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说话(江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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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犀乡青少年天地

当年苏共放弃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与控制地位,而那些得到西方资助的媒体与所谓社会精英,完全跟着西方的舆论和理论的导向走, 中国只有提升自己的话语权,才有可能成功地扞卫自己的利益。中国早就站起来了,如今富起来了,中国急需要“强起来” 。我们殷切期待着中国说话,世界都认真倾听。

 

 

中国要说话,世界在倾听

发表于: 2014-02-01    来源:红旗文稿

作者:江涌

——关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思考

2009年11月20日,国际媒体披露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该中心为研究气候变化的领先机构,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提供重要参考依据)遭到黑客入侵,数以千计的电子邮件和数据文件被盗载,随后在一个气象科学家网站上公布。这些邮件和文件内容显示,在过去几年间,有关科学家涉嫌操纵数据、夸大人类对全球气候变暖所产生的影响。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于哥本哈根召开的关键时刻(12月7日),“气候门”爆出,一方面给气候变化鼓吹者一记闷棍,一贯连篇累牍报道气候问题的国际主流媒体对该事件显得非常冷淡,英国BBC甚至一度取消有关该事件的网络评论;另一方面,极大地鼓舞了作为非主流气候变化怀疑论者的斗志,他们坚称“总有一天全球变暖论将被揭露为一场骗局”。

在气候变化议题上,英国科学家涉嫌数据操纵、发达国家对哥本哈根气候谈判的操弄以及在国际社会形成的所谓“主流”与“非主流”,其实都可归结到话语权问题。

话语权:用天鹅绒包裹的铁拳

中国有一个着名成语故事叫“指鹿为马”,其实反映的就是话语权问题。佞臣当道,重权在握,谁敢说出是鹿而非马,便祸从口出,定要吃不了兜着走。话语权是指说话的权力,该权力能以非暴力、非强制的方式改变他人、他国的思想和行为。话语权的本质不是“权利”(right),而是“权力”(power),是通过语言来运用和体现权力。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大小,直接取决于该国在国际社会实力的强弱,以及实力的有效使用。话语权是“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20世纪初期,在国际政治领域,美国与苏联近乎平分秋色。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技术实力,建立了许多超大功率的发射台,利用多种语言对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不间断的广播,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念、政治主张与生活方式,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持续进行思想渗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强势话语权在与东方阵营竞争中拔得头筹,而且不断强化这种领先优势,最终为赢得冷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世界经济领域,美国则通过操纵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主导世界投资、金融与贸易,将世界大小国家,按照近似“同心圆”的布局、最有效传递“美国声音”的方式进行序列排座,通过美元媒介、美联储政策中心与华尔街金融中心,将世界编织成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话语体系。美国的超强经济话语权,不仅是美国强大的国家实力的体现,反过来也能进一步维护与增进美国的利益与实力。

话语权可以表现为话题选择权、事务主导权、市场定价权与利益分配权。当今世界经济起起伏伏、国际金融潮涨潮落,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世界经济的主导以及对国际金融的操纵密切相关。美元是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国际金融资本主要是美元资本,国际主要大宗商品的计价、交易与结算用的是美元,决定大宗商品价格的期货市场当数美国最集中、最发达,美国的投资银行、对冲基金与各类中介服务机构等形成了分工协作的网络体系而覆盖全球,美联储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操纵货币政策的天时、地利与能力等等。这一切赋予了美国强大的金融话语权。华尔街与华盛顿的谋略家依照美国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国家利益最优化来设计与使用金融话语权,在全球兴风作浪,将世界的资源与财富吸引或驱赶到美国。

话语强权除了直接用于鼓动宣传外,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还不断向发展中国家兜售“好政策”和“好制度”。但是,这些所谓的“好政策”和“好制度”在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早期或没有很好地用过,或根本就没有用过。例如,当今的发达国家在尚处于经济追赶阶段时,都努力保护自己的幼稚工业,从先进国家走私机器,频繁从事工业间谍活动,甚至直接猎取先进国家的技术工人,侵犯他国的知识产权。而当这些国家科技与经济发达之后,便摇身一变,由偷猎者变为狩猎者,转而大肆宣扬维护自由贸易、保护知识产权等政策和制度的必要性与好处。

近代以关税保护本土产业的始作俑者就是发达国家。14—15世纪,英国对当时的主要工业——毛织业一直给予保护,而毛织业对英国工业革命与国家富强曾经具有决定性意义。到1846年,旨在保护本国谷物生产的《谷物法》被废止以前,英国根本称不上是一个完全奉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美国和德国就是直接受惠于关税保护而成为经济强国的。美国建国后长期采取高关税保护政策,直到19世纪后期关税保护的平均水平仍在40%以上,而当时美国的人均购买力已经是英国的3/4。自由贸易政策一贯都是强者给弱者、先行者给后进者指示的“好政策”,如今,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纷纷抬高贸易保护的门槛,自由贸易被纷纷抛弃。

