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加人民军总部司令员温贤定回忆砂拉越革命斗争的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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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贤定: 我只是一个干部,由于我的理论水平低,缺乏了解他国的武装斗争经验,所以我的看法也许是片面的。我仅希望给后来的革命者,如果他们的斗争仍然要以暴力夺取政权的话,能了解我们是怎样决定和进行武装斗争,又怎样失败的让我们的经验成为他们成功之母

 

 

北加人民军总部司令员温贤定回忆砂拉越革命斗争的一段历史

 
温贤定 · 2021-05-03 · 来源:乌有之乡

  回忆——

  砂拉越革命斗争的一段历史

  作者: 温贤定

  出版: 余清禄

  +60138348055

  印刷: Yushan Printing Co.

  Lot 1565 Piasan Jaya Estate,

  98000 Miri Sarawak.

  Tel:085-652277

  出版日期:2021年 2 月

回忆砂革命斗争封面.png

  

 

 

回忆——砂拉越革命斗争的一段历史

  目录

  作者简介……………………………………………………………………..1

  第一辑

  回顾拉让江地区革命武装斗争

  第一章 拉让江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始于1968年末………………….....2

  第二章 1968年末到1973年10月的武装斗争概况……………………..3

  一、下游武工队和OMT武工队………………………………………..3

  二、中游工队…………………………………………………………..5

  第三章 主要领导人对中游武工队的领导和第三省领导机构………….11

  一、中游武工队的上级领导…………………………………………11

  二、第三省三支武工队的关系………………………………………11

  三、第三省没有设立领导机构和指挥部……………………………11

  第四章 1974年到1989年的斗争………………………………………..15

  一、1973年和谈与第三省武装斗争………………………………...15

  二、继续沿着孤立和脱离群众的道路走下去………………………17

  三、党军领导机构重组………………………………………………18

  四、1977年后的抉择和部署………………………………………...20

  五、国内试建基地……………………………………………………21

  六、重建边区基地始末………………………………………………24

  七、第二个战略部署与武装斗争结束………………………………32

  第五章  小结………………………………………………………………37

  附录

  一、 读《拉让地区革命武装斗争的“感受”………………………40

  二、 覆洪楚廷的“感受”与说明……………………………………43

  三、 贝坤副政委的声明………………………………………………49

  第二辑

  我对林和贵回忆录的解读

  第一章  从《告白》看林和贵的思想、立场……………………………51

  一、计较个人名利和权位……………………………………………51

  二、抬高自己,贬低别人……………………………………………53

  三、官僚主义与个人自尊……………………………………………55

  四、对革命组织的经济处理不透明、不清白………………………56

  五、不坦白……………………………………………………………57

  六、两次反常表现说明了其立场……………………………………57

  第二章  史实真伪…………………………………………………………59

  一、关于武装斗争的决定……………………………………………59

  二、肆意违抗9.19会议的决定……………………………………..61

  三、“揭发”内奸陈传淦……………………………………………..62

  四、不主动去接回边区同志…………………………………………64

  五、1972年海口区会议……………………………………………...64

  六、主观批判第三省领导和放弃武装斗争的“戏剧化”态度……65

  第三辑

  回眸史实,探析两个历史问题

  一、对9.19坤旬会议的意见………………………………………..68

  二、对武装斗争路线问题的探析……………………………………72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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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贤定(部队名杨会强)。1939年5月出生于砂拉越第一省(现西连省)晋连路32哩农村。小学毕业后,到古晋中华中学升学。

  1955年参与古晋中华中学学生3.30罢课斗争,并开始接受反英殖民统治的革命思想。1957年加入砂拉越先进青年会。

  1959年末高中毕业。1961年1月离开第一省到第二省的丰洛至英吉利的砂印边区开展地下伊班民族工作。从此约2年与组织失去联系,独自坚持工作。 1963年初,重新与组织取得联系,并于3月初接受指示越界到印尼参加武装斗争,接受军训。后被编入自愿军连队,活动于第二省边界一带。

  1965年9月30日印尼发生右翼军人政变后,当我方处于极为不利的处境时,于1966年8月带领仍留在连队的我方(砂拉越)同志夺取连队中重要武器起义回返北加人民军。此后任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中队长。

  1967年底负责打通由印尼边界基地进入第三省国内的路线。1968年8月顺利带领第三省内同志到达边区基地。

  1968年底进入第三省内,担任拉让江中游武工队队长。活动在99.9%的伊班族地区。

  1973年6月受命离开中游,到下游泗里街,负责组建和指挥第三省战斗中队。年底因和谈而战斗队解散。和平行动后转任领导拉让江下游第一、二军分区工作。

  1973年11月与战友张淑英结婚。

  1977年9月19日重组党、军领导机构后,被委为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中央第二分局委员兼北加人民军总部司令员。

  1979年5月受命重上印尼边区参与建立边区基地工作。1985年离开部队重返家园。之后定居古晋市。任职于古晋市一间私人房屋发展公司(内人张淑英开创私人中医诊所),2007年退休。

  

 

  第一辑

 

  回顾——

  拉让江地区革命武装斗争

  前言

  记述和总结砂拉(北加)革命斗争的书籍已出版好多本了,虽然彼此间存有不同的观点和争论性的问题,但都是付出许多精力后得到的宝贵“财富”。后人可以从中看到当年斗争的历程与事迹,也是了解砂拉越(北加)革命历史的一份资料。

  我是长期参与拉让江地区革命武装斗争的一员,比较熟悉第三省(现在诗巫省、加帛省、泗里街省和木胶省)武装斗争情况,本文提供点个人的经历、看法和意见——虽然探史(洪楚廷)对第三省的武装斗争已作了“总结”。我想,就将本文当作对他的“总结”提出的意见和补充资料。

  由于受认识水平所限,文中难免存在有偏差之处,望大家纠正、指点。

  第一章  拉让江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始于1968年末。

  林和贵于1962年12月下旬决定进行武装斗争而颁布的“决议”,于1963年1月初旬就传达到第三省。接到指示后,就积极开展思想教育、理论学习、物资和经济方面的准备工作。还号召参加训练和越界参军。当时拉让江地区约近千人(包括少许伊班族)参加自学的简单军训。然而当时的国内领导人不知如何建军和掌握开展武装斗争的战略战术,而只是消极等待边区武装活动的引导。因此,拉让江地区在1968年之前并没有建立一支武装部队(包括正式军事训练),从未有过营地生活和展开军事行动打击敌人(没有一支军用枪)。同时,参加简单军训的人在一阵激情过后也纷纷分化而去。到了1965年底,至少70%(有的地方达90%)的革命力量遭到削弱,武装斗争准备工作几乎停顿。

  1968年8月边区部队打通进入第三省的路线后,成功带领第三省坚持下来的同志(包括洪楚庭,两批约60名)到印尼边区基地参军。同年11月,第三省参军的部分同志结合边区部分同志(包括边区支队指导员,中队长,小队长)在洪楚庭带领下,返回拉让江地区,之后便先后成立三支武工队,才真正逐渐展开武装斗争。它比第一、二省人员在63年越界到印尼进行武装斗争整整慢了5年。

  第二章  从1968年底到1973年10月底的武裝斗争概况

  一、下游武工队与OMT武工队,皆于1969年先后在拥有广阔华族农村成立。黄理生和王连贵均以砂盟第三省省委的身份担当武工队的宣委,成为武工队的核心领导。下游武工队成立时,武工队长是边区支队的指导员沈耀斌(部队名沈新民)。O河武工队,即OMT(乌也、木胶、达斗)武工队前身队长是边区小队长蔡家布(部队名纪平),他们都在武工队成立之后不久,便去开展深入区的民族工作(伊班族)便牺牲了。他们的牺牲给本来就缺乏军事干部和新兵占多数的武工队不小的损失,这是当年过左的民族工作政策的结果,也是对沈耀斌干部使用不当的体现。

  下游武工队和OMT武工队所属的两个军区,拥有较多的华族群众的农村,群众很早就参加公开政党(人民联合党)活动,政治觉悟较高,基础较好。拉让江地区的武装力量主要集中在这两个武工队和华族农村。除了派少部分人员去开展民族区工作外,主要工作就是华族群众工作。尽力吸收华族青年参军,发动群众在经济和物资方面支援革命,帮助部队购买粮食和军需物品,了解敌情和掌握外界各种讯息等等。到1973年和谈时,拉让江地区武装力量(人数)发展到约400余名(包括在活动中牺牲者)。

  由于有较好的群众条件,拉让江地区的主要领导人,洪楚庭的指挥中心,都设在下游华区。在此指挥拉让江三支武工队及和与第二省的黄纪作联系工作。而总部的贝坤副政委则长期在拉让江中游武工队(深入民族区),从未到过下游武工队和OMT武工队工作,变成不是负责领导第三省三支武工队的副政委。

  (1)下游武工队成立后,派出两个组去展开民族工作。分别由沈耀斌武工队长和刘扬彬带领到Ulu Julau(如楼河尾)的Sungai Wauk一带活动。由于这里较深入地区的民族群众基础差,很快被坏蛋出卖和敌兵围剿,造成沈耀斌和他的爱人不幸牺牲,其余同志撤回休整和重组。一年多以后,再由刘明耀与何可兰带队重返这一带活动。另一组由卢春新与武辉带领,活动在Nelong河尾,沙里及Pakan(巴干)一带较靠近华区的地方。总的来说,他们主要是流动宣传,没有建立固定的点进行更深入的教育和组织工作。1973年和谈以后,下游武工队的民族工作便停顿下来。

  下游武工队也成立战斗队,但由于武器差(多数是自制水管枪),指挥能力方面也不足,在伏击敌人战斗中,除了首仗缴获外,其余的战斗皆只是杀伤敌人,没有缴获,但还付出两个指挥员和多位战士牺牲代价。多年的杀敌夺武战斗方面,多是麻雀战,地雷战(自制的地雷)和骚扰战,仅给敌人一些打击而已。

  1973年下半年,拉让江战斗队中队(称王仰仁战斗队)在下游军区的泗里街成立,其是一支转战拉让江各军区的省战斗队,所以不是下游武工队的战斗队,有关详情后面再叙述。

  (2)OMT武工队的前身是O河武工队。在首次到较深入民族区活动就面对很大的挫折。武工队长蔡家布(纪平队长)和其他多位同志先后牺牲或被捕。重整后的OMT武工队总结经验后,继续出发到靠近拉让江北岸,远至甲帛(Kapit)进行流动宣传,广泛接触群众,得到部分群众的同情支持。

  1972年由吴松美(部队名三明)带领的一支“战斗宣传队”,再次深入到Oya河尾,他们首先处决陷害纪平武工队长的伊班坏蛋和摧毁政府工务局的机械设施。他们总结过去的活动经验,努力提高开路跑山的本领,和采取突击群众之后,立即转移的灵活机动的策略,有效避免了事故。1973年和谈前,他们已经活动到万年烟,达岛和第四省的格米纳河,拉让江上游的加帛等大片地区。

  1984年成立东北突击队,就在这个基础上活动到第五省和邻国汶莱边界,可说是跑遍砂拉越东北部最远和最大片的民族区,广泛流动宣传我军的斗争目标,人民军的纪律与形象,某种程度的消除民族群众对我们的恐惧与误解。

  OMT武工队成立不久便成立战斗队,负责杀敌夺武的任务。可是,由于指挥上缺乏战斗经验,成员几乎都是新兵,没经过较好的训练,武器差(自制水管猎枪),大部分新兵都不曾打过枪,对枪支弹药的缺乏认识,更没有实战经验,活动能力差,所以,虽然多年打过多次仗,多属于麻雀战,骚扰战,地雷战,杀特之类小型战斗。伏击战虽也打过几次,也都是杀伤敌人而无缴获。

  1972年,集中几十位同志到Oya路30哩工务局,摧毁几十辆工务局的车辆机械,除特和打麻雀战,缴获一批民防队的猎枪,给敌人造成较大的损失,对外界影响亦大。

  三明善于总结经验,大胆尝试,在多年的实践锻炼下,对开路跑山,野外求生的本领已成熟掌握,能自由地游走在祖国大地的森林边疆。

  OMT武工队新兵多,但他们敢于斗争。由于领导“抓思改”,“斗私批修”,“狠斗私心一闪念”等等“思想教育”过左,造成过多的斗争和过多的精神负担,尤其是对个别在工作上有失误的干部批斗过激变成思想包袱。同时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影响下,太偏重于学习毛泽东思想,夸大精神和主观的能动作用,不够实事求是,对敌斗争易犯过左的错误。例如收缴群众的猎枪,反黄运动时打碎群众的唱片,明知活动已经暴露,敌兵已在河里巡逻,还强渡格米纳河,结果被袭击,牺牲多位同志。

  二、中游武工队

  甲.中游武工队成立于1968年底,是拉让江地区三支武工队中最早成立的,成立时蔡铁军(丘亚陶)以砂盟(1968年成立)省委会委员身份担任武工队宣委。温贤定(部队名杨会强)任武工队队长。1969年1月8日铁军宣委中伏牺牲,组织调来杨祖华(部队名学军)接任宣委,但祖华与贤定都不是第三省省委,所以中游武工队一直没有省委干部。

  中游武工队(或中游军区)是活动在99.9%伊班族群众地区,只有拉让江边经商和附近个别户华族。中游是指从拉让江逆流而上右岸中段,即Sungai Kanowit(加拿逸河),S. Poi(贝河),S.Ngemah(牛麻河)和S.Katibas(加迪拔河)四条支流向南直到印尼边界,居住着数万伊班族群众。一支以华族组成的武装部队,要在这里生存,开展民族工作,反“围剿”斗争等等,是要面对的艰难和危险是巨大的。对活动能力与斗争的要求,无疑是比其他两支武工队(即DR武工队和OMT武工队)不同。因此,中游武工队的老兵(参加过志愿军连队的指战员,边区干部同志)军用枪都比较多,军事能力较强,否则就不能解决长期的艰苦生活,物资短缺,开路跑山,长距离运粮,应付猖狂的民防队(伊班族)的进攻和伊班坏蛋的陷害以及反“围剿”斗争的挑战。

  中游武工队的活动方式(工作方式)与下游及OMT武工队不同,不像他们那样流动宣传后可返回华区那样“家”(营地)。中游武工队必须在此建立据点,先做好据点周围工作,再向四周流动宣传。就因为这样,因驻点被坏蛋发现而密报,被攻击造成牺牲也比较多。中游长期面对粮食物资的困难和驻点条件差,所以始终没有成立如下游及OMT武工队那样的警卫工作队,可以集中较多的干部力量策划工作,学习和政训。中游长期都由武工队长带着三、两位同志跑遍整个武工队的各个据点,了解工作情况和安排工作,传达组织指示文件,审查据点的安全和发生意外时的联络事项等。武工队长常常配合各组同志上长屋宣传,开展医药福利工作。

  中游民族工作首先是在三处(即Ulu Dap红旗山,Chemanong卡迪巴斯,Ulu Machan马占)是早期民族工作(1959年开始)活动过,较有群众基础的地方向周围扩大建立新据点,1969年,我们派出两个工作组到S.Kajah和S.Kanowit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顺利的在S. Kajah和Ulu Machan,S. Bat,及S. Sipan建立新的工作点,特别是S. Kajah 和Ulu Machan两处,群众表现非常积极,基础较稳。不久,我们又在S. Poi河尾再建立工作点。这样,S. Machan河尾,Poi河尾及S.Ngemah河尾就连成一片,加上这三条河尾又拥有广阔的原始森林与印尼边界相连,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中游武工队多年依靠的重要地方,贝副政委的驻点就在这里。屡次敌军的“大围剿”,不知多少炮弹和空中扫射都对准这里。1977年9月19日北共中央第二分局的重要会议在这里召开,重上印尼边区建基地的突击队也在这里出发……

  1971年中游的民族工作,提出流动宣传与深根细作相结合的策略,在重点地区成立长屋工作委员会,部队同志与群众合作种稻和木薯。由于种种原因,实践的结果均无明显的成绩。流动宣传方面,到1972年时,中游四条支流的大部分长屋的群众都宣传过,他们亲眼看到他们崇敬的本民族的Ubong副总司令,他们得到盼望已久我军的医生为他们治疗病痛的福利工作,亲耳听到一个全副整装的负责人用伊班语讲我军的纪律与革命目标,又看到一个年轻华族人民军战士能翩翩跳伊班族英雄舞(Ngajat),而我们也从他们的眼神看到先前对我们的猜疑,恐惧不安与防备的心情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笑脸,慢慢靠近过来交谈,个个体弱多病的“公公、婆婆”争先恐后的去尝试小小银针的刺激,和拿那被誉为神丹的止痛片……

  1972年和1973年中是中游武工队民族工作最好的时期,中游范围内的四条大河的群众都几乎宣传过,同时也都建立过驻点。从华区来的同志已完全适应民族区的艰苦生活,掌握民族语言和跑山的能力,成为很好的民族干部。这四年来,我们也吸收整十位伊班群众参军,其中也包括对其本民族最具影响力的Ubong副总司令全家,李风全家。这支特殊的武工队经过四年付出重大牺牲的奋战后,已取得明显成绩和立下脚跟。

  我们在不断加强武装斗争和民族工作的同时,敌人也不断加强对我们的进攻。装备精良的伊班民防队不断搜索和攻击我们。1972年政府在S.Ngemah, S. Poi建立“新村”,把积极支持我军的数座长屋千多名群众迫进“新村”,以隔断同我军队联系和使我们的粮食更难解决。在敌人不断的诱骗和镇压下,群众也不断分化,有的反与敌人一起对付我军。

  1973年中,中游武工队调走一批指战员,包括中游武工队长温贤定,到下游成立省的战斗中队(即王仰仁战斗队),中游武工队的力量明显削弱,加上许多群众被迫进“新村”,紧接着,我方最强最优秀的民族干部吴宜云同志,李风夫妇等四位不幸牺牲;余清勇(安西)受伤离队,到1973年中以后,中游的民族工作便逐渐走向衰落。和谈以后,虽然依旧坚持,但群众看到我们的武装力量已如此衰弱,看不出斗争前途,除个别地区(如Ulu Machan)长屋群众保持往日支持我们的态度外,其余的群众对我们已淡淡而去。到了1987年,我们更因主观原因,便完全停止中游工作。一支几乎完全是华族的武装部队,在全是伊班族的地区整整坚持(活动)19年,创下历史先例。

  (乙)中游武工队的杀敌夺武,战斗并不多,主要是3次集中优势兵力伏击敌人:

  (1)为了狠狠打击当地一股猖狂活动和多次造成多位同志牺牲的民防队。1970年8月29日,集中20多位战斗员(多是参加志愿军连队的)和绝大多数军用枪(中型机关枪,汤姆枪,史登枪,LE来福枪)的优势兵力,在S. Ngemah(牛麻河)中段挂标语诱敌。果然,这股为数15人的民防队乘着一艘舷外摩多船由河口逆流而上。他们动身前还是那样目空一切地向群众说“到河尾打那些山猪”。半个小时后,当他们进入伏击圈时,我们的射击手一枪就将摩多(机器)打掉,同时所有的人对准敌人扫射,一阵猛烈的火力下,敌人毫无反击已几乎完全被歼灭,只有一个落水逃走(注1)。我们缴获枪支一把,各种子弹200多发及一些装备,其余枪支皆掉落水中,无法打捞。战斗在极短时间内结束,我方无伤亡。

  蒙受重大死伤教训后,民防队在一段时间里,几乎静了下来,我们开展工作也更加顺利。

  (2)中游每年都会面对正规军的大规模“围剿”,领导也再三强调落实杀敌夺武的“指示”。1972年1月20日,我们集中20多人的战斗队伍(老兵和军用枪集中),在S. Katibas(加地巴斯河)的中段伏击巡逻兵。Katibas河是一条比较大的河流,战斗打响的时候正处于河水高涨,河面阔百米,水流急且深。20日下午大约三点左右,两艘满载敌兵的挂尾摩多从河口沿对岸急速而上,当进入我方埋伏圈时,我方射击手温尤金一枪把前面一条船的引擎打掉。由于方向失控,敌兵的船便急速向我方冲来,我们以猛烈的火力向冲来的敌人射击,最后这条船停在伏击同志面前岸下,成为我方视线的盲点。我们的两位战士尤金与李安急于要消灭敌人,便起身走到岸边向躲在船上已作好准备的敌人射击时,船上的敌兵也同时向我们同志开枪,两位同志应声跌入水中,献出宝贵的生命。我们这次面对是马政府的正规军,又是营长的警卫队,战斗力较强,他们镇定反应快,射击准且火力猛。所以,当第一条船被打坏时,第二条船便迅速靠岸,马上用机枪反击,打得准又低,造成另一组原本伏着的两位战士(子荣和学之)因看不清目标,大意起身而被击中牺牲。双方激战持续一段时间,那条冲过来的敌船也随着急流渐渐远去,而停在对岸的敌人不停的以猛烈的火力向我方扫射,我们也无法转移火力越过百米的大河去消灭敌人,我们也只好撤退。这次战斗,我们共打死敌兵9名,可惜营长没死。我们共牺牲4位老同志,其中温尤金,李安更是63年时就参加和印尼军组建的志愿军连队(TNKU即北加国民军),经历过许多战斗考验的老兵,尤金更是一名精准的射击手,是一直跟随我成长起来的优秀战斗员,他们的牺牲让我深感悲痛自责,无限思念!

