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影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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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维贤(上图):英殖民政府资讯部于1949年8月提出“影片应是我们最强而有力的宣传武器”,而英殖民政府也认为,“华人更是高度容易被视觉宣传感染和影响”,英殖民政府接着请来澳洲国家电影委员会监制主任豪斯,评估马来亚制片组,重组制片组,强调马来亚制片组以影片来对抗共产党政治思想之际,不能让影片看起来有太明显的宣传性,否则会失去宣传效用。

 

 

从反共宣传到塑造国族意识
国家影片局是帝国主义遗产
 
 
英殖民政府于上世纪40年代开始与马来亚共产党作战,除了真枪实弹的流血战争外,英殖民政府当时也使出“软性攻势”,设立马来亚制片组(Malayan Film Unit,简称MFU)拍摄反共影片。

新加坡理工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许维贤指出,尽管马来亚已于1957年独立,但这个制片组并没随着英殖民政府离开而解散,反而成为独立后政府旗下的国家影片局(Jabatan Filem Negara Malaysia),俨然成为英国帝国主义的遗产。

“默迪卡”影片是代表作

许维贤昨日在“重返马来亚:政治与历史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马来亚制片组的反共影像与华人认同》论文指出,英殖民政府于1946年6月成立马来亚制片组,而制片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长达33分钟的马来亚独立日纪录片《马来亚独立日》。

“在片中,国父东姑阿都拉曼高喊‘默迪卡’,这是当年政府委托马来亚制片组团队拍摄下来的历史场景,它已经成为每年马来西亚国庆日必定在国营电视重温的历史片段之一。”

“换言之,马来亚制片组在主流的论述下,毋容置疑直接推动了马来亚的诞生,以及其独立历史论述的打造。”

帝国版图没随独立终结

 
他说,近年英语主流学界对马来亚制片组或英殖民电影的研究,倾向于以“帝国的终结”(the end of empire),来凸显英殖民政府在那个年代所扮演的角色。

但他表示,有研究认为,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主因不是人们所以为的本土国族主义精英分子勇敢和大英帝国交手成果。

反之,他说,马来亚独立是英殖民政府通过马来亚内部的晚期殖民治理,全面推广和实行到各个阶层的马来亚社会,所最终达致的成果。

“如果说马来亚制片组正好是那被称为‘晚期殖民主义’的可持续性遗产,却恰好说明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帝国的版图并没终结。”

“马来亚制片组在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后,改名成国家影片局至今,不但延续马来亚制片组影片开拓那只飞奔老虎的标记,也延续马来亚制片组在冷战时期的国族意识形态教条,在每部大量以国家资源投资的影片叙事中,企图促进各族的‘团结’和‘和谐’。”

“影片是强力宣传武器”

 
许维贤(左图)指出,马来亚制片组起初的反共色彩不强,直到英殖民政府于1948年颁布紧急法令,宣布马来亚全国戒严,进入反共紧急状态。

他说,英殖民政府资讯部于1949年8月在新加坡召开区域会议,提出“影片应是我们最强而有力的宣传武器”,而英殖民政府也认为,“华人更是高度容易被视觉宣传感染和影响”。

根据许维贤,英殖民政府接着请来澳洲国家电影委员会监制主任豪斯(Stanley Haws),在实地调查与评估马来亚制片组后,建议重组制片组。

他提醒,马来亚制片组以影片来对抗共产党政治思想之际,不能让影片看起来有太明显的宣传性,否则会失去宣传效用。

借影片反共产主义威胁

他指出,重组计划得到英殖民政府的鼎力支持,使到马来亚制片组在1950年至1959年之间,成为亚洲最庞大的纪录片组织,拥有当时亚洲最先进的录影及收音器材,所制作的影片在68个国家上映。

“除了前后为英殖民政府和新马自治政府拍摄大量历史和纪录片,马来亚制片组也通过多部宣传片和剧情片制作和拍摄,配上不同语言的录制和解说,例如华语、客家话、广东话、福建话、马来语、淡米尔语和英语,在冷战年代大力灌输英美强大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予马来亚人民,并强制安排在新马各大戏院放映这些影片。”