又如,世界上第一个专利体系是1474年在威尼斯出现的,美国通过专利法则是在1793年。尽管如此,美国在1836年专利法修订之前,本国公民无须任何原创性证明,即可取得专利。在美国快速工业化的整个19世纪,美国一般都是将他国技术看成通用技术,采取“拿来主义”,只有本国技术才被当作专门技术加以保护。只有到19世纪最后10年,当美国有更多的知识产权在海外遭受侵害的时候,美国国会才通过了知识产权延展法案,使国外知识产权享受美国居民同等待遇。如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知识产权之剑悬挂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头顶,显示其“己所不欲、硬施于人”的不良用心。

再如,发达国家不仅向地球泼撒了第一桶脏水,而且几百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泼撒。自工业革命以来,占全世界人口不到1/4的发达国家消耗了全球3/4的资源,排放了80%的温室气体,至今人均排放量还是发展中国家的8倍,是“人类行为导致地球变暖”(假设该命题成立)的祸首。如今,发达国家在实现富裕之后,在经济与产业实现低碳化之后,登高一呼,承担起“拯救地球”的责任,要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中釜底抽薪。《京都议定书》曾经是发达国家所积极推动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他们倡导并接受的,但是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他们近乎抛弃了自己的选择与承诺,反而将矛盾指向一些新兴大国,用意何其虚伪!

国际舆论格局:西强中弱

苏东巨变,冷战结束,中国在政治上成为西方关注的焦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力日盛,被西方认为是主要竞争对手。尽管今日中国经济实力于国际排序已经是坐三望二,但是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远未能取得与自身经济实力相称的话语权,在主要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地位甚至不及一些欧洲小国。例如,中国经济实力数倍于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三国,然而比、荷、卢在IMF中的投票权曾长期超过中国。国际新闻市场的资讯来源及资讯解释权几乎被西方通讯社垄断,全球大部分地区约80—90%的资讯由西方通讯社提供,而以华语为载体的信息量仅占全球信息总量的5%左右。客观制约与主观忽视导致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严重不足,成为中国综合国力的一只跛脚,国家安全的一大软肋。

话语权大小与经济实力强弱密切相关,但是并非总是如影随形。有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可以在经济实力一定的前提下,通过将有限力量进行合理整合与有效使用,而提升话语权。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实力并不出众,而且处于被孤立状态,被排除在绝大多数国际组织之外,但是中国通过对有限实力的有效运用,引起了国际社会持续高度重视,赢得了举世瞩目的话语权。20世纪50年代,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而后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60年代,中国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至今仍被写在西方国际政治教科书中,“毛泽东思想”对于西方左翼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西方学生运动的思想和理论的重要来源;70年代,中国纵横捭阖,确立了在中美苏大三角中的发言权;也正是中国的话语力量,1972年,尽管美国百般阻挠,第三世界国家硬是把新中国“抬进”了联合国,而且还是常任理事国,此前中国长期徘徊在联合国大门之外,没有任何议题设立和规则制定的权力。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式样的话语纷纷涌入中国,并被自觉与不自觉地加以采用。在政治领域,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公民社会等等理念被引进,而且一部分人认定,这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是所谓“普世价值”;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利益、硬实力及软实力、地缘政治、人道主义、历史终结、文明冲突、失败国家等等说法纷纷进入外交话语体系;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诸如实用主义、存在主义、非理性主义、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等等概念也不断出现。在文化领域,西方歌舞、音乐、电影等逐渐成为中国大众生活的一部分,有的甚至成为主流,承载美国世界观与价值观的电影在中国被广泛追捧,《泰坦尼克》与《阿凡达》在一些地方近乎形成万人空巷的场景。在经济领域,自由经济、理性经济人、市场机制、股份制、股票交易、私有产权等等概念与理论所构成的话语体系,近乎覆盖了我国原有的体系。可以说,西方话语已经渗透到中国各学科、各领域、各行业。

灌小米汤、抡狼牙棒——西方对华滥用话语权

对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西方国家既爱又恨,爱恨交织。他们爱中国,爱中国人任劳任怨,为他们提供优质而廉价的劳力、环境与资源,为他们提供压低通货膨胀的“中国制造”,为他们提供用血汗换来的外汇资金而廉价地供他们使用,为他们的企业提供“超国民待遇”,为他们分担了一个又一个经济风险;他们恨中国,是因为中国的崛起正在影响他们长期以来养尊处优的生活,担心中国日后总有一天会超过他们并取而代之。西方对华矛盾心态带来对华矛盾政策,既捧又打,在“灌小米汤”忽悠中国的同时,又不时“抡狼牙棒”敲打中国。西方对华或捧或打,边捧边打,捧打结合,实质是在尽可能遏制中国崛起与发展。