  经过这次战斗,前来中游围剿的正规军在行动上,明显地更加谨慎小心,也许他们明白知己知彼的道理,这样我们就更难找到战机了。

  (3)被我们严重打击的民防队,沉静一段时间后,又一股民防队(S,Entabai伊班民防队)开始活跃起来,威胁我们流动宣传的安全,更伏击我方去接粮的同志,造成两位同志牺牲。1971年中,我们集中一个加强小队(约15人)在S,Kanowit河尾的木銮(Muluan)一带伏击他们。结果打死5人,其余三几个一枪未发就逃走。由于敌船沿着对岸顺水而下,射程也远,没有缴获。

  麻雀战,骚扰战也开展过几次,杀敌不多。处决一个血债累累的民防队员。

  中游武工队伏击敌人都是水路,因为1.中游地区没有一条公路,民防队对外联络和购物都是靠水路,他们在在森林搜索与袭击我们的行踪难以捉摸,没有固定的路线;而来围剿的正规军靠直升机运兵运粮,他们的驻扎地也在长屋附近,依靠群众保护。他们知道我们不会去长屋,更不会因攻打他们而连累群众。他们也非常谨慎小心,巡逻也不敢远离营地,他们对付我们在森林的驻点,几乎不敢深入搜索,而以迫击炮狂轰乱炸。他们有时也以水路来往(短距离)。2.由于我们的粮食供应困难,无法成立一支专门的战斗队伍,更不可能长期埋伏在敌军不定行走的小路旁。3. 中游民族区与华区不同,对执行杀敌夺武策略也不能和华区相同。所以中游武工队的领导人清醒地节制战斗,而只重点在集中兵力打击对我方猖狂进攻的敌军。群众也强烈要求我们不要在接近长屋的地方打仗,避免被敌人迫害。而这些群众正是我们依靠他们的支持才能立足,如果违反他们的意愿造成反感,也就意味我们的工作失败。从以上的情况看,造成难以找到战机,特别是在陆地缺少有利的机会,也就是中游武工队少打的原因。

  注:这个侥幸逃走的敌兵是Ulu Poi(贝河尾)长屋的人。1972年我带着20人,包括Ubong副总司令上他的长屋宣传,我安排同志在长屋两边楼梯的来路站岗,告诉屋长叫长屋的人不要出去,以免发生意外。所以这个民防队员不敢溜走,龟缩在房间。当我告诉群众关于我军对待俘虏的和敌特的政策后,屋长坐到我面前,要我保证不会杀害放下武器不再与我们对抗的军人后,便走进房间把这个民防队员带到我面的前。他神情紧张,双眼注视我的汤姆逊枪和站在我身旁的战士。当我再次说明我军的政策后,他和屋长齐声表示改过自新,不再为政府卖命。几年以后,我碰到这座长屋的群众,他们说他真的没有再当兵,已经结婚,在长屋砍芭种稻了。

  (4)成立省战斗中队。1973年6月,领导上调我去下游武工队,负责组建和指挥省战斗队。这项工作事先并没有找我谈过,没有商量如何组建?人员与武器怎么样调佩?组织关系怎样处理?战斗要求等,也没有征求我离开后中游武工队的领导,干部的情况与意见。这是组织决定后交给我的命令,我想既然无人详细说明,我只能按我的想法执行。我考虑到战斗力,便将边区老兵(如中队长宋平,小队长华联,小雄和志明,以及比较多战斗经验的德兴,敢明,保林等十多位)配合下游武工队和OMT调来比较有活动力的干部战士,组成三个小队,分别由宋平,华联和小雄担任小队长。至于武器也相对集中,有中型机关枪,汤姆逊枪,史登枪和LE来福枪占多数的一支30人的战斗中队,成立后进行训练。10月中以后,决定在泗里街寻找战机和埋伏点,准备开始战斗。恰巧这时候接到黄纪作和谈的消息,第三省的省战斗队宣告解散。这个战斗队在第三省武装斗争的历史上,仅仅留下一个名称,以及领导原本立下一个较大,但又未能实现的杀敌夺武的计划。

  我对组建这样的战斗队有如下的看法和意见:(a)难得第三省有一片如此大和较好的群众基础的华族农村(与第一省相差不远,其他省份没有了),是当年武装斗争最主要依靠的阵地,也正是这样的条件才能成为东西部两支武装力量的主要兵源区,与部队聚集地地方。民族区虽然广阔,但是群众尚未被发动起来,只能少数人员流动而已,完全没有一处较为稳定的基地(不用说根据地了)。中游稍微好些,但粮食困难,基本上也是不稳定和不可容纳较多人的地方。因此,华区阵地不能过早破坏,依靠的群众不能被分化。那时我认为在华区开展较多已集中如此战斗力的战斗队,不管打胜打败,对敌人来说都必然会震动,从而加强镇压群众和扫荡我军,持续在恶劣处境与敌人凶狠的进攻将使我们的内部发生变化,特别是我们的队伍可说大多数是新兵。我想,情况如果不幸真的如此,就算我们真的拿到几支好的枪,一时得到鼓舞,可是,我们却丢掉依靠的阵地,造成内部分化淘汰,好枪也被拿回……。不管怎样考虑,这样的决定都是不适宜的。黄纪作在第二省唯一能立足的地方(更糟糕的还是伊班区),进行过多的杀敌夺武战斗,拿来好多AK, SKS等好枪,但是在敌人持久的疯狂反扑下,结果群众尽失(与敌为伍共同对抗我军),立足点的“家”没了,不断牺牲,许多都是久经战斗考验的老兵牺牲,更是成批叛徒被政治部编成“反共突击队”,回来杀害我们的同志,缴获的好枪还给了敌人,最终队伍几乎覆灭。这样惨痛的教训,我们应该牢记。(b) 调走中游武工队长温贤定去负责组建省战斗队也是不恰当的。温很长时间都是搞民族工作,中游条件差,活动能力和军事能力都要比较强。多年来,温是比较适合的。当然,如果从军事能力和独立能力与经验考虑的话,温当然是较恰当的,但从中游工作的影响设想,则留在中游更好,而组建和指挥省战斗队的任务可由其他干部(如宋平中队长)负责。况且宋平中队长进来第三省已多时,一直没有安排负责工作,也可纠正使用干部的偏差。

  第三章  主要领导对中游武工队的领导,及第三省领导层的结构

  一、中游武工队的上级领导是洪楚庭。1969年底,北加人民军副政委兼第二分局第二书记贝文对(部队名贝坤)已进入第三省中游,一直到1973年和谈,保持与我联系的上级领导依旧是洪楚庭,而贝副政委始终没有联系过我。

  1968年底,中游武工队成立时,洪楚庭驻在中游的Ulu Dap(俗称红旗山),1969年中以后,洪离开中游转往拉让江下游武工队的华区。从此之后,再也不曾返回中游调研工作。我的工作汇报与思想报告及洪给我的指示文件,都是由通讯员传送,而不是交给近在身边的贝副政委。洪传来的工作指示,因怕失落都是简单的,我往往靠自己的理解领略其精神执行。

  从1969年到1973年的五年间,中游武工队长和宣委没有一次和领导(洪与贝)约会过,即使我护送贝副政委到洪的驻点开会(党军高层会议?),我不能参加。在几天的会议时间里,也不曾在会议间隙约我面谈。存在心中关于中游工作的问题,只好自己解决了。主要领导对中游武工队在领导上的松懈,洪在回顾民族区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时,也写上几句不是当事人难以理解的话:“还有领导上的不够及时和冒进,也是不能忽视的因素”——参看探史(即老洪)写的『砂拉越革命武装斗争』第.77页。

  二、第三省的三支武工队都是统一在一个领导下的第三省革命武装队伍。三个军区只是各主要负责一定的地方工作而已,然而多年来,我们中游除了经济,物资,人员(新兵),内部刊物都是由OMT武工队和下游武工队的有力支援,OMT武工队还收留中游在意外事故去的避难同志外,各武工队工作似乎是各自为政。主要负责人之间不曾在工作上交流经验、情况(包括省的情况)通报,互相配合。我们(武工队长与宣委)各方面都比较差,特别是政治思想水平低,对内部的思想教育工作,组织工作都做得不好,很想向他们学习。

  三、从1968一1973年第三省没有维持高层的领导机关,(北共第二分局和北加人民军总部)只由洪一人领导和指挥一切。没有建立指挥部,因此不能以统一整体出发处理好问题。例如,(a)干部调动和使用方面,中游武工队虽然比下游及OMT艰苦和面对民防队的威胁与伤害较突出,老兵好枪多点是必要的,但是有些干部可以调去其他单位。白鸽(原名蔡明和)支队长可以去负责军事工作;新华(原名温振南)调去帮助出版工作(他们都是边区支队指挥部人员);李风(伊班同志)调去参加民族工作宣传,因为中游有足够的有力的民族干部如吴昊,安西,其清,副总司令和武工队长。中游的医务员如秀琴,尼亚也可以派到另两个武工队一段时间,协助交流医务人员培训;三明负责OMT战斗队可调配一些老同志如宋平,小雄,东武配合他,也许可以减少牺牲失误和更快掌握军事和活动能力;(b)甚至在杀敌夺武方面,华区比较有条件打伏击战(粮食,情报,陆地活动的敌兵……),可以适当从中游调派些老兵和军用枪配合华区同志战斗(不要过多),打后返回中游工作,我认为这样要比各自武工队的多数新兵和水管猎枪的战斗要强得多。彼此也可以在实战中更快提高或弥补又可发挥边区老兵的作用。(c)成立指挥部(三支武工队共建的),也可更好协助(或者弥补)主要领导的军事工作民族工作。老实说,由洪一人领导和指挥一切去处理第三省那样大地区,那么多部队人马(400人),那么重要又是新的民族工作是不够的,况且洪在军事工作和民族工作的能力都有些不足,那时的省委在这方面也是如此。武工队成立许多年了,但在领导机关并没有一位较专注军事工作的领导,也没有注意识别和提拔干部上来。因此,在军事方面建军重视不足,不曾有计划有系统的抓军事训练,没开过军事课,把许多实战总结成军事教材。既然我们已经走上军事斗争了,不够重视军事工作,显然是一个失误。

  关于第三省革命武装的领导机构方面,东部二局在边区时(1968年9月22日)的文告已经确定“二局负起领导其所属国内各省份的革命工作任务,同时是北加人民军最高政治领导机关”。其组织名单如下:第一书记王真志(田石明一黄纪作),第二书记田友(贝坤一贝文对),第三书记平东(学群,洪楚庭),委员毅夫(蔡瑞庆),怀民(罗平)。北加人民军总部为我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组织名单如下:主任兼政委王真志(田石明),副主任平东(洪学群),副政委田友(贝坤),毅夫(蔡瑞庆)。很明显地,第三省(东部一个重要部分)的武装部队(三支武工队)是由人民军总部领导即洪楚庭和贝文对(副主任和副政委)。第三省党组织则由二局领导即楚庭和文对。纪作和瑞庆不在三省。然而依林和贵在“以史为鉴,展望未来”一书中在叙述三省领导机构方面,则是这样的:“……这就是北加人民军拉让江武工队。武工队虽然表示明显是北加人民军的分支队伍,但在组织的系统和领导的关系方面,都相对独立的。所以,领导和指挥这个武工队的乃是第三省内的革命组织领导机关,而不是东部领导机关或北加人民军总部。虽然东部领导机关和北加人民军总部领导者之一的贝文对已进入第三省多时,但他没有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用洪楚庭的话说,贝到第三省后要是能够不给三省方面带来麻烦就很好了,更不要说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257页。

  我回想当年的实际情况:贝在1969年6月罗平支队长牺牲前,留在中游武工队一段时间,在得知罗支队长牺牲后,返回基地处理部队内部问题。年底又进到第三省中游武工队,直到1973年和谈时重返社会。这段时间(四年)里,贝虽然与我同在一个军区(武工队),但他没有检查和指示我的工作。他未曾离开中游到下游武工队和OMT武工队找两位宣委(武工队的核心领导),同样两位宣委也不曾到中游和贝碰面,看来也和中游武工队一样不是贝(即总部副政委)领导的。贝副政委兼二局第二书记也不曾到洪那里(下游华区)共同生活和共同指导工作。我们只负责保卫贝的安全和粮食,他在中游的生活与我们一样艰苦,还不时跟我们的战士到长屋背粮。他静静在大森林里的营地,似乎与外界隔绝,也不知他感到寂寞吗?他仅一、二次到洪楚庭驻处赴约和出席1973年初的一次会议。下游武工队的宣委黄理生,OMT武工队的宣委王连贵和洪楚庭(他们三人均为1968年上边区前成立的砂盟第三省省委)。贝进入第三省后并没有加入省委会,他就是总部副政委和二局副书记。因此省委会开会,则贝就不会参加,因为贝不是第三省砂盟省委;如果是扩大会议,又是研究检讨第三省武装斗争问题,为什么不叫直接负责中游武工队的干部参加列席,因为贝没有负责领导中游工作,缺乏深入了解情况,洪已离开中游多年和联系不紧。让他们列席,在制定政策和指示都可能更全面,因为中游工作与下游及OMT华区工作不同,如制定和贯彻杀敌夺武决策就有差别。

  自1968年边区武装力量进入国内开展第三省的武装斗争,到1973年10月和谈的时间里,革命组织未曾公布第三省领导机关的事,即使今日在探史的总结里,也没有提到。所以这里依林和贵告白的资料结合实际情形看,当时领导和指挥第三省武工队的机关是砂盟第三省省委会,而不是二局和总部。而依公布的第三省砂盟省委会的领导直到1973年10月20日(黄纪作和谈签署谅解备忘录)。洪也曾在2017年说,他代表总部领导第三省。换言之,总部的副政委已排除在领导机关之外了,而真正领导和指挥一切的是洪一人。

  第三省砂盟省委会是在1968年未上边区汇合之前成立的,其成员是洪楚庭,黄理生,叶俊杰,丘亚陶,洪是主要负责。1969年丘不幸牺牲后,提拔王连贵为省委。1970年叶俊杰被捕,省委会剩洪,黄,王三人。1968年底,边区部队已进入第三省组建武工队,而武工队由省委领导(那时还未公开宣布北共成立),此时省委会并没有作一些增补。次年,贝也进到第三省了。我认为应该让贝像洪那样参加三省领导机关,不能由洪来代表而把贝放在领导机关之外。同时,为了本地干部(洪黄王)与边区(外来干部)干部更好结合,边区支队指导员沈耀斌(沈新民)也可加入省委或候补省委。

  1970年第三省公开宣布北加里曼丹共产党成立,并开始招收党员,按1965年文铭权在印尼坤甸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议决:“北共成立之后,砂拉越解放同盟解散”。按这个决定,1970年公开宣布北共成立之后,第三省砂盟省委会应该结束,取而代之的成立北共第三省省委会,此时人员也可做一些增补。可是,三省领导并没有宣布成立北共第三省省委会。而砂盟的三人省委继续领导武工队直到1973年10月20日(请参看公布的组织系统表)。

  2003年由杨帆(卢友爱)整理党军的文件集中,却出现:(a)1972年2月15日由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砂拉越第三省省委会发表的“关于四好内容的具体规定和关于加强推动五好战士运动的意见”两份文件,以及(b)1973年3月30日以北加里曼丹共产党拉让江革命委员会发表(出)的“对民运单位加强执行边打边搞政策和突出杀敌夺武的决定”,和1978年4月30日发表的“更高举革命武装斗争红旗继续奋勇前进——关于路线问题的初步总结”。从以上的文件中,我们发现到北共第三省省委会和北共拉让江革命委员会都在73年和谈之前已经成立了,而且是发出文件给第三省部队的领导机关。在我们头上出现两个新的领导机关,使我反复回忆思索:究竟是什么时候成立的?组成的人员是谁?原二局第二书记兼人民军总部副政委贝坤有否参加?(他当时尚未离开部队)。我认为1978年以北共拉让江革命委员会名义发表:“关于路线的总结”是在特殊时期的需要,我完全理解和同意,但我始终不理解为什么是秘密成立的?目的是什么?又反映高层之间有什么问题?

  从洪对贝的看法:“……贝到第三省后要是不给第三省方面带来麻烦就很好了,更不用说发挥应有的作用”。已明显反映出洪与贝两位总部领导间的关系已经如此糟糕了。贝不是来共同领导东部(主要第三省)的斗争,而是制造麻烦给正在领导第三省的领导。贝已经“堕落”到不像领导而是有问题的人物?洪也安排一个优秀的干部,在他万一不幸意外时接过他的领导权。

  诚然,我和贝相处多年中,也感到他有不少缺点,如革命积极性不够高,自由散漫作风突出,感情上曾犯错,自我学习和抓政治思想工作较松懈……等。但是,我也肯定他的革命立场还是坚定的,他有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不计较个人名位,不争权,不搞派系,他与工农同志融洽。正是有这方面的优点,所以他进到第三省后面对诸多改变(尤其是职位)时,始终保持冷静,不争不闹,从不曾向同志讲,确实不曾在同志面前批评攻击洪。贝虽然对待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足,可是在边区的时候,经黄纪作的提醒和督促,以及刚过印尼时在和贵的督促下负责内部的许多工作;在罗平牺牲后,支队内出现领导职位的矛盾时,他从中游及时返回边区处理解决。

  洪对贝的错误紧抓不放,似乎已提到思想立场看待。我认为洪是有些过份看待贝的缺点,无形中影响到贝在同志中的威信与形象。其实贝和他太太的关系很快就恢复正常了。

  改变1968年边区二局和总部对国内革命工作的领导,由第三省省委负责领导,没有让贝像洪那样一起参加到省委中,在不公开成立的两个领导机关,贝依然没有参加。贝进入国内后,面对这样的改变,作为东部主要核心的领导的黄纪作必须负责处理。但是,不知从未曾到过第三省调研工作,远在第二省的书记主任是否知道这样的问题?而最后看到的是贝带着挂名的“副政委”和“第二书记”的“头衔”,乘着和谈的列车回到当初来时的老家开设牙医诊所生活。

  贝长期在中游静静蹲着,使人有点忘记他还在部队。1973年纪作到第三省找领导人商讨和谈问题,洪没有联络贝,一人就去诗巫见黄纪作,和主动提出以“出多留少”的方式接受妥协。这反映第三省最高领导机构不健全,没有建立一个团结合作,高度信任,互相关心督促,分工明确和干劲十足的领导机关。

  第四章 1974年到1989年的斗争

  一、1973年和谈与第三省武装斗争的关系

  (a)洪楚庭在1973年11月20日到诗巫市与黄纪作见面,在和纪作相处(会面)的四天里,提出以“出多留少”的方式接受妥协。他的决定事先只和黄理生商量,而并没有与第三省其他领导商量。过后第三省砂盟的另位位领导人王连贵也同意洪的决定。但是洪始终没有与二局第二副书记兼人民军总部副政委的贝文对见面商谈过。贝是最后接到洪的交通员带来的字条后出去见纪作的。

  洪见到纪作后及考虑第三省当时面对不利的处境,认为和谈的做法是对的。第三省实行“出多留少”来实现“精兵简政”的做法,“不但对武装斗争可能坚持得更好,又能利用公开合法的斗争……”。所以妥协是必然的。洪坚决执行妥协(和谈) 举措,并亲自安排、督促送出部队指战员265人(包括省委黄理生,军分区负责人郑秋台,何瑞英,多名队长,民运组长),约占全部和谈出去的总数一半(另半数在第一省)。西部的领导林和贵(中委、第一分局书记),黄纪晓第一分局副书记,谢嫣素第一分局委员及305名指战员都先后出来。这样,1973年和谈已不是黄纪作一个人、一地区的局部问题,而成为全党全军的同意(统一)行动了。

  和谈之后,武装力量自然受到很大削弱,革命斗争走向低潮,很多工作没有继续,例如,下游民族工作停顿,中游民族区大大缩小,郊区工作停顿,杀敌夺武也停下来,此后再也没有组织较大型的伏击战等等。从1973年到1977年,留下坚持武装的人员主要任务,是搞清路线问题,探讨坚持武装斗争的战略战术,以及坚定武装斗争立场。可是,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第三省就牺牲和离队者多达20多人,第一省坚持留下来的52人也损失过半。看来“留下精干,坚持斗争”的做法与文主席3.9声明中指的:“……经过这个事件之后,我们的党和军队那怕是在数量上减少了,却是更加精干,更加可靠了”的愿望,也仅只是自我鼓舞和安慰而已。往后的发展结果就与愿望相差更远了。

  探史在《砂拉越革命武装斗争》第五节,关于武装斗争走向低潮中是这样叙述的:“我们的武装力量于1972年初完全撤进国内之后,国内的武装斗争于1972年达到高峰。但高潮的背后却已笼罩阴影,在非武装斗争方面,革命力量已呈现明显的分化,淘汰,学运斗争也遭到严重削弱。人联党的资产阶级也已投进敌人的怀抱里;在武装战线方面,在马印夹击下,印尼边区的武装斗争已停止,国内的民族区的武装斗争也因不易解决粮食问题而缺乏条件供应大量人员坚持,武装力量在华区还显示一时的兴旺,但却过于集中在华区的小天地里。而实际上在1971年第二省武装力量已出现严重的分化,淘汰。1972年中之后,第一省的武装力量的分化淘汰也开始出现。1973年第三省武装力量主动投敌的也多至二十几名;国内武装力量有逐步走向分化淘汰的趋势。在和谈公布后,武装斗争的形势就急转直下,使武装斗争正式进入了困难的斗争低潮时期……”。“七十年代初,在砂拉越所掀起的武装斗争是历史形成的,但历史的行程也注定这场武装斗争是不能避免的走向低潮,不可免的要遭受严重的挫折。这是因为:

  (1)我们的武装斗争是孤立的,不但在国际上几乎得不到物资的援助,在国内更得不到达雅民族的积极参加,致使敌我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对比太悬殊。

  (2)民族的和阶级的矛盾不够尖锐,即使最先进的华族,对武装斗争的决心也不够大,不易经受得起敌人的残酷镇压,而且敌人的社会改良在不断加强。

  (3)多数的人民军指挥员,战斗员还脆弱,不易经受得了残酷和艰苦斗争的考验。

  (4)战略上的指挥不够统一和正确。

  (5)不断的受到内奸,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特别受到左倾幼稚病的破坏。

  总之,我们这支在当时还弱小,幼稚和孤立的人民军队,在与强大,老练和多支援的反动军队的作战中可以勇往直前,不出现严重挫折,那是天大的奇迹。所以,1973年和平谈判,它仅使这种斗争低潮和这种挫折更早更严重的出现而已”。

