有根本不同。

比较而言,反对线性史观和进化论的文明史观对历史有更强的解释力。斯宾格勒、汤因比和亨廷顿的文明史观尽管有很大差异,但他们都是从不同文明的兴衰来理解人类的发展。世界上的不同文明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都有自己的独立性,人类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不同文明竞争的历史。笔者倾向于用文明史观来解读当今世界的不同发展模式。

中国开创有别于西方的新模式

世界各国在现代转型中,面临的问题千差万别,但有一个根本性的分水岭把世界分成了两大板块:一个是先发的西方发达国家,一个是后发的发展中国家。

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始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科技和现代工业都是最早出现在西方,而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基本上都是在西方世界的冲击和胁迫下被迫卷入的。由于这个历史事实,许多国家把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误认为是一种普世模式,把全球的现代化简化为西方化,进而把西方化理想化为一个走向未来的进步过程。而这种过度简化、片面化的发展观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这就是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是后发国家不可重复的。

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具有两个所有后发国家都不可能具备的历史条件:第一,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基于社会的自然发展;第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建立在全球殖民化的基础之上的。

首先,对于占全球80%人口以上的后发国家来说,现代化的进程几乎都是在西方国家的枪炮下被迫卷入的。为了避免国破家亡,为了救亡图存,后发国家不得不直接从农耕、游牧或渔猎社会开始现代化进程。这与西方国家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市民社会的兴起后逐步开始的资本主义和工业化进程有着本质的区别。对于西方先发国家来说,现代化进程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而对于非西方的后发国家来说,则是一个历史的跳跃,是把工业化进程直接嫁接到原来的农耕、游牧、渔猎社会的母体之上。这种历史的跳跃与先发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天壤之别。

其次,在近代以来的大部分时间中,全球化几乎就是殖民全球化的同义语。西方先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其实是踩在非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背上实现的。遮蔽了西方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暴力掠夺和压榨,很难完整地描绘出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美国著名现代哲学家约翰 柯布(John B. Cobb,Jr.)坦承,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建立在掠夺基础之上,是一种不义的现代化。显然,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不可能再走当年西方国家的全球殖民和掠夺之路。

由于上述原因,当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现实困难:一方面,在西方先发国家的巨大冲击下,必须开启现代化之路以追赶西方,否则将被时代所淘汰;另一方面,当年西方国家得以完成现代转型的历史条件在今天并不存在,西方之路根本不可重复。由于这个时代的困难,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在哪里呢?

比较而言,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是幸运的。在冷战时期,它们在美国的荫庇和支持下在上世纪后半叶基本上完成或接近完成了现代转型。但是,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缺乏真正的独立性,它们并未开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之路。

真正完成这个任务的是中国。从世界历史看,中国经济几十年来的持续高增长是人类社会从未有过的奇迹。尽管今天的中国社会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离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但有一些基本事实是令人震撼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的经济总量早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将在2020年前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中国汽车的产销量已经连续5年居于世界第一;中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突破1万公里,已占全世界高铁运营里程的45%,稳居世界高铁里程第一;在刚刚过去的2013年,中国外贸总额突破4万亿美元,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中国居于世界第一的领域还很多,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所以,尽管今天人们对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理解和评价,有这样或那样的分歧和争论,尽管中外学者尚未总结出系统的关于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理论体系。但是,在事实层面,中国走出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已是客观事实,很难有人能够否认。中国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难探索和不懈努力后,已经开创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有了今日之中国,人类的现代化之路或发展模式已不再是“唯一”。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已从人类现代化的“唯一模式”或“普世模式”,还原为原来意义上的欧美地区性发展模式,这个地区性模式跟中国模式是一种平行关系。

21世纪是多元竞争的新时代

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上的成功,打破了西方模式是人类发展“普世模式”的神话,全球开始进入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不同文明的国家根据自己的文化传承和现实条件进行社会转型探索,可以彼此竞争,而不是用一种发展道路去否定另一种发展道路,用一种模式去否定另一种模式。

但由于冷战思维和线性史观的影响,一些人尚不习惯于用一种包容和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各国的不同发展道路和模式。特别是在解读中国发展模式与西方发展模式的差别问题上,人们很容易陷入一些不对称比较的陷阱。中西方的政府比较是一个最容易误导人的陷阱。

