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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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给朱德设下圈套,朱德从容化解,毛泽东评价十个字- 楠木轩 张国焘

1961年,在香港穷困潦倒的张国焘接受美国堪萨斯大学的邀请,开始撰写《我的回忆》。张国焘用4年多的时间完成这部长达百万字的回忆录。但是这部回忆录只写到他叛变为止,对以后四十年的漫长生涯却只字不提。但是国民党方面尤其是国民党军统方面对此有相当多的记录。为了追寻张国焘叛变后的经历,笔者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事实证明,任何一个叛徒在哪里都被人所不耻张国焘投靠国民党后,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受尽屈辱,直至最后被一脚踢开,去过流亡海外的穷困生活

 

张国焘给朱德设下圈套,朱德从容化解,毛泽东评价十个字- 楠木轩

 

 

张国焘曾被沈醉羞辱得直掉泪,戴笠事后骂沈醉不懂事:给他留点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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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一个白色皮肤蓝色眼睛的人走进了香港的一间公寓,他是去拜访一位60多岁的老人,请求写一部回忆录。

1960年左右的香港

这个白色皮肤蓝色眼睛的人是美国堪萨斯大学的一位行政人员,这位60多岁的老人便是大叛徒张国焘。

1961年,在香港穷困潦倒的张国焘,接受美国堪萨斯大学的邀请,开始撰写《我的回忆》。张国焘用了4年多的时间完成这部长达百万字的回忆录。

但是这部回忆录只写到他叛变时为止,对以后四十年的漫长生涯却只字不提。但是国民党方面尤其是国民党军统方面对此有相当多的记录。

为了追寻张国焘叛变后的经历,笔者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事实证明,任何一个叛徒在哪里都被人所不耻。

张国焘投靠国民党后,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受尽屈辱,直至最后被一脚踢开,去过流亡海外的穷困生活。

在张国焘投靠国民党的初期,张国焘确实是非常踌躇满志的,他想干出一番“成绩”,好向蒋介石表现他的才干。

所以张国焘在获悉被开除出党的消息后,马上发表了《张国焘敬告国人书并与中共同人商榷抗战建国诸问题》的长篇声明。

在这篇声明里,他公然诬蔑中共的路线,还谄媚地说蒋介石是全国唯一的最高领袖。

然而张国焘不知道,蒋介石对叛徒早有定性,蒋介石曾明确地对戴笠说:

“对共产党叛变过来的人,只能利用,不能亲近。因为他们能叛变共产党,有朝一日也会叛变我们。”

蒋介石用人有四大圈子:江浙帮、黄埔系、留日系、保定系。

张国焘和蒋介石的四大用人圈子一点都不沾,这四个圈子里的人都用不过来,哪还轮到叛变过来的张国焘呢!

当然对于张国焘的叛变,蒋介石一开始还是大喜过望的,并很快接见了他,还授予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的头衔。

国民党当时感到张国焘很有利用价值,所以为了保证张国焘一家的安全,武汉警察局局长蔡孟坚专门在武昌给张国焘安排了秘密住所,并派专人保卫。

张国焘毕竟曾是中共的高官,所以陈立夫、陈果夫、何应钦等国民党大佬和政要也纷纷前去拜访,向他请教反共策略。

张国焘对于来者统统不拒,而且张国焘的口才很好,非常具有理论功底,将这些国民党政要说得一愣一愣的,他们都认为捡到宝贝。

然而理论毕竟是理论,理论与实践是两回事,张国焘行动起来之后,却四处碰壁,一事无成。

比如国民党要张国焘去劝陈独秀出山。张国焘听说陈独秀当时暂居武汉,他拜托武汉的警察局长蔡孟坚找到陈独秀住处,蔡孟坚找到陈独秀住处后便告诉了张国焘,张国焘数次前去拜访陈独秀。

应该说张国焘和陈独秀还是很有渊源的,因为两人有师生关系,又是“五四”运动和建党的同事,自然很有共同的话题。

特别是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时,张国焘在上海的街头叫卖这份杂志,陈独秀记忆犹新。两人聊了一会儿后,张国焘告诉陈独秀,让他出面重建一个共产党。

对此这话,陈独秀根本不接茬,其实陈独秀心里却非常明白。他虽然对当年开除他出党表示不服,对王明诬陷他为“托派”表示愤怒,但这毕竟是党内的争端。

而蒋介石杀了他的两个儿子,这样的血海深仇陈独秀是不会忘记的。所以,他不会受张国焘的摆布,来为国民党效劳。

陈独秀是一个非常有骨气的人。他怎么可能答应张国焘呢!