  革命武装走向低潮是不可避免的,革命群众对武装斗争的决心不大,本已存在和谈仅仅促使这些消极面和革命低潮更早出现而已。同样的,武装斗争艰难坚持以致最终失败也并不是因为和谈,而是武装斗争道路脱离各族广大群众的结果。探史上述对革命武装斗争潜在的不利一面的叙述,恰好给友爱的“正当拉让江硝烟弥漫战犹酣”,“当时拉让江的革命武装斗争正以磅礴之势蓬勃发展……”,“一般同志还满腔热忱,斗志昂扬……",以及对国际国内形势一片大好等等看法的否定,对他看问题表面化,片面化的态度打了一巴掌。

  二、重新和继续走在孤立和脱离广大各族群众的武装斗争的道路上

  1974年3月9日文铭权发表批判和谈的声明,第三省主要领导洪楚庭仍然要经过三年(1977年)的时间学习和苦苦思索才“搞通”路线问题。但是,在1977年9月19日带领同志们对和谈批判时,并无新的观点而只是依照文铭权的声明那样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进行批判。并没有针对已进行了10年的武装斗争的路线是否正确、最根本依据是什么的说明。换言之,这条路线是否符合我国的国情?也没有说明在革命斗争还处于较低级的初期阶段,广大各族尚不能接受武装斗争时,进行为群众所能接受的较低级的公开合法斗争也是修正主义的说法?而是教条硬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乱套,违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精神: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教导。正是在这样的理论与思想指导下,1977年9.19会议在修改党(北共)的总路线中增加“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以及在其他二局文告中写上“武装斗争已经搞起来,在敌人还没有被消灭的任何条件下都要坚持下去,不然其结果对革命是必然更加不利的。因此,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一定要坚决反对取消武装斗争的任何企图等等。目的是使我们在武装斗争开展之后的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以武装斗争为主,避免重犯修正主义的错误”。很不幸的,这些讲死的话又成为新的思想包袱。

  回顾当时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学习探讨路线问题的结果,并没有真正搞通路线问题。正因为如此,在往后10多年费尽全力奋斗,付出许多代价,加上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始终无法结束低潮迎来新的局面,武装斗争只能顺应形势结束。

  三、党军领导机构重组

  1977年9.19公开批判和谈之前,第三省领导人发出:号召出去的(斯里阿曼行动下,回返社会的)同志重返部队,结果响应回来的仅仅6位原来(和谈之前)上队不久的新兵。这与当初出去265名相比,真是相差太大了。况且他们参军(68年开始)仅5年,有的更短,也未经过大的斗争考验,反应竟然如此冷淡,让我们看到他们对这场武装斗争的看法已如此大的改变了。同时,我们认为那时公开批判黄纪作去搞公开合法斗争是修正投降主义,影响、挫伤了几百个出去,又没有回返部队的同志去参加公开合法斗争的做法是失误的,结果我们输个精光。

  1973年和谈行动下,党军队高层领导(中央与中央分局)几乎全部离开部队下山。中央除了文铭权远在中国外,国内仅剩第二分局第三书记兼北加人民军总部副主任的洪楚庭一人坚持下来。党军的高层领导机构几乎处于瓦解状态。

  1977年9月19日,北共中央第二分局扩大会议在洪楚庭的主持下重新组成新的领导机构。即:(一)北共中央第二分局书记洪楚庭,副书记王连贵,委员温贤定。(二)北加人民军总司令兼政委洪楚庭,副政委王连贵,副司令Ubong,后再增补司令员温贤定(注),总部成立参谋处:主任洪楚庭,委员是文忠,向东,学东,怀武,求实,高岩和三民。(三)决定改建武工队为支队。(四)决定组织北加里曼丹人民军医药卫生处,委任张秀琴同志为医药卫生处主任,并委任学英和勇劲同志为委员。以及关于刊物出版,北共青年团组织,成立北加里曼丹伊班兄弟党;关于加强北盟活动问题,和加强农会活动问题等七项组织与人选。(请参看文件集“关于若干问题的决定”1977年9月19日)

  重组后的党军领导机构给人感觉,显示出“更加健全和统一”。部队中成立的各种小组及组的负责人都统一处理,克服了1974年以前各支武工队各自为政的毛病,给同志们的“鼓舞和力量”去共同战胜低潮困难。至于不足的地方则是:(1)人民军司令部中,洪兼负的工作过多(总司令,政委,参谋处主任)。我认为至少参谋处主任一职可由其他同志负责。况且洪不单精力有限,也有些不足,结果这项工作处于自流,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几乎等于虚设。(2)武工队改成支队是军队组织的提升,但在那时留下的人数仅122名,分成三个支队则显得过于脱离编制(如第一支队——原中游,仅12名)。我认为当时改成两个支队即可,支队的领导力也比较恰当(中游的领导有不少问题),况且,接下来很快就调出大批人员重上印尼边区建基地了。

  (注)1977年9.19会议决定,温贤定仅是北共第二分局委员,并没有在北加人民军总部担任职位。依照这样的安排,温虽然是第二局委员,但不能参加军队总部会议和指挥部队的军事工作。1979年5月温重上边区与洪在一起,洪在9月写的“北加里曼丹革命组织三十年”一书文中却写上“……司令员温贤定同志”,但他没有与我说明这样填补,我也没有向洪提起过。我心想,9.19会议的失误也许洪已发现,而不至于过一年后就忘记当年9.19会议的决定(还是他主持会议)。我到边区之后,部队的日常工作安排与军事指挥洪就叫我负责。特别是1982年边区反“围剿”指挥也是我(当时总司令,正副政委,副总司令都在一起),确实说那时我有些顾虑同志们是否听命,因为洪并没有向同志们宣布我是司令员一职。委任我当司令员只是洪一人的决定,理应在边区二局会议时提出认定,结果也没有。2012年杨帆编写“漫漫求索路”时,提到我是司令员。我叫杨帆向洪求证,经过了解考虑后确认,并在公布的组织系统表中补上。

  四、1977年以后的抉择与部署

  1965年9月19日在印尼坤甸举行的中央扩大会议的:“……另一项重要决议是扩建武装队伍和创建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将革命活动的区域划分为东部和西部两大活动区域,或称两个基地。东部是指砂拉越第二省以东的所有边区地带。计划将它逐渐建设成为武装斗争的大本营和领导核心的驻地”。虽然党早在1965年的会议决定扩军和把东部基地建成为大本营和领导核心驻地的战略目标努力奋斗,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党也没有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具体部署,直到1977年的会议才对东部的战略部署进行研究和决定具体部署。

  1977年9.19会议的决定(概要):“……在华区,混合区和深入民族区,边区的关系方面,深入民族区是主要方面。……当前,我们的具体战略目标,我们必须正式建立国内武装斗争基地,争取建立边区斗争基地,并把边区武装斗争基地建设成为我们的中心武装斗争基地,而积极建立边区武装斗争基地,是我们当前的最重要最迫切的战略任务。……鲁让(即鲁巴河与拉让江之间区域)战略地带布兵上逐步把战略重点由华区,混合区转到深入民族区,再转到边区。在民让(即民都鲁与拉让江之间地域)方面布兵逐步把战略重点由华区,混合区转移到深入民族区(一定时候还可转到拉让江上游),而应把建立深入民族区武装斗争基地作为当前的首要战略任务”。----参看文集等。

  从以上关于战略和战略部署的决定中,明显看到拉让江的武装部队,在1973年和谈之后的战略目标:(1)鲁让区的是深入民族区和边区,重点是重建印尼边区基地。在人力方面,在下游华区与中游民族区留下部分人坚持,大部分人员(包括二局三位领导)上印尼边区建基地。(2)民让地区向深入民族区建基地,华区留下部分人员坚持。不过,民让(即OMT)初时人员还比较多集中在华区和混合区,待1982年决定第二个战略任务(即东北突击队)以后才转到深入民族区。

  关于人员转到深入民族区和边区,除为实现当时的战略目标外,又与斯里阿曼行动后敌兵加强“围剿”和华区群众对部队的支持转向消极,内部投敌,造成在华区的保存面对困难有关,将一些不稳定的人员撤上边区。----参看探史的《砂拉越革命武装斗争》第128-129页。

  五、国内试验建基地的决定

  在国内要建立怎样的基地?我认为它最低要求应该是一个不容易暴露(比如半年以上)并能自力更生解决粮食问题的驻地。

  探史在决定国内试建基地的核心任务:“是证明基地能否解决粮食的自供自给问题”。我认为这样提法不正确的。这样提法无须试验就已知道结果了。因为(1)我们之所以还想试验,乃是证明在国内(如那时选在中游Poi河尾)能否有一个不会很快暴露的地方建基地和生产粮食,而不是在基地能不能生产粮食,或者说有无农作物生长的条件和劳动的本领。(2)我完全的相信同志们有能力和办法去开芭搞生产,并取得很好的成果。因为,我们的同志很多是来自农村的儿女,更有早年(1965-1970年)在边区基地成功开荒生产的老同志。只要我们领导相信他们的智慧与能力。而不要提出一些不实际的耕作方法的话,其实不必试验就能肯定成功的结果了。

  探史在总结第一支队(前身是中游武工队)和第三支队(前身是OMT武工队)两地试建基地的情况是这样的:

  “A,1977年初(注1)我们派出第一批同志到民族区Poi河尾(注2)试验建基地。于1977年7月中,我们劈了一片子青芭(注3),种下了番薯,木薯和金瓜等农作物,农作物长势不错。但因人力问题和基地没有留下人看守,8月底,一组同志到生产地工作被敌兵突击,丢失自制冲锋枪和北加来福枪各一把。……这个生产地称为A生产地。

  1977年底,同志们把一个营地(据说是1977年9.19开会地点)的生产扩大并种下一批金豆,证明小块生产地不但能种青菜,也能种金豆及其他杂粮。1978年初,同志们已放弃了这个营地,但不时回来这个营地拿菜。到了5月中还种上了一批金豆,长势过得去,但也是没有留人看守。这个生产地称为B生产地。

  1978年初,同志们又开始开辟另一个生产地,称为C生产地。1977年,Poi河9.19会议之后,已决定进一步开展基地工作,但生产地和领导机关要分开。但由于同志们不够重视和努力,没有按照决定为领导机关预先创设营地,所以领导机关只得使用C生产地,这个生产地到7月15日中午被敌人的直升机发现(非常可能是偶然被发现)时,生产地已种下各种青菜和杂粮(主要是金豆),被敌发现的第二天中午,敌人还用直升机侦察。

  C生产地出事后,在8月中,有两个同志回到这个生产地侦察,没有发现敌人的痕迹,但他们继续前进执行任务,他们也决定回时要到生产地再看。据群众反映,9月29日牺牲的三个同志,是在B地被打的。这可能是同志们不够相信C生产地已被发现,也因此可能引起对B生产地点暴露估计不足,又去看B生产地金豆的情况,再争取收成,但警惕又不够而引起的“。

  我们从以上叙述看到:(1)从1977年初到1978年初的一年里,就在中游Poi的河尾一带开了三块试验基地。(2)生产地开辟一个多月就被敌兵袭击丢枪放弃了。B生产地在9月后被伏击牺牲了三个同志(一个是组长),丢了三把枪,也放弃了。C生产地也在7个月后暴露了。总之,三处前后不到一年均已暴露被袭,看来很可能是当地民防队侦察到或群众密报的结果。(3)三个生产地均无人留下看守。C生产地更是主要领导(拉让江的党军最高的核心领导),在二局会议决定不准住在生产地之后,住上两个月的驻点,是在两次敌人的直升机在头上飞过的震动才离开的。(4)这些生产地均选在群众和民防队容易到的地方,是自中游武工队成立以来民防队搜索我们的重点区。这样的地区又怎能拿来当作试验基地?

  (注1)1977年初,二局会议尚未召开,温在下游,不知洪已进行建基地工作了。(注2)Poi河是拉让江上右边一条支流,在S.Kanowit 与S.Ngemah之间。(注3)子青芭即群众砍了种过农作物收成后留下的生产地,一般距离长屋不会很远。(注4)金豆即玉蜀黍Jagong。

  (5)种下的农作物长势不错,我认为只要阳光充足,季节符合都能够达到。青菜在短期就能有收成;木薯,金豆较长时间才能收获,谷稻就必须一年。换言之,我们的基地必须保持一年不暴露才有好收成。完全收获青菜是不能解决粮食问题。要实现我们提出的目标即解决粮食的自供自给问题,就必须种下时间较长的木薯,稻谷和金豆之类,又必须砍开较大片,阳光充足的芭地才能。这就要求基地在长时间不能暴露。所以选择地点就必须认真研究,严格要求,要深刻了解伊班群众的活动能力和民防队的侦查能力,活动能力,和了解历史。

  第一支队试建基地工作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和付出牺牲的代价。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找到一个不暴露的地方建基地,又严重地丧失警惕性,当时选择在群众和民防队容易到的地方(可说是中游的红区)作为生产地。(1)是对地理没有很好了解,领导没有民族区的生活经验,对伊班族的活动能力缺乏认识和思想上过于自信。(2)虽然领导也向这里工作的同志了解地理和民情,但对自己的干部的认识偏差,没有进一步向这里负责武工队工作,和跟民防队较量过的负责干部了解和听他们的意见。而我当时在下游不知洪已开始进行基地工作了。(3)由于提出的任务是“证明基地能否解决粮食自供自给问题”,而不是建立较稳定隐藏的基地生产解决粮食问题。因此,不是把基地不能暴露的问题摆在首要位置考虑和处理,是任务本身(政策)失误有关。

  B、第三支队在国内试建基地。

  于1978年3月开始限制群众进入森林,后于6月左右派七人小组着手搞基地工作。其中四人为流动搞粮,三人搞生产。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第一个生产地主动放弃。第二个生产地搞起来后,于7月13日驳火。第三个生产点于10月间又建立,1979年7月初主动放弃这个生产点,收成一些杂粮。为了更有效的进行基地建设及有利保存,领导机关(王连贵)于1978年11月转入民族区。12月初搞生产点,1979年3月19日领导机关在生产点跟敌人驳火,基地工作再次受到挫折。……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同志们向伊班群众学习生产板督粉底办法。经过不断的试验,终于成功生产出板督粉,有效的解决基地的粮食问题。

  试验的结果,三个基地都很快暴露并与敌人驳火。只有一个生产地收成一些杂粮而已,可说试建基地能解决粮食自供自给的任务没有实现。

  解决粮食和驻点是合在一起的一项任务,依靠板督粉可以解决部分粮食问题,也还要一个不容易暴露的基地。一支军队不能完全依赖制板督粉解决粮食,也不能四处不停的奔波。

  总之,试验的结果说明要在国内建立一个稳定和能解决粮食自供自给的基地,是不可能做到的。第一支队地区没有一处是群众和民防队不能到达地方,何况还有空中侦察。

  我想,在民族区要自力更生解决粮食问题,或许在群众基础好的地方(长屋),结合农耕时节,在他们生产地周边多开一块我们的生产地,或与群众联合,或以钱雇他们劳作。这样较能避过敌特的怀疑,而与我们合作的群众为了自身的安全,也会多注意敌情的变化和通知我们,减少事故。觉悟了的群众才是我们真正依靠的铜墙铁壁。

  六、边区(印尼)基地的斗争

  北加人民军成立时,就在印尼边区的马罗河(S.Kapuas河尾大支流)建立基地,为时5年的边区基地,成功地依靠自力更生开荒生产,解决了为数100多人的队伍,乃至在高峰时将近200人的粮食问题。部队多次打破敌人的“围剿”,部队从这里出发成功打通路线与国内第三省取得联系,边区基地成为国内同志和人民群众最大的依托和想往的“延安”,边区红旗成为国内革命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最大号召与方向。边区基地的辉煌,在我国革命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由于印尼反动派不断地疯狂进攻和面对许多客观困难,1968年底,总部领导(黄纪作、贝文对、洪楚廷)均已离开边区进入国内开展工作,紧接着支队长罗平同志不幸牺牲,边区基地的领导力削弱,从此以后,支队同志陆续转去其他支队,或进入国内。1970年底,印尼反动派再次大进攻,生产地和营地被占领,最后20多人全部转入国内,放弃边区基地。沉静4年多以后,在总结批判和谈的思索中,又再次让人回忆起边区基地这个“老家”,和提出重建边区基地这个战略任务。

  1977年9.19会议正式决定重上边区建基地,得到同志们响应,积极行动投入建基地的工作。领导上更发出多篇文告,号召同志们积极参加和支援当前最迫切最重要的战略任务,并为武装斗争基地的创业立新功!这些文告有:

  “在武装斗争的一定时期里(特别是初期),我们必须把建立,巩固和发展边区武装斗争基地,当作我们最重要的战略任务。由于边区远离反动派的统治中心,统治势力薄弱,交通不便……,我们只有建立,巩固和发展边区武装斗争基地,就能够在全国人民中树立对我党我军的革命信仰,和广泛深入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和武装斗争,就能够给敌人制造更多的困难和破坏,就能够创造出坚强的武装力量,就能够建立全国的领导中心,不断的推动武装斗争的发展,逐步的实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战略任务。因此,在一定时期里,我们必须把建立,巩固和发展武装斗争基地当作重要的战略任务之一。所以,我们必须把积极建立边区武装斗争基地当作我们当前最首要,最迫切的战略任务”。-----引自“关于积极建立边区武装斗争基地以推动革命形势的决定”1977年9月19日-----参考文件集。

  (1)“关于当前我们的具体战略目标。我们必须正式建立国内武装斗争基地和争取建立边区斗争基地,并把边区武装斗争基地建成为我们的中心武装斗争基地。而积极建立边区武装斗争基地,是我们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战略任务”。

  (2)“……从过去我们十多年的武装斗争经验证明,在北加这个半原始半封建的殖民地小国里,不论在国内的森林或边区的森林地区,都能够有条件建立武装斗争基地。……由于我们在对待根据地的问题上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所以不能及时的解决这个重要问题,致使有了根据地还主动取消根据地,以致更主动取消了大部分军队,差点就取消了一切,这个严重的历史教训,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今天,基地虽然被取消了好几年了,但建立基地的条件仍然存在,我们北加人民不能一错再错,必须紧握时机和坚决地走上建立武装斗争基地的道路”。-----引自文件集“放手建立武装斗争基地号召书”。

  (3)“会议指出,过去党在对待建立根据地问题是犯上教条主义的错误,是没有充分认识北加武装斗争特点的结果。同时指出了过去武装斗争犯上的游击主义和流寇主义对武装斗争的不利影响。会议认为洪书记提出的建立北加式根据地——武装斗争基地的理论和办法是正确的,是符合北加社会特点和武装斗争特点的。是毛泽东思想和北加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是毛泽东思想对北加革命的创造性运用。……建立武装斗争基地是建立北加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正确途径,它必将有力促进武装力量的保存和发展,促进革命形势的发展,实现农村根据地的建立。会议热烈号召全体干部战士,热烈响应党的参加建立基地的号召,最积极的参加和支援当前最迫切最重要的战略任务,并为武装斗争基地的创业立新功!”----引自文集。

  (4)1978年9月19日的“关于巩固发展边区武装斗争基地”的文告(注1)中更指出:“对武装根据地和边区武装斗争基地的自觉性不够高,……甚至最后于1970年底主动放弃了边区武装斗争基地……以致走上右倾投降的道路,使革命遭到严重的损失。……边区武装斗争关系到我国革命的成败,但没有边区武装斗争基地是坚持不了的。……关于党的领导方面指出……在边区与国内的斗争方面。[(注1)这些文告中所指的边区基地存在的问题,是指1965一1970年在印尼边区马罗河建立的基地,有的指责与事实不符]。没有把坚持边区斗争为主,以国内斗争为次;在处理生产地和营地的关系方面,营地太接近生产地并不够隐蔽,也疲于应付敌人----在处理后撤方面,没有迂回而是直线(沿大河边)的撤退。在打击敌人的进攻方面,没有注重发挥地雷,陷阱和各种机关威胁等等。以上所举的,就很大破坏了边区武装斗争基地的巩固发展,……在不断的加强粮食生产方面指出:过去不能胜利坚持印尼边区武装斗争,最直接的一个关系,就是不能更好的突破生产粮食关,所以由于缺粮就不断的削弱武装力量。不能更好突破粮食关,主要是我们的战略战术还不够正确和机动灵活。因此不能更有力的打击敌人的进攻,就不能有更安全的环境进行粮食生产。在解决粮食生产和粮食问题方面,又不能实行秘密分散的小搞与公开的集中大搞相结合。种植不够多样化,粮食不够多样化,就使到不能更好的解决粮食生产和粮食问题。在民族工作方面,没有不断的加强边区武装斗争基地周围民族工作,基地就不能更好的得到人力物力的支援,巩固和发展也成大问题……,因此,今后我们必须重视民族工作,同时也必须重视吸收民族群众参加基地建设”----引自文件集。[(注)(以上的文件在公开发表前,并没有给其他二局同志看过和提意见)。]

  1973年和谈后坚持下来的同志,在华区面对敌人疯狂进攻和群众情绪消极,分化。工作也面对不小的困难。这时领导上提出重建边区基地的决定与大力宣传号召下,同志们热烈支持,积极响应是必然和正确的。即使当年曾在边区基地战斗和最后放弃基地的老同志,也在如此强调重建基地的重要性,是关系到革命前途的战略任务,更看到文告表明现在是更自觉更有办法克服过去的错误重建边区基地时,也积极响应再次上前线为重建边区基地拼搏牺牲,贡献力量!