改革开放后到苏东巨变前,中国与西方关系有过一段密切时期,但是苏东巨变与冷战结束后,对中国进行打压很快成为主流,各种攻击和贬损扑面而来。这当中,借“银河号事件”来羞辱中国,借“李文和案”来污蔑中国,借“误炸驻南使馆”来戏弄中国,借“血汗工厂”、“中国制造都是假冒伪劣”来诋毁中国,借“人民币币值低估”来敲诈中国,……“中国威胁论”间或“中国崩溃论”,你方唱罢我登场,从独唱到小合唱,而后更有了大合唱,从“京奥盛会”到“汶川强震”,从拉萨“三·一四”到新疆“七·五”,西方媒体与政界带着明显的“有色眼镜”来评判中国,更有甚者公然违背新闻操守,颠倒黑白,移花接木,混淆视听,捏造事实来抹黑中国。而且毫不掩饰地使用双重乃至多重标准,如中国的西藏和加拿大的魁北克一样,明明是主权问题,但是在西方那里,西藏就成了人权问题。

2008—2009年爆发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一时间令诸多西方金融机构甚至一些国家风雨飘摇。中国虽然不是风雨如磐,倒也能称得上是金融海啸的中流砥柱,由此中国一下子被推到国际舞台的中心地带,国际社会主要是西方社会殷切地表现出对“中国责任”的高度期待。习惯直挺腰板的美国政要,在危急关头身段柔软了许多,不约而同在多个场合,笑容可掬地引用中国古典语句吹捧中国,一直被西方所拒绝与诟病的“中国模式”也热了起来。在西方,一种“重新定义”中国、调整对华政策的非主流声音也渐渐响亮起来,在继“利益攸关方”、“中美利加”(Chimerica)之后,有学者甚至提出“G2”(两国集团)主张,而且一度引发西方舆论热议,如此种种一下子令世界诸多反华人士无比错愕,也让不少幻想与美国“同舟共济”的中方人士激动万分,精神恍惚,真的不知“今夕是何年”。

金融危机加速世界经济力量由西方向东方转移,西方主流开始艰难地接受这一事实,还有不少人士不时表示,乐意看到中国成为国际经济体制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但是他们的用意明显,只是想把中国纳入由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当中,而不允许中国改变、挑战既有国际经济准则与话语。因此,西方在增加对华接触与合作的同时,也在加快对华遏制与竞争的步伐。如今,美国危机渐趋平息,西方经济形势趋于稳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逐渐收起了柔软与友好的姿态,恢复了原来遏制与打压中国的一贯做法,而且态势似乎更加凶猛。在商品贸易、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等诸多议题上,发起了对中国的“合围”,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在气候变化、人道主义援助等诸多方面,要求中国承担发达国家不愿承担、发展中国家不能承担的“大国责任”。如此也充分暴露出西方实用主义的世界观、利益至上的价值观以及惟我独尊的思维标准,强权意志十足。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努力提升话语权

中国应取得与经济实力、大国形象相匹配的话语权。长期以来,包括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市场经济等概念与论述,是当今世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领域的主导性话语,西方明显居于优势。但是,在诸如经济合作、气候变化、反恐防扩、地缘政治等具体国际事务或问题上的话语权则因具体情况而异。例如,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西方一度抛出“丹麦草案”,试图强行要求发展中国家接受,但是很快遭到发展中国家一致而强烈的抵制,哥本哈根会议最终未能使西方国家如愿以偿,西方话语权优势无法得到发挥。中国应努力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最大化地将财富转化为权力,尽快摆脱“国大声弱”的困局,提升国际话语权。

抓住时机,促成飞跃。尽管美国依然是当今世界的超级强权,但是美国再也不能无视本国经济创伤而勇往直前。目前的美国正处于力量使用过度、实力相对衰落、国际信誉最差的时点,众多国际经济专家认为,美国恢复经济活力或许需要五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欧洲原本就是一个“衰老帝国”,经济活力不足,由于长期以来追捧美国金融创新,肆意购买美元“优质资产”,美国在爆发金融危机后,第一时间就将欧洲拖入泥潭,遭遇重创的欧洲要想在短期内恢复元气,概率如同神话成真;日本经济长期在泡沫破灭后的泥沼中挣扎。中国应当抓住当前的历史性机遇,促成自身飞跃,不仅身置国际舞台中心地带,而且要能在舞台中心发出强音。