被张国焘找烦了,陈独秀干脆避而不见,陈独秀请包惠僧转达口信给张国焘:他没有能耐来组织新党。

张国焘

张国焘投靠国民党后四处碰壁,令蒋介石大失所望,于是蒋介石就把张国焘交给了戴笠,要他去军统“帮忙”。

张国焘原来指望在国民政府中捞个大官,没想让他去做特务,虽然大失所望,但是他也不敢说有丝毫反抗的话。

戴笠得到张国焘后大喜过望,凡是吃喝应酬都带着张国焘去充门面。请客之前戴笠还要特地告诉客人:

“明天你来吃饭时,陪客是共产党里面坐过第三把交椅的风云人物。”

戴笠对张国焘也算重视,给了一个位置:军统“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任。

名字虽然好听一点,但是本质上还是一个特务,就这样,张国焘从叛徒又堕落了一步。

特务这碗饭也不是好吃的,戴笠的酒席更是不能白吃的。张国焘做了军统的人,就得为特务组织卖力。

张国焘知道这一点,他向戴笠提出要办训练班,教国民党特务如何打进共产党内部搞策反和破坏。

戴笠一听非常高兴,便满口答应,而且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物给物。第一期开办时,有各地挑选来的一百多个特务,戴笠亲自做了开学动员。

这个培训班由张国焘唱主角,他给特务们讲共产党的情况,并给他们分析研究如何打入共产党内部,骗取信任。

然而真正运用起来,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因为中共已经建立起严格的防卫体系,岂是那么好打入的。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张国焘决定派几个特务拿着他的亲笔信去边区策反,结果这些家伙都是有去无回。张国焘白忙了半天,还帮了倒忙,让戴笠赔钱又赔人。

其实张国焘讲理论还是很有一套的,然而理论毕竟是理论,一到实际运用就不灵,这使得特务们对张国焘那套理论也很不耐烦了。因此张国焘的短训班办了两期就停掉了。

这时胡宗南就向戴笠建议:利用张国焘在红军中的关系,在八路军中搞些策反。

张国焘已经完全沦落为罪人,他真的写了很多封亲笔信,并派人送进山西的八路军根据地,尤其是129师的部队,但这些送信的人和信都没有下文。

张国焘光打雷不下雨,戴笠也被张国焘搞烦了,这时张国焘向戴笠夸口,保证很快就在延安建立国民党的情报站。

当时的延安防控很严,结果试了几次,根本没有可能。为了向蒋介石交代,戴笠只好在国统区与陕甘宁边区交界的洛川县建立了一个电台。而这个电台实际上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

军统就是为了获取情报,叛徒的作用就是提供情报,所以张国焘在军统时,不断有特务来找他了解情况,让他提供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具体线索。

对于这些具体的情况,张国焘根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使张国焘非常尴尬,他是想当领袖和大官的人,他知道当这种“眼线”未免太掉价。但为了能在军统混下去,他也只好充当眼线。

虽然对于特务们的提问,张国焘都竭尽所能地给予回答,但是仍然不能满足对方,逼得他只好躲到同乡蔡孟坚家,竟说是来“避难”。

这时的张国焘就是实实在在的特务,而且出卖自己的人格。

1942年,军统在重庆逮捕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为了劝降这名中共党员,戴笠让张国焘亲自前去劝降。

戴笠

张国焘前去后直接自报家门,张国焘的名头还是有点响亮的,那位党员听了之后为之一惊,仔仔细细、上上下下打量了张国焘。

张国焘说,像自己这样地位高的老党员都不再当共产党,而愿意投向国民党,他劝那位共产党员也投降,那位共产党员破口大骂:

“你这个叛徒,我是不会投降的,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死又有什么可怕!”