  1978年2月19日,突击队在刘小雄同志(边区老干部)带领下胜利到达印尼边区的S.Tekalan建立营地和生产地。这突击队中有三位(爱国,小雄,志明)是当年边区老同志,只有他们才更熟悉印尼边区的地理,是他们最有经验带领同志们开荒生产。其余5位同志也是战斗在最艰苦的地方(民族区),吃苦和活动能力都比较强和突出。领导这次使用这样的干部是正确的,所以,他们胜利地战胜各种艰难完成突击队的任务。

  五个月之后,洪书记与副总司令Ubong也带一批同志上边区,亲自领导工作。为了避免早日暴露,洪提出不可接触边区群众(伊班族)及生产地点大树不可砍,只砍下面的小树,以免空中暴露的新耕作方法(创造性的?)。几个月的努力后,虽然有些青菜收成,粮食依然不能解决。过后抢种玉米,金瓜,番薯等更耐饱的杂粮,但由于阳光不足,产量不高。同时,这时果子季节已过,野兽也少,同志们体现出易饿,营养不足,体力不足地坚持做劳动,造成同志们的思想矛盾与斗争呈现激烈化。

  1979年5月,温贤定也离开拉让江下游重上离别多年的印尼边区。这时,北共中央第二分局四位领导中的三位(洪书记,Ubong副司令,温贤定委员)都在边区。国内仅留下王连贵副书记兼副政委一人,可谓已经把主要领导力和多个干部都集中在印尼边区基地了。

  印尼边区是广阔的原始森林,只有少数的伊班群众,而这些群众在1965年底930政变之后,被印尼反动派疯狂镇压下,多已和敌人合作对付我军。我们已很难期望得到他们的援助,何况领导已经决定不去联系群众。因此,要在这里立足,计划“把边区武装斗争基地建成为我们的中心武装斗争基地”(引自文件集)和“不能再像当年那样轻易放弃”(意即要更久和更稳)——参考前面引述的文告,就不能不首先要解决粮食问题(也不能只靠制板督粉,鱼猎,野果野菜为生)。自1978年2月19日建立点和生产地到1979年5月已经过去一年多了,可是,粮食还没有真正解决,内部也呈现更多的思想斗争了。所以,5月温到后,针对粮食生产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考虑决定:认为必须乘敌人还未进攻之前突击开芭生产,采用当年边区那样,把大树一齐砍下烧后种下农作物,改变之前阳光不足的方式。这个决定得到大家(特别是边区老同志和Ubong副总司令)的热烈响应。领导和同志们一起投入砍芭的战斗中,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争取在这个种稻季节完成砍芭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烈日照晒后,便烧好种下稻谷,伴随着木薯,玉蜀黍,金瓜,伊班黄瓜,伊班恩沙比,苋菜,伊班茄等等。翌年稻谷杂粮均丰收,终于解决了粮食问题,也储藏了不少战备粮。

  1981年初,我们到距离大营地一天多的路程的深入区设立一个后备点,作为大营地暴露时后撤的地方。这一年忙于藏粮,建围栏防野猪破坏木薯等田间农作物。抢收木薯做成木薯干收藏起来。也种甘蔗制糖,捡拾树枳练成树枳油储藏。从1980年到1982年初,基地生活安定,粮食解决,这一年多时间是重建边区8年中最好的时期。

  1982年2月5日敌人正式向边区基地进行大“围剿”,这时正好是我们召开北共第二分局会议。由于生产地与营地只有15分钟的距离,所以当敌兵在稻芭降落后,我们不得不放弃大营地流动转移。会议也在转移中召开和结束。会议结束后,边区人员便分散应付。来自国内的王副政委等人便及时转回国内;洪与警卫队同志撤去后备点,避开敌人围剿区。当他们转到后备点,发现后备点已被敌人占领和破坏,他们又转向另外深入区避开敌人的搜查范围。其余留下20多位由温带领在重点“围剿”区与敌人周旋。这部分人员仍然在大生产地附近,没有机动人员可调派去打击敌人,又带着两个婴儿。经过两个多月的惊险万状迂回和断粮(储粮几乎被敌人摧毁)的情况下决定突围(注)。温带部分人进入国内中游,另一部分转到洪那里。这样边区“围剿”才结束,这部分队伍没有与敌人遭遇,没有伤亡。

  敌人的“围剿”虽然只造成后备点的一位同志牺牲(渡河时溺水牺牲),一个被捕(在生产地)。但是对继续坚持边区造成很大的困难,内部变化很大。

  (1)我们的藏粮几乎全被烧毁,也不能再开芭生产。部队面对严重缺粮,主要依靠板督粉维持,生活又回到建基地初时般艰苦奔波。

  (2)内部出现约占边区人数的60%的人离队。

  (3)最终放弃边区,返回国内。

  注:为什么坚持在敌人重点“围剿”区内没有更早突围呢?我自认是因领导要求对基地必须坚决地尽可能坚持的思想影响的结果。

  1977年批判和谈的时候,洪楚廷不只一次指出:“……对边区据点和边区武装斗争基地的自觉性还不够高,以致在斗争环境还不是十分恶劣,并且还能坚持斗争的情况下,不断自动削弱边区武装力量,甚至最后于1970年底主动放弃边区武装斗争基地……以走上右倾投降的道路,使革命遭到了严重损失。”“……1970年年底只留下约一中队兵力坚持边区基地的斗争……,敌人只空降了一连兵力,就轻易把我们逐出最后的营地和生产地……。总之,为了武装斗争的巩固发展,我们必须不断千方百计的坚持基地到底。”一一(参阅《文集》和洪楚廷编写的《砂拉越革命武装斗争》第100页。

  洪楚廷的上述总结、批判并未曾在我们之间讨论、研究过;及对再重建边区基地后的反围剿策略问题(即遭敌重兵围剿,我们是否应先突围转移),也不曾研究过。由于上述的批判是来自主要领导人,自然在我的脑海中留下深刻的记忆:“一定不可重犯上述错误”。一定要尽可能的坚持基地斗争。所以我知道,这虽是很冒险的做法,但不能不这样做。

  同时,边区第二分局会议结束后,敌人的围剿还在继续,为了应对围剿和考虑主要领导的安全,我和洪氏分开。让他在警卫队带领下转移到围剿重点区外;而由我带领一部分人员继续在围剿区内坚持斗争。我们分开时,身为总司令兼参谋处主任的上级并没有给我任何指示和提醒等相关安全交代。

  我是凭着多年反围剿斗争经验和尽自己最大努力,指挥和严格处理每个安全行动,在同志们完全服从下,不断与敌人迂回转移。最后在处于断粮和敌人依然紧跟在後时,决定突围。结果全部同志毫发无损地,瞬间从敌人围堵中胜利突围出去。随后笨拙的敌人也收起破冈结束围剿。

  洪楚廷在《砂拉越革命武装斗争》第238页中指说:太慢突围是受“开会和轻敌影响”和“不易突围”。我认为,这是错误的猜测。他忘了,此时边区会议已经结束和人员分散了;他也不知(?)我对国内和印尼这大片边区地区的熟悉和军事活动能力是能随时突围出去的。

  如今回看当时做法,我是有错误的。首先,依当时的人员与敌情我应更早突围转移,不可久留在内线去冒很大的险;其次,我也过于遵从领导的意愿“尽可能坚持基地斗争”。我过于信任上级了。

  关于藏粮被毁和再难搞生产及其他失误:

  A.1980年初,我们为了防备大营地暴露时的后撤问题,开始到距离大营地一天多(步行)路程的S.Dajoe建立后备点。由一组同志守住搞生产,经一年多的努力,已能自力更生解决了粮食和藏一些后备粮,我们当时没有一份边区地图,所以并不知道这个点距离Putusibau(布都斯包)小镇并不远,及点的河尾山背后有长屋。又因为那时我们决定不可以联系群众,因此,我们无法知道这个点是否已经被群众发现(看来这个点是已经暴露了)。同志们的警惕性不够高,如常般的劳动生产。1981年中以后,一股印尼兵从驻点河尾一路打枪而下,也没有搜索便返回。这组同志既没撤离,也没有向大营地报告。过不久,印尼兵再次摸来,结果志明去生产地被俘,几天之后,志明被印尼兵押回驻地,向仍在驻点的妻儿及组长夫妇喊话。结果组长(华联同志)夫妇先离开,志明的妻儿出去投降。志明还出卖藏粮点,更在联络点放上诱骗的字条。组长夫妇一直坚持在驻点周围活动,还跟搜索的敌兵驳火受伤,最终过河时溺水牺牲。以上发生这些情况,后备站点同志始终没有派人到大营地跟领导联络。同样的,在大营地的同志因不断听到直升机盘旋的声音,便忙着藏粮等工作,也没派人去后备站联络侦察。一句话,后备站藏粮被毁是志明出卖所致。

  B.大营地方面也是对敌人进攻的长期性和严重性估计不足,对整个边区地理了解不够,造成对边区的部署没有全面深入的研究,对反“围剿”工作抓不紧和改进。我们没有把粮食藏得更远和埋入土(也没有用具),没有多设后备点和研究后撤的路线,对后备点的同志关心指示也不够。我们的藏粮在敌人一次进攻下几乎全部被毁。除了上述严重失误外,志明给敌人提供藏粮的规律与情况也是重要原因。

  党决定重建边区基地是当前最紧迫的战略任务,同时,党军的主要领导(二局书记兼人民军总司令洪楚庭,人民军副总司令Ubong,二局委员及总部司令员温贤定)都先后集中在边区,亲自领导和参于各种吃力的劳作,克服诸多的困难实现粮食自给,把队伍和基地稳定下来。领导普通一兵的精神给同志们很大的鼓舞力量。然而,由于主要领导自身能力和经验不足,在处理边区斗争时也存在不少错误:(1)没有紧抓全面部署工和应对敌人进攻时的策略。到异国印尼边区建基地(更不说根据地)的最关键条件是印尼政府对我们的态度(如泰国对马共在他们境内建立根据地那样),实践证明,处在马印夹击的情况下,不论是当年(1965-1970)还是较后(1978-1985),以我们弱小的武装力量,要在那里建立较稳定的基地是不可能的。得不到群众支持的弱小的武装力量,要战胜强大的印尼军队的进攻,肯定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还想保存力量,就只有离开印尼边区,我们领导应该明白这点,从而在建基地的过程中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即全面调查了解边区的地理,民情和敌人的情况,作出全面部署,严格检查反“围剿”斗争的具体工作。可是,自从我们到达边区之后却忙于生产劳动,不曾打着地图与干部共同研究边区的部署方案。也没有召开过一次参谋处会议(其实参谋处本身的弱点也不可能有较好的作为),温与洪之间也交换意见不多。我们之所以有这些失误,我认为首先是没有真正深刻了解当年(1965-1970)边区斗争的历史,没有深刻认识到处理好反“围剿”斗争是关系到能否在边区坚持更久一点的关键(只是长久一点)。其次,我们在决定重建边区基地没有清醒地认识必然面对的困难与挫折。那时几乎脑子发热,好像已可看到雄伟的“井岗山”对群众的召唤力和革命向上发展的情景。这种思想情绪充分写在当时发表的文告里,而对建基地条件不足和可能面对的困难和挫折完全没有提到。

  我们不能不牢记,思想上的麻痹和对困难认识不足,往往是失败的结果,军事工作更是如此!

  (2)在处理生产地与营地,对敌斗争以及民族工作关系方面也存有缺点,虽然在号召重上边区的文告中已指出当年(1965年-1970年)在这方面的错误,但是我们依然没有改进。我们的大营地与大生产地仅隔一条S. Tekalan河,相距约15分钟路程。用木瓦盖起大会议屋子与厨房,一间间的宿舍,领导人也和大家一起住。1982年2月5日下午,我们在大营地看见敌兵用绳索从直升机滑下大稻芭,隔天,我们便放弃营地,转移到营地不远的森林,不断的流动;我们也没有派出小队去伏击敌人,只有两三人的麻雀组袭击敌一两次(开会影响),也没有任何地雷,陷阱等杀伤敌兵(其实,根本没有敌兵行动的固定路线)。比当年保卫边区的战斗做得更差。那时,每次敌兵来“围剿”都派出战斗队伏击,袭击,用迫击炮改装成天雷炸敌兵;我们重上边区后,就不许联系群众(伊班族),从事后看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早期边区都有派工作组去开展群众工作,联系马罗河的几座长屋群众,和靠近第二省的印尼群众(伊班族),不单从那里搞到一些物资,更重要的是得到来“围剿”敌兵的情况和情报,让我们先作准备。

  (3)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抓不紧,也不及时。由于(必须)早日突破粮食和战备粮而忙碌劳动生产,又看到大伙对建基地的积极热情表现,因而对政治思想工作便放松下来,领导很少组织大家学习和探讨革命形势,如低潮以来华区群众的变化,更难吸收新兵,内部不断离队事件,国际形势的变化等。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斗,边区基地虽然已较稳定了,就没有回头看当年边区的困难与挫折,使大家清醒意识到可能面对的困难乃至挫折的思想准备,在生活中互相交心和抓思想也少了,特别是“围剿”以后;无形中,领导对干部战士慢慢陌生,不清楚他们心中真正想法。

  探史后来的总结也指出:“由于有明显的失误的一面,同志们也不够正确对待的一面,又因没有及时的教育,致使同志们的斗志和热情以及领导的威信与信任受到削弱”。造成反“围剿”的失误,我认为主要还是领导,而领导威信与信任受到削弱,又跟领导在决定重上边区建基地这个战略任务时,在鼓励与宣传方面存有毛病有关:(a)过分强调建立边区基地的作用(参看前面引述的文告),似乎给人感到这个任务成功与否是将后革命前途的标志,好似成为救命的一根稻草。(b)领导过于自信。似乎这已经很好总结过去边区斗争所犯的错误,现在已是更自觉更有办法,创造性的重上边区立业。其中完全没有提及可能面对的困难,也没有想到印尼反动派对我们灭绝这个最关键的态度而作实际的宣传。(c)在实践中,给人看到并不比当年边区基地做得更好,有的依然按当年的办法做。在敌人誓死要消灭我们,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放弃边区的决策是不可避免的。领导却批判1970年最后一批同志轻易主动取消边区基地,是犯一大幼稚的错误。结果1982年在敌人的一次进攻下基地几乎被毁,又按1970年做法放弃边区基地返回国内。这就容易给同志产生消极失望的情绪,对领导的信任大削弱,尤其是一些工农同志,他们看问题多从实际出发,看做得怎样而不是听你讲得多精彩。

  1973年和谈之后,坚持在拉让江地区的武装力量,在华区面对保存、巩固、经济和群众工作的困难,决定重上边区的战略决定是对的。其实,重上边区坚持还可以更早。1970年最后一批边区基地的同志在印尼大军进攻下,离开边区进入国内第三省,如果当时领导(主要是洪)认识到将大部分武装力量集中在狭小的华区是不对的话,而他也有正确的战略思想,就应在边区“围剿”结束后再派人返回边区。在边区(印尼)选择靠近国内群众的地方坚持斗争,可惜到1973年和谈整整四年,都未曾提及更没派一人重回。这正是缺乏正确的战略思想的体现,而不是最后放弃边区那批同志缺乏战略思想。

  重建边区基地自1977年开始到1985年底放弃,为时8年。8年再实践的结果证明:(1)以我们这样弱小的武装力量,在马印夹击又无群众的支援条件下,要在印尼(印砂边界)建立较为稳定的基地是不可能的。1985年完全放弃边区,又再次步上1970年放弃边区的老路。(2)8年的边区斗争,除了头4年起了保存巩固武装力量外,我们在1977年寄望的战略目标并没有实现,没有实现大力发展新兵(8年里没有一个新兵),也没有起到推动革命形势向上的作用。边区和国内都无法建立稳定的基地(更无法建立根据地),使人看到没有国际的支援和国内山地民族的坚决参加和支持的武装是不能长期坚持和发展,也看到这样的武装斗争道路是不可能夺取政权,革命队伍不可避免地面临分化结束。

  七、第二个战略部署与武装斗争结束

  1982年边区召开的北共中央第二分局会议,决定向国内东北挺进,这是1973年和谈之后提出的第二个战略任务。向东北挺进,主要是向第四省美里,第五省林梦及拉让江河尾,布拉加内陆广阔地区,希望通过实现这个战略任务:(1)为了创造国内武装斗争基地,把革命斗争发展到全北加,(2)为革命斗争的巩固保存发展和早日迎接新的革命形势等重大意义,又是一个重要的战略任务。

  1984年2月12日,东北突击队在王连贵副政委直接领导下宣告成立。在突击队长俞诗东和刘华荣党代表的带领下,由第三省踏上东北征途。他们最初的主要任务是:(1)依据实际可能对东北地区进行了解侦察,(2)依据实际情况在恰当地区立下脚根,(3)准备好条件迎接更多同志参加工作。其实,开发新区的一个很重要目的是希望吸收新兵。因为老区在和谈之后,已无新兵上队了。所以要保存若无发展新兵是不行的,这也是当时重上边区的目的之一。

  1971年以来,在吴松美(队名三明)的带领下,已经6次活动到第四省,其中深入到民都鲁市附近,并在此坚持了半年多。三明是OMT武工队中到深入民族区活动最早,也是最多次的带领人。他广泛突击宣传过许多内陆的民族群众,他创立在民族区活动的应变办法,掌握制作板督粉的技术,自力更生解决长期活动的粮食问题等等。先行者所取得的宝贵经验,为东北突击队向更深入挺进提供有力的帮助。突击队未成立之前,三明与俞诗东一起曾活动过这片地区。

  三年里,突击队同志们团结奋战,以智慧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踏遍祖国东北大地,登过无数险峰,越过条条汹涌的大河险滩,到过第四,五省的大部分地区,布拉加及汶莱部分地方。赏尽祖国的锦绣河山,尝尽山中野味,似乎也忘了心中留下革命低潮的伤感。

  突击队接触过广大的各族群众,向他们宣传党的革命武装思想,得到他们“友好”的接待,并对我们的斗争表示“同情”和“支持”。“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我们那时也只是匆匆的过客,不能久留和深入的进行教育,也不能在实践中检验他们的真心,不像见到的华族群众那样直爽表示对我们的武装斗争前途的消极态度。

  “东北突击队胜利完成任务,虽然也给斗争起作作用和影响即:广泛宣传和影响了群众,它增强了我军长距离活动的信心,提高长距离活动能力;完成战略侦察,它为新的战略部署和战略转移创设了条件;它为了把武装斗争开展到别的邦去创设了条件;它更证明我军是有长距离活动能力的……”(引自探史《砂拉越革命武装斗争》第139页)。可是,从现实看,它并不可能起到这么多的作用与影响。两年后签下结束武装斗争的和谈协议(1990年)后,一切的一切都成为历史的回忆,英雄已再无用武之地了。也不知这些宝贵的经验还有后人继承再走下去吗?

  东北突击队最后还吸收了6位土著(本南族)青年参军,华族没有一个。这6位男女参军的土著,各方水准都很差,结果有的很快就离队回家了。

  1987年,武装力量再作新的部署,即由王连贵带领去开展民都鲁和美里的新区工作。但革命形势一直往下滑,到1985年时已到了极点。虽然全体同志在最后时刻依然奋力拼博,力挽狂澜,都事与愿违。所以这时提出一个个战略任务也是强弩之末,无济于事了。反而让人看到革命失败即将到来。武装斗争路线在27年的实践中证明是一条不可能实现夺权的错误路线。

  1985年前后,在洪楚廷直接领导下的边区人员,占边区基地人数的三分之二和国内的几位同志放弃武装斗争离开部队,在这批人中,包括北共二局委员,人民军副总司令和司令员,中级干部活动力强的队长,组长,医生。这时坚持斗争的西部北加人民军游击队,也完全结束武装斗争。这并非巧合,乃是北加革命武装斗争处在结束阶段了。

  1985年前后斗争形势:(一)一句话,国际形势在冷战结束与东欧巨变之后,已走向和平发展为主题。我们已无积极有利的形势鼓舞,相反的是消极失望的东西取而代之,社会主义国家的道义支援也没有了,我们处于完全孤立和寂静的情况下作最后的挣扎。(二)我们的处境与形势,我认为没有比友爱在回顾1990年那次和谈一书中对糟糕的处境叙述得那样深入(注),和洪楚庭于2008年在新加坡历史对话会上说出的真话:“……到了1980年代中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至少看得很明显,这场斗争坚持下去主要是以主义,以不当叛徒,以坚持民族气节为动力。家属来到,就是拼命劝你回家的,几乎没有一个家属会鼓励你坚持到底。许多群众也叫我们回家了”。换言之,武装斗争要坚持下去已几乎没有客观实际条件了,这场武装斗争已经不可能夺取政权。(三)1985年边区基地和国内基地都已经失败了。这不单对领导的威信削弱,更说明以我们这样孤立弱小的,缺乏山地民族支持的武装力量是无法建立一个稳定的基地,更不用说根据地了。而没有自己的一个“家”的武装斗争是不可能与敌人作长期斗争的,不可能发展壮大夺取政权。

  (注)友爱在许多出版的刊物中,都几乎把革命形势,国际形势都看得大好。只是这次接受和谈才把国际,国内形势及我们面对的恶劣处境作真心的描述。请参看“回忆90和谈”及其他。

  (四)中国文化大革命对我们的斗争影响直接且大。在1976年文革结束并被批判,特别是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反对教条主义,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和检验真理标准等等论述,给我们的学习方法和思想方法有很大的启示。让我们重视联系实际,将导师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暴力革命等论述联系我们的武装斗争路线的探讨中,改变了我们的认识。

  1985年前后一批同志离开部队的原因是清楚看到革命武装斗争即将失败,再坚持下去已没有什么意义了,结束这场斗争是唯一的结果。至于有人认为是被敌人反动派诱惑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批同志不是新兵,更不是不曾面对敌人的政治宣传,而是有多年与敌人斗争考验的,有一定政治认识水平的老兵,否则他们早就被敌人骗出去了。杨帆对这批干部同志的离开认为“不能再作更长期更大的个人牺牲”。我认为虽然不能说明真正的原因,但也有些“根据”,因为仅差4年(到1990年)都不能不愿再作牺牲地坚持呀。他的这个批评,不管放在那里,在什么时候都是“正确”的,即使四年后(1990年)对照自己也是正确的,因为我们都没有为革命牺牲!