他说,这个做法的主要目的是要马来亚人民感受到“马来亚意识与认同”,以对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威胁。

马来亚制片组影响力大

许维贤说,英国外交部官员霍奇(Tom Hodge)于1952年接任马来亚制片组主席后,自称每年平均生产60部影片,37部影片从东方到西方在54个国家放映,并在国际影展获奖,“并单是在1956年就为马来亚赚取超过50万元的总收入”。

他形容,马来亚制片组的渗透力与影响力甚大,单是1954年,全马各地戏院就放映了其影片6190次,而马来亚联邦影片图书馆也提供公众租借观赏这些影片,每月平均有1800部影片被租借,每年估计有1000万马来亚人观看这些影片。

“从上述数据看来,马来亚制片组为1950年代的马来亚人和世人第一次打造了一座银幕上的马来亚国族。”

他指出,霍奇于1954年接受电影杂志访谈时透露,其任务就是要为马来亚华巫印族群,打造一个马来亚国族。

“他总结,马来亚制片组10年来的业绩,并自豪表示马来亚制片组是马来亚历史进程的推手之一。”


 
警告马共威胁华人安全

许维贤指出,新马华人认同是于1950年代后渐渐被冷战意识形态所牵制和形成,而马来亚制片组扮演非常重要的串连和分裂角色。

他举例,马来亚制片组于1951年出品的纪录片《新生活:重置非法棚户人家》(A New Life-Squatter Resettlement),就是旨在说服华人迁移至新村,断绝与马共接触。

他指出,这部仅有英语和客家话版本的影片,再现柔州赖美赖英新村(Kampung Bukit Pisang: Layang & Rengam),而导演通过俯拍森林大远景拍摄手法,加上旁白告诉观众,马共分子就是匿藏在森林中,并警告住在森林边缘非法棚户的华人安全受威胁。

他表示,影片以含蓄的视觉语言暗示观众,接济马共活动是一种错误行为,并且突出马共是迫害者,乡民是受害者的印象。

大力宣传迁入新村好处

他说,影片接着借用旁白告诉观众政府的解决方案,就是呼吁村民搬迁进入新村,并凸显搬入新村可获得很多福利等好处。

不过,许维贤指出,影片掩蔽了当时新村计划的种种问题与伤害,如缺乏诊疗所,疟疾严重和耕种土地不足和失业等问题,而这也证明新村计划失败,导致产生种种家庭、社会与国家问题。

他说,华人当时为求自保,久而久之形成一种不太相信政府或国族的社群主义,但华人也不太想反政府,因为马来亚制片组铺天盖地的影片,已经形成一种反政府就是支持共产党的观念。

马来勇士短剑刺伤马共

许维贤继指,马来亚制片组的另一部影片,就是1952年11月的《短剑》,来凸显“马来主权”的概念。

他说,《短剑》剧情讲述两名马来人在森林捡野鸽,却被3名马共分子包围,并抢走他们的枪支。

结果一名马来人用身上的马来短剑刺伤其中一人,然后逃回甘榜报警,然后警方在军人协助下剿灭这3名马共分子。

他表示,这2名马来人最后获得马来州务大臣奖励5000元,并通过旁白强调,这2名勇士在马共分子被射杀后短短24小时内就获得嘉奖表扬。

因此他说,这是影片导演兼时任马来亚制片组副主席欧庆洛(译音,Aw Kheng Law)要藉由马来短剑,展示“马来主权”。

“他虽然是华人,却善于挪用象征‘马来主权’的马来短剑,以对抗片中的那些清一色都是华人的马共分子。”

“此片通过马来州务大臣操着马来语对两名马来‘勇士’的公开表扬,强化了马来人民族主义的‘马来主权’论,即使当时的马来亚还处于英殖民政府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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