一些推崇西方政治体制的人喜欢用多党竞争、政治普选、三权分立来贬低或否定中国的政治体制,以此推导出中国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另一些人则倾向于用中国选贤任能的政治机制来对比西方的多党竞选机制,认为中国的政治机制要优于西方的政治机制。但这些人忽略了,中国与西方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把二者的政治机制或政府进行比较是一种典型的不对称比较,很难有现实意义。

西方是一个经济活动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活动只占有一个很小的角落。政府只是社会的守夜人或秩序维护者,而非国家的真正统治者;只有工商界的精英人士才是社会的真正统治者。多党竞争、政治普选、三权分立的政治机制,只在极小的社会领域发生作用,而整个社会遵循的基本法则是自由市场的竞争和优胜劣汰。与西方截然不同是,中国社会几千年都是文人集团主导,商人永远都不可能主导社会。但凡文人集团主导的社会,一定是政治高于经济,一定是工商界人士依附于文人集团,后者的现代版本是党政、知识精英集团。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中国都很难出现资本和商业精英领导的局面。

由于上述原因,中西方的政治其实基本没有可比性。西方社会的主体是资本和市场,政府不过是附庸,资本是皮,是根本;政府是毛,是附庸。毛依附于皮,政府依附于资本。而在中国,社会的主导力量是政治和政府,国家是皮,资本是毛。资本和市场的发展始终受着政府的规范和主导。所以,把中西方的政治进行比较,等于是把两种不同社会的皮与毛进行比较,这是典型的不对称比较。用西方的民主政治来指责中国的政治不民主的人有意无意地掩盖了,民主政治只是在西方社会极其有限的狭小领域中发生作用,而西方社会的基本原则是优胜劣汰的丛林原则,而非民主原则。从整体上说,西方其实并非民主社会,因为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是两个内涵和外延差异极大地概念,民主政治离民主社会还相当遥远。跳出了政治领域,从整个社会看,中国社会的民主范围可能比西方社会的民主范围更大。

另一方面,用中国的选贤任能的政治机制来比较西方的竞选机制也有严重的误导。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官员推荐和选拔制度,隋唐以来又发展出全国统一的文官考试制度。中国这种选拔加考试的选贤任能制度,确实要大大地优于追逐选票的西方竞选制度。但是,如上所述,西方社会是一个私权力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私人资本和经济精英主宰着整个社会,而政治精英,包括政府不过是资本和私权力的附庸。所以,在西方国家,是一流人才进入商界,二流人才进入学界,三流人才进入政界。如果把中国一流精英人才集中的政府跟西方由三流人才组成的政府进行比较,二者的优劣自不待言,但却是一种典型的不对称比较。如果跳出政治的框架,把中国产生最优秀人才的机制与西方最优秀人才产生的机制进行比较,中国的人才机制未必就能胜过西方,因为中国政府的官员选拔机制未必就比西方市场丛林中的优胜劣汰机制有效,在市场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西方资本精英未必就不比中国的官僚精英高明。

其实,从文明角度看,西方就是西方,中国就是中国,谁也无法否定谁,谁也无法取代谁。全球化也不可能把中国变成西方,也不可能把西方变成中国。21世纪是多种发展道路并存的新时代,不同发展道路之间应当是彼此学习,取长补短,而不是用一种发展模式去否定另一种发展模式。中国道路给世界带来的意义并不是要证明哪一种发展模式更优越,也不是要证明哪一种模式正在走向死亡。不同发展模式的优劣比较一定要谨慎,一定要避免赫鲁晓夫和弗兰西斯 福山轻易宣告终结历史的错误。

综上所述,中国道路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打破了西方国家在人类发展模式上的霸权地位,让以“普世”自居的西方发展模式还原为原来意义上的地方性发展模式,从而终结了断定人类社会必定万流归宗的“历史终结论”和线性史观。由于中国道路的成功,多种发展模式并存和相互竞争将是21世纪的主流。

寒竹:如何评估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2014-01-29 09:31:24   来源:社会观察