张国焘被骂得满脸通红,只好厚着脸皮说:

“我是为了你好,你再考虑考虑。”

张国焘说完便灰溜溜离开了。后来这位党员坚贞不屈,壮烈牺牲了。

军统方面没有记载这位英勇的共产党员的姓名,笔者也查过许多材料,也没有查出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当了叛徒,到哪都会被人瞧不起。

张国焘在军统待了几年,光吹牛不见实效。戴笠也看透了这块“宝贝”,根据他的经验,张国焘在共产党内已经被批倒批臭,谁也不会再跟他走了。

戴笠不把张国焘当回事,手下的特务也就对张国焘不那么客气了。军统的史料记载:

有一次军统进了几部新的小汽车,沈醉等特务头子都在那里试车玩。突然有人报告说张国焘要用车。

沈醉等人早就看张国焘不顺眼了,他于是有车不派,故意派了一辆非常破旧的三轮车。连顶棚都没有,虽然旁人都知道他在整张国焘,但是都想看张国焘的笑话,也没有人阻止。

那天正好下大雨,等到张国焘被雨水淋得透湿,坐着三轮车回来后,一眼看到那么多新车不给他用,不由得大发脾气:

“有这么多车为什么不给派,而给我派一辆破三轮车?”

张国焘说得理气直壮,然而沈醉根本就不买账,他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对张国焘喝道:

“张主席,请你收起你那一套吧,这里不是延安!要识相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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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

张国焘羞得满脸通红,当场就掉下了眼泪,气急之下说道:

“你!你!我要到戴局长那儿告你!”

当然张国焘也没有向戴笠告状,但是戴笠后来还是知道了这件事,他大骂沈醉不懂事。他说张国焘虽然没起多少作用,但不能说他没卖力。

而且张国焘毕竟曾经还是非常有影响的人物,如果外边知道我们对他不好,会使一些想来投奔的人感到寒心,戴笠要求沈醉得给张国焘留点面子,并要求沈醉向张国焘道歉。

沈醉没有办法,只好假惺惺地向张国焘道歉,但是张国焘已经从这件事中寒了心。他沉痛地对“托派”郑学稼哭着说:

“我是身家不清白的人!”

张国焘被沈醉羞辱得直掉泪,戴笠事后骂沈醉不懂事:给他留点面子。如果不是沈醉被我军俘虏后,说出这些事来,谁能想到还有这样的事。

张国焘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只好去找朱家骅,朱家骅是张国焘在北大的校友,当时在重庆任国民党的组织部长。

张国焘在北大时也是风云人物,朱家骅见张国焘如此求自己,当下安排张国焘在“政治设计委员会”中当了主任委员。

这也是一个虚职,和现在的顾问差不多,这一下张国焘感到牛了,然而国民党那些人都瞧不起张国焘,都说他是个叛徒,张国焘说话也没有人听,而且他对国民党机关中那套作风很不适应,对朋友说他在那里“无计可设,无公可办,每日去坐一、二小时,颇感无聊”。

张国焘又找到朱家骅,在朱家骅的建议下,蒋介石委任张国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这是国民党搞的“民主”把戏。是想仿照中共搞统一战线。

而中共的领导人则把参政会当作与各民主党派搞统一战线的活动场所。张国焘当上委员,觉得地位高了,很有面子。

但是张国焘出席会议时,周恩来、董必武等共产党人根本不理他,其他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也不和他接触。每次开会时,张国焘都蹲在角落里,既没有人和他说话,也没有人和他搭讪,张国焘感到非常孤立。

蒋介石一看张国焘在这儿也没有作用,所以到1945年全面抗战结束时,将他的参政员也免掉了。

抗战胜利后,戴笠因飞机失事丧命。郑介民接管军统,进行内部变动和裁员,张国焘成为首批被裁撤的对象。

于是张国焘找到熊式辉,因为张国焘和熊式辉是老乡,熊式辉当时任中央设计局局长,熊式辉又把张推荐给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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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式辉

蒋廷黻也挺够意思,他委任张国焘出任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的署长。军统的人听说后,都羡慕张国焘得了个肥缺。

但是张国焘根本没有在国民党内当主官的经验,而且手下也没有可靠的人帮衬。他的一切工作都要在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的配合下才能进行。

而当时的江西省主席王陵基正是他的冤家对头。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王陵基原是四川军阀,当年在通南巴地区被红四方面军打得狼狈不堪,大败而逃。刘湘不仅撤了王陵基的职,还把他拘禁数月。所以王陵基对张国焘恨之入骨。很快张国焘在这一职位上也干不去了。

