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行动党转型:从议会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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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专题

行动党向来擅长选举,近两届大选更在选举技术和文宣策略上多有精进。对于执政之路,党内精英深信通过选举途径即可达成,他们对来届大选的蓝海战略,简要而言,一是马来选票要超过35%,二是开拓半城镇选区。

文:潘永强

美国政治学者享廷顿在1960年代末出版《变迁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时就指出,马来西亚比起其他发展中国家,很早就把各股政党力量有制度地组建起来。换言 之,在亚洲其他国家的政党体系还处于松散和未定型的年代,我国的政党政治已有一定基础,即使反对党受到一定的压制,还是能够存活下来生根发展。

可是,当1980年代中期东亚某些国家捲入第三波民主化风潮,开始民主转型时,我国的反对运动虽然经历了更久远的奋鬥、更组织化的基础,以及更丰富的选举与议会经验,依然在政治民主化的历史进程中落后于其他东亚国家,原因何解?

独立后我国的政党体系较具制度化和稳定性,最主要原因,乃因马来西亚在政权形式上是竞争型威权,长期维持着一个准霸权式的政党体系,这种体系虽然容许某种 程度的政党和选举的竞争,但对新兴反对党的崛起却充满排斥和敌视。于是,老牌的反对党只要占据一定的选票基础,就可以屹立不摇,惟不利则是,此举固然保障 了反对党的生存,但也逐渐形塑其保守性,成为体制化、常规化的反对运动,缺乏对体制的冲撞力。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马来西亚的反对党,可谓东亚地区威权政 体中最保守的反对党。

威权体制下的行动党

民主行动党作为我国最主要的反对党,当然集中表现了反对运动的保守性格。丘光耀在研究行动党党史后认为,务实与稳健的战略和战术,以及恶劣结构下领袖的能 动性,是该党克服各种考验的主因。这个解释富有褒意,但也确认了行动党的保守与被动。我认为,行动党长年在体制的范围内从事议会选举和国会问政,但抗拒社 会运动和群众动员,以符合威权政体所期待的温和理性问政,不直接冲撞体制的模式从事反对政治,才是该党长期存活的最大原因。

然则,正是这种保守与温和的抗争策略,间接导致威权政体日趋坚韧,同时把反对运动的抗争手段导向与体制的思维日益靠拢,被体制的习性所驯化。行动党领袖在 威权结构下,喜以报案、诉讼、记者会及文告等方式“抗争”,乐此不疲。民选国州议员则是温驯守法,研读议会常规多过研究法案,对体制的适应配合多于违逆嘲 弄。由于冲击和反叛力度甚微,威权政体毫发未损。

林 吉祥领导行动党45年,他的偏好与作风塑造了行动党的思维文化,形成务实、节制但谨慎的反对策略。由于威权体制未受冲击,该党向来只能维持生存局面,除非 巫统内部情势告急,选票才会被动成长,这就是2008、2013的情况。经历两届大选,如今行动党实力迈向高峰,但也可能是从顶峰滑落的开始。虽然安顺补 选失利,未必能预估该党来届大选的表现,但毕竟暴露内部的危机与瓶颈。表面上行动党处于历史最辉煌的时刻,但辉煌之际往往心理上也是最松懈、最自负,是从 最高处滑落的起点,因此反而是启动政党转型工程最迫切的阶段,否则不只妨碍政党健全扩展,也影响政党轮替的机会。

行动党向来擅长选举,近两届大选更在选举技术和文宣策略上多有精进。对于执政之路,党内精英深信通过选举途径即可达成,他们对来届大选的蓝海战略,简要而 言,一是马来选票要超过35%,二是开拓半城镇选区。对此,有几个因应策略,一是强调中间道路,二是增加马来人党员和候选人,三是维持民联的结盟。

以上的观点,有者值得商榷。首先,是对促成政党轮替之想象过于单一,对于在威权政体设定的不合理选制中,竟然可以透过选举途径取得政权,有过于乐观和天真 的预期,这点其实在2013年大选已证明其局限。其次,就是误以为马来选民的政党认同是轻易可以改变的,忽视选民心理上的政党认同通常有其稳态和固定性, 改变是需较长的渐进过程,难有瞬间的重组。第三,强调中间道路,在出发点上没有错,但必须是有内容的中间路线,而非模糊与妥协的趋中姿态。最后,派出马来 候选人是不是就能争取马来票,要胥视候选人本身的条件和经营,以及有没有地方连结,否则就跟华人要投华人一样,同属保守。

我 认为,马来西亚若要出现政党轮替,必须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巫统精英严重的内部分裂,二是经济严重恶化导致政商关系生变,以及第三,社会运动牵动的抗争风 潮。这些结构性因素,远比在“选举精算学”上钻营计算,本质上更真接左右了政治民主化的前景。改良选举和文宣技术,固然在短期内可集中传统支持者选票,但 随着支持度饱和投票率难再攀升,其效果会递减,问题是对结构与体制的冲撞甚微。

现代政党的成长,其实还是仰赖三个因素:理念路线、组织制度及社会动员,缺一不可,政党转型应该从这三处著手。同时,若行动党真要思考政党转型,必须认清马来西亚的政治重心不在议会,而在社会。政党精英的斗争场域应该从议会回到社会,至少是议会斗争结合社会抗争。