核心提示:中国道路开启全球新时代,并不是说中国开始成为世界发展的主导力量,而仅仅是指,中国的发展模式及其成功,正在改变西方发展模式主导全球发展的垄断局面;正在终结西方的线性史观;正在让西方的发展模式从引领世界潮流的“普世模式”,还原为原先的地区性发展模式。

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说法并非始于近几年,这种说法可能比中国崩溃论还早。这种对中国是21世纪主导力量的断言,或者是基于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高度乐观,或者是基于对西方现实社会的极度失望。但是,本文关于中国道路开启全球新时代的断言,并不是在重复中国世纪的说法。笔者并不认为西方国家会在21世纪急剧衰落而完全丧失竞争力,尽管西方国家在全球的退缩是一个历史趋势。笔者也不认为中国会像美国主导20世纪那样主导21世纪,尽管中国很可能在整个21世纪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势头。

中国道路开启全球新时代,并不是说中国开始成为世界发展的主导力量,而仅仅是指,中国的发展模式及其成功,正在改变西方发展模式主导全球发展的垄断局面;正在终结西方的线性史观;正在让西方的发展模式从引领世界潮流的“普世模式”,还原为原先的地区性发展模式。中国已摸索出一条与西方发展道路不同的新道路,这条新道路开启了一个没有“普世模式”的时代,一个各种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共存、竞争的多元化时代。

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中国已摸索出一条与西方发展道路不同的新道路

线性史观是对历史的过度简化

当弗兰西斯 福山在1988年预言“历史的终结”时,他把西方国家的制度推到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顶峰,预言这是人类“最终的统治形式”。但是福山并没有意识到,他的预言其实不过是重复了赫鲁晓夫1959年访美时的著名预言“我们将要埋葬你们!”(指苏联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打败美国代表的资本主义道路。)二者的区别仅在于,赫鲁晓夫是把苏联制度推到了历史的顶峰,预言西方及全世界的国家最终都要走上苏联的发展道路。福山和赫鲁晓夫的预言有一个共同的本质,二者都把某种既成的制度看作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形式,看成是世界各国发展的楷模和目标。从这意义上说,福山和赫鲁晓夫都是同一种历史哲学的信徒,两人都是黑格尔的忠实学生。

断言世界上某种制度是人类社会万流归宗的最终目标,是一种典型的线性史观,这种历史观跟人类社会的真实面貌相去甚远。回顾世界各国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类历史并不是从一个固定的源头开始,像一条河流一样一直蜿蜒流到今天,更不是从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的自然进化过程。准确地说,人类的历史应当是在“空间上不同地点的此起彼落和时间上的先后继起”:一些文明兴起了、发展了,然后衰落;另一些文明也经历了类似的兴衰。这些时间上先后继起的文明,互相之间并无因果关系,也没有本质上的承继关系。在很多时候,同一空间上出现的不同文明,互相之间只是在时间上正好有先后,只是在文明的表层有某种借鉴和继承关系,所以看起来好像有些文明之间似乎是一种线性的发展进程。其实,这是对历史的过度简化。

今天的希腊和埃及,跟古希腊、古埃及在时间上有先后,今天的希腊和埃及社会中也很多古希腊、古埃及的历史痕迹,但这些文明之间基本没有本质上的承继关系,各自属于不同性质的文明。欧洲中世纪的文明与古代地中海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也在时间上有先后,在文明的表层也呈现出一种承继关系。但欧洲中世纪文明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并不是同一个文明体的自然延续。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社会与中世纪日耳曼封建社会在时间上有先后,但在性质上却是平行的,并没有先后继承的关系。二者都是从氏族部落进入文明社会的第一个阶段,仅在时间上有先后关系而已,仅仅把中世纪兴起的日耳曼文明看成是先前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延续和发展是对历史的过度简化。很多历史学家常常用编年史的方法来讲述历史,把历史简化为从古代到中古,再到近代和现代的线性发展进程。

没有人会否认,在时间上后成长起来的文明可以从先前其他文明学到很多成就,甚至会改变自己文明的一些特征,但它跟先前的文明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发展和延续的关系。比如,1840年以后的中国从西方学习了大量的文明成就,今天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业、经济、政治、文化都有大量西方文明的痕迹。但中华文明向西方文明学习并不等于是说现代的中华文明是从西方文明发展而来。很难把学习和引进了西方文明的现代中国看成是西方文明的逻辑延续。中国还是中国,西方还是西方,两种文明在性质上有根本不同。