  我(温贤定,二局委员兼人民军司令员)于1984年向洪书记提出与得到同意后,悄悄离开曾付出不少汗水战斗过的第三省,返回我为革命工作离别23年的第一省老家,是我革命历程中不愿再坚持最后四年留下的“耻辱”,“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更愧对与我并肩战斗中牺牲的烈士……。

  我离开后,紧接着一批同志例如:Ubong副总司令,杨祖华宣委,林其清支队长兼党代,余清录,三明,卫忠,红兵,等队长组长,秀琴医生,德芳医生,保国警卫员(洪的),发扬警卫员等等老战士都先后离开。1973年和谈后继续坚持下的1963年过印尼,曾参加与印尼军方组成的自愿军连队的小雄,华联,东武,志明(边区)的先后牺牲或被俘,最后仅留下的贤定、爱国、保国、秀琴、四人离开后,北加革命武装队伍中已没有当年的老同志了。第三省再继续坚持武装斗争的完全是1968年上队的国内同志了。最后几位老同志坚持搞革命武装斗争22年,他们在为北加革命路上留下自己特殊脚印,留下“绿色”背影。

  1985年放弃边区基地转入国内群众区建立秘密指挥中心,损坏了革命的声誉,给同志与群众带来消极的影响,使更多人呼吁部队人员放弃革命武装斗争,虽然那时(1984年--1987年)东北突击队胜利完成任务,给坚持的同志一些支持力量,但是他们都无法忘记心中对革命前途的担忧,领导与同志都在审时度势,计划未来,抱着像一位干部后来说的“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态度坚持下去。

  1989年,马来亚共产党与马来西亚政府在泰国合艾签署和平协议,结束长达40年的武装斗争,实现和平。马共结束武装斗争的决定,给继续坚持下来的52位同志提供了结束武装斗争的契机(注)。在这之后,接到马政府和谈的献议后,卢友爱(队名杨帆)在政府发给的安全通行证的方便下,便“马不停蹄的赶到楚庭的驻点,开始探讨研究和谈问题。随后再到王连贵那里,大家考虑后,便接受和谈献议与开启和谈步伐。同志们也积极响应,表明心中已久期盼的愿望。

  经过半年讨价还价的谈判,终于在1990年10月17日签署和平协议,协议的内容:

  (一)解散北共第二分局。在签署协议之后,北共第二分局应在规定期限内解散。

  (二)结束武装活动及撤出。在签署协议后,北共第二分局应在规定期限内结束其所有的武装活动,及把所有的武装单位成员从森林中撤出。

  (三)销毁武器,弹药,炸药。北共第二分局将在马来西亚当局见证下,销毁所有的武器,弹药和炸药。销毁工作将在签署协议后的两个星期内执行。

  (四)权利及义务。第一条,北共第二分局的前武装单位成员将不会由于他们以前所涉及的活动而被提控。第二条,今后这些前武装斗争单位成员将遵守马来西亚的法律及享有其他公民或居民的权利。

  (五)马来西亚当局所提供的援助,马来西亚当局将协助北共第二分局的前武装单位成员重新过新生活。

  半年和谈所争取到的就是解散北共第二分局组织,和北加人民军,出人毁枪,遵守在马来西亚法律下的公民生活。这些协议与1973年和谈协议一样,而现在要公开宣布解散党军则是1973年和谈没有的,解散党军即是结束革命斗争。我总是认为,评论和谈时主要看谈判的结果是什么,而不是强调谈判时间的长短和一些细小的技术问题。更不是探史那样比较两次和谈共同点时强调“.....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领袖都没有为武装斗争的失败而牺牲”,其他什么都不提(引自《砂拉越革命武装斗争》)。他的偏差不是一时的失误,而是内心世界的反映。

  第三省留下的同志在批判1973年和谈之后,继续沿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斗争下去。16年后,从当初122人剩下52人(包括后来吸收的新兵)。在国内外革命形势不利,内部斗志不高及坚持下去意义不“大”的情况下,领导再次签下和谈协议,结束革命斗争。第三省武装斗争在长达27年的北加革命武装斗争的历程中为时22年(即从1968年到1990年),与第一,二省坚持同样长的岁月(1963年--1985年),22年是一个很有含义的数字。

  第三省最后结束武装斗争,意味着整个北加革命武装的结束和北共领导的一场民族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北加的革命斗争是在武装斗争时期失败的。

  (注)在前面引述的文告中,已明显地把话说死的:“在敌人还没有被消灭的任何条件下都要坚持搞下去,……不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能有取消武装斗争的任何企图”。1985年杨祖华离开前向洪建议和政府和谈,当时洪回答:要出就出,不要和谈。

  第五章  小结

  (一)搞武装斗争最根本的就是要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这支军队最终在战场上打败敌人夺取政权。第三省在22年的武装斗争历程中,紧抓政治思想建军,开展各种形式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培养思想红的五好战士。使人民军队听党的指挥,去完成党的历史任务。然而,真正强大有战斗力的军队,还必须具备过硬的杀敌本领,掌握战略战术和基本功,智勇双全的指挥能力。战斗力的提高首先要有良好的武器外,学习和训练是重要的。22年来领导在军事建军方面做得还不够。没有抓紧时机和创设条件对新兵的训练工作,几乎只是让干部战士在实际工作中去摸索锻炼,在不断的战斗中体会和总结。因此,这么多年的斗争里,除了少数干部(除老同志外如三明,诗东,振东,毅坚,长安、清录等)在他们的摸索实践中成为开路跑山长距离活动和野外求生能力比较强,成熟的游击战士外,绝大多数同志包括领导还比较差。何况,绝大多数干部战士都没有经历过较长时间和激烈战斗的考验(战斗都不如边区同志和当年自愿军时的战斗激烈)。我们也深刻感到,22年的武装斗争没有得到国际的支援,始终无法取得先进的武器配备,也没有得到他们帮助训练和学习他们宝贵的经验,这也是我们的战斗力不能较快提高的一个原因。

  (二)第三省有幅员广阔的山地和众多的民族群众,是我国武装斗争的战略要地。第三省的民族工作是全国开展最早,持续最久的典范。22年的努力奋战,付出巨大的牺牲代价,仍然不能在砂印的任何一处建立根据地,发动他们直接参加部队,即使中游曾有10人上队,多数难持久便离开,只有少数坚持。22年里我们无法成立一支民族同志的队伍,那怕像10人的敌人民防队也好,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稳定的根据地的原因。我们不能只有他们一定的同情支持,而由华族在前线战斗的武装斗争,因为单凭华族(即使全部华族群众),也经不起长期的消耗。22年的民族工作情况告诉我们,这场武装斗争不可能胜利,一定要结束再等待往后的新形势出现。

  (三)从前面的回忆中,不难看到第三省的党组织里也面对宗派主义思想的干扰,虽然第三省的宗派思想的破坏远比西部小,对同志的不利影响也不很明显,但也不可免的阻碍第三省的工作取得更好的成绩,。第三省的宗派思想主要体现在洪与贝的领导间的团结,和1974年--1976年的刘吴小宗派斗争。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宗派思想的影响下,始终没有为革命建立一个坚强,正确,团结和健全的领导核心,成为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因此,全党同志对宗派思想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和认真克服。

  (四)第三省革命武装斗争是东部领导机关领导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第三省在1968年底成立部队开始进行武装斗争之后,到1973年底的五年中,北共中央第二分局和北加人民军总部领导机关未曾举行过会议,研究和总结工作,统一领导和调动人员,互相配合。东部主要领导黄纪作一直留在第二省(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从未曾到过第三省调研工作,与第三省领导共同研究部署革命工作;而身在第三省的两位二局与总部领导又不团结合作,贝更处于第三省领导之外。事实表明,北共第二分局和人民军总部领导机关并没有真正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真正领导第三省武装斗争的则是洪楚庭领导的砂盟省委会(1968年--1973年),和1977年重建的以洪楚庭为首的北共中央第二分局,和人民军总部领导机构领导下进行工作和取得成绩的。党组织和领导机关的不健全不统一,是造成革命工作中失误的重要原因。

  (五)第三省最后16年的斗争是在极其艰难困苦中坚持的。16年的革命低潮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是越滑向下。当时领导(主要是洪楚庭)想方设法提出许多方针政策去努力实践,希望迎来新的斗争形势,但都事与愿违,我们始终得不到文主席的指示和消息,只能孤独地战斗,凭毅力坚持。

  第三省最后坚持16年已不能有大的作为了,如此弱小的一股武装力量,无法给敌人大的打击,迫使他们实行更好的民主改革。我们在那样不利的形势和处境下,能保存一股武装力量已是一大胜利了。

  最后16年的斗争超越整个武装斗争27年的一半,更是第三省22年武装斗争的三份二多。说明第三省的革命武装斗争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低潮中奋战。这批后起武装斗争的同志,不顾斗争越来越孤立和困难越来越大的走下去,不断寻求解决革命的方案,最后还把武装红旗举到广阔的东北民族区,邻近沙巴和邻国汶莱,播下革命的种子,等待往后春天时发芽开花的结果。16年不屈的斗争精神和总结出的宝贵经验,是北加人民钦佩的,是后来人继承的宝贵财富,更将激励北加儿女为实现美好生活和社会进步而进行英勇的斗争!

  (2019年5月定稿)

 

  附录(一)

  读《拉让江地区革命武装斗争》的感受       洪楚廷

  (2019年12月18日)

  一、前言

  像我现在出现的老化,再面对复杂的历史问题,实在有点力不从心。所以老温的这篇文章,如果更早写出,邢就更好和更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以下把我的感受写下,以作参考。

  二、几十年后的设想

  如果当年老文能够留在国内领导武装斗争,那么成效就会更大。如果1968年底老黄能留在马罗河基地,又能指导第二、三省工作,并继续领导基地建设。如老贝又能留在老黄身边协助,而让老温负责中游工作并再提升参加省委的领导。还有老贝的问题一出现,领导就及时有效解决,也更能减少内部的猜疑、误会和对工作的阻碍。

  三、中游武工队的组织领导关系

  1968年底我回到拉让江中游武工队,丘亚陶省委兼任武工队宣委,中队长温贤定提升为武工队长。1969年1月8日老丘遇击身亡,老温取代。后来派出杨祖华接任宣委,但他不能适应。实际上,老温便是武工队长兼宣委(老杨成为助手) ,跃升为武工队中心领导。

  中游工队从1968年底成立到1973年底的5年里,由第三省省委和我领导两年(1969一1971年;由老贝是3年(1971一1973年) 。中游由老贝领导3年,他直属黄纪作,他没有对我们实行领导,我们之间只在必要时提供互相支援而已。

  四、老贝问题的解决

  1972年开始,了解到老贝对工作不够负责和感情问题。我曾情况告诉纪作,希望他关注和处理。不久之后,又发现老贝不但不能更发挥领导作用,反而阻碍了温贤定发挥应有的作用。还有他的感情更使他妻子精神出现异常状态。因此,1973年初,我们不得不召开一个省的特别会议。会议由洪楚廷主持,参加者有贝文对、黄理生、王连贵和温贤定。这个特别会议希望通过巧妙的,促使老贝让路,让资定提拔为省委,更好发挥他的作用。

  在会议中,发现老贝不能让路,为减少革命损失。我们只好作出如下决定:1.硬性规定调离有关系者。2.说服老贝去华区保存,减少对中游的不良影响。我们对上述的看法和处理,当时都没有听贤定的不同声音。

  五、对一些事情的说明

  “第三省宗派思想主要体现在洪与贝的领导”一一引自《拉让江地区革命武装斗争》。1968年底,领导上决定是老贝负责印尼及马罗河基地工作,我负责第三省工作。1970年底,老贝撤离边区基地进入国内和参加中游工作。我事前都不懂。后来我报告了纪作,他同意老贝负责中游工作。我继续负责省内工作。以上所述是否是我宗派思想流露?还有后来不得越级处理老贝事,是否也是我宗派思想显示?

  “从1969到1973年5年间,中游武工队长和宣委没有一次和洪约会过。即使每年我都护送贝副政委到洪驻点开会(党军高层会议?)我不能参加。在几天的约会时间里,洪不曾在会议间隙约我面谈。”上述的5年时间里,中游武工队约2年里,我只直接联系宣委丘亚陶。他牺牲后,我也只联系队长兼宣委贤定而已。即看他可能提升为省委。以后3年老贝直接负责中游。我就中断了直接关系。在我回国内5年里,我只和老贝个别约会顶多2次而已。还有一次是共同参加1973年省的特别会议。

  还有在漫长的5年里,我没有和你们约会过,这是非常奇异的现象,为何你都没有追究我?老贝和在中游也有3年时间,你追究过他同你是什么关系吗?做了5年的组织孤儿,不是很冤枉吗?老贝进国内3年里,他负责中游工作,也没有推动其他省工作,他不是单纯进国内过隐居生活吗?你也说,我不曾在和老贝会议间隙找你面谈。我自信不会到这样没有阶级和政治感情。

  “洪对贝的错误紧抓不放,似乎已提到思想立场看待。我认为洪是有些过分看待贝的缺点,无形中影响到贝在同志中的威信与形象。其实贝和他太太的关系很快恢复正常了”。我对老贝的认识,主要来源是贤定和其他同志的反映。既然我对贝的认识已有错,并影响他在同志的威信与形象,可是温从来没有向我指出和帮助纠正错误。特别是1973年初,为了解决贝的问题,我们召开了省的特别会议,并做出两项决定,温对我们的决定没有异议。

  产生老贝问题,应从多方面看,它有领导问题、贝的问题、温的问题、洪及省委们问题,不能仅从洪身上找原因。

  “老实说,由洪一个领导和指挥一切去处理第三省那样大地区,那么多部队人马(400人) ,那么重要又是新的民族工作是不够的。”

  我们的重大问题有省委的领导,各军分区又各有领导人指挥工作,我也只是做了部分应做的事而已。

  “洪见到纪作及考虑第三省当时面对不利处境,认为和谈的做法是对的。”

  我始终都不同意黄纪作1973年单独和谈所签订的和平协议。

  “武装斗争路线在27年的实践中证明是一条不可能实现夺权的错误路线。”

  要确定我们走上武装斗争道路是否错误,这主要必须从当时的革命历史条件下走与不走的得失而定。做总比不做好,失败是成功之母。

  “在敌人还没有被消灭的任何条件下都要坚持搞下去……不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能有取消武装斗争的任何企图。”

  的确我是把坚持武装斗争争到底的话说死了,使自己不能轻易放弃斗争。一旦自己放弃了斗争,我心甘情愿承认自己的革命气节不够高和应自责。

  五、后语

  我对治史的方针是坚持真理,对历史问题的解决是摆事实讲道理。我深感治史要特别小心,你伤了人也会自伤。

 

  附录(二)

  回复——洪楚廷的“感受”及其说明        温贤定

  (2020年6月1日)

  (一)洪楚廷的读后感

  看了洪楚廷对我所撰写的《回顾一一拉让江地区革命武装斗争》一文的“感受”之后,首先我要感激他说明一些我一直来不知道的情况,让我改正其中的失误。并对他“身体老化和力不从心”写的“感受”,说声:谢谢。

  与此同时,我看后一时内心也出现有些不满足和失望的感觉。因为没看到对我用大量的篇幅叙述当年做过的事、政策等方面看法表示意见。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资料)和很快寄给他看的目的。

  洪在拉让江地区的22年武装斗争历程中,一直都是主要领导人、决策者和亲自贯彻执行者。他对斗争情况和体会最深,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亦高。所以我一直认为他来总结是最恰当。而我们和他共事的干部就作补充。

  果然不失所望,一段时间後,我便拿到洪以探史为笔名的《砂拉越革命武装斗争》和《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与北加革命》两本总结(初稿)。我看了他写的总结之后,觉得对第三省革命武装斗争的总结有不足。好些重要事件没有提及,对工作中的失误方面也有些忽略。所以我才写《回顾拉让江地区革命武装斗争》这篇文稿作为补充(我在前言里也说明了这点)。也是我为什么“没更早写出来”的原因。

  (二)对“几十年后的设想”

  我同意洪的看法。也提几点我的想法和意见:

  1、“如果当年老文能够留在国内领导武装斗争……。那么成效就会更大”。我想加一句:“文不会过早牺牲的话”。

  2、“如果1968年底老黄能留在马罗河基地……。如果老贝又能留在老黄身边协助领导……”。

  我的看法是:如果1968年底(01/10/68)印尼边区“围剿”后,纪作继续与老贝留在印尼边区基地一段时间,领导第二、三省工作,而与林和贵碰面一事可交代第二省同志先处理联络事。那时边区还有条件坚持(有藏粮,大部分人员都在基地和敌人的“围剿”并不严重)。留在马罗河基地便于和国内(第三省)联络,及时掌握和加强开展第三省的革命武装斗争。

  3、老贝进国内第三省后,如果去华区与洪一起更好。

  又如果纪作在第二省面对困难时能及时灵活转移过第三省,既能及时处理三省的问题,又能保存更多力量……。

  可惜,这些“如果”只能作为提高认识了,它不能再从头再来了。人们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又往往落后于实践。

  “有些事经过更长一点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一一《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第1059页。

  (三)中游武工队的组织关系说明

  1、“1969年1月8日老丘(亚陶)遇袭牺牲,老温取代。后派出杨祖华,希望他接任宣委,但他不能适应。实际上,老温便是武工队队长兼宣委(老杨成为助手),跃升为武工队中心领导”。

  洪的说明与实际不符:(a)铁军(亚陶)牺牲后,老温并没有取代宣委职位。(b) 祖华来到中游,就是任宣委,而不是“希望”(有待观察)。他始终是担任中游宣委。老温没兼任宣委职。由于祖华不能适应(活动能力和在老同志中的威信不高)。他的许多工作,思想工作、学习及内部团结等,我确实做了不少,实际上是起到中心领导的作用。

  2、中游武工队与上级领导(贝与洪)关系:

  对洪在第一页和第二页有关这方面的说明,我谈谈我的实际情况:

  (a)1968年底中游武工队成立时,洪就是中游武工队的直属领导。那时老贝还在印尼边区基地。1969年中以后,洪离开中游到下游,直到1973年都不曾返回中游。那时我们之间联系是以书信。洪说,由他领导中游是2年(1969一1971年) ;1971年后到1973年的3年是贝领导。他在1971年中断与中游(指与温) 直接联系。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老贝是1969年底就进到中游武工队。翌年(1970年)洪继续直接联系中游(洪的说明也是这样说的) 。同时,1971一1973年我与洪继续保持联系(书信) 。其间,我的思想报告、工作报告等都是寄给洪,他也转来文件和指示。如:1971年对中游民族工作提出“流动宣传与深根细作相结合”的策略;“关于五好战士运动;加强执行边打边搞政策和突出杀敌夺武的决定”,等等。以及1973年调我到下游成立省战斗队,并接受黄理生领导。

  老贝自1969一1973年的3年中,都不曾检查和指示我的工作,也不曾与我和祖华约过会,或共同研究开展中游工作,也不曾与我们学习党的文件,等等。这是我一直认为直接领导中游武工队是洪,而不是贝。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我根本不知道洪与贝之间分工决定;也不感觉到。洪说的“中断与我的直接关系”。他们都不曾告诉我关于他们的分工的事和转我的组织关系。即使1971年以后的工作报告与思想报告等依然交到洪那里和我们的书信来来往不断时,洪也没有说我的直属领导是贝。这与组织对调换组织关系的惯例不符(那时在部队中还保留有一定的严密制度)。

  洪在说明中反问我:“老贝和你在中游也有3年的时间,你追问我过他同你什么关系吗?”这里我只能说,那样情况还须追究吗?

  (3)我写到:“从1969到1973年的5年间,中游武工队长和宣委没有一次和洪约会过……约我面谈。”这是如前面所说的那样情况,即一直不知洪与贝的分工决定,而又继续与洪保持联系,亦一直认为洪是我直属上级领导的情况下写的。并不是有意把责任推给洪一人、打击洪。我会修改“……没有一次和洪约会过”,改为“ 没有一次与领导约会过”(指洪与贝) 。

  很清楚,中游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没有和领导约会过是确实的。换言之,中游武工队的主要负责干部除与洪保持书信形式得到指示外,并没有与领导碰面更具体深入研究开展中游工作、军事工作……和政治思想上教育、批评与提高。由于这样的领导作风和中游负责干部水平不足,影响了对既迫切重要又艰难的中游民族区工作不能取得更大成绩。我想这点体会,在总结中游工作时是不该被忽略的。

  洪不该写出“做5年的组织孤儿,不是很冤枉吗?”来形容和影射我说谎。我看后确实有一闪而过的不爽感觉,也有些降低对领导的思改看法。

  还好那时我没有消极对待工作,而是自觉地按转来的指示结合中游的实际情况开展群众工作,部署和指挥杀敌夺武战斗,尽可能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解决老同志的思想改造) ,等等作为中心领导应负的责任。

  我不知道当时领导上真正了解我的情况吗?更不知是否想到可从他表现更好认识干部革命立场和独立工作能力?……我也想,那时如果不自觉负起责任的话,中游武工队要坚持和发展,恐怕会面对更多的困难。

  (4)“…… 他(指丘亚陶宣委) 牺牲后,我也是联系队长兼宣委贤定而已,即看他可能提升为省委。”

  (a) 我一直没有兼任宣委职,但有做好多宣委的工作。

  (b) 可能提升为省委一事,这是我现在才从洪的回复中知道的。但愿确有这样的想法。

  四、老贝问题的解决和其他问题的说明

  (1) 覆文中说:“因此,1973年初,我们不得不召开一个省的特别会议。由洪楚廷主持,参加者有贝文对、黄理生、王连贵和温贤定”。

  我的记忆是,那次会议是指1973年2月23日华姐等3位同志牺牲前(2月中左右)在中南坡洪的驻点召开的那次。确实老贝有到(他是从中游去的,回时我和他一起)。我和连贵是从OMT去的。所以我有到场。事先并没有透露要处理老贝问题(“即要巧妙地使老贝让路一一放弃领导权,好让贤定提拔上第三省省委,更好发挥他的作用”)。

  老贝在中游对工作消极表现和对个人感情的错误,是我向老洪反映的。我认为,这是我应尽的责任。我认为解决他的问题应是领导上权力。我只是反映情况,并未曾要求洪如何处理(特别是撤消领导权)。我个人的愿望是希望洪能与贝见面,通过批评改正错误和认真负责领导工作。洪来信说,他曾将情况告诉纪作,并希望他关注处理。我认为这是正确和负责任的态度。可惜没得到纪作的回应。我不同意撤去老贝领导权。因为:(a) 撤去老贝对中游武工队的领导权,也意味着撤去他对第三省的领导权。不符合边区二局与总部会议决议。(b) 撤去他的领导权需要纪作的同意。(c) 情况也没有严重到“不得不越级处理”的地步。这也许洪没有深入了解情况和受主观主义的影响。(d)“……老贝不但不能更好发挥领导作用,反而阻碍了温贤定发挥应有的作用。……妻子的精神出现异常的状态”。我认为这不完全符合事实。老贝没发挥领导作用,这是事实(他在中游武工队的表现,在我之文中有叙述) 。但是,他并没有阻碍我的领导工作(我不曾向洪反映老贝阻碍我工作) 。他不曾反对或否定我的工作和决定。我对他的保安和反“围剿”的处理也没表示什么不满和要求。总之,他与警卫人员静静驻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后山”,依靠群众搞粮和了解外界情况,也做些群众和福利工作。(e) 如果认为我有条件“提升到第三省省委会去更好发挥作用”的话,完全没必要撤下老贝的领导权(我认为,那时老贝也不会阻挠的)。

  (2)那次会议结果没有撤下老贝领导权。顺利处理了他感情问题。所以这样情况下,我还要说什么呢?