进一步壮大硬实力。硬实力是话语权的基础。西方话语权处于优势与强势,并不是因为政治制度、发展模式、生活方式等本身有多么先进,而是因为有强大的硬实力,而且长期以来,西方将强大的硬实力通过一系列安排与布局,经由各类方式、多种渠道充分体现出来。中国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加上明确的意志、具体的方向与合理的行动,就能够抢得话语权。1839年6月,清廷钦差林则徐虎门销烟,英国由之发动鸦片战争。2009年12月,中国依照自己的法律处死了英国毒犯,英国只有表示遗憾,国际社会波澜不惊。鸦片与海洛因都是毒品,物品的性质未变,但是导致的结果迥异,就是因为国际环境变了,中英之间的相对实力变了。经过现代化建设60年、改革开放30年,中国已积累起于世界坐三望二的经济实力,这为中国抢占国际话语权、提升软实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树立自己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在中国努力提升话语权的过程中,国内外一些人不断叫嚷着中国应遵循所谓的“普世价值”,全盘引进西方政治制度,仿佛不如此,中国就永无软实力以及强大话语权可言。的确,西方话语权中有很多合理的成分,比如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公民社会、人道主义等等,中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有鉴别地加以吸取,将其改造成为自己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一部分。但是,纵观历史,环视世界,国际强国及其话语权无不立足自己的核心价值,彰显自己的个性,才有生命力、才有独特魅力。

用一个声音说话才有力量。当今世界,在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实力方面唯一能与美国一较高下的当数欧盟。但是,欧盟是一个国家联合体,不能用一个声音说话,这严重削弱了欧盟的话语权。因此,在很多关键时刻,美国并不把欧盟“放在眼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众多部门、地方、行业在利益最大化驱使下,恶性竞争,各行其是。例如,中国是世界最大钢铁生产国,是世界最大铁矿石需求国,依照惯例,中国在相关国际博弈中理所当然处于强势。但事实恰恰相反,我国700多家钢铁企业肆意恶性竞争,112家具有进口铁矿资质的企业,无序地去跟国际三大铁矿石供应商(巴西的淡水河谷以及澳大利亚的力拓、必和必拓)谈判,最终导致中国钢铁企业遭受巨大损失。钢铁行业因乱象而导致巨亏,在中国,不是第一例,也不会是最后一例。

牢牢掌握话语主导权。长期以来,少数专家学者为西方代言,跨国资本悄然渗透到中国媒体,这些行为和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警惕和防范。例如,福特基金长期以来在中国投棋布子,苦心经营,从而为美国在华编织了一个广泛(到各学科领域)、密植(到各行各业)、深入(到地方基层)的话语与信息网络,因此,凡遇到重大事件与决策(如时下的人民币币值、“米袋子”与“菜篮子”安全、基层民主选举等等热点问题),在中国国内都清晰地听到“标准的美国声音”。苏联解体与东欧巨变原因复杂,但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苏共放弃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与控制地位,而那些得到西方资助的媒体与所谓社会精英,完全跟着西方的舆论和理论的导向走,这使本来就占优的西方话语权在美苏博弈中变得更加强大。量变引起质变,当苏共意识到要掌控话语权的时候,为时已晚,永远地失去了舆论和理论的自卫能力,最后被彻底淹没在右翼与西方的话语之中。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话语权关系国家与政党的生死存亡。

谋取国际话语权需要实力、勇气和谋略。越来越多的后进国家、新兴大国都意识到国际话语权关系国家核心利益。在国际关系中,传统上就有寸土必争、寸利必夺,如今又有了寸言必取,因此未来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将日趋激烈。中国自1980年4月正式恢复在IMF的代表权后,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与努力,在IMF中的投票权才从2.34%提高到如今的3.72%,但是如今中国GDP占世界GDP超过7%。在金融危机的压力下,发达国家作出妥协,未来将IMF投票权的5个百分点让渡给发展中国家。对于来自西方国家的话语遏制,中国应针锋相对,不屈服,不示弱,不妥协,开展有理、有利、有节、有力的斗争。中国只有提升自己的话语权,才有可能在这场“包装在话语权背后的国家利益之争”中胜出,成功地扞卫自己的利益。

世人是否注意到,在2009年G20伦敦金融峰会新闻中心悬挂着3只时钟,分别显示华盛顿、伦敦和北京三地的时间。金融危机将中国不经意推到国际舞台的中心地带,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机构与人士正按“北京时间”对表,全神关注并努力适应中国这个重新步入国际舞台中央的大国,体味汉语言的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奥秘,认知“中国道路”的奇异,把握“中国发展”的脉搏,希望从她的举手投足中、音容笑貌间解读迥异于西方的复兴路径。中国早就站起来了,如今富起来了,中国急需要“强起来”,说白了,就是“心里有了弦,手上有了钱,嘴上还要有话语权”。我们殷切期待着中国说话,世界都认真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