比较而言,反对线性史观和进化论的文明史观对历史有更强的解释力。斯宾格勒、汤因比和亨廷顿的文明史观尽管有很大差异,但他们都是从不同文明的兴衰来理解人类的发展。世界上的不同文明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都有自己的独立性,人类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不同文明竞争的历史。笔者倾向于用文明史观来解读当今世界的不同发展模式。

中国开创有别于西方的新模式

世界各国在现代转型中,面临的问题千差万别,但有一个根本性的分水岭把世界分成了两大板块:一个是先发的西方发达国家,一个是后发的发展中国家。

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始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科技和现代工业都是最早出现在西方,而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基本上都是在西方世界的冲击和胁迫下被迫卷入的。由于这个历史事实,许多国家把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误认为是一种普世模式,把全球的现代化简化为西方化,进而把西方化理想化为一个走向未来的进步过程。而这种过度简化、片面化的发展观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这就是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是后发国家不可重复的。

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具有两个所有后发国家都不可能具备的历史条件:第一,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基于社会的自然发展;第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建立在全球殖民化的基础之上的。

首先,对于占全球80%人口以上的后发国家来说,现代化的进程几乎都是在西方国家的枪炮下被迫卷入的。为了避免国破家亡,为了救亡图存,后发国家不得不直接从农耕、游牧或渔猎社会开始现代化进程。这与西方国家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市民社会的兴起后逐步开始的资本主义和工业化进程有着本质的区别。对于西方先发国家来说,现代化进程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而对于非西方的后发国家来说,则是一个历史的跳跃,是把工业化进程直接嫁接到原来的农耕、游牧、渔猎社会的母体之上。这种历史的跳跃与先发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天壤之别。

其次,在近代以来的大部分时间中,全球化几乎就是殖民全球化的同义语。西方先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其实是踩在非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背上实现的。遮蔽了西方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暴力掠夺和压榨,很难完整地描绘出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美国著名现代哲学家约翰 柯布(John B. Cobb,Jr.)坦承,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建立在掠夺基础之上,是一种不义的现代化。显然,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不可能再走当年西方国家的全球殖民和掠夺之路。

由于上述原因,当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现实困难:一方面,在西方先发国家的巨大冲击下,必须开启现代化之路以追赶西方,否则将被时代所淘汰;另一方面,当年西方国家得以完成现代转型的历史条件在今天并不存在,西方之路根本不可重复。由于这个时代的困难,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在哪里呢?

比较而言,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是幸运的。在冷战时期,它们在美国的荫庇和支持下在上世纪后半叶基本上完成或接近完成了现代转型。但是,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缺乏真正的独立性,它们并未开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之路。

真正完成这个任务的是中国。从世界历史看,中国经济几十年来的持续高增长是人类社会从未有过的奇迹。尽管今天的中国社会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离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但有一些基本事实是令人震撼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的经济总量早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将在2020年前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中国汽车的产销量已经连续5年居于世界第一;中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突破1万公里,已占全世界高铁运营里程的45%,稳居世界高铁里程第一;在刚刚过去的2013年,中国外贸总额突破4万亿美元,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中国居于世界第一的领域还很多,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所以,尽管今天人们对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理解和评价,有这样或那样的分歧和争论,尽管中外学者尚未总结出系统的关于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理论体系。但是,在事实层面,中国走出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已是客观事实,很难有人能够否认。中国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难探索和不懈努力后,已经开创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有了今日之中国,人类的现代化之路或发展模式已不再是“唯一”。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已从人类现代化的“唯一模式”或“普世模式”,还原为原来意义上的欧美地区性发展模式,这个地区性模式跟中国模式是一种平行关系。

21世纪是多元竞争的新时代

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上的成功,打破了西方模式是人类发展“普世模式”的神话,全球开始进入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不同文明的国家根据自己的文化传承和现实条件进行社会转型探索,可以彼此竞争,而不是用一种发展道路去否定另一种发展道路,用一种模式去否定另一种模式。