  我认为总结当年斗争经验,主要是对做过的事、制定和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探讨。总结出正确与错误的经验和教训,留给沿续斗争的后人借鉴。因此,几十年后我撰写总结第三省,特别是中游的斗争时,再提老贝在第三省的领导职权问题。洪与贝都是高级领导,他们的团结合作和处理他们间问题,对革命斗争影响很大。要谨慎、小心,避免出现派系斗争。

  (3)洪对我说的“由洪一个人领导和指挥……。”有不同意见。我希望能再详看我的《回顾》一文(特别是军事和民族工作情况)。

  (4)洪说:“我始终不同意黄纪作1973年单独所签的和平协议”。我认为他只是说明不同意“单独”和谈和签的协议。但没表示不同意他认为和谈的做法 (出人毁枪和进行公开和平斗争 ) 是对的( 参阅:杨帆编《漫漫求索路》第199页和探史《砂拉越革命武装斗争》第95页)。

  (5)对当年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路线,是对与错的不同看法,就让历史去检验好了。

  (6)我指,文件中说“……在敌人还没有被消灭的任何条件下,都要坚持搞下去……,不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能取消武装斗争的任何企图。”是把话说死了。我想如果是冷静、仔细、认真看我写的内容和重温杨帆编的《文件集》第101页“更高举革命武装斗争红旗继续奋勇前进”的话,一定明白是指,将武装斗争路线说死了(即在敌人没有被消灭的任何条件下,都不能改变)。洪怎么会把它看作是“使自己不能轻易放弃斗争”的誓言?

  从学习中认识到“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是依据客观实际;又必须符合实际,并随着客观形势的改变而修正”。

  幸好,1990年(13年后),举行和谈,全面结束武装斗争。否定了之前“不能取消武装斗争的任何企图”的“誓言”(可惜那时将武装斗争路线看死了,不能较客观的处理好1985年前后的离队问题)!

  五、后语

  洪最后写的两句“感受”话,我会紧记着。

  愿我们今后能真正依“坚持真理”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的原则和“特别小心”的态度总结历史和处理历史课题。

 

  附录(三)

  我的声明                 贝文对

  (2020年10月)

  1969年尾,我从印尼边界进入第三省(国内)边区后,就逐渐了解到民族的落后性。总的说,他们没有改变现状和进行革命的要求。从民族、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和敌我实力对比的关系等多方面考虑,我怀疑通过边区民族工作和武装活动,以实现“9.19”会议提出的:将边区地带建成武装斗争基地和党的领导核心驻地的两大政治任务的可能性。如果按所定的任务和目标逐渐从第三省边区向东(第四、五省等)搞过去。可能损失很大甚至全军覆灭也不能成事一一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故,我决定暂时在国内的第三省边区通过搞医疗福利、农业生产、粮食及储备等开展民族群工作;并适当开展些武装行动。保持比较低调的活动,以免引起边区局势紧张状态。待黄纪作从西部回来后,再对武装斗争和边区工作,做实事求是的认真研究后,再作出较适当的工作计划,或许黄纪作可能从林和贵那里带回有关东部边区工作的组织关系和经验。同样也等纪作回来后再建立第三省党的领导机关。对工作暂以部队关系保持联系。这样在工作方面当然显得较为松懈,甚至被人认为脱离实际。

  上述考虑和做法都没有和同志们(包括领导同志) 提起过。因为以当时的特殊情况考虑,若向同志们提出必会引起严重的批斗,或甚至可能引来其他不测遭遇。

  3年的时间迎来的是黄纪作与砂拉越首席部长哈志阿都拉曼耶谷的和平谈判。

  我于1974年1月中旬,从第三省边区抵达诗巫,与黄纪作见面谈论后,认同他对10年来不符合砂拉越国情的,根本不能取胜的武装斗争的看法。并采取双方基本可以接受的和平谈判方式加以结束武装斗争的做法。于是,我严然决定放弃斗争,恢复合法身份,结束长达22年的革命生涯。

  还好,3年多在第三省边区活动保持低调形式,没有造成局势恶化,同志们的宝贵生命得以保存。否则步上第一省和第二省边区斗争局面之后尘,可能造成严重损失,那就太不值得。

  至于1974年和平行动结束后,第三省尚留下一批同志继续进行革命武装斗争于1990年,再以和平谈判全面告终。这17年的继续斗争,是以洪楚廷为首带领下的122人继续斗争者历程,是对或是错,就让历史去判断吧(注1) !

  关于9.19会议,武装斗争谈判问题,请参阅《黄纪作、贝文对、黄纪晓对三个历史问题的意见》(注2)。

  注释:

  1、第二次和谈全出52人,其中扣除去后来加入者11人外,原来留下继续斗争的122人,只剩下41人而已。关于17年斗争过程,可参阅于东的《砂拉越左翼运动史》,第九、十、十一章部分内容一一2009年5月出版。

  2、见黄纪晓的《烈焰中追梦》第572页一一2012年出版。

 

  第二辑

 

  我对林和贵《回忆录》的解读

  导言

  2002年初,林和贵完成了他的《回忆录》手写版,取名为《历史回顾——我的告白》,简称《我的告白》。他将其手抄本(手写)复印若干本分发给他认为可“信任者”阅读。不久某人帮助他将手抄本用电脑打字装订若干本。

  随着时日变迁,这本《回忆录》到了2008年已相当广泛在相关群体中传阅,议论着,贬褒不一。

  2012年6月19日林和贵离世。同年10月间,林和贵生前“私交”筹资将之《回忆录》公开付梓出版,改名为《以史为鉴,展望未来》,副题是《砂盟北共中委林和贵回忆录》。此书没标名出版社(出版人)、印刷商  、无国际书号(类似于无人负责的匿名书籍)。此书面世后,广泛的在社会各阶层中免费派发。

  笔者以历史见证者之一的身份,阅读此《回忆录》后,先感疑惑,较后经联系历史实况和疏理,作以下解读,供关心和研究这段历史者研读。

  第一章 从《告白》看林和贵的思想、立场

  我们要是详读和研究林和贵的《我的告白》一书,就可以透视林和贵的思想立场;若我们在再去研读林和贵的《笔答陈剑提问》和其他相关文章,我们可以进一步论证我们对他的思想立场的判断是正确的。

  一、计较个人名利和权位

  1965年9.19坤甸会议之后,林和贵的情绪波动与完全否定这次会议。重要的原因是他的权位思想。他对9.19会议的抨击主要也是权位问题。

  “1963年我们在印尼西加得以不期而遇……进而看到他(指文铭权)对我的工作的肯定表态,就更令我感到欣慰和满足了。”——引自《我的告白》571页。(下简称《告白》)。“经过几次的会面欢叙之后,我曾郑重地向文黄,特别是文反映过我的心愿。就是希望能早日重建或重整盟组织,而首先是盟中央,我要求重新分配工作和领导职务……我还提出,希望日后的统战和军事斗争事务,能够由他们出来主要负责领导,我则继续专注于原来的地下工作方面”——引自《告白》第148页。“文当时表示,还需要稍等一段时期才能办到……我还是乐意就接受了他的要求,就是暂时仍由我继续负起主要的领导职务……”《告白》148页。林和贵要求分配给其他同志的工作,明确指出“我曾觉得自1962年以来,我已经过重地承担了许多原来不是我的负责的工作职务,令我不胜负荷”《告白》148页及“到了60年代就不得不负起几乎全部的内部组织和地下工作了”《告白》81页。

  两年后,由文铭权主持的9.19会议上,重新进行了工作分配。会上对当时在边区的领导人作了决定和部署:西部边区包括第一省的革命工作由杨柱中、黄纪晓、谢嫣素、与李玉兰负责。而会议上认为是将来北加革命斗争主战场和工作重点经营的东部包括二、三、四、五省及与之交接的印尼边区由林和贵、黄纪作、贝文对及蔡瑞庆负责,“林和贵主要负责,纪作副之。”

  9.19会议按林和贵的要求作了决定和新的工作分配。比林和贵参加革命和成为盟中央委员更久、更早、资历更深的黄纪作,对会议的决定没有任何异议或不满,他们都及时奔赴东部负责起领导职责。然而对和贵“本身的革命领导职务没有被取消……还是砂盟中央主要领导,有权决定此后行动……仍然掌控着砂境内地斗争的领导权……”(引自笔答陈剑)的林和贵却对会议的决定产生许多不满。他否定9.19会议和抨击主席文铭权:“……只是把我负责的工作分配给其他同志负责,并把全部的领导职权集中给文铭权一人统揽,单独负责和包办……对于我来说,会上的决定……难免会有受到突然袭击的痛苦感觉,像对我进行处分和撤职……闷闷不乐,忧郁寡欢而莫名其妙……”《告白》151及157页。他的这种表态正是王连贵说的“岂不口是心非”《引自实事求是对待历史》49页。

  林和贵心里真正的想法是什么呢?从上述的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来看,就是计划利用重新分配工作,要得到更高的权位,掌控组织的更大权力。如上所述,和贵本来就是盟中央委员和长期掌控盟内部组织与地下工作的重要领导。分配去负责东部工作还是纪作之上。这样,他的进一步要求的就是当中央主席,副主席或总书记了,期望取代文铭权当中心领导的野心能早日实现。

  林和贵并非像他说的“后知后觉,愚昧有加”之辈。而是很有心计和有长期政治工作经验的人。他心中计划在1963年“文对我工作的肯定表态……”和他认为处于优势的时候,要文“只能在三个中央人员分工”情况下,实现他上位的目的。可是分工的结果,则是超出他的预料。名位和权力的欲望使他“感到突然袭击的痛苦……闷闷不乐,郁郁寡欢……”。他的不满情绪很快变成一步步的反击与报复行动。王哲(按洪楚庭)对此曾这样说道:“他否定9.19会议和文铭权就注定他会抗拒9.19会议的决议和被派往东部,也是他个人权力野心的一次公开曝露,更是他同砂盟和文铭权决裂和搞个人王国的开始”——引自王连贵的《实事求是对待历史》144页。

  林和贵在权位问题上的表现,让我们看到他的思想品德与不纯的革命动机。林和贵参加砂盟不久就被提升到盟中央并负责中央的领导职务,林对这时的心情与表现是这样叙述的:“当时的中委也都斗志昂扬,信心满满,干劲十足。尤其是几位才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的新中委,他们因鉴于领导和组织的信任和提拔,并受到巨大的鼓舞和激励。因此,都表现得格外积极,责任感强,决心也大。大家都暗自下定决心,立定志向,要把自己的全部精力以至生命全部都献给盟组织和革命事业。他们因此经常聚首,相互劝勉和激励,表示要同甘共苦,并肩战斗直到胜利,绝不辜负组织和人民对自己的栽培和寄望……”。可是,到了1965年9.19会议对工作做了新的决定和部署,而仅仅对他的工作做些调动后就不满,闹情绪,完全不执行会议的决定,违反纪律报复打击,闹独立。从这两种不同表现里,正反映出他计较个人名利地位思想严重和参加革命的不纯动机。他不是勤勤恳恳,完全彻底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也让我们看到他并没有按他要求属下同志要的“共产党员修养,毛著的老三篇等”(请读者参看《告白》135页)对照检查自己,改造世界观,只革别人的命而他(领导)例外。

  二、抬高自己,贬低别人

  林和贵《告白》一书中,多处对砂盟其他中委进行过分的打击和贬斥,尤其是对负责农运工作的林永伦更是贬成一个普通干部都不如(参看《告白》365页,回刚毅的信),真是狂妄自大至极。他的用心,完全不是客观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提高认识。而是在抬高自己,表示他是最有水平和能力,而不让他当核心领导是错误的。同时暗示文铭权提拔和交给永伦重要职务是任人唯亲。

  林和贵对林永伦负责的农运工作总结是:“工作敷衍塞责的缘故,林永伦并没有真正在任内负责把中央交给他的工作做好……在1962年当敌人对革命力量进行反革命镇压时,农运的队伍却很弱小,并处于被动以致难以应付敌人进攻的困境之中……连一个基地也无法创造出来,甚至连林永伦自己在汶莱起义和敌人进行大逮捕与军事镇压时,也无法找到可以藏身的地方,而最终被敌人轻易逮捕监禁……”引自《告白》农运工作一节。

  林和贵这样评论一位与他分别负责两个部门工作的平级中委同志,既不客观又带讥笑态度。即使林永伦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较低,也没有做出如和贵用大量篇幅自述他负责的工运成绩,贡献与创造出先进的工作方法,这是事实。但是,也不至于差到连一个普通干部都不如!也不至于没有半点成绩,连一个自己藏身之地都没有吧!

  事实是,1963年越界到印尼参军进行武装斗争的几百名青年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农村,27年的武装斗争过程中,部队得到最多支援和立足的地方,不也是第一省各地的华族农村的群众!新路(晋连路)一带的农民群众被逼进新村并坚持斗争,不也是工作者长期教育的结果吗?让我们依照林和贵上述对林永伦负责的农运工作的意见去看和贵负责的工运,1962年在敌人进攻下,同样是陷于被动和难以应对,不是被捕就是转入农村,林和贵本身也是在到农村后才能保存和继续工作的。他在新路(晋连路)12哩建立的领导中心,正是林永伦长期工作范围。

  除此,他对林永伦负责的农运工作长达11页的叙述中,完全没有提到半点成绩和可取的表现,有的尽是错误,失责,无能与堕落!说他“所兴趣的是趁周末……到古晋的人联党总部,《新闻报》报社和婆罗洲印务公司等去与文铭权黄纪作或其他知名人物高谈阔论,无的攀谈……他和我们的谈话内容,涉及的也多是一些很平常,零碎和庸俗的课题,有时纯碎是一些同志或公开人物的生活细节,作风表现,是是非非等……而文铭权可能对林永伦这样长期都没有尽责去完成自己分内工作的情况一无所知……”引自《告白》60及83页。

  这就是说,林永伦只兴趣去找文铭权和黄纪作(盟中央核心领导)和知名人物,而文黄也和他一起高谈阔论,无的攀谈!而对永伦的工作不闻不问,更对他的工作情况一无所知!?

  我想,即使说林永伦的作风和工作态度有不足之处,但也不至于那么严重。文铭权和黄纪作更不可能庸俗到这个地步,对革命工作如此不负责任的表现。否则,他们那时又怎么可能领导砂盟各项工作取得如此大的成绩,斗争处于高潮,砂拉越人民的革命斗争迅猛地发展起来。

  总之,林和贵这些既不客观又含恶意的“批评”,正是为了抬高自己贬低他人,可是最终他却被人贬低了。

  三、官僚主义与个人自尊

  林和贵的官僚主义作风,许多曾与他共事过的人,其中好多是当年的高级干部都领教过。他的老婆,又是长期在他身边掌控组织内部重要工作的谢嫣素,在她的《必要说明》一文写道:“林(和贵)的最大缺点和弱点是不善于团结革命资历深,能力又强的领导人如黄纪晓和叶存厚等。脾气暴躁的缺点(?)很严重,时常声色具厉地训斥属下的干部……林并不认为他对属下领导干部的苛刻要求(?)有什么不妥,而愿意在这方面作自我反省,而我则认为那是官僚作风……”

  这里已没有必要再去追查和贵有没有这种表现了。要谈的则是一个高级领导者如何对待自己的错误思想和它造成的伤害。

  林和贵与叶存厚、杨柱中的矛盾,按他说是始于1962年汶莱事件之后,由于他的“急性和脾气暴躁”打击和伤害到叶杨的自尊造成。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矛盾并不是1965年9.19会议造成和开始的。汶莱事件之后,他们在西连路12哩时,林和贵是中央级的领导,也是叶杨的直接领导。那时和贵已明知叶杨对他不满,但没有积极主动解决,我认为主要责任是和贵的。

  9.19会议重新分配工作时,文铭权将他们分开。但和贵不按会议决定去东部,反而到叶杨负责的西部边区,造成新的矛盾斗争。很遗憾,在彼此相处一年多的时间里,大家都没有为了革命利益解决矛盾的意愿。

  为什么林作为中央领导的一方,始终不愿意主动找叶杨谈心解决呢?还是叶杨不愿意?无论如何,我始终认为是和贵不愿意放下领导者的那副臭架子,不能放下自尊心,更不愿意作自我批评检讨。我想,如果和贵能够真诚,真心主动找叶杨谈心承认缺点错误,12哩时存在的矛盾开始时就可以解决,后来的关系也一定好些。

  林和贵说,他读了许多毛主席著作,读过共修。他单单在《告白》一书中就不知多少次引经据典论证自己的观点,要求属下要用毛泽东思想对照改造思想和指导工作。我肯定相信他读过毛主席论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教导,记得毛主席说的“根本问题是态度问题”,“只能说服不能压服”,要做自我批评,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等教导。然而遗憾的是他读了只是要求别人,而他自己仅仅停留在嘴巴上并未深入到灵魂进行自我革命。

  林和贵的官僚主义作风,粗暴与急躁的态度打击和伤害同志的自尊心,引起各种矛盾和尖锐的斗争,使党的革命事业造成损失。林和贵长期坚持自己的错误思想,直到2003年在他的《告白》一文里才轻描淡写地认错和歉意。让人看到了林和贵是一个不自觉改造思想的领导人,也不是一个才德兼备、团结全党共同奋斗的高级领导。

  四、林和贵对革命组织的经济处理不透明、不清白反映出他的品德问题。

  当年群众为了支持革命事业,捐出许多金钱,金首饰。革命组织也购买金条和以个人名义购买土地。同志们上队后,也将自己的首饰等贵重东西交给组织,总的数目巨大。由于组织的财产是由林和贵一人负责掌控,所以这些金钱和金器最终都上交到他的手,组织为了保密而和贵处理财产又不透明不交代,所以组织内同志(包括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不知道这些革命财产的处理情况。革命斗争结束后,他依然没有,也不愿意交代仍然在他手上的现金和其他资产。

  大约在2008年,洪楚庭(自1957年被派到策三省领导地下工作到1968年,林和贵是楚庭的上级领导)到古晋去见林和贵,想乘和贵已病危时刻作最后一次要求和贵交代清楚革命组织的财产问题,结果林和贵依然抱着死不说的态度。

  其实,还在他手上的资产已是个人的了。没有了革命组织,谁还能追究?又有谁还会交代?

  一个负责人在处理集体财务时,是否透明清白,是品德问题;革命者在金钱与利益的诱惑下,始终站稳革命立场,不当叛徒内奸出卖革命,则是立场问题。组织在提拔和使用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时,一定要重视这方面的表现。

  五、不坦白

  (1)林和贵以“北共和砂盟中委”的身份,写了几百页厚,名为《我的回顾,我的告白》回忆录。在回忆录里,从头到尾都看不到他认真地自我检讨在工作中存在的缺点错误。例如:海口区工作和海口区反围剿斗争;对于他提拔和组建的第一省领导班子成员在短时间内叛变,当了内奸;在思想教育工作方面的缺点与身边主要干部在《和谈》时纷纷离去;处理郭伟忠事件及革命失败应负的责任等。也只是轻描谈写的几句“歉意”。例如1970年的海口区反围剿斗争完全不像他对火焰山部队攻打华莪空军军事基地造成的负面影响的那样,只要能联系的层面都大书特书,无限发挥。而为什么每每涉及到对自己不利时,例如海口区围剿,就“忘记”了呢?

  林和贵是在汶莱事件后的极短时间内一人决定进行武装斗争的。他是直接领导武装斗争的中央领导之一。对这场武装斗争失败的责任全推给其他领导同志,好像自己完全没有任何责任一样!

  (2)《告白》在开头的“前言”与结尾的“后记”都提到“绝不接受”某些人指他是敌人的内奸或“莱特式人物的指控”,又既然回忆录是要“告白”和把自己“放在历史审判庭上的被告栏内”的“供词”——引自《告白》。但他始终完全没有提及1959年被政治部搜查(?)和问话(?)的事,完全没有《告白》,又为什么?

  六、两次反常表现说明他的立场问题

  (1)1969年,黄纪作派杨传兴(PARAKU第二支队指导员,省委级干部)为代表与西部领导机构联络。他按和贵派来的联络员的安排,乘坐用来接他的车出发。当他们到达晋连路18哩时,警方只拦截杨传兴坐的车而被捕。杨传兴直接被送到时任政治部头子的古传光手上。在那里等候的古传光看到杨传兴时,第一句话就是完整的说出我们内部事先约好的接头暗语“欢迎来我家做客”。

  政治部成功逮捕杨传兴,说明敌人掌握准确的情报。而这个情报又显然是由我们内部提供的。事件告诉我们队伍里有叛徒内奸,所以传兴被捕的事件是严重的。

  那时林和贵要查出这个内奸并不难,他的太太又是长期掌握组织内的政治工作的谢嫣素写的一份《说明》,也认为涉及者并不多,似乎也很明显。

  但是,林和贵为什么不站在革命立场,维护革命利益追查处理呢?他在回忆里和在其他场合被追问此事时都不愿意说明。难道还有什么难言之处?或追查结果对己不利?