好在张国焘在国民党内还积攒了一些钱,在一连串的打击下,他情绪低落,每天在家中找几个朋友打麻将混日子。

1948年,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和平津、淮海两大战役的深入展开,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全面崩溃已成定局。军统头子毛人凤秘密安排后事。他指示手下特务:

凡是共产党的叛徒,都要留在大陆,一个也不许到台湾去。

在上海,毛人凤请张国焘吃饭,他对张国焘说:经我们研究,共产党来了绝不会杀你。你留下来,我们在共产党内便多了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这比去台湾的作用要大。

但是张国焘清楚,当年他在红四方面军肃反杀了大量的人,现在又是叛徒的身份,便没有接茬。

对此,毛人凤特别强调说,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意见,而且是“老头子”的决定。

张国焘沉思良久,声音低沉地说:

你们的考虑是对的,他们来了,绝不会置我于死地,但是批斗肯定少不了。我年岁大了,听几个老同事的批评,我还可以接受,要是落在那些年轻人手里,我实在受不了。

张国焘说完便离开了酒席,这时沈醉也在酒席上,他问毛人凤:

“为什么要让他落入共产党之手?”

毛人凤反问:“过去他没有做出过什么,让他去台湾还能做出什么呢?”

一句话把沈醉问得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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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张国焘一家人

张国焘没有服从毛人凤的命令,他于1948年底逃往台湾,在台北租了一栋房子栖身。国民党当局对他不管不问,不久他的房子也被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人强占。

张国焘知道在台湾已经呆不下去了,便于1949年移居香港,几经周折后,张国焘身上的钱财已经消耗殆尽。

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张国焘决定赌一把,他以全部家产5000美元投入市场做黄金生意,张国焘对资本市场一点不熟悉,当时很多金融机构故意做空黄金,结果黄金暴跌,张国焘不仅没赚到一分钱,反而贴进老本,真是一贫如洗。

眼看大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蒸蒸日上,形势一片光明。而蒋介石在台湾靠美国扶植,苟延残喘。此时的张国焘贫困潦倒,也许此时他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反思,他萌发了回国内定居的念头。

1953年,张国焘托人带信给中共中央,表示想回国,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转告带信人:

张国焘要回来也可以,但必须公开承认错误,并向中央交代他在叛变投敌期间的一切行为。

张国焘不愿接受这些条件,但他又向中央请求让他的二儿子张楚湘回来上学。在周恩来总理安排下,张楚湘在广州中山医学院学习五年,毕业后回港行医,有了稳定收入。张国焘多少感到了党的政策的宽大,逐渐与国民党疏远。

1961年,世界早已形成美苏两大阵营,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美国很好奇,其中美国堪萨斯大学请张国焘写回忆录,正在无事可做又非常贫困的张国焘便应承了下来。

这本回忆录里,他主要标谤自己的功绩,对自己所犯的错误只字不提,他说:

“在中国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

这本书于1965年在香港《明报》杂志连载,又出版了单行本,引起海外关注,在张国焘写书期间,堪萨斯大学每月付给2000港币生活费,这在当时是相当高的费用。

整本书出来后,张国焘又得到了一笔稿费。他的妻子杨子烈也写了回忆录《往事如烟》,他们夫妻两人的稿费和版税收入,为他们提供了生活保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国内大环境的影响,张国焘感到呆在香港并不安全,他请求香港警察提供安全保护,但是在香港警察眼里,张国焘只不过是个平民百姓,怎么可能给他站岗放哨。

1968年,张国焘移民加拿大,投靠在那里留学的两个儿子,1977年,张国焘身患中风,半身不遂,而杨子烈在香港生活时因跌坏盆骨,也行动不便,而儿子媳妇都有职业,不能照顾他们。

于是张国焘申请住进多伦多市的免费老人病院,杨子烈住进养老院自理生活,儿女有空轮流前来探望这个他。

这个免费老人病院老人多而医生护士少,医院除了供给一日三餐和隔日洗澡,平时对于老人招呼多不理会。

而且加拿大是白人的天下,对黄种人根本不上心。

1977年12月初,当地大雪不止,天气严寒,而病院内暖气时常中断,终日躺在病床上的张国焘,有时转身被子掉落地上,自己无法拾起,叫人也无人来帮助,只能咬紧牙关忍受寒冷。

1977年12月3日5时起,他突然大呕大吐两小时,就此昏迷不省人事,待医生来诊断,已经气绝身亡,医生诊断为因严寒导致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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