理念路线必须清晰

任何进步的新兴民主政权,都应该有清晰、具体、而且完整、连贯而有机的理念路线,才可以说服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同。行动党安顺补选候选人在面对伊斯兰刑事 法课题时,以“本人不反对,但党不支持”(大意如此)作回应 。这种立场充满模糊、投机及闪避心态,如果这就是所谓中间道路,其实是没有内容的中间。没有多少个政党可以凭着内容空白的“中间道路”而迈向执政。中间道 路不是只在立场和位置上向中间移动,而是必须在政策上体现出具有中道温和价值的全面更新,不是在两极的中间选择一个不具争议的安全停靠点。

行动党选举上的大幅成长,至今其实只有短短七、八年,党内运作甚多仍是手工作坊模式,理念路线多停留在口号式、标语式及宣言式的提法。作为号称社会民主的 中间偏左政党,行动党对于国家公共政策的主张,大多非常单薄,三言两语就说完了。行动党人热衷选举,对于没有选票可图的公共论述,例如执政后的经济、财 税、教育、能源、环保、交通及劳工等民生政策,没有一套统摄性的论述准备,遑论政策白皮书或路线辩论。除了刘镇东的个人兴趣外,党内没有认真的政策智库和 研究资源。黛安娜的选举政见也反映行动党的普遍问题,以为凭几条言不及义的空洞政见,奢想就能动摇巫统冲击马来人政治。

务必强化组织制度

组 织是政党的骨髓,制度则是政党的血球,有健康和良性的骨髓与血球,才可使政党有效地伸展。不过,空有庞大组织不能保证政党的健全,而是胥视其体质优劣,马 华公会就是失败的例子。行动党的组织与制度本来就欠佳,近年急速成长已非原有体质所能负荷,党内既得利益逐渐形成,但制度的成长却尚未追上组织扩充的步 伐。若要避免沦为马华公会2.0,当下不得不重视组织与制度的进步创新,如果组织只有扩张而欠缺制度上的强化,充其量只有数目字上的意义。

行动党在组织建设上必须处理三大问题,一是派系政治,二是党内制度,三是中央与地方关系。进步的政党可以容许制度化的派系竞争,尤其是不同政策立场的次级 团体在党内存在,对保留多元异议有其作用。可是党内论政团体没有出现,反而随着民选议员人数膨胀,利益日益复杂,党内恶质的地方山头崛起,演变成绑架基 层、架空制度及超越中央的局面。

面对如此情势,政党就必须发展出一系列透明与合理的党内制度,诸如党选制度、提名制度、各级公职人员遴选制度、利益迴避制度及财产申报制度等等,都要及早 规划与因应,一方面规范党内竞争,朝制度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则透过制衡机制,约束权力野心。由于群雄并起各行其是,中央与地方关系没有一致和稳定模式, 已逐渐成为行动党矛盾与猜忌的乱源,既有地方违逆中央之事,也有中央插手地方的举动,如何理顺两者的权威冲突已成未来挑战。

不能忽略社会运动

最后谈到社会动员。威权政体的反对党,通常都得处理在选举与社会运动中取得动态的平衡,而不是偏废某一边,或是将选举与社运区分开来。唯独马来西亚的行动 党,长期面对威权体制不公正的政治社会制度,却与社会运动保持距离,尤其对社会抗争非常谨慎。行动党极少主导重大的社会运动,基于功利考量而对体制过于倾 斜,固然维护该党在威权打压下的一线生机,但亦养成该党的过度务实、精于计算的保守性格。党内议会路线挂帅,缺乏参与政治社会运动的抗争和启蒙经历,也导 致党内精英的功利思维和理念淡薄。

行 动党数十年来重视选举与议会问政,然则,议会向来不是我国政治的重心,行动党历年来也没有在国会成功推动过任何重要法案。行动党高层必须思考,当前国家的 政治重心是在议会,还是在社会,反对党与社会运动不应截然二分,也不能没有连结。行动党终极目标不只为执政,也是要改造恶质的政治与体制文化,社会运动恰 恰对改造不平等结构和保守落后体制,起着冲撞和反叛的作用。政党必须在不同阶段根据社会改革的需要,调整与社运的关系。即使从务实角度思考,当议会选举有 其局限时,结合社运扩充抗争资源,才可拓展政治改革的能量。

行动党目前处于历史盛世,以林吉祥为首的党领导在恶劣环境下坚持民主香火,居功至伟。但是,随着行动党的选举实力大幅成长,党内利益和权力也转趋複杂,行 动党以后会否沦为马华公会2.0,视乎该党能否开创党内的民主制度,以及坚持政治改革的理想性格。摆在行动党面前的抉择是:它要受党内急速扩展后形成的新 兴既得利益集团所包围,抑或成为我国开拓民主进步的新兴历史力量?

因此,行动党的盛世时刻,其实正是驱动政党转型的阶段,而政党转型就必须深化和完善政党的理念路线,强化和开创组织制度的革新,以及重建社会动员的机制,建构议会与社会之间的有机连结。


编按:本文原载于2014年7月份的《思想战线》,原题“民主行动党转型:从议会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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