  林和贵对他安排的工作出现如此严重的错误,又始终不加追究的态度给人产生许多疑问,更成为一些人怀疑林和贵是保护内奸,和他本身亦被怀疑是内奸的依据之一。

  (2)林和贵对海口区2.24反围剿时造成重大牺牲和破坏的检讨里,只承认犯了轻敌和麻痹大意的错误。也没有分析为什么此时会产生轻敌和麻痹大意的原因。像和贵身负这么重要领导职务和老练的地下工作者,怎么到了海口区22个月就变成麻痹大意,不做好应对敌人进攻的基本措施,是难以让人相信的。他的错误造成的重大损失和破坏,应该撤职或降职处分,岂止道歉而已。

  让我们回顾林和贵当时在海口区建立地下领导中心的意义和安全对同志们的要求叙述吧。“……为了避免工作进行到半途被敌人发现受挫,我们的对策是,一方面强调保密和保安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要求每个干部同志都要提高万倍千倍对革命警惕性,凡事都要小心策划,三思而行,力求不会产生任何差错……在当时斗争形势十分严峻险恶,一不小心随时都有可能跌进敌人的所谓“天罗地网”而遭殃。”对反围剿斗争的胜败认识是:“……反围剿斗争,不但是我们同国内敌人的一次反革命军事围剿斗争,而且是我们部队今后能否留在国内坚持革命武装斗争的关键。斗争的胜败,不但直接关系到海口区部队的前途,同时也直接关系到未来第一省内的武装斗争的发展前途。”《告白》210--227页。和贵在进驻海口区时对保存自己和坚持反围剿斗争胜败对革命的关系的认识,既高又明确。我想那时没有第二个能这样高度看待。换句话说,他是头脑清醒严格要求遵守执行。然而,22个月后在敌人进攻下,造成国内在一次反围剿过程牺牲最多,群众工作破坏最大的错误。而其原因又正是林和贵本身的轻敌与麻痹大意;另一方面,在没有做好应对敌人进攻部署的同时,却又大办大型学习班,大批没有对敌斗争经验的青年学员,进出营地,大量采购粮食物资等违背他当初对做好严密与保安的认识与要求。这样如此反常的表现实在是无法让人接受他的检讨的表面原因而已,必须进一步追究到底是什么条件造成他如此地“轻敌”和“麻痹大意”有持无恐,对领导工作如此不负责任。

  显然,对海口区不做反围剿斗争准备部署工作,又毫无顾虑大胆活动,又成为一些人对林和贵的立场怀疑的另一个依据。

  我们一定要努力做好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认识过程,才能真正认识事物,对人的认识更要如此。

 

  第二章 史实真伪

 

  凡是历史知情者,阅读了《告白》之后,就会发现有部分重要和重大事件的叙述是伪造的。鉴以此,我就针对几件重大事件加以纠正和说明。

  一、关于武装斗争的决定

  (甲)林和贵的笔答新加坡学者陈剑先生的问题中写道:“……更重要的是,由于英帝国主义者已经对我国革命力量展开残暴的军事镇压,我不能只眼巴巴地看着敌人对革命力量进行镇压而置之不理,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况下,我做出了准备进行武装斗争的决定。”接下来写道:“……准备进行武装斗争的决定和推动,就是我同这个领导机关(组织部)的同志们经过反复讨论和研究后共同做出和实行的。”在《告白》108页中,则说:“关于武装斗争决策和到印尼西加从事武装斗争准备的计划等,就是我在咨询了组织部内同志的意见后才决定下来的。”

  据当年是组织部成员及西部领导机构干部之一的李玉兰说“林和贵并没有和组织部开会讨论和决定。我们接到指示后,就认为是组织的决定,随即进行宣传,发动群众越界到印尼参军。”这就是说明了,决定进行武装斗争时是林和贵在一人中央的情况下决定的,并没有所谓“经过《组织部》反复讨论和研究后共同所作出和执行的。”

  另一方面,据当时两位省委张德文(沈友贵) 和张亚华(曾佩雄) 大同小异的说:汶莱“12.8”事件后,没有开过省委会。1963年初的一天,奉命前往晋连路12哩向林和贵汇报工作。就这样,就被林和贵指令越界去印尼,没有征求和讨论武装斗争的原因。

  在2007年间,一位友人去拜访林和贵。当面询问过这个问题,他说:那时形势紧张,没有条件召开会议,讨论,只是个别征求组织部成员的意见。

  为此,我们发现了三个不同版本,全出于他的说辞:一个是“咨询”;一个是“反复讨论研究”;一个是“个别征求意见”。

  由此,可见他的虚伪性和自欺欺人的嘴脸。不敢公开在怎样的情况下,为何一个人可以有如此“胆量”,公然擅自决定改变斗争方式,这项可定夺人民命运历史大事!

 

  (乙)林和贵在叙述他决定进行武装斗争的根据中,明显与事实不符:

  1)“汶莱人民已经武装起义了,他们的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们已经决定进入农村,准备展开长期的游击战争,直到胜利(《告白》120页)。”

  2)“砂拉越马来族领袖,例如,阿末再尼等人,已经到印尼去组织和训练部队,准备不久后返回砂拉越进行武装斗争了(《告白》120-121页)。”

  事实上,汶莱国民军“起义”失败后,没有一兵一卒转入农村打游击。阿末再尼是在1963年8,9月间才到印尼山口洋,当年砂拉越政治部副主任,说是在1963年8月15日被派去的(注),而当时本地报章在9月24日才公开报导阿末再尼失踪,失踪时间是9月9日,比砂盟发动成员(1月份)去印尼足足慢了8个月。就是到了当年5月,砂盟发动人员越界去印尼基本结束时,也足足慢了4个月。怎么可能在1962年末决定准备武装斗争时就说“他已经到印尼组织和训练部队”?又怎么知道“准备不久后返回砂拉越进行武装斗争了”?像这样完全不符事实的假想也可以成为决定进行武装斗争根据?

  3)“印尼政府已经公开将军事抗马……。印尼除了在实际上已在砂拉越一些地区展开过军事抗马行动外,他们还已在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地区分别成立了两个军事抗马的前线作战司令部,准备长期对马来西亚展开军事对抗行动。”

  林和贵在1962年末决定准备进行武装斗争时,印尼并没有在砂拉越一些地区展开过军事行动。印尼最早攻打打必禄观察哨站是在1963年4月12日。那时也还没有成立军事抗马前线作战司令部。

  另一方面,印尼政府宣布军事对抗“马来西亚计划”和支持北婆三邦人民反大马武装斗争实在1963年2月1日。

  林和贵决定开展武装斗争,足足比印尼宣布对抗斗争提前两个多月。由此可见,林和的所谓“根据”,全是后来编造的。

  注:根据当年砂拉越英政府警察部门政治部高官Tim Hardy回忆录透露:阿末再尼是由政治部派遣充当高级奸细到印尼渗透入北加里曼丹国民军和北加革命流亡政府的,并非自行“偷渡”到印尼搞武装斗争。

 

  二、肆意违抗9.19会议的决定(不去东部)

  林和贵说:“我无法与纪作同行(按是9月末10月初),经过李玉兰同纪作面商后,他们认为我可以放慢出发,以便把有关工作处理妥当。不得已时,我先到西部边区,日后再设法从西部边区到东部去”(《告白》207页)。又在笔答陈剑中写道:“我一时赶不及同纪作一起到东部去,反而是纪作和李玉兰两人商量后叫我先把应做的事办完才行。”

  关于此事,李玉兰说:“9.19会议结束后,她就离开坤甸、山口洋和同志们上华莪到双空的人民游击队总部(第三支队营地),再也没有和纪作碰面,怎么能够和纪作面谈决定此事?”同时他(指林和贵)没有去东部而到西部,引起叶杨的不满,他在任何场合的会议上,都不曾做出像他在《告白》里叙述的那样解释。同样,纪作也肯定说没有和李玉兰面商,叫和贵放慢与先到西部边区。当时的实际情况:

  1)印尼9.30政变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东部还未有什么敌情,局势还安定。砂盟和印尼军方共建的TNKU自愿军连队的二连与三连里的砂拉越(人)同志,到1966年8月末才撤回来。一年的时间里与印尼军方的统战工作还维持着;

  2)9.30之后好久,在椰城参加统战工作的叶存厚才回到双空基地(还比林和贵慢到砂拉越人民游击队总部);在中爪哇三宝龙军部学医的张秀琴(张淑瑛)于1966年2月才回到西部华莪,过后还在双空的游击队总部,并在那里碰到从东部来与林和贵见面的贝文对(又名贝坤副政委)。她和贝坤副政委于4月由双空基地下到山口洋,过后由山口洋坐车到坤甸,再坐船沿卡江上东部的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总部(那时林和贵为什么不与他们一道去东部?);

  3)在TNKU自愿军里的砂方同志于1966年8月末撤回自己的部队后,9月初贝坤副政委还从东部第三支队出发沿卡江下到坤甸,接回停留在那里的最后一批同志,如余保国、谢金明、李运华等。但金明因病转去西部二支的峇来加拉岸(BalaiKarangan),李运华到东部三支后,又再返回西部,可见9.30政变后的一年,由山口洋到坤甸,再沿卡江(Sungai Kapuas)到东部的路线仍然是畅通的;

  4)1965年10月5日林和贵上西部边区(双空),后来就参加西部的领导工作,并不是办妥有关的组织关系后就争取早日去东部。直到1967年2月因与叶杨发生矛盾才离开西部游击队总部。这时他在叙述争取去东部过程里,这样写道:“由于我们商定,先到坤甸去找马共或印共地下党联系……。另一方面,是想要求他们协助,以便我们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告白》207页)。”事实上,1967年2月林和贵离开西部总部时曾短暂在华莪(中间站)停留数日。当时印共西加省委几位领导人(包括苏菲安省委书记)在那里还同林和贵、黄汉讨论成立联合部队(火焰山部队)的事。如果林和贵真的想要他们协助的话,就可以提出了,何必离开他们到坤甸去找“地下党”联系,当时的局势下又怎能在坤甸找到他们呢?这明显是在胡说;

  5)据张亚华(和贵离开西部总部去山口洋时,把原本应去砂拉越人民游击队PGRS第一支队工作的张亚华留在身边)说:当林和贵要去山口洋时,就对他说,设法回国内去;

  6)2015年12月12日其妻谢嫣素写道:“……林(和贵)也不至于不自量力地认为自己有能力领导纪作这样资历深的领导人,就是要合作可能也不容易。”这也就是说,林和贵不愿意和纪作一起到东部工作。

  总之,他根本没考虑去东部。

 

  三、“揭发”陈传淦内奸问题

  “正当我们在大白树村内的工作日渐发展之际,一天一支印尼反动军突然包围和袭击我们……其时陈传淦和一位西加华裔干部陈君,因为留在群众家放哨,来不及躲避,才和该住家的女主人等几位群众一起被印军俘虏去(《告白》120页)……我们在假狮隐蔽和保存自己及重新开展地下工作的时候,得到报告,知道那位在山口洋大白树村与陈传淦同时被捕的陈同志,已经从敌人的魔掌中逃脱了出来,并正在四处寻找我们和要求加入部队。经过周密的接应安排和部署。陈同志终于成功地参加到我们的部队中来。他的到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和机密的情报。就是陈传淦被印军逮捕后,在面对印尼反动军警的审问时曾自己向印尼反动军警当局供出他的军方人员身份。他惟恐印尼军警当局对他自己的供词有所怀疑,还主动出示自己的身份证件并建议军警当场用电话联络马方当局求证。之后,他被马方引渡回马。这无形中是在告诉我们,陈传淦不但早已叛变革命,而且还在替敌人忠实效劳。可是我们在此之前一直都蒙在鼓里(《告白》214页)。”

  根据2010年8月19日拜访陈君时,与陈君交谈中详谈了他当年在大白树村与陈传淦同时被捕的情况。他说:他是当地的一位青年群众,在砂拉越朋友影响下,协助联络交通工作。当陈传淦从砂拉越到印尼时,他被安排在码头接应,向群众借一辆车,载送到指定地点。过后就没有碰过面。当时印尼军来突袭时,他刚好去那群众家拿东西,事巧遇到印军前来,就这样被捕了。被捕后,他没有和陈传淦关在一起,同时遭到印尼军警当局威迫利诱,酷打。但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有涉及革命活动。几天后,敌人将他带入一个房间,随后陈传淦进来。这时,他意识到是要他与陈传淦对质。敌人问他,认识陈传淦吗?他一口否定。而陈传淦说认识他。他则反问传淦:你说认识我,那我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做什么工?传淦无法回答。敌人无计可施下,便把他带回扣留房。在这次对质中,他意识到传淦已经屈服于敌人,此后再也没有有关传淦的任何消息。

  监禁日子久了,他也主动与看守交往,逐渐熟悉后,看守对他监视也比较松懈。一次他便趁上厕所的机会成功逃跑出来(当时厕所是在扣留营外,厕所后面是一片树林)。经过几个星期的辗转,在群众的帮助下,最终在假狮联络上林和贵等一班人。当他进到林和贵住处时,发现他们已准备动身要回砂拉越了,若他稍慢就无法跟上了。

  交谈中,我们反复对有关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询问(陈君的真姓名暂姑且不说一一陈君交代);从而我们确定了其事实:

  1)他被捕时不是和陈传淦在群众家放哨;

  2)被捕前他与陈传淦仅在传淦初来时,去载送时见过一面,被捕后也仅是在敌人带他来对质时再见到一次,过后再也不知道他的下落。他也不是和陈传淦同扣留在一起,也不知敌人对传淦的审问情况。只是与他对质时意识到他已叛变。所以,他不可能向林和贵“提供一个极其重要的和机密的情报(即所谓告诉和贵陈传淦是内奸)”。所以,林和贵由陈君提供的情报后,才知道陈传淦是内奸,是不符事实的;

  3)林和贵决定回国内也不是因他在“告白”里说的“是知道传淦叛变后当内奸之后才决定的。”

  由上述当事人(陈君)提供的情报显示:林和贵不是在撒谎吗?这又反映林和贵存在什么问题而故意掩蔽事实去编造故事?

 

  四、没有主动去接回在边区的同志

  林和贵在叙述回国后的工作计划时这样写道:“将设法联络处于危亡关头的边区部队,把他们接回国内休整(《告白》215页)。”在总结海口区20多个月工作成绩里写道:“二,把边区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一和第二支队以及火焰山部队中保存下来的成员接回国休整(《告白》231页)。”可是真正的事实是:游击队第一支队,第二支队以及火焰山部队的同志,都是他们自己在克服重重艰难阻扰之后才回到国内海口区的。而且他们到达后,有者还是等上整个星期才能见到林和贵。第二支队的政委沈友贵说到:“令人百思不解的是,竟然在那里(指海口区的瑞裕港,官姓群众家)一住就是一个星期。过后,林和贵和谢嫣素才带了一组警卫员到来。当时,林和贵的表情令人吃惊,他沉着脸,非常不高兴。别了几年,而且他还是不告而别呢,他竟然连握手打招呼也不太愿意,就坐在房门边叫沈友贵作报告。不久,他听了报告就匆匆离去。”(参阅张德文写的“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记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二支队走过的路)

  沈友贵等与林和贵会面时,要求立即派熟悉的同志去边区接回滞留在那里的同志,因为他们的处境非常困难。可是林和贵却欺骗沈友贵说:“就派人去接回了”。可是,后来才知道,根本没派人去接,而是那些边区同志在克服艰难阻扰下自行回来。

 

  五、1972年海口区会议

  1968年10月初,黄纪作带领部分同志离开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去第二省(北加人民军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设法与林和贵见面,共商革命大事。黄纪作派出干部开辟交通线,也打通了彼此书信往来线路。黄纪作积极争取到西部与林和贵等西部领导人,共商革命斗争重大问题。

  1969年末,黄纪作派干部杨传兴到西部联络。林和贵本身与其亲信亲自处理,结果在半途出事,杨传兴被接送到警署。过后林和贵始终没有交代此事。他却说“不知道”传兴为什么要来西部?来西部做什么(按被派去接杨传兴者是由林和贵直接领导下的地方工作者,他还指令沈友贵写信给杨传兴:“持信者可靠,可跟随来。”如此,他还公然说:不知道)。

  从林和贵和黄纪作之间的通信联络和派人接杨传兴去西部的事实。可以肯定林和贵早就知道黄纪作要与西部领导人开会解决斗争中的重大问题。只能说,那时还不能确定具体的时间和会议地点罢了,怎么能说:“黄突然到来,给会议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告白》256页)?已经很久就知道黄纪作要来会商,作为国内一个重要领导,怎么说并非事前有计划和准备。所以会上便只是彼此介绍9.19坤甸会以后各人的一些经历,际遇和感受,发表大家对当时斗争形势的看法(《告白》256页)”?

  从1968年末到1972年中(会面前),黄纪作都积极主动,争取机会与林和贵联络,争取早日会面谈商许多大事,而且付出了牺牲代价,纪作本身处境也很艰难。林和贵却始终不主动配合,而冷漠对待。这说明林和贵内心另有企图。

 

  六、林和贵主观主义地批判第三省领导和他自己1974年初放弃武装斗争的“戏剧化”态度

  林和贵对第三省领导在处理“斯里阿曼行动”的批判与指责是主观偏见的。他在“告白”和笔答陈剑里这样写:“所谓出多留少和保留精干的应对措施下,大多数的部队指战员,包括一部分反对‘和谈’和不愿接受‘和谈’条件的指战员在内,被迫放下手中武器,走出森林‘重返社会’去缴械和集中。……在一般干部同志方面……他们都是坚决反对斯里阿曼行动而坚持革命立场与原则的同志。”

  事实上,第三省的各级干部和战士,对斯里阿曼和谈没有一个是“坚决”反对的,只有个别人在开始时表示怀疑。在洪楚庭去见了黄纪作和对“出多留少”的措施说明之后,大家都接受和按领导的安排进行。被安排出的同志中,没有一个是违抗而被迫放下手中武器的。到文铭权主席3.9声明发表后,在坚持留下的部分同志中,也只是讲一些怀疑的意见。但在领导人引导大家反复学习3.9声明;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的几篇文章后,大家都能在平常心态下,探讨搞清路线问题。至于已经出去(下山)的指战员,就是听了文铭权的3.9声明后,也几乎没有什么“激情”表示;就是到了1976年8月22日,洪楚庭为代表的第三省地下武装力量,号召早前下山(出去)的成员重返森林时,反应的十分冷淡。这可说明了当时大部分人的心态。如若是林和贵所谓:“被迫放下武器……”又为什么不重返森林,再拿起武器?

  林和贵在笔答中关于他1974年下山的理由中,有这样一段叙述:“……我们还有文铭权主席和他身边的一些同志留在中国……所以我们也应做准备和创设条件,以便他或其他代表回来时可以比较快和容易找到我们。就是这样的考量下,我和张亚华共同商定,由他留下继续领导那些要继续留在森林进行武装斗争的同志们……我(指林和贵)则出来等待文铭权或他的代表回来联系,所做的部署。”2010年晋汉省友谊俱乐部举办的新春联欢会时,我曾向张亚华了解当年林和贵要下山之前是否真的与他(指亚华)共商部署计划(如上述)?亚华听后表现有些诡异和气愤地说:“哪里有呀!他自己怎么想就怎么写好了,为什么还要这样乱写!?”