但由于冷战思维和线性史观的影响,一些人尚不习惯于用一种包容和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各国的不同发展道路和模式。特别是在解读中国发展模式与西方发展模式的差别问题上,人们很容易陷入一些不对称比较的陷阱。中西方的政府比较是一个最容易误导人的陷阱。

一些推崇西方政治体制的人喜欢用多党竞争、政治普选、三权分立来贬低或否定中国的政治体制,以此推导出中国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另一些人则倾向于用中国选贤任能的政治机制来对比西方的多党竞选机制,认为中国的政治机制要优于西方的政治机制。但这些人忽略了,中国与西方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把二者的政治机制或政府进行比较是一种典型的不对称比较,很难有现实意义。

西方是一个经济活动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活动只占有一个很小的角落。政府只是社会的守夜人或秩序维护者,而非国家的真正统治者;只有工商界的精英人士才是社会的真正统治者。多党竞争、政治普选、三权分立的政治机制,只在极小的社会领域发生作用,而整个社会遵循的基本法则是自由市场的竞争和优胜劣汰。与西方截然不同是,中国社会几千年都是文人集团主导,商人永远都不可能主导社会。但凡文人集团主导的社会,一定是政治高于经济,一定是工商界人士依附于文人集团,后者的现代版本是党政、知识精英集团。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中国都很难出现资本和商业精英领导的局面。

由于上述原因,中西方的政治其实基本没有可比性。西方社会的主体是资本和市场,政府不过是附庸,资本是皮,是根本;政府是毛,是附庸。毛依附于皮,政府依附于资本。而在中国,社会的主导力量是政治和政府,国家是皮,资本是毛。资本和市场的发展始终受着政府的规范和主导。所以,把中西方的政治进行比较,等于是把两种不同社会的皮与毛进行比较,这是典型的不对称比较。用西方的民主政治来指责中国的政治不民主的人有意无意地掩盖了,民主政治只是在西方社会极其有限的狭小领域中发生作用,而西方社会的基本原则是优胜劣汰的丛林原则,而非民主原则。从整体上说,西方其实并非民主社会,因为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是两个内涵和外延差异极大地概念,民主政治离民主社会还相当遥远。跳出了政治领域,从整个社会看,中国社会的民主范围可能比西方社会的民主范围更大。

另一方面,用中国的选贤任能的政治机制来比较西方的竞选机制也有严重的误导。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官员推荐和选拔制度,隋唐以来又发展出全国统一的文官考试制度。中国这种选拔加考试的选贤任能制度,确实要大大地优于追逐选票的西方竞选制度。但是,如上所述,西方社会是一个私权力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私人资本和经济精英主宰着整个社会,而政治精英,包括政府不过是资本和私权力的附庸。所以,在西方国家,是一流人才进入商界,二流人才进入学界,三流人才进入政界。如果把中国一流精英人才集中的政府跟西方由三流人才组成的政府进行比较,二者的优劣自不待言,但却是一种典型的不对称比较。如果跳出政治的框架,把中国产生最优秀人才的机制与西方最优秀人才产生的机制进行比较,中国的人才机制未必就能胜过西方,因为中国政府的官员选拔机制未必就比西方市场丛林中的优胜劣汰机制有效,在市场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西方资本精英未必就不比中国的官僚精英高明。

其实,从文明角度看,西方就是西方,中国就是中国,谁也无法否定谁,谁也无法取代谁。全球化也不可能把中国变成西方,也不可能把西方变成中国。21世纪是多种发展道路并存的新时代,不同发展道路之间应当是彼此学习,取长补短,而不是用一种发展模式去否定另一种发展模式。中国道路给世界带来的意义并不是要证明哪一种发展模式更优越,也不是要证明哪一种模式正在走向死亡。不同发展模式的优劣比较一定要谨慎,一定要避免赫鲁晓夫和弗兰西斯 福山轻易宣告终结历史的错误。

综上所述,中国道路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打破了西方国家在人类发展模式上的霸权地位,让以“普世”自居的西方发展模式还原为原来意义上的地方性发展模式,从而终结了断定人类社会必定万流归宗的“历史终结论”和线性史观。由于中国道路的成功,多种发展模式并存和相互竞争将是21世纪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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