  林和贵认为斯里阿曼和谈本质上是敌人“招降”的手段;是为了“消灭革命组织及其领导和革命斗争”;是“背叛革命的行为”,所以“他始终都持反对和批判的立场和态度”。可是,他很快就走出森林,而且是在文铭权发表3.9声明发表之后,“在经过冷静思考之后才决定的行动”。他没有以实际行动证明他是“始终都持反对和批判立场和态度”,给人留下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深刻印象。

  林和贵以他走出森林的实际行动来说明他当时决定进行武装斗争脱离国情,是错误决定的。他走出森林后又与政治部配合,呼吁继续留在森林进行武装斗争的同志们:“走出森林,否则后悔莫及”,表明他是要完全结束由他发动的武装斗争,也表明他“无心无力收拾残局”。

  他放弃武装斗争的领导责任,正如1967年离开砂拉越人民游击队总部(第三支队)到后方的山口洋时,他明知道第三支队在印军的疯狂进攻下“潜伏着瓦解和被击败的危机和西部边区武装斗争前景黑暗无光(《告白》206页)。”身为一个主要领导人,却依然不顾边区三个支队处境和存亡,极端不负责任的,自己却溜走到山口洋。这明显说明了林和贵不热爱自己的部队和同志,是一个极端自私,只按自己利益议程行事,是一个存有许多问题的领导人。

 

  七、结论

  社会上对这段历史不熟悉者,要是读了《告白》,信以为真,便产生许多错觉、误解,危害性不小。为澄清历史事实,纠正是非,溯本求源一一这就是笔者撰写本文的愿意。

  对林和贵的认识是需要一个过程。我认为:不能只听他讲的多条理,写得多么“革命化”,篇篇文章都离不开大量引用导师的经典论述;看他“痛批斯里阿曼和谈”;“大骂黄纪作兄弟”;又表示他走出森林是“等待文铭权回来重新部署”来显示他“多么坚定和要继续革命”;“批判第三省领导都是叛徒,帮助敌人消灭革命力量的帮凶”……等等。这一切,都不能代表他的真实思想立场和内心世界。要看它的真面目,就要看他一贯的实际行动和走出森林后的长期表现,就可以昭然若揭。

  (稿于2016年)

 

  第三辑

 

  回眸史实与实践,探析两个历史问题

  (一)对 9.19坤旬会议的意见

  林和贵在《我的告白》一书中,对9.19会议谈了许多意见。总的来说,他完全否定这次会议。他认为会议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主要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坤甸9.19会议是造成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等等。他对这次重要会议和对文铭权进行诸多攻击指责,使一些人对那段历史产生错误的认识。因此,针对这次会议相关的问题,依据实践结果谈点意见。

  (A)会议一致选举文铭权为党的总负责人的决定是正确的。自砂盟于1953年成立时起,文铭权既是创造者也是盟主席。多年来,他依据各个历史阶段的实际情况提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带领全党同志努力奋斗,使革命斗争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他始终坚持正派,善于团结各级干部一道工作,深得全党同志的尊敬和拥护。

  (B) 9.19会议是在印尼右派军人政变夺权的前夕召开的,文铭权依据当时的局势所做的部署是正确的。会议决定将当时集中在西加的山口洋和坤甸市镇,手无寸铁,又未经军训的四百多名北加男女,分成两部分转移去砂印边区,参加砂拉越人民游击队(西部)和成立北加人民军(东部),形成东部和西部两个领导机构。有效的应对9.30政变后对我们非常不利的处境,又能更早地展开东部武装斗争。

  林和贵、黄冠俊(其实他是军事斗争的门外汉,又不了解情况的乱说而已),对9.19会议的上述决定进行抨击和提出的他的幼稚危险的主张,他们认为“我们的部队总人数只不过五百人左右,应打造成一支统一的部队……建立两个平行的领导机构……两个不同番号的做法,只会分散自己的力量……不利于我们的反围剿时歼灭敌人……至少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革命斗争的重点仍然是在西部……到西加建军的主要力量来自第一省……而到西加后,我们在那里已开展了地下工作,发展了组织细胞,聚集了一批可观的地方力量。所以,西加的地方可以作为我们开展武装斗争的一个重要后方阵地,为武装斗争的开展提供多种支援……不适合在当时就把主要领导力量调派到东部去……”(参看“革命失败主因的探讨《告白》315-316页)。“单单凭借西部边区那样广阔的自然地理条件,不说只是数百人,再大一些的部队要在那里生存不成问题的。而敌人要在那里把部队完全消灭更是谈何容易”——《告白》183页。其实,林和贵与黄冠俊的这个观点,在印尼9.30变天后的政局发展,使我们失去在印尼的合法条件转为面对印尼的军队围剿的险恶处境的事实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因为,9.30之后,苏哈多反动派就对远离边界而集中沿海地区的西加华族群众进行残酷镇压和屠杀。住在边区地带的土著,在被镇压,鼓动和收买而与敌人配合对付华族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在西部已失去如和贵说的“可观的地方力量,和提供多种支援及一个重要的后方阵地”了。无法解决粮食的“广阔的自然地理条件”也无法发挥出像和贵说的“再大的部队要在那里生存也没问题,而敌人要在那里把部队完全消灭更谈何容易”的作用,三支反围剿(西部)时在森林中无法解决粮食的事;及陈平(马共)在《我方历史》一书中第239页叙述:“……我想到马来亚有大量杳无人迹的森林,难道它们无法养活我们?……我又错了,在极短的时间内,我得到了教训,从中觉悟到即使是小规模组合,例如30个游击队队员,在任何地方都无法依赖森林里的天然营养维生超过两个星期,这段时限过后,如果他们还得战斗,他们就必须得到外面供应的粮食。”这些来自实际的认识远比想象的东西正确。总之,9.30变天迅速地使我们在西加的处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原来的有利条件丧失了。就原来数目的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已面临生存和物资(粮食)的困难,如果按和贵主张将五百人全部集中于此,集中兵力进行反围剿歼敌,无疑是错误的。不仅面对更大困难,还将造成更大损失。

  回头再看对开展东部的决定。东部边区(靠近国内第三省的印尼边区的马罗河)远离印尼驻军,又是广阔少人的大森林地。印尼军对东部的围剿,在运兵运粮方面都比围剿西部更加困难。9.30之后,印军很快就对西部进行围剿,而对东部的围剿则迟至1968年底才比较加剧。所以,东部边区同志及时利用这段间隙进行大生产粮食;开通进入国内第三省的交通线与省内革命力量取得联系。1968年底边区同志进入国内建立武工队开展国内的武装斗争。事实证明,到东部建立部队再越过无人烟的大森林进入国内第三省的决定是正确的。这条越过林海进入国内的行军路线是隐蔽最佳的军事行动路线。毛主席领导长征,为什么是选择过雪山草地的路线才是成功之道一样。反观若按和贵的主张:全部(五百名)集中西部进行反围剿“歼敌”,在无法坚持印尼西加边区时,则全部进入国内第一省,再不能坚持则由国内转移到东部(第三省)。虽然他们的主张未经实践,但从我们多年的斗争经验看到定会面对的险境更多,牺牲损失也更大,东部武装斗争更慢开展,西部成为孤立无援的不利局面。

  关于集中力量在反围剿时歼灭敌人的战术,中国红军确实做得很成功。但是以我们当年的军事力量,试问从西部到东部有那次反围剿是依靠战斗打败敌人取得反围剿胜利的?事实上,我们往往都是以避开敌人突出包围圈打破进攻的。1970年2.24海口区的反围剿斗争,和贵建立的领导中心不是成立战斗队(人数还不少,武器不错)和中队,连一次主动出击都没有,一枪不放地就撤出海口区到石角。真是说的一套“毛泽东军事思想”,行的又不知是什么?

  (C)关于各自为政,群龙无首

  林和贵在其《告白》一书中,反复指责9.19会议造成往后的斗争变成各自为政,群龙无首的局面。

  按9.19会议的决定:文铭权留在西加的孟加影,林和贵和黄纪作去东部。这也就是说,革命组织的三位最高领导,在会后黄纪作与林和贵是在一起工作的。可是,林和贵因对个人权位分配不满,否定会议的决定,他决定与黄纪作分开,不去东部留在西部。1968年,黄纪作到第二省争取与林和贵碰面,他足足花了四年的时间,付出了许多代价才实现。可是林和贵一方明知黄纪作要见他,却一直不积极主动配合,在海口区搞已被改了名的北加人民游击队。我认为,如果林和贵依文铭权的安排不与黄纪作分开,即使后来文铭权因印尼政变不能回来,他们两个最高领导在一起,依然能对许多重大问题,共同讨论决定,贯彻执行。例如,北共一定会更早宣布成立;能及时总结斗争经验避免一些过左的偏向;黄纪作在第二支也可减少如此严重的损失破坏;斯里阿曼和谈可能不是那时、那样孤立情况下出现等。因此,林和贵指责“各自为政”,其实是和贵本身不按9.19会议决定和黄纪作到东部的结果,完全不是9.19会议造成。林和贵应负这个责任。

  919会议决定成立东西部两个领导机构领导革命斗争,被负予重任的干部除了林和贵一人之外,其他干部都及时行动,奔赴各自的领导岗位领导斗争,所以并无“群龙无首”的情况。

  (D) 9.19会议也存在不少缺点。例如:1)处理组织职务和权力方面过于简单,尤其对和贵的思想品行认识不足,对他的不满与报复估计不足;2)会议过于仓促,对即将发生变化的印尼政局的应对缺乏探讨,指明方向和制定政策;3)这么重要的会议,竟没有一份文字记录留下,作为党的历史文件,为总结历史的依据,也可为各单位统一认识贯彻执行……。

  9.19会议的决定不能顺利执行,特别是党主席所负的职务,是完全不知印尼政局变天竟在9.19会议后的极短时间发生,又是那么彻底不利我们。文铭权的离开又不能重回岗位领导斗争,对整个革命斗争的影响是大的。这个历史事件虽不是9.19会议的失误,但必须作为经验教训:即在局势处于将要变化而又无法掌握确切的时间和变化后的局面时;主要领导者(文铭权)还是不要冒险离开更稳妥。

  (稿于2017年)

 

  (二)对武装斗争路线问题的探析

  1962年12月8日汶莱人民党武装事变后的极短时间里,砂盟在林和贵一人中央的情况下,做出武装斗争的决定并迅速发动成员及进步青年到印尼进行武装斗争准备。砂盟从此由原来的斗争路线改为武装夺取政权的路线。全党同志虽然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战和无法取得广大群众(特别是土著民族)支持的情况下,终于1990年解散党军,这场革命彻底失败了。

  砂盟与北共领导的这场革命史是在进入武装斗争之后失败的,所以对武装斗争路线是否正确的探讨,就成为总结历史的不能回避的问题了。

  林和贵以砂盟中央的名义做出武装斗争的决定,很快的成为砂盟和北共全体同志执行的路线,直到1973和谈的整十年里,没有人提出怀疑这个决定的正确性,这是当年的内外环境(主客条件)使然。

  我是组织的一名干部,和与我对享有崇高威望的组织忠诚的同志一样,坚决贯彻执行武装斗争路线。在当时认识水平低,参加革命斗争历史短等,使我对砂盟决定武装斗争的路线不曾怀疑过。记得,1963年2月我接到通知,于3月份便与一批第二省同志集中到印尼。年中参加与印尼军方联合组成的自愿军联队(TNKU)转战在第二省第三省的砂印边区。9.30印尼政变后的1966年带领仍在队里的北加同志脱离印方回北加人民军。1968年打通由印尼边区进国内第三省的交通线,成功与国内的同志取得联系。之后一直带领武工队战斗在几乎完全是伊班族群众的拉让江中游军区及后期在下游军区。斯里阿曼后再重回印尼边区到1985年离队下山。为时22年的武装斗争和肩负的工作(特别是后期的北共中央第二分局委员)经历,跟随斗争的发展,使我在脑海中产生越来越多的疑问,逐渐改变了认识:实践表明,要武装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当年决定进行武装斗争的路线是错误的。

  重返社会后,我进一步认识北加社会情况,从许多刊物书籍和网络媒体看到他们的革命斗争经过,特别是中国在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提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反对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从本国实际出发,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提高了认知,启迪我们审视当年的武装斗争。经过长时间的沉淀也让我们更加明确在缺乏主客观条件的情况下,决定的过左的武装斗争路线是错误的。

  一、没有争取到广大各族群众的参与和支持

  我们的武装斗争的参与者和领导者主要是华族(占华族人口的部分),党和部队中,除极少的达雅同志外,也完全是华族中的先进分子,他们走在斗争的最前头,也付出最大的牺牲。随着斗争的持久与激烈,面对敌人的不断镇压破坏,他们对武装斗争的态度也日渐淡化。尤其在1973年以后更突出,有的直接叫我们放弃斗争。我们的部队人数始终没有超过千人,武器差。拉让江地区,在斯里阿曼和谈后的17年里,只有收到三个华族新兵。27年的武装斗争我们却牺牲了700多人。1963年越界参军的五百多人多数已不在人世了。参加过自愿军联队和当年在边区建军的老指战员到1985年一批离队后已没有一人坚持在部队了。孤立无援的队伍日趋老化弱化。

  27年的武装斗争过程,达雅族除了少数参与和支持我们,而绝大部份则是未被发动的群体。我是好长时间活动在民族(伊班族)地区,拉让江中游武工队是一支战斗在99.9%是伊班群众的队伍。自1968年起到1990年武装斗争结束,在此坚持了19年。中游的民族工作也和全国乃至印尼西加地区一样,在尚未面对敌人镇压迫害时,他们是站在我们这边,支持支援斗争,但是在敌人残酷迫害与诱骗之后,他们的态度就要改变分化。中游武工队曾吸收整个小队(10多人)伊班族参与,但是,多数适应不了无家(根据地)和长期奔波的艰苦危险的游击队生活而纷纷离开。到1990年结束武装斗争时,仅剩在部队长大的Api一人了。20多年来的中游地区群众也在分化。原本中游的四条大支流(加拿逸左岸、牛麻河、贝河、卡地拔河)几乎都宣传过和建过立脚点的地方,后期也仅存马占河尾的三座长屋的群众待我如故,其他的多已淡我而去。当中游的情况虽然只是一地而已,你可以说他不能代表全国的民族。但是,我认为他能反映出全国各地山地民族(达雅族)在现阶段(何况那时)的政治觉悟,对我们进行武装斗争的态度和面对敌人镇压时的斗争决心和变化。我们面对民族的这种表现既无法避免,也不能埋怨责怪。因为当年在决定进行最高斗争形式的武装斗争时,并没有真正了解到他们和依据他们的觉悟和决心(国情)为依据的结果。

  在27年的武装斗争历程中,部队几乎没有一个马来族同志,也看不到马来族群众对这场武装斗争的支持、支援。我们也自始至终都没有能力对马来族同胞进行过真正的宣传教育工作。真不知林和贵在决定进行武装斗争时说的马来族人民指的是谁?多少?他指的“砂拉越的马来族领袖例如阿末再迪等,已经到印尼去组织和训练部队,准备返回砂拉越进行武装斗争了。”这又哪里是事实呀!其实,阿末再迪到印尼还比我们华族慢几个月。又是英帝政治部安排去印尼在我们队伍(特别是TNKU)里当卧底。汶莱人民党领导人阿扎哈里在印尼9.30政变后已脱离我们走向机会主义道路了。除此哪里有其他领袖和群众参与武装斗争,像这样只望见一点小波纹就是大浪的过敏反应与实际相距何止一万八千里!又怎么成为决定武装斗争路线的根据?!27年的事实说明,马来族群中对武装斗争的支持远远不如达雅族,距离华族就更遥远了。

  现在,当我们回头探讨当年进行武装斗争时,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在1963年决定的武装斗争是依据马克思关于暴力革命理论和毛泽东的进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是今后革命斗争的主要道路。党的文件和部队的学习时都反复指示和强调的。1977年北共中央第二分局在修改党的总路线时,还特别明确规定“乡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个唯一正确的道路;文铭权在3.9声明中,再次强调“我们将继续以武装斗争作为主要的斗争形式……”等等。这就是说,武装斗争是路线问题,目标是打败敌人夺取政权。他不仅是反击敌人的镇压保卫组织与革命而已。

  探史在《砂拉越革命武装斗争》一书中写道:“有人说我们的武装斗争是‘早产儿’。武装斗争是可以为了宣传组织人民群众和创造夺权条件的需要而发动的,也可以为了直接夺取政权而发动的。如果我们的武装斗争是为了前者,那事实证明我们的斗争是足产儿,如果是为了后者,那确实是早产儿。”(270页)我认为这是奇怪的想法。因为党的文件和27年的实践已明确说明是武装夺取政权。我们的军队和群众在斗争中所做的一切努力和牺牲不就是要打败马来西亚反动政权实现独立解放吗?我真不明白,亲身经历过的武装斗争竟然“不清楚是为了什么”?不敢承认和面对事实是无法正确总结历史的。

  林和贵与一些同志认为,1962年汶莱武装起义后,敌人对我们展开大逮捕,封闭许多进步社团组织等。因此只有进行武装斗争才能保卫组织,我同意这确实是当时的情况。但是,目的是为了保卫自己进行的武装反击,也只是斗争的策略,而不是我们后来的武装夺取政权的路线问题了。彼此的具体做法也不同,对整个革命的影响也不一样。

  敌人在任何时候都在策划使对手犯错上当,而我们的“英明”领导者就是要识破敌人的阴谋鬼计带领队伍按自己的道路前进。正确的决定武装斗争时机,不在敌人的逼迫下,在我们自己还缺乏得到广大群众支持的情况下,一人就匆匆地决定的。

  改变原来的斗争路线,执行以武装斗争为主,实现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胜利的主要条件是什么呢?那就是必须得到广大的各族群众的支持。文主席在会见汶莱人民党代表时指出“武装斗争要有群众基础,要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特别是占人口多数的山地民族的支持,没有占大多数人口的山区民族作为可靠的同盟军,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由汶莱的马来族(注:我们是华族)单独搞,成功的希望不大……。”回顾我们那场武装斗争参加者主要是华族,还是华族的部分,部队更是不超过千人的极少数先进分子。少数的达雅族同胞同情支持,多数陌生,持观望的态度,而对我们支持的部分在面对敌人的镇压迫害时还要变化分化,要提高他的政治觉悟的并非短期的宣传教育就能实现。27年的努力与付出很大的代价的民族工作,实践的结果仍然无法实现达雅族的大发动,而仅争取到少数的支持。马来族对武装斗争几乎没有参与。我们也还没有对他们真正进行宣传教育,整个斗争过程这种现象没有改变。

  砂拉越(不必说北加)是多元民族聚居的地方,单就三大民族中的马来族与达雅族人口就占2/3,远远超过华族。1962年时,我们的革命斗争正处于较低的阶段,群众(特别是土著民族)的政治觉悟不高,斗争要求不高,民族的阶级的矛盾不够尖锐,革命组织的民族工作才初步展开,群众基础薄弱,这就是当时的客观实际,是决定进行武装斗争时最重要的国情。

  二、主观条件不足

  1962年中开始,砂盟中央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中央仅剩林和贵一人在位。省委或相当这一级的重要干部也不少被捕。砂盟的领导力明显减弱。1962年文等离开时仍然指出武装斗争的时机尚未成熟,武装斗争问题仍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可以说,到决定进行武装斗争时,砂盟还没有做过武装斗争准备,没有学习过军事理论,不懂国外的武装斗争经验。没有一个领导和成员参加过军训,不懂军事。决定进行武装斗争,却不知如何开展斗争(例如当时第三省)。不健全不统一的党和军事领导水平低,始终没有预见斗争过程中面对的危机和总结失误。特别是在9.30之后的极为不利的形势下,没有提出防止“左”的错误,结果造成严重的破坏损失(例如西部三支的反围剿,东部第二省几乎崩溃和群众尽失,提早斯里阿曼和谈;第三省过左的杀敌夺武政策,使敌人对群众更加疯狂镇压,加速武装斗争失败。

  武装斗争需要外援,特别是需要如陈平在《我方历史》中指的“我们极需要一个由共产党控制的国家有共用的边界……中立的暹罗(泰国)将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优势……”的共同边区。然而这种愿望我们始终无法实现。在还未真正了解印尼政局前已去到印尼,我们在苏卡诺掌权的短短两年多得到极少的支援,让少部分人得到军训,掌握基本军事本领;配给一些旧枪支弹药,供给生活及在印尼的合法有利条件。这种有利的条件很快丧失,新上台的苏哈多反动政权很快对我们进行军事围剿,我们刚建立的弱小武装队伍面对惨重的牺牲损失,最终彻底被赶出印尼。在实际上,我们除了得到“声援”之外完全的得不到任何有实际作用的物资援助。孤立无援的部队既不能在印尼边区建立根据地(甚至基地)又不能在国内任何地方,特别是在尚未被争取到的山区民族地区建根据地。武装斗争在坚持与发展方面都面对更大艰难,没有根据地难于发展民族群众参军。马共之所以能成功建立一支马来族同志的第十支队,我认为拥有稳固的根据地是一个重要条件。

  总之,在未具备足够的主客观条件情况时,在砂盟一人中央仓促草率决定进行不符合国情的武装斗争,时间证明是错误的。文主席在《历史片断》中说:“从客观情况看,在还未具备足够的群众基础的情况下开展武装斗争,对砂盟和后来的北加共所领导的武装斗争显然有不少负面影响……。”我看,何止负面影响,而是失败,党组织也解散,付出巨大代价由北共领导的革命也终止,成为历史。

  武装斗争结束距今也已过去30年了。探讨当年进行的武装斗争是否正确的问题仍然存在分歧。有的领导在总结革命失败和武装斗争失败的原因时,虽也再三强调是“革命基础(革命的国内外条件)和革命的客观条件(特别是北加社会的民族和阶级矛盾不够尖锐)还不够……主要是革命的条件和客观因素还不够具备”——引自《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和北加革命》126页。“总之,当年砂拉越那样一个半原始半封建半殖民地又多民族的社会基础,结合当时的革命组织,敌情和国际局势情况下,要取得那场武装斗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而导致武装斗争失败的最主要原因,不是革命组织而是当年的社会基础”——引自王连贵的《实事求是对待历史》第34页。同时他们还更进一步指出:“主观因素主要是指北共的路线,方针——客观因素是实在的东西……主观因素……主要来源于社会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等。所以客观因素决定主观因素”——引自探史的《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和北加革命》第124页。换言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源于客观实际,并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改变。如果今天他们还确认上述观点的话,那就应该看到,为什么会决定一条与客观实际不符的武装斗争路线?成为全党全力以赴去实现武装夺取政权?这场革命最终失败是在武装斗争道路上,而武装斗争失败也是因为缺乏当年的社会基础客观实际。脱离客观实际的过左的路线又怎能是正确的?又怎能不失败?

  27年执行武装斗争路线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例如西部游击队的反围剿,东部的杀敌夺武等等)虽然严重,但也只能是加速失败。73年和谈之后仍有少部分同志坚持武装斗争。如果武装斗争条件成熟,我认为一定还可以发展起来。中国的革命战争很好证明了这点。换言之,如果我们没有犯上述的错误,在当年的社会基础不够的情况下,从我们实践和历史事实看,武装斗争也只能坚持好点,久一点。最终也只能结束。马共的斗争没有像我们这样的错误,部队比我们强大,在泰南建立稳定的根据地,武器弹药好,得到一定的国际援助,党比我们健全,经验比我们丰富,为什么在89年要和谈结束武装斗争,我认为考虑马来亚国内的社会情况(国情),特别是马来族与印度族群众对武装斗争的态度和没有武装斗争条件,是一个最重要原因。

  我认为当年那场武装斗争是错的,并不是要否定马克思关于暴力革命理论和毛主席的枪杆子出政权思想。今天,我还是坚持:只要我们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独立探索具有本国特点的革命道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依然是党的指导思想,是革命党人对敌斗争的锐利武器。列宁和毛泽东正是正确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我们的革命武装斗争之所以失败,正是我们的思想僵化,机械教条地固守马克思主义词句,既不是根据本国实际又超越斗争阶段,竟因敌人对革命党人的进攻便仓促进行还不能进行的武装斗争,又在斗争过程中始终没有纠正“左”的倾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份关于纠正“左”的文件)和缺乏团结统一的中央有力领导,使武装斗争提早面对更多的困境,最终彻底失败。

  我只是一个干部,由于我的理论水平低,缺乏了解他国的武装斗争经验,所以我的看法也许是片面的。我仅希望给后来的革命者,如果他们的斗争仍然要以暴力夺取政权的话,能了解我们是怎样决定和进行武装斗争,又怎样失败的。让我们的经验成为他们成功之母。

  (稿于 2